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你了解多少？

第六节　文艺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肃的文艺理论研究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各文化、教育及文艺单位都设立了相应的文艺理论研究机构，有计划地组织培养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文艺理论队伍。二是甘肃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文艺理论及相应的课程，编写了多种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习资料，以配套形式进行基础理论教育。三是甘肃各文艺和学术刊物开展对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发表了大量研究各种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所论问题涉及面广，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四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及有关出版单位编辑出版了一批文艺理论著作和论文集。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简明文学知识辞典》是较早的文学知识辞典之一，石道成、王君编写的《新潮文艺知识手册》，角度新，视野广，是一部新颖的文艺知识手册。兰州师专、张掖师专、庆阳师专参加的13院校编写的《文学概论》及配套的《〈文学概论〉例释》，已成为多所专科院校中文专业的使用教材，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出版的《关陇文学论丛》、甘肃省文艺评论学会编选的《文艺评论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集》、《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编辑的《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韩志德主编的“奔马社会科学理论丛书”之一的《文学新探索》等著述，不仅汇集了文艺理论基础材料，还提供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各种学术争鸣新动向，也呈示了当代文艺理论与边缘学科相互渗透的研究趋势，这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同时对中外古今文论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基础著作《文心雕龙》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注释和翻译；胡垲、季成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论》，较为客观地评价和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庆璋撰写的《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史》和刘让言翻译的韦勒克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对我们认识近、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宽广的视域。

在具体研究中，甘肃学者的研究几乎涉猎到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下面就几个问题分别加以记述。

一、关于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

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焦点就是如何理解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甘肃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自己的思考。60年代初期，陈涌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甘肃文艺》1962年第5期）一文指出，文艺应该服从政治并为其服务，但却不能忽视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牟豪戎《文艺与政治是从属关系吗？》（《甘肃日报》1980年5月8日）一文认为：文艺与政治并不是从属关系。从理论上看，政治、文艺同属上层建筑，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刘让言的《论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认为：在考察文学艺术现象时，一方面应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必须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避免对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李伏虎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检讨——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对《讲话》进行分析时认为：《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梁胜民《文艺与政治应该相互服务》（《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持文学艺术与政治应相互服务的观点。牟豪戎的《不能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特征》（《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针对有些人的主张，对文艺的意识形态特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二、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

很多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就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因此文艺的党性原则就是坚持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符合列宁关于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李文瑞的《关于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从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入手，结合《讲话》精神，研究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王尚寿的《文艺不能脱离人民》（《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所在，文艺为人民服务，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创作作品，使作品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是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对人民的身心健康有益，从而促使人们提高认识，给人们的思想、道德等方面以教育、熏陶，同时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季成家的《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些认识》（《甘肃文艺》1979年第5期），胡垲的《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甘肃日报）1979年9月16日），陈自仁的《试论首先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的历史使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等文章，论述了文艺必须坚持“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问题。此外还有刘珙的《从生活到艺术》（《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6期）探讨了在当时条件下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管卫中的《在与工农结合的崎岖山道上》（《社科纵横》1989年第3期）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如何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作了探索。

三、关于文学艺术中的人性、人道主义

对“人”的重视是文学艺术的焦点，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所强调的就是从“人”出发的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之一。于是，文学艺术对人的哲学思考又引发了文学艺术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高尔太在《人道主义与艺术形式》（《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人道主义的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道主义概念是对文艺复兴精神的概括和总结。广义的人道主义并不专指文艺复兴精神，而是指古往今来把人作为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一切从人出发而为了人这样一些思想和努力的总和。人道主义是艺术的灵魂。艺术是自由的创造，艺术不会异化，异化了的“艺术”就不是艺术；异化束缚了人，而艺术却解放人。艺术同人道主义一样，力求满足人类解放的需要，不过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艺术本质上也是人道主义的。胡大浚《从唐诗谈谈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情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一文，从唐诗所表现的人性、人情入手，认为人性、人情并不是可怕的瘟疫，关键是应怎样理解人性问题。他认为人性即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统一。人性的概念大于阶级性，人性包容了阶级性，因而区别于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具有非阶级性的人性。人类就是这样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张明廉《人情、人性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真实性》（《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一文，在讨论人情、人性对文学真实性的重要作用时认为：文学中的人情、人性描写，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决定文学的真实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文学是人学，不写人情、人性的文学作品，它必将因丧失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而走向死亡。描写和表现人情、人性，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要求。李萱曾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胡垲的《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均见《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历史的、具体的，而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要对人性进行具体分析。丛林、艺美的《试论人、人道主义、人性与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人性、人的本质。因此，应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否定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毅然、岸波、宏图的《论文学的人性表现问题》（同上）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及以后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文艺家们所鼓吹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具体的人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带有历史的烙印，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社会里的人性都机械地理解为阶级性的观点，又要杜绝资产阶级抽象论者的抽象宣传。王建疆的《文艺人道主义》（《南方文坛》1988年第1期）用“文艺人道主义”的概念、分析了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与道德人道主义、政治人道主义之间的异同和联系。梁胜明《评一种抽象人道主义和泛异化论的艺术观点》（《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泛异化的艺术观点进了分析和批评。

