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十点见解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十点见解⁽³⁾

一、要正确解读金融“海啸”，不要被某些言论误导

应当看到，虽然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与1929年的大危机都是从金融领域爆发的，但是两者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别。首先是根源不同。1929年大危机的根源在于“古典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必然产物。在“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贫富差距随着生产力与经济发展而日益扩大，消费需求始终相对不足并且日益加剧，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最终引发市场崩溃、经济危机爆发。而这次金融“海啸”的根源在于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张，使得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过度扩张而实现“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进而引致经济“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金融危机便在所难免。这次，正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搞过头了，引致了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并且“泡沫”最终也破裂了。其次是持续时间不会相同。治理1929年大危机，需要对“古典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使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也即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改变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使得社会贫富差距不但不再随经济发展而日益扩大，而且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这件事，不仅做起来吃力，而且由于当时人们还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以致拖了好几年，直到“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问世后，才找到治理办法。这次金融“海啸”则不然，不仅病根较为浅表，而且欧美各国政府的行动都相当迅速、果断。如美国，国会很快通过了巨额的救市计划，由政府接管“两房”，分类处置资不抵债的投资银行，对受伤较轻的商业银行注资“强身”等。因而可以预料，不出数年，全球经济与金融可望恢复常态。

应当看到，这次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只是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责任，即政府有责任“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绝对不会超过这一界限。今后，一旦金融市场恢复了元气，美国政府必将会在适当的时机撤走其投入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本。因此，这种救市行动，既不是“国有化”，更不是什么“学习社会主义中国”。

还应当看到，这次金融“海啸”虽则严重冲击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但是美元的“霸主”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一则，美国最主要核心竞争力，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完善的民主与法治制度，均未受损，均未被他国超越。二则，美国的金融市场虽然出现重大失误并受到重创，但是这种失误是探索、创新中的失误，而不是毁灭性的失误。一旦危机平复，美国的金融市场也仍将领跑于全球。

二、我国应当努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

我国的领导人及大多数专家都指出，在应对金融“海啸”中，要“首先管好自己”，这是十分正确的，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全球的利益。国无远虑必有近忧，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还相当粗放，尤其是存在着三个突出问题:(1)过于依赖外需，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严重偏高;(2)社会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发展迅速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适度”范围;(3)能耗、物耗偏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这三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恶性发展，对我国、对全球都将是灾难性的。金融“海啸”即主要通过第一个问题冲击着我国，其模式是金融“海啸”→国际消费需求下降→我国出口增长放慢→我国总需求减少→我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

应当看到，我们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讲“可持续发展”，已经十多年了，讲“科学发展观”也有六年了，但是实际效果甚微，三大问题还在日益加剧。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动真格”的时候了。这三大问题是有着内在联系与共同根源的。从一定层面上说，根源主要有二:一是社会收入分配“欠公”，呈现“古典资本主义”格局，而不是“现代市场经济”格局;二是劳动、资金、土地、生态等要素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以致技术进步快不起来。因此，当前我国不能再简单地“扩内需、保增长”，更不能再像1998年那样，主要依靠筑路造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拓展内需。而应当着眼于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从切实消除“两大根源”入手，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缓解、消除“三大问题”。

三、要选准参与国际救市的切入点

在金融“海啸”中，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我国作为有责任感的国家，又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必须选准切入点，以求对我国、对全球都产生最佳效果。

要选准切入点，必须着重地从长远利益出发。从原则上说，我国不宜再大量增持美国债券。一则，我国目前持有的数量已经很大，外汇储备的投放过于集中是不安全的，会有被“绑架”之虞。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我国目前已经持有美国国债9000多亿美元，数量仅次于日本，另外还有570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合计已经占我国外汇储备的一半多。二则，美国有能力自救，无须我国去直接帮忙。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2万亿美元，完全有能力自救，并且美国政府也绝对不会听任美元衰落。三则，今后，“美国消费、他国买单”的不合理格局必须改变，这对美国和全球都是十分必要的。我国不再增持美国债券，正是促进这一格局转变的行动，是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利益的。四则，美国国内也不乏反对我国大量增持美国国家债券的声音，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会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我国操控。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主要的切入点应当选在购买能源及我国稀缺的原材料上，尤其是应当趁国际市场价格回落之际，大量增加石油及有色金属储备。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稳定能源、原材料的国内市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促进能源、原材料国际市场的稳定，给能源、原材料生产国带来重大“利好”。同时，我国的采购行为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还有“乘数效应”，能有效地提升全球的市场需求，进而减轻全球的经济衰退，使所有国家都受益。

