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进武侠小说世界

（代前言）

张　兵

一、武侠小说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正当我坐在荧屏前，准备撰写这篇“前言”时，脑海中忽然跳出了前几天在某著名网站上读到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从一个女孩的角度来看武侠小说》。请允许我先将它移录于此：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说迷，言情的，武侠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喜欢看。可以厚着脸皮说一句博览群书了吧。我看过所有的琼瑶小说，金庸的小说，古龙的小说，大部分梁羽生的小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说。反正只要是好看的书都喜欢看。我看书全凭感觉，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会谈一些诸如思想深度，反映了什么问题之类的东西，我只就自己的感觉谈一点随想，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我最喜欢的小说：《天龙八部》、《神雕侠侣》（我喜欢《天龙八部》是因为它人物众多，看起来很过瘾。而《神雕侠侣》则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当时非常非常喜欢杨过，觉得自己有点像郭襄）。

最漂亮的女人：林仙儿（不知阿飞大哥有什么感想）

最漂亮的女孩：小龙女（真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只可惜该死的尹志平）

最潇洒的男人：楚留香（因为他的手从不沾鲜血）

最喜欢的女孩：翁美玲演的黄蓉

不喜欢的男人：张无忌（没性格）

最讨厌的女孩：阿紫（刁蛮任性，心狠手辣，即使她后来的对萧峰的深情也不能减少我对她的厌恶，而且她的做法也太恐怖了，真是邪门。）

男孩子大都喜欢韦小宝，有不少是因为羡慕他在丽香院的艳遇吧？我不喜欢他，假如他是我弟弟那没办法。

我喜欢在《天龙八部》里讲各位女孩的一段：

如果是王语嫣知道自己喜欢的人移情别恋，一定会凄绝欲死；木婉清则会一箭向段誉射去，阿紫会想办法先把那个女……

我想如果是我，我可能像钟灵多点吧。

不少人很喜欢令狐冲，可我怎么也不喜欢他，我总觉得他始终是喜欢小师妹岳灵珊的，他后来和任盈盈的结合有点勉强。

袁承志到底是不是真的爱青青？我总觉疑问。也许因为他对青青太宠了，简直有点百依百顺，好像一个大哥哥对待一个任性的小妹妹。我觉得他对九公主的感情仿佛更……

如果把小说里的女孩都搬到现代，则：

美容院老板娘：阿朱，苏蓉蓉

大厨师：黄蓉（方太肯定要失业了）

女企业家：赵敏（端的有大将风度）

园艺家：程灵素（竟然想到以酒种花，佩服！佩服！）

我的理想家庭：

爸爸：郭靖

妈妈：黄蓉（会做菜嘛）

哥哥：袁承志

弟弟：张无忌（虽不喜欢他，做弟弟还是不错的）

姐姐：阿碧

妹妹：郭襄，钟灵

爷爷：洪七公

外公：黄药师

我喜欢我的男朋友是：杨过

如果我有情人，我希望他像楚留香。（风流倜傥，温柔多情，只可惜太多了一点，自问没法子捉住他的心）

好了，先写这么多吧！东拉西扯一番，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除了删去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文字外，笔者在这里是全部照录，这主要是为了求“真”。

从此文的内容来看，作者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可能她还在学校读书，或者是刚脱去学生装的社会新成员，甚或她还可能是一个稚气未脱、天真可爱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她正当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阳光丽景中。其文之所以值得注意，首先是因为它的朴实无华和任情率真，对内心的好恶，一点也没有掩饰，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着真挚的感情。其次是她的看书很专，把自己全融进武侠小说中去了，不知不觉间和作品中的人物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感情上的亲近还导致她把自己比作小说中的某一具体人物，和他（她）们同甘苦、共命运，分享人世的悲欢离合。再次是她的现代感，不愧是生活在今日大都市中的“新新人类”，竟然还将各种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汇总起来，组合成“我的理想家庭”，直至把他们和美容院老板娘、大厨师、女企业家和园艺家等各类社会人物挂起钩来，建造了一个武侠王国。在这个武侠王国中，作者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幻想着有一个武侠英雄来做她的男友或是最亲密的异性朋友。