四、关于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

1978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毛泽东就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在当时的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对形象思维的热烈讨论，形象思维重新得以肯定。甘肃文艺理论工作者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刘让言《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甘肃文艺》1978年第2期）一文认为，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所谈到的“诗要用形象思维”，是对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的肯定。文学艺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认识现实的方式上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想象有着巨大的作用。洪毅然《简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主要特点——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及其相关问题》（《甘肃文艺》1978年第3期）对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区别分析。李文瑞的《试谈形象思维》（《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分析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形象思维的理论是对文艺创作的特殊思维规律的科学概括。王尚寿的《为形象思维一辩》（同上）一文认为：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伴随着具体感性形象，有想象存在，它也要“概念”，但不用概念代替形象，用“抽象”，却主要不是抽象，有“逻辑”，而不是辩证逻辑，是生活逻辑。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一样，也要从感性发展到理论认识，但先抽象化后形象化的创作公式弊多利少，在创作中容易导致公式化、概念化。

五、关于文学典型

1888年，恩格斯在写给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针对她的小说《城市姑娘》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文学的典型问题。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甘肃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对典型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幼苏的《如何理解文艺中的典型》（《文艺报》1955年第11期）和《艺术中的个别与一致》（《文艺报》1956年第10期》二文认为：典型就是概括性与共性的有机融合，因此，对艺术作品的典型化来说，不仅要看它是否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鲜明生动的感性形式更充分、更动人地表现出来，而这正是艺术法则本身所要求的。许奕谋《艺术典型与生活原型》（《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认为，生活原型是创造艺术典型的基础和出发点，艺术典型则是生活原型的集中概括。艺术典型的创造必须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依据。郗慧民、陈泽翠《作品应该以人物反映现实》（《甘肃文艺》1962年第8期）、陈泽翠《论艺术典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对典型问题的看法是，艺术典型是以独特鲜明的个别特征反映生活本质规律的艺术形象。典型的共性就是它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独特的具体的本质规律，也就是规律性。刘庆璋《试论社会主义文学对于典型环境的创造》（《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是这样认识的，一方面，不能把典型的社会环境和整个时代背景划等号，任何作品都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另一方面，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环境描写是否典型，不能就作品论作品，而应该从作品本身描写的人物关系出发，把个性化了的人物关系放在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检验。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主义文学环境描写的基本特点是和社会主义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六、关于文学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般被看作是文艺的两种基本创作方法。甘肃文学理论工作者也撰文探讨有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特征及其发展演变中的内在规律。郭晋稀《试论现实主义》（《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一文认为，现实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栩栩如生的真实性；对现实有深刻认识的倾向性；自我发展的客观性格和独特鲜明的主观个性。他还认为，中国现实主义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后期是形成期；明末清初是发展期；晚清到“五四”是批判现实主义时期。支克坚《现实主义三题》（《甘肃文艺》1979年第2期）一文认为，历史早已承认现实主义，但是当前存在着三种情况，一不准“写真实”，二不准“写人性”，三要“高于生活”，这造成不少作品故事单调，人物一色，生活内容贫乏，现实主义力量不足。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作指导，对过去的现实主义，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三题》（《甘肃文艺》1979年第6期）是支克坚另一篇讨论现实主义的文章，文章对建国后的现实主义探求作了回顾后说，建国后的十几年内，在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伟大时代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社会主义的文艺现实主义常常受到某种限制。现实主义有个真实性的问题，文艺作品里的真实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生活真实的反映，它与被反映者一样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客观存在的生活真实，不可避免地要为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所渗透，这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阶级性。二者不是彼此分离，而是相融在一起的。张明廉的《也谈我国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3期）认为，对我国文学发展方向，应该是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一个前提下，多样化的创作方法、流派、风格“共存”和“竞赛”的局面。陈自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6期）一文认为，一种创作方法与一定的世界观并无必然的联系。创作方法作为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所采用的手段和途径，具有中介作用和客观性质。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只能是创作的一种方法，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余斌的《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认为，鲁迅与赵树理把农民弱点和革命联系起来反映，这是把现实主义深化了。高晓声继承这一传统，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民族的劣根性给予深刻地揭示，使社会主义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表现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黄绍勋的《试论“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的基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和钱觉民《“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复苏和发展》（《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2期）分别就“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进行了探究。

