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

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1]

(2003年12月)

一、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形势很好。第一季度增长9.9%;第二季度虽然受到SARS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第三季度就迅速地反弹了，提高到9.1%。据国家统计局报告，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为8.5%，预计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约为8.5%。根据投资、电力消费增长以及原材料供给和运输紧张等情况看，上述前三季度增长的报告数字是大大偏低的，全年GDP增长可能在9%以上。

从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时期(见图1)，拐点出现在200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999年经济增长到了近期的最低点。2000年中期政府领导人提出，由于1998年以后成功地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走势出现了重大转机。不过在当时，不少经济学家由于不相信仅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就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走势，认为2000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回升可能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而非根本性的转变。后来的事实证明，2000年的确发生了经济走势的转机。只不过出现转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而是企业活力的提高。当时微观经济出现重大变化，一是国有经济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所提升;二是民营经济在1998年以后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经济的整体活力有很大的提高。这种良好的走势往后继续发展，2001年和2002年虽然遇到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不景气的不利国际环境，我国经济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势头。到了2003年，经济增长情况又进一步向好。

二、进入新增长期的推动力

从2000年开始的强劲增长是不是健康的?我认为，从它的推动力量，即从供给方面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进入新增长期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民营经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重大突破，是把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要求以建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为目标，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这种调整有三项主要内容:第一是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第二是寻找和推广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第三是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这就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消除了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

从1998年开始，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问题，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帮助民营企业克服融资、经营等方面的困难，加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公共服务等。在那以后，我国民营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以前，走在民营经济发展前列的是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广东省，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来居上的则有浙江省和江苏省。

浙江省南端的温州和台州原来是资源条件差，基础薄弱，经济很不发达的地区，国有企业本来就很少，而且因为靠近台湾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国家投资。然而依靠民营企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地区发展成了全省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温州、台州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东部和北部地区在90年代中期对原来从属于基层政府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到了90年代末期，在全省范围内确立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促进了经济的全面繁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成为全国各省之冠。

江苏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以“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闻名国内外的。凭借乡镇企业的活力，在历次经济波动中苏南总是带头复苏。但“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基层政府。这样，在企业规模扩大以后，就越来越向国有企业看齐，竞争力变弱，经济效益下降，发展后劲不足，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陷入了困境。困难使人奋起。在世纪之交，苏南的乡镇企业大致用了两年时间全部改制成为真正的企业。企业改制以后，苏南又重新呈现出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苏南的外向型经济原来的基础就比浙江要好，加上苏南地区有个特殊的优势，就是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引进的新加坡政府管理经济的全套“软件”(即规章制度)在苏南全区的各开发区生根开花，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使这个地区对外资极具吸引力，以至最近两年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竟然超过了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

总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由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推动的(见图2)。而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民营经济占到整个经济的一半以上。民营经济从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和资产的周转率等方面看，都比国有经济有更高的效率。从这方面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增长是有坚实基础的，是健康的。

　图2　民营经济与经济增长(2000年)

注:　工业总产值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1):《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

三、当前经济是否出现“过热”

在2003年4月初分析第一季度经济形势时，有个别经济学家提出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引起了争论。不过在4月发生“SARS”冲击以后，由于许多人认为“SARS”对经济的影响将会很大，因而“过热”将不再是一个问题，这一争论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想到“SARS”一过，经济就迅速反弹，进入下半年以后，认为经济发生“过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估计。

第一种观点肯定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相机微调的总量政策，防止进一步“过热”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供应适合于增加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投资增长只会带来效益，而不会造成“过热”;“气可鼓不可泄”，对增长的积极性要保护好，不必也不应踩动刹车。

第三种，可能也是政府方面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政府应当采取的政策不是对货币供应进行总量控制，而是进行结构调整:在扩大“偏冷”部门需求的同时，加强对“过热”部门的项目审批和投资控制。

首先需要明确，所谓“过热”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总需求的过量增长超过了总供给增加的可能。这里说的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因此，总需求的增长通常用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广义货币(M₂)的增长来表示。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为了扩大内需，宏观经济当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2000年M 2的增长率比1999年增长12.3%，此后逐年上升，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到2003年第二季度以后，货币供应量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8月末，银行信贷增长了23. 2%。货币和信贷超量供应的结果，是市场购买力大增，经济变得愈来愈“热”，各种资源瓶颈凸显。

投资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是我国相对贫乏的资源禀赋不可能长期支撑的。因此，宏观经济当局必须运用自己的政策手段，逐步降温，实现“软着陆”。

反对说“过热”的主要论据是，“过热”应当表现为通货膨胀，即以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为代表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但是目前中国刚刚脱离了通货紧缩的状态，消费价格指数仍然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由此证明不存在“过热”。

