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展望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宏观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特别是对经济政策的评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基础，因而它不可能像微观经济学一样得到一致的认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则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面目重新活跃起来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表明，在需求理论方面甚为兴盛的对单个厂商理论的研究、对公司策略的研究，已经逐渐作为微观基础渗入了宏观经济学领域。此外，理性问题似乎已被作为经济学的基石，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改造性的影响。在供给理论方面，非线性分析方法也许将更好地描述和模拟现实的经济运动。博弈论、计算机技术和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运用，也将对宏观经济学产生较大的影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将进一步发展，技术进步因素将进一步受到重视。也许在这些条件下，宏观经济学会进一步完善化和“精密化”。当然，经济学中的行为研究和制度研究，也可能成为21世纪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

一、新干预主义的来临

在克鲁格曼(1999)的新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复活，但与其说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还不如说是国家干预思潮的重新抬头。凯恩斯开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有可能在未来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干预主义思潮的崛起有其深刻的背景。

首先，从理论发展来看，凯恩斯的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评，货币主义者提出了货币方面的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直指《通论》的致命缺陷——缺乏微观基础，与微观经济学的前提相矛盾。这些指责产生的积极后果是，凯恩斯主义可以转而吸纳既有的成果，从而以更为完善的分析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的理论。事实上，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采纳了理性预期假定，在理性假定前提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他们也大量采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以此论证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其次，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即是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哪一个流派的理论，最终必定归结到政府政策问题，这不仅是宏观经济学的特点，也是其内在逻辑结果。而自凯恩斯开始，宏观经济学即是一门政策性极强的学问，此后有关宏观经济学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政策分歧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无视政府政策的作用自然有其理论假定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经验性验证的客观性。今后的宏观经济研究在政策制定的程序、方法、执行效果及效果评价等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博弈论的引入使我们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政策制定过程。因此，今后的宏观经济学必然会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用于自己的分析。

再者，现代政府的作用日益强大，它所掌握的财富和再分配财富的能力远远超过凯恩斯时代，随着民族国家的竞争转入以经济竞争为主的时代，各个国家的政府将会对经济发展投入更多的精力。因此，政府对一国经济干预或调整将不断深入，手段也将日益丰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盲目信任市场的行为被重新评价，而政府对危机采取措施的有效性使得国家干预行为重新受到重视。此外，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讲，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在政府干预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在不断调整其干预方式和途径的前提下，干预主义将主导未来的宏观经济理论。

二、宏观经济理论将趋向整合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以后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但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将趋向整合。但这种整合是有条件的: ①在奠定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越来越趋向一致，传统的理性人假定和最大化假定成为它们的共同假设前提。②各学派的分析工具趋于一致，都引入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③形式化模型已经成为各流派检验自己理论的共同手段，对计量经济检验的认同可能导致更一般的结果，即不断试错基础上的纠正与一致。④各学派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当程度的重叠，说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界限正变得模糊(斯诺登等，1998)。

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整合将形成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不断补充的局面。有三方面原因可能导致新凯恩斯主义在未来占据上风: ①关于政策无效性命题的统计检验结果有利于新凯恩斯主义而不利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②非市场出清比市场出清更加贴近经济现实。③国家干预主义也比自由主义更适合现代政府的需要。这三点足以使其成为日益占据主流地位的宏观经济学派。

与宏观经济学本身趋向整合相仿，随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统一经济学有可能应运而生。西方微观经济学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尽管这一假设受到了种种责难，但它依然是主流经济理论的根本前提。也就是说，虽然它存在问题，但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更好的假设前提取而代之，宏观经济学在寻找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也回复到了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前提，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因此有可能走向真正的融合。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集合成宏观总量的波动将成为可能，这一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都作了有益的尝试。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经济学可能再次回到古典，形成一个统一且包罗万象、以相同的分析工具研究不同具体问题的学科。

