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以来历史戏说剧的娱乐性内涵

时间：2022-08-0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有学者认为，戏说作为“娱乐化的历史”，是20世纪90年代影视艺术对历史所做的一次特定演绎。娱乐性的放大是其显著的追求。这种以戏说为特征的娱乐有别于精神超越带来的审美快感，它带有感官娱乐和情感宣泄的色彩。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戏说剧的娱乐性内涵

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戏说”一词的理解，学界主要流行三种观念。其一，以西方戏剧理论的关键词“戏仿”为核心，认为“戏说”是一种“戏剧之说”；其二，认为“戏说”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胡说，乱说；其三，以娱乐为导向的“游戏”之说。应当说，将“戏说”作为“戏剧之说”，扩大了“戏说”一词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具体文化语境运用中的具体内涵。该用语在当时内涵指向是明确的，是带有贬义和否定性的，指的是以娱乐为审美导向的“游戏”之说。1992年，《戏说乾隆》刮起了一股“戏说”之风，且愈演愈烈。究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现有的文化娱乐方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大众精神生活需求。之后，《宰相刘罗锅》、《戏说慈禧》、《康熙微服私访记》、《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这种背离历史甚远，充满游戏冲动、娱乐意识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一发而不可止。

戏说历史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诗经》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戏而不虐”是传统喜剧艺术的规范。《宰相刘罗锅》以民间故事的形式，抒写历史，摆脱了历史事实的拘禁。刘罗锅这一人物形象，是我国现当代文艺史上极为少见的正面幽默人物。这个驼背的宰相，在大事上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不惜性命；在小事上迂腐滑稽，让人忍俊不禁。在他身上，能够看到古代民间关于有个人怪癖的好大臣的传说。而在乾隆皇帝身上，能发现民间关于有些缺点的好皇帝的理想。至于和珅，则集古代奸臣之大成。民间故事风格的选择，更具有一种天然贴近百姓的功能。因此，“戏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搞笑的”低等类型。《宰相刘罗锅》借古喻今的“清官”、“贪官”、“好皇帝”思想，至今仍有启示意义。作品被处理得轻松愉快，在不合理甚至怪诞荒谬中，升发出一种发人深省的长长叹息。有学者认为，戏说作为“娱乐化的历史”，是20世纪90年代影视艺术对历史所做的一次特定演绎。在“娱乐化的历史”中，历史不是在自身确定的“时间性过程”中，而是在影像艺术与大众鉴赏的联系中成为“历史”。人的游戏，一方面是感性冲动的自由宣泄，是自由宣泄中的快乐体验；另一方面，游戏又是建立在真实关系的自我虚构基础之上的，是想象性价值体系的再现方式。所以，在游戏的娱乐性快感中，重要的不是作为“自我虚构”前提的现实关系，而是现实关系进入游戏过程的“想象性”方式及其直观的仪式性形式。在视听符号的影像编码上，历史的客观性和过程性已不复作为某种必要的支点；作为一种娱乐的游戏过程，历史在转化为“历史”，的影像中，已经被“虚化”，成了被“当下”所想象性地占有的“历史形象”，并且在一个仪式性空间里被赋予了表演的特性。作为影像的“历史”，在虚化形象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功能——对历史本体的隐匿和“当下”满足的游戏快感。于是，“历史”成为一种感觉，一种感性冲动的实践性肯定。历史被“娱乐化”，就像影视艺术本身也已娱乐化一样。⁽⁸⁾这种消闲娱乐当然也从一方面表现出社会进步和环境宽松。但是，这种消闲娱乐一旦突破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则将产生负面作用。有学者就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有关诗意启蒙的信念日渐支离破碎了。过去所崇尚的纯审美，如今已经和正在泛化到日常生活过程中去，变得生活化、实用化、通俗化和商品化，从而我们见到的是泛审美。”⁽⁹⁾这种“泛审美”很容易被功利化，进而消解崇高和理想。