在我看来，上面这种论断所依据的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货币的过量供应往往最终会表现为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并不是立即发生的。在货币过量供应和它所引起的物价指数上升之间有一个滞后期。在西方国家，有人认为这个滞后期是12—18个月。在这个滞后期中，货币已经发到消费者手中，但是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超购活动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领域，则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到消费品价格上涨就需要更长一段传递时间。

第二，经过一段时滞以后引起消费价格(CPI)上升，只是货币过量供应的一种可能后果。社会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等组成。如果总需求膨胀只是来自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增加不快，那么，物价膨胀只会表现在生产资料价格上，而不会表现在消费品价格(CPI)上。

目前我国总需求增长过快，不是由消费需求增长过猛，而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前，全国各地就已经出现了大搞“形象工程”的热潮，修大广场、盖办公大楼、铺大草坪美化市容等成为流行的风气。各级新领导班子上任以后，又普遍大搞“政绩工程”，特别是热衷于投资建设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比如党政领导通过行政干预和行政保护组织汽车投资项目“大会战”等。200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2002年同期增长30%以上(2002年同期是21.5%，已经是不低的增长速度)。投资的迅猛增长又是由银行贷款的大幅度增加支撑的。2003年上半年各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加1.8万亿元，接近于2002年全年总额。如果中央银行不加控制，2003年全年会增长3万多亿元，社会投资总额在两年中从10万亿元增长到15万亿元。与投资“过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消费需求增长始终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200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02年同期增长8.6%，低于工业的增长8个百分点。因此，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消费价格指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明显上扬。有些经济学家把这种由于消费增长缓慢，投资拉动的“过热”只是引发生产资料等中间产品紧缺和价格上升，而消费物价指数也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叫作“没有温度的高烧”^[2]，或者“非典型过热”^[3]。

如果出现这种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而制成品价格不升反降的情况，它的必然后果是制造商存货和亏损增加、经营困难和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无法回收，甚至引发生产和金融的危机。

如果听任投资加速扩张，一旦资源短线支持不住，就会出现市场崩溃，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于是，经济就由“过热”急速转变为“过冷”，由“通货膨胀”急速转变为“通货紧缩”。这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多次重复过这种大起大落的波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们务必避免重蹈覆辙。

　图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长　年对年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三，货币过量供应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的后果，这就是过量供应的货币没有流到商品市场中去，而是流到了资产市场上，引起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膨胀(assets inflation)。这是1986年日元升值以后长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是吹起了导致日本金融危机和13年经济衰退的资产大泡沫留给世人的教训，不能不引以为戒。我国房地产投资从2002年就开始升温，比2001年增长24.4%。2003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又比2002年同期增长30%以上，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5%左右。有人根据房屋价格虽然上扬，但销售状况良好、未售出的空房比重下降的情况否定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的可能。其实这种论证是说服力不足的，因为房地产作为投资而非消费的对象，其价格和股票一样具有自我支持的特性，“越涨越抢，越抢越涨”，在一定的区间内即使价位很高也能够均衡和出清，早已是公认的经济学原理。目前有些城市出现的房价一路走高而房租持续下降的“剪刀差现象”，值得认真关注。一定要尽力防止泡沫最终破灭必然造成的巨大社会福利损失。

四、问题的症结和中长期风险

如何对待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过热”问题，可以从表层和深层、短期和中长期等不同角度来进行分析。

从表层和短期的观点看，对于货币供应过量的问题不难加以处理。只要对宏观经济态势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处理与外汇政策配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相关问题有一定难度，但我国宏观经济当局完全有能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消除“过热”的状况，使经济恢复稳定。^[4]但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如果不去消除这种深层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即使花了相当代价取得了近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要不了多久，这些矛盾还会以更加激化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我认为，最重要的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低效率。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外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投入资源的增加，另一个是效率的提高。如果不是靠效率提高，而是靠投入增加来维持增长，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高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曾经在1994年根据东亚一些国家增长效率低下的实质情况力排众议、准确地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回顾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指出，这一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投资的低效率。他说，在东亚地区，反映为了维持一定产出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增长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不断上升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COR在1—2之间，即增加1—2元投资就可以增加1元产出;而马来西亚在危机爆发前是5以上，新加坡则要把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5]