七、关于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及其标准问题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再兴、郑乃臧的《谈批评家的偏爱》（《甘肃文艺》1962年第11期）一文认为，偏爱不能代替评论，但评论也离不开偏爱。衡量评论对于探讨文艺规律作用的大小，关键是看批评家的偏爱是否符合文艺评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史家健的《也谈批评家的偏爱》（《甘肃文艺》1963年第1棋）一文认为，对文学作品的偏爱与文艺评论是没有关系的，是绝缘的。汪玉良的《文艺批评的科学标准和批评家的偏爱》（《甘肃文艺》1963年第4期》中说，把偏爱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认为它是进行批评的基础和出发点，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文艺批评的党性原则。

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也是80年代进行文艺批评研究的重要方面。刘庆璋《试论不同阶级艺术标准的异同》（《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认为：阶级社会的文艺反映了一定阶级的思想，但文艺史上不同阶级审视艺术作品的艺术标准既有相异的一面，又有相同的一面。因此把握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时，我们既应看到不同阶级艺术标准的不同处，更要看到相同处。王尚寿《“文艺必须有批评”——略谈鲁迅关于文艺批评的见解》（《阳关》1981年第4期）对鲁迅的文学艺术批评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我们应该提倡“真切的批评”，这样才能“剪除恶草”，“灌溉佳花”。李文衡《文艺批评系统的导向目的运动》（《青年文学家》1985第3期）一文则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探讨了文艺批评问题。谢昌余的《第五代批评家》（《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以五四为起点，把批评家群体依次划分为五代，“五四”的先驱们属于第一代，左翼文学运动以后在鲁迅影响下形成了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批评家是第三代，80年代以来发挥了重大作用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具有承前启后、除旧布新精神的一代是第四代，之后的第五代的特征是，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顽强的探索精神。而且现代的理性自觉使他们批评文章显出一种空灵、超脱和雄辩气势。陈德宏《批评的双向选择及其他》（《人民日报》1988年5月31日）一文也对批评中存在的双向选择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见解和观点。

八、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

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一贯重视与研究是我国文艺理论的重要方面，甘肃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王尚寿《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针》（《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一文，对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文艺路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一个新贡献。季成家的《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甘肃日报》1983年8月18日）中认为：邓小平的“二为”方针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它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得以健康发展。另外，谢昌余的《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6期）、程金城的《文艺理论体系的调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3期）、尚延龄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2期）等都是这一课题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九、关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方法问题

文艺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的变革在西方一直备受重视，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这方面的工作大多数还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的翻译评介。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各种观念的更新，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变革日益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乔先之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系统原则》（《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运用系统论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系统原则与文学系统原则作了分析，认为文学中的系统原则就是严格成熟的现实主义。李文衡的《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思潮》（《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认为人的非理性心理活动所包括的内容，不仅仅是下意识和潜意识，其范围是很广的。文学作品必须描绘这个神奇变幻的领域。魏珂的《当代人需要“未来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3期）和《文学是人类未来意识的反映》（《未来与发展》1985年4月27日）二文，从未来学的意义上考察了文学现象。谢昌余在《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探讨了吸收和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和考察文艺学与美学的问题。徐亮《艺术语言的三层次》（《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一文，就艺术语言的组合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穆长青的《论文艺的“立体研究”与“立体渗透”》（《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一文，对文艺中立体多维的研究方法作了探讨。彭岚嘉的《民族化与世界化：走向世界的文学》（《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1期）认为文学走向世界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民族化、世界化是文学走向世界两条并行不悖的途径。