三、宏观经济分析技术的发展

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成为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学科，这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显著特征。可以预见，大量采用新的数学分析工具这一趋势将不断地发展下去。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模型太少而是太多，许多人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着长期的工作，以期得出更经得起批评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新模型，许多新技术已经装进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今天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家，所需掌握的分析工具必须比以前更多，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了解可能并不比以前多。这多少反映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即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今后宏观经济学更需要的是思想上的突破，包括对难以检验的规范性命题的研究，如市场机制问题、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

四、知识经济的挑战

在古典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是决定产量的重要因素，加入技术冲击的实际周期理论指出了外生技术的重要性。而在数字化世界中，知识对经济的影响正逐步显示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特征，如知识的报酬递增问题、巨大外部性，以及知识的自然垄断及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等。这些新问题必然会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已引起卢卡斯、罗默等经济学家的重视。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导致几个重要后果: 一是知识产品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外部性，因此私人分散决策的最优增长路径有利于社会决策的最优增长路径。这表明，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教育产业的发展，以获得最优的社会经济增长，这同上述干预主义的复兴是不谋而合的。二是产业部门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教育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人们关于知识产业的发展规律及其波动，以及知识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认识也还处于朦胧阶段。知识产业的发展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就业方式、交易方式及偏好结构，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失业、投资等的概念。三是由于知识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因此动摇了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为基础的增长理论的根基，在以土地、资本、劳动力为基本投入要素的经济社会中，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匮乏很难导致经济增长，但在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社会中，上述传统要素已成为次要的物质要素，这对一国经济的增长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

五、全球化和转轨经济的作用

全球化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含的一个假定是一国经济内部的就业与产量波动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芒德尔的贡献就是在IS－LM模型中加入了开放因素，从而使我们可以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做出判断。当今全球化产生的影响是: 一方面经济日益开放，市场及资源流动日益国际化; 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体的兴起和政府对国内甚至国际经济体系的干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主流贸易理论遇到了难题，市场即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仍存在失灵的可能。全球化趋势需要充分开放的市场，而市场失灵需要干预，这种干预必须是全球性的，因此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将是未来宏观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了宏观经济学以很大的启示。最重要的一点是: 制度是重要的。在微观理论中，对企业的制度分析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采纳，但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还难以见到这一迹象。近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不同的制度环境会造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后果; 在既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制度仍然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它作为外生因素对经济体系造成冲击，如同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的技术冲击。但既有的制度分析把制度变迁置于经济体系中，并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效果，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会将制度内生化。

六、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唯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罗纳德·哈里·科斯)、制度变迁(如道格拉斯·诺斯)、制度结构(如奥利佛·威廉姆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 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 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在当今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尽管凯恩斯主义有了复兴的迹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仍然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所以，完全的国家干预显然与现实不相符合。同时，尽管西方国家目前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失业和经济衰退，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未消除，滞胀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凯恩斯主义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在内，迄今为止还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相反，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影响仍然很大。因此，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对抗还将继续下去。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的若干重要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什么是增进生产力的最佳手段; ②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什么; ③实际周期模型是否会被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 ④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是否会引起人们的长期持续兴趣; ⑤凯恩斯主义是否还会回来; ⑥在经济全球化和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浪潮中，宏观经济学将如何应对经济的波动和增长问题。在21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些方面继续探讨和深化。

七、最后的说明

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最为突出的几点，一是数学方法的泛滥。在对微观基础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关系演绎中，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家经常依靠类似于“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等于零”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对于常识的理解，不懂随机动态规划的经济学家似乎很难向同行们阐述他的思想。不少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家都使用数学方法，但假设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多元函数的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不能完全模拟与刻画经济运行的相关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宣称西方经济学中很大一部分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二是许多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论点不是由实践而是由大牌经济学家的权威所论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学者所认可的。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实践的检验，西方学者在目前普遍的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三是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在一致性，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常常能看到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延续了有一百年的关于市场出清与非出清、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的争论。四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掩饰。西方经济学者在教科书中，往往以实证经济学的科学著作自居，很少甚至根本不谈意识形态问题。这往往使初学者产生误会，误以为西方经济学只从事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这显然有悖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