　图4　中国ICOR的提高

注:　投资(资本增量)只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的ICOR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高的，大致在5倍左右的水平上。从图4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投资效率有所改善，20世纪90年代初期比较低，大约在2左右。1995年以后急剧上升，最近4年提高到5倍以上，即增加5元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据世界银行报告，2002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约为42%，ICOR在5. 2以上。^[6]也就是说，将42%的GDP用于投资来维持8%的增长率。而印度只用20%的GDP作为投资，就能保持接近于中国的增长率。其实，我国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中国政府早已提出要求加以克服的“外延式增长”，或者叫作“粗放型增长”。而且我们也早已认识到，粗放增长是内在于计划经济的增长方式，因为不受纳税人约束的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的特征正在于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这种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的行政行为必然导致巨额资本浪费。然而这种无效率的增长方式在近年来政府的主导投资热中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讲到这里，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投资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它在过去若干年中不但能维持，而且还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能力呢?美国新桥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兼CEO单伟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讨论了中国的情况^[7]。他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这种情况。单伟建的模型有三个经济行为主体:第一个是效率很低的企业，每一轮生产都会造成福利的净损失;第二个是年轻工人，在每一轮生产之后都会将收入的一部分存入第三个主体——银行，以备自己日后不时之需。而银行则以收到的存款作为信贷资金来源向企业放贷，使企业的下一轮生产能够进行。这样，虽然每一轮生产都会把部分银行贷款变成不良资产，但生产还是能够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问题在于，这种资金周转和企业生产的持续进行不是没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国有银行居于垄断地位，另一个是员工有比较轻的年龄结构。只要这两个条件不完全具备，比如说2006年末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各种业务，国有商业银行不再能够用大量吸收存款来“稀释”不良资产，或者2011—2012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老龄化改变，取钱的人增多而存钱的人减少，这种资金流程就有可能发生中断，引发金融危机。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必须对问题的紧迫性具有清醒的认识，争取时间解决我国经济效率低下这个根本性问题。

五、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推进改革

有些人从“宏观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判断出发，主张通过审批制度和行政干预来抑制某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和“优化结构”。在我看来，这不应当是主要的办法。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即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内容。政府实现这一基本经济职能的常规手段，则是它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于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而哪个部门应该发展到多大规模这类微观经济问题，政府不应当进行干预。因为，在总量平衡的条件下，微观经济结构，即经济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配置问题，只能由市场去处理。宏观经济“局部过热”的说法不但有逻辑上的问题(“宏观”讲的是“总量”，而不是“局部”)，而且意味着政府企图通过微观干预的办法去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做法不但成效很差，而且成本很高。20世纪90年代初期，信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人们曾经力主用“一支笔审批”、“定点生产”等办法控制乙烯、汽车等部门的投资“过热”，结果却表明，它不仅是无效的，有时还会产生有效率的项目被卡住、无效率的项目却照常上马等与政府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政府管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管微观的资源配置结构”才是市场经济的常规。当然，在当前我国市场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还不能不对某些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干预寄予过高的期望和将它看作“宏观调控”的正常手段;而要在以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为主稳定宏观经济的同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上。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应当运用宏观经济的短期调节手段实现“软着陆”，以便尽量延长当前的经济扩张期;同时加快改革，完善市场制度，从而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使经济结构得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并在经济的整体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度发展。

总之，根本的出路在于加快改革、完善制度和提高效率。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包括: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政治改革。

在以上改革中，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最有直接关联的是两项。

第一，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改革。目前投资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信贷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来自市场或来自产权的“硬预算约束”。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前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而非政府，因此，投资超常膨胀的风险将由各个企业承担，系统风险不大。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可能没有看到，目前即使是私人企业，其投资资金大部分也来自银行。这些银行并非真正的企业，它们的信贷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受非市场因素的左右，而企业一旦出现了偿付危机，其风险仍然会通过没有商业化的银行系统落到政府和全体纳税人身上。为了消除提高效率和防范风险的制度性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制、股份制银行的股权优化和公司治理的完善、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县域金融体系的重建、利率市场化以及债券、股票等证券市场在规范基础上的发展等，都需要加紧进行。

第二，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出现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错位，对GDP增长过重的行政责任和对微观经济活动过大的干预权力，造成了党政机关直接和间接主导投资的格局。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很难消除投资“过热”的根源。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显然，上述政治改革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改革。然而，由于它涉及党政干部考核任免标准、各级财政收支体制等多方面制度，而且关系到有关机关及人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又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改革。只有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周密设计，分步推行，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实现。

【注释】

[1]本文根据本书作者2003年10月20日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10月23日在“中国产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12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12月21日在长春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

[2]许小年、肖倩(2003):《没有温度的高烧》，载《财经》，2003年第17期。

[3]这是经济学家张曙光的看法。见《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柏晶伟采写的《中国经济出现“非典型”过热》，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0月28日。

[4]“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过热”的宏观经济调节宜于采取信号明确、动作谨慎、小步微调的做法。不过，动作大小与判断是否及时相关联。见事过迟，往往被迫采取大动作。1987—1988年和1992—1993年那两次经济“过热”，都因为领导层不能取得一致而没有采取“软着陆”的措施，等到事情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最后不得不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实行“硬着陆”。

[5]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世界银行(2003):《中国经济半年报》，2003年4月24日和10月16日。

[7]Weijian Shan(单伟建，2003):“China's Borrowed Growth”，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3;中文摘译稿载《财经》，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