十、关于文艺理论家的研究

对文艺理论家文艺理论主张、思想、观念的研究分析是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由胡垲、季成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是具有代表性的。谢昌余《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扬》对周扬的文学批评历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支克坚的《对中国革命文学发展中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关于冯雪峰的文艺理论》认为，冯雪峰是少数比较认真地研究过现实主义问题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现实主义理论核心是：现实主义所追求的，究竟应当是努力提高生活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还是简单地追随政治。张明廉《现实主义理论的杰出建设者——胡风》对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了全面考察。另外，李大耀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开拓者——试论邵荃麟的文艺思想》、常文昌的《文章惊海内，才思并江淹——谈何其芳的文艺理论批评》、李幼苏的《典型与人性——论巴人的文学理论及批评》、季成家《探索生活创作的奥秘——读秦兆阳的文学评论》、梁胜明的《一位坚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文艺思想述评》、胡垲的《论王朝闻的美学思想》、陈自仁《关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探索——试论陈荒煤的文艺评论》、钱觉民的《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耕耘者——评文艺理论批评家冯牧》、季成家的《呼唤一个新的时代——评阎纲新时期文学评论》、钱觉民的《不断探索从生活到艺术的规律——评文艺评论家胡采》、管卫中的《谢冕：一代人的缩影》、张大雷的《文学批评的典范》、王亦农的《试论钱谷融的文艺研究》、许文郁的《作为文学的朋友——论李子云的文学评论》等论文，分别对当代中国文艺评论家的文艺思想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除此之外，尚延龄的《胡风文艺思想新论》（上、下，《丝路论坛》1987年创刊号、1987年第2期）、《胡风的“五把理论刀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观照》（《丝路论坛》1988年第1期）、《胡风文艺思想的特色》（《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胡风文艺思想及贡献综论》（《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等五篇文章，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论述。刘珙的《论茅盾的文艺观和生活观》（《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对茅盾的文学艺术观点、主张也进行了探讨研究，表述了自己的理解。

十一、关于文艺主体性研究

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李文衡的《生命运动与艺术本体论的解放》（《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一文认为，艺术本体论是艺术观念的核心，它的历史性解放，是社会和人类生命的探测器。人在艺术创造和欣赏中显示着自由的本性，艺术审美活动中的人是趋向全面解放的人。袁金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人的活动的本体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语文教学与研究》专辑）、《主体论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流派》（《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二文认为，主体论文艺学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的，它在研究对象上深入地研究作为主体的人的文学活动，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理论内容。尚延龄的《反映论与文艺的主体》（《阳关》1988年第6期）从反映论与主体论的关系探讨了文艺主体性问题。

十二、关于西部文学的理论探讨

严格说来，西部文学并不是纯理论形态的研究，而是对具有西部特质和精神气质的文学作品加以分析和研究后上升成为理论口号或主张的。这场讨论发端于1984年，当时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裴针对电影创作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西部电影”的概念，不久便波及到其他艺术领域，因此引发了对西部文学的讨论。身处西部的甘肃文学艺术界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争论中，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孙克恒、唐祈、高平的《西部诗歌——拱起的山脊》（《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6期），就西部诗歌创作的探索出发分析了西部诗歌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外延，理应包括古往今来一切涉及大西北的诗歌，诸如古代边塞诗、成当代诗人有关西北题材的作品。余斌的《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深沉呼唤》（《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从对邵振国的《麦客》的分析入手，认为西部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正因如此，西部淤积了更多的历史沉淀物，现实的变革，使作家注意到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变动的不同步性，注意到它们之间出现的断层，这在科学上也有很大的认识价值。谢昌余的《要有争雄斗奇、开风气之先的当代气魄》（《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一文中，对西部文学的出现及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常金生、夏青的《试论中国的“西部文学”》（《中国西部文学》1985年第4期）、高平的《中国西部文学特征之我见》（《甘肃日报》1985年4月25日）、管卫中《西部文学：在西部文化土壤上》（《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5期）和《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底层社会文化的选择与扬弃》（《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6期）等文章，对西部文学的思想内容、美学特征以及文化特色等进行了分析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