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的香港电视剧《戏说乾隆》，让内地观众和影视从业者大长见识，第一次知道“历史”竟能如此书写！这种戏说，对皇上太后、文武百官都可任意调侃，对“古代社会”可以任意嬉笑怒骂。乾隆既睿智又体恤百姓，还拥有一身好功夫；既有潇洒的风度，翩然的身影，风流倜傥，又有矫健身手，高超的武功。较之于港台戏说，《宰相刘罗锅》是一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戏说大作。围绕刘墉与和珅在朝廷和民间对公事、对私事发生的一系列斗智斗勇的故事，再次戏说了乾隆。历史上的刘墉并没有那么多的逸闻趣事，和珅作为大学士也并非电视剧描写的那般昏聩无能，皇上也不具备和大臣平起平坐的胸襟与平等意识，且刘墉、和珅并非同朝为臣。这其中有的只是历史人物的名份。在正剧审美看来，这是对历史人物的大不敬，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然而正是基于对民间野史、传说的虚构加工，将历史人物类型化和夸张表现，演绎出的美与丑、善与恶、忠与奸的历史赋予了作品现实的意味，轰动一时，影响极大。《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都继承了这种戏说风格。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戏说类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是对历史真实的漫不经心。戏说历史剧涉及的历史算不上真正的历史。正如《宰相刘罗锅》的片头一开始便打上“不是历史”一样。这类剧不是强调现实主义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带有主观性的浪漫色彩。其取材多是野史、民间传说。娱乐性的放大是其显著的追求。曲折刺激的情节，幽默风趣的语言，武侠、功夫、情爱、搞笑种种招数应有尽有。它并不完全如后现代主义理论所阐述的颠倒了崇高与渺小、严肃与嬉笑，也不是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反深刻，要世俗不要理想。这种以戏说为特征的娱乐有别于精神超越带来的审美快感，它带有感官娱乐和情感宣泄的色彩。其次，这种娱乐化的主要策略还在于“搞笑”，从一本正经到一点都不正经的人物形象塑造，偶然的情绪冲动，零散的生活片段，不承担责任的非理性生活，在其话语的不同层面得到体现。它往往将古代皇帝、大臣的故事新编，按照当代大众的审美趣味予以表现，将历史人物作为消遣的对象：智慧的刘罗锅是一个怕老婆的典型，高高在上的皇帝情有独钟于民间女子，纪晓岚和小月关系暧昧……这种历史的娱乐化，是市民趣味的诠释，也是大众平民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再次，戏说剧还是一场白日梦。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徇私枉法，普通百姓人微言轻，难以改变，压抑的情绪借古代人物予以宣泄，所谓哈哈一笑，收场大吉，道出的是“戏说”的真谛。

在戏说类型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中，还有一种重要的类别是武侠剧。

武侠电视剧描述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历史。这个虚构的历史时空，是一个充满江湖义气、武林功夫、儿女情长的虚幻世界，是中国“侠”文化的艺术演绎。武侠剧以描写武侠人物的侠义行为、命运情感为主要内容，其中对武打动作的表现，对江湖儿女的恩仇情感的表现，是两大显著特点。

图12-4　《神雕侠侣》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进入读者的视野，中国文学界受到了一次新派武侠小说的洗礼。根据代表人物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根据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的《楚留香传奇》、《绝代双娇》、《圆月弯刀》等，根据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改编的《塞外奇侠》、《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等，根据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改编的《四大名捕》等，根据卧龙生的武侠小说改编的《飞燕惊龙》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电视剧领域创作的又一亮点。武侠小说与武侠电视剧甚至走进了高等学府的课堂。武侠剧的江湖背景、儿女情长与英雄侠气是这类电视剧比较重要的表现内容。在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界里，主人公行走在悬崖绝壁，行侠仗义，充满“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儿女情长、伦理道德，甚至不乏生命的追求，人性的哲思。显然，武侠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梦幻的世界，但又是一个有着中国功夫支撑的呼唤公平与正义的世界。这种幻想与现实的糅合成就了这种戏说剧类型的发展，而其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满足着观众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