此外，如果条件有利、时机合适，也可以直接向美国的商业银行入股;同时，也应当适度地支持一些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等。

四、财政政策:适度扩张、转变思路，促进经济转型

在应对需求不足、经济“下行”时，财政政策是当然的主角，一定程度的扩张是必不可少的，应当积极一些、大胆一些，赤字可以安排在GDP的1.5%—2.0%，即4500亿—6000亿元左右。同时，必须注意，当前需要通过促进经济转型来实现“促内需、保增长”，因而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不能再是基础设施，而必须放在调节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及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上。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转变工作思路。否则，继续走10年前的老路，那么，结果将会是虽然也保住了一定的速度，但是，在出现一大批超前的基础设施的同时，社会经济痼疾也加深了，“两极分化”加剧，不安定因素增加，距离和谐社会更远了。

基于上述要求，当前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为:

1.改善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条件。首先应当实现“基础教育”公平，同时提高医疗保障的公平程度，逐步提高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补助及其他保障，向“蓝领”尤其“农民工”提供免费职业培训。

2.推出一些全社会的福利项目。比如，免费的定期体检，对某些传染病及重大疾病实行免费医疗或给予医疗补助，向婴幼儿免费提供奶粉等。

3.以减免税或补贴形式扶持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4.支持环境生态保护。

5.支持与保护农业，振兴农村。

6.支持中小企业，减轻其税负，或实行临时性减免税，减免大量发放小额贷款(按小额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的金融机构的税负。

7.对个人所得税要进一步“抓大放小”，要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完善累进税率，提高最高税率。

8.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主要限于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当前急需的确实有效益的基础设施。

9.支持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研究项目。如太阳能利用研究，尤其是开发利用藏北高原的太阳能，这是我国未来能源的希望所在。

10.其他。比如，在必要时通过国内采购增加钢材等物资储备。

同时，还应当:要把大部分预算外收入(包括土地财政)纳入预算内，以便监督;政府部门要厉行节约，主要是压缩公款消费、裁撤冗“庙”和冗员，严格限制建造豪华办公楼等;对于因“土地财政”急剧下降而确有困难的地方，允许发行少量的地方政府债券;对豪宅及其他高档品开征特别消费税，对每个家庭拥有住房超过一定面积者开征累进物业税。

五、货币政策:要努力引导信贷资金“向下走”

目前，一些学者基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认为在应对经济下行时，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当有限。其实，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货币政策不仅能有作为，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我国目前由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尚未“市场化”，利率尚未“市场化”，以致合理的货币总量难以自动转化为合理的配置结构。从而，货币政策不能仅仅为总量政策，而必须同时包含若干结构调整措施。

日前，国务院已经定调，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这也是合适的。在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始终应当坚持“稳健、灵活”。也即，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防止通缩，还要努力促进社会资金配置优化，并且根据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当前，“促进社会资金配置优化”，就是要努力引导信贷资金“向下走”，更多地进入中小企业和农村、农户，“适度宽松”，就应当使这一批客户也感受到“适度宽松”。只有这样，才符合“促内需、保增长、促就业”的要求。还有，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存在重大的误区，这就是在抑制通胀过程中，采取了“保住寡头、牺牲草根”的做法，致使民间借贷利率高企，大批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损伤了实体经济、损害了就业。当前应当迅速纠正这一失误。

基于上述要求，当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应当为:

1.较大幅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1994年通胀率高达25%时，存款准备金率也只有13%，然而目前还有16%左右，显然太高。因而，第一步，要通过分次下调，使存款准备金率的总水平回落到12%左右，然后视情况发展再确定是否再下调。

2.进一步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目前，银行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仅按银行的规模、性质，按“四大银行”、一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档，而略有差别。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进一步扩大差别，向发放小额贷款的银行机构倾斜，按照小额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调减存款准备金率。进而，有效地推动信贷资金“向下走”。

3.关于利率。目前，存款利率已经为负值，不能再下调，否则，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太大。目前，银行的实际存贷利差还偏大，一般均在6个百分点左右(通常，银行的资金成本为活期存款利率+ 1个百分点左右)，因而下调的空间还很大，可以考虑再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或扩大下浮幅度。

目前，由于经济下行、资金需求下降，因而民间借贷利率已开始有所回落，一旦采取了上述措施，民间借贷利率必将进一步回落，向官方利率靠拢，这对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将是大大的“利好”。

此外，还应当加速金融改革，加快两个“市场化”步伐;改进现存的“贷款证”制度，加强信贷监督，防范不良贷款的蔓延等。

六、消费政策:端正“航向”、促升消费率

近10年来，我国一直在倡导消费以提升消费率。然而，消费率却依然逐年下降。这里，与消费政策导向的偏颇也有一定关系。

近10年来，我国实际上是实行鼓励中高端消费的政策，不断刺激“住房、汽车”消费。有研究者认为，消费率偏低是老百姓有钱不肯花，进而变着法子让老百姓掏钱。由于中高端人群的钱较多，因而，把鼓励中高端消费作为提高消费率的捷径。殊不知，消费乃是人的天性，是最不需要刺激的。消费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是马克思早已详尽论证过的。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中高端人群的收入约束是“软”的。大款与公司高级白领可以通过加大对蓝领们的榨取而提高收入;政府官员们有着多种增加收入的白色与灰色渠道。一旦通过刺激，把他们的消费欲望吊高，便会促使他们利用“软约束”条件来增加自己的收入。结果便是: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消费率也当然地进一步下降。

鉴上，消费政策必须端正“航向”，确认下列各点:

1.我国要提升消费率，关键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消费政策必须有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

2.“要鼓励富人投资实业，要帮助穷人提高收入，以促进消费。”这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3.要不断完善消费防范，以经济与法律手段抑制豪宅、私人游艇、高尔夫等各种“高消费”。

4.对于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消费，如造成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的公私轿车，又如占用土地资源过多的“第二套住房”，超大、超豪华住房等，应当使用经济与法律手段加以抑制。

5.大力压缩“公款消费”。

七、努力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与创新

这是个老问题，也是有关方面一直在呼吁、努力的问题，当前，经济转型问题突出后，更具有了紧迫性。这里，需要指出，为了加速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与创新，下列几道坎是绕不过去的。

1.切实依法保护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认真及时地打击“窃取”、仿冒等违法行为。

2.造就良好、畅通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

3.取消对地方政府的GDP、招商引资的考核。

4.切实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八、认真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努力振兴农业、农村

振兴农业、农村，使农民富起来，这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十分重要的环节。对此，三中全会决议中已有详尽的阐述，无须赘言。这里仅作补充两点。

1.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指标有明显“缺陷”。因为，目前的问题不但是农民收入偏低，而且更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因此，还应当补充为“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要从2007年的3.33∶1下降到2.50∶1或者更低一些”。

2.在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方面，要切实做好“因地制宜、鼓励创新”。因为，农村不同于大中城市，各地的经济发展、文化、风俗等均差异甚大，不仅不能“一刀切”，而且还应当大力支持“草根”们的金融创新，让中国的“尤努斯”、“贾尼尼”有驰骋舞台。

九、股市要抓住良机，健全、完善，真正地“市场化”

目前，与最高时相比，上证指数的跌幅超幅70%，要求政府救市之声不绝于耳。对于当前的股市形势，应当注意两点。

1.“泡沫”虽基本消散，但是A股的价格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贵的，并未严重超跌，更未崩盘。据彭博社(BLOOMBERG)统计，截至10月末，上证指数和深证综指的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2.5和13.8倍，在全球主要股市仅低于纳斯达克，并且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水平。同一时期，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为7.7、3.7、10.3、8.1、9.7和10.3倍。香港的恒生国企指数在大涨后，动态市盈率也只有8.1倍。摩根AC全球指数与摩根新兴市场指数的动态市盈率分别只有10.4倍和8.1倍。鉴此，有的专家指出，“从全球股市看，10—13.5倍PE是合理的估值区域，其对应的上证指数为1230.46—1661.11点”。因此，中国股市的合理的估值区间约为1200—1700点之间。

2.我国股市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政府管控过多，投机过度，距离以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为基础的金字塔式市场，距离真正能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都还相当远。

政府的基本责任在于保障市场的公正、公平，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从这一基点出发，当前政府应当去做的，不是救市，而是抓住当前“泡沫”消散、市场平稳的良机，消除不合适、不必要的管控，建设真正以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为基础的金字塔式市场。为此，除了已经出台的“融资融券”措施外，还应当陆续出台其他相应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条。

(1)开放一级市场，股票初始发行实行登记制。这是造就金字塔式市场的基础。只有开放了一级市场，才有可能建立公告牌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等一系列基础性市场。进而，才能使风险投资有良好的退出渠道;才能(通过市场选择、优胜劣汰)确保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消除发行、上市中的寻租行为，减少腐败与道德风险;才能使证监会集中精力于监管，严肃执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才能使券商真正具有足够的业务量，不至于因为二级市场不火而发愁。

(2)开征股票投资收益所得税。购买股票是投资行为，对其收益征税是理所应当的，而不征税倒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在市场火爆时，开征此税的阻力极大，甚至还有“投鼠忌器”之弊，而在目前形势下出台此项税种，阻力就相对较小，并且，为了照顾个人投资者，还可以规定，对于自然人的股票投资收益，实行“双向”征税，即亏损时，按同税率补贴。同时，开征此税，对于“大小非”的“暴利”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十、房市应当趁机实现“软着陆”

2008年，我国的房市出现了“拐点”，加上金融“海啸”的推动，更是有加速下行之势。进而，由于“土地财政”及其他利害关系，致使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措施。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中，房市的“泡沫”极为严重。如据专业机构分析，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六大城市，在现行房价下，按揭购房的家庭月供收入比平均为75%，其中最低的广州为52%，最高的北京、杭州为104%。为使月供收入比下降到40%，房价平均需下降42%，其中北京需下降61%，杭州需下降62%，美国的实践充分表明，房市“泡沫”迟早是要破裂的。

房价下降，“泡沫”逐步消散，既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应当欢迎。当然，房价下降，特别是下降过快，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增长。对此，应当全面分析。首先，这种不良贷款并不是由于房价下降才形成的，而是形成于房价“泡沫”的发生期，只是在房价下降、“泡沫”消散时暴露出来而已。其次，这种不良贷款是迟早要暴露的，硬要通过维持房价“泡沫”，阻止其暴露，既不现实，又会使国民经济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很不可取。再次，我们应当既欢迎“泡沫”消散，又要使消散过程平稳一些，使得对银行与其他有关方面不至于产生过于激烈的冲击。鉴上，应当:

1.应对房市下行的基本策略是努力争取“软着陆”，也就是使得房价高企的城市的月供收入比逐步下降到40%以下。

2.应当将住房分成三大块:豪宅，普通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应当逐步实现，80%的城市居民都买得起普通商品房。对豪宅应当征收高额的特别消费税，用于补贴保障性住房。

3.尽快开征物业税，对象是住房面积超过90(或100)平方米的部分，并且税率应当是累进的。

4.对于因“土地财政”被阻收入骤降而发生较大暂时困难的地方政府，应当允许其发行适量的地方政府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