作为网友，笔者非常理解她。因为理想和追求，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生命活力的表现。虽然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也有青春年华勃然焕发的过去。在那个充满着幻想和憧憬的年代，也曾不止一次地做过各种各样的美梦。笔者在此引用这位女孩的网络文章，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欲去追回那些早已逝去的岁月。我只是想举例说明：在今天，武侠小说已成为人们生命中的重要血脉，并且还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着各种紧密联系。

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种成年人的童话，今天却重新回到了文坛，并且占据着文学殿堂的一席之地。一度遭人唾骂的“弃妇”，也浓妆艳抹地来到了人前。人们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武侠小说是盛开在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和珍爱。我们暂且撇开历史上兴起的几次武侠小说的创作高潮不说，就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港、台地区涌来的这一次武侠小说的创作热潮来说吧，它早已把成千上万中国（包括所有华语区）人的心激荡得异常亢奋，上自达官显宦，下迄平民百姓，贩夫走卒，谁没有阅读过武侠小说或是欣赏过根据文学母本改编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上世纪末，有几家比较权威的研究机构和读书类杂志，在评选世纪百部文学经典时，也把新派武侠小说的名著列于前十名之列。在作家的排行榜中，金庸、古龙和梁羽生都跻身于前二十名以内，有人甚至还提议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武侠小说的杰出创作者。这些当然都是见仁见智的事，可以不必太认真。然而，如下发生的历史事实却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淡忘的：海峡两岸的最高领导人都爱读武侠小说，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亲自接见创作优秀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金庸，给予他崇高的荣誉。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它至少说明：武侠小说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其覆盖面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其他小说望尘莫及的。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壮观和美丽的景象，引来了广大读者的“竞折腰”。“武侠迷”遍布天下。不管是谁，也不论在何处、何时，人们相互间认识与否，只要一提武侠小说，大家就会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用句时髦的流行话来说吧，可以达到感情的默契和心灵上的“零距离”。这一情形，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诚如一位武侠小说研究者所言：

人们再也不能对这种拥有各个阶层的广大读者、完全是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不屑一顾了。它具有一种奇异的艺术魅力——甚至可以说魔力，使读者如醉如痴，如梦如幻，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称赞它感染力强也好，诋毁它消磨人的意志也罢，无论如何，悉听君便！但你却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它顽强地存在和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作品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欣赏者更是难以数计。毫无疑问，它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上至学者的案头、名人的办公桌；下至莘莘学子的床头，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武侠小说。人们见仁见智，各取所需；或者被其迷离的情节所吸引，为追溯侠客最终的行踪而欲罢不能；或者为其童话般的想象力所征服，从中寻求成年人的童心；或者为其中蕴涵的文化意蕴叹为观止，借以增强自己对中华民族思想中包含的儒、释、道的理解。青年人从侠客的成长与经历中体验设计自我努力的方向；老年人在刀光剑影中回忆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雄姿。政治家在江湖有你无我的血腥争斗中借鉴权力斗争的经验；芸芸众生在以杀止杀、尽杀不平方太平的吼声中实现自己的白日梦，……显而易见，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种类，武侠小说中的佼佼者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意义，从更广阔的审美视角上，从文化与思想的积淀与消长上体现了自然、人生、社会的辩证与统一，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1]

我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在此摘引这大段美文奉献于广大读者，是因为我认为它说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其中所说的武侠小说的“魔力”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武侠小说”的断语以及它“作为雅俗共赏的文学种类”，“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意义”等等的睿智见解，都恰当地反映了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的真实情景和它的真正意义。它和前面笔者移录的一个武侠爱好者的文章两相映照，真是相得益彰。这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是全世界范围所有的中国（包括华裔）人的骄傲。

二、武侠小说属于“亚文化”范畴

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中国的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犹如万里长城、敦煌壁画、龙门石窟、五台禅寺、苏州园林……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历经岁月的冲刷，至今依然焕发着绚丽的色彩。

然而，对武侠小说这一艺术明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囿于各种原因，在一段时期内，武侠小说被视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2]，“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宴安于意外的收获了”^[3]。他们片面扩大武侠小说对青少年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从而把它打入冷宫，不让它在社会上流播，更不用说鼓励作家进行创作和出版了。这类“左”的观念在部分人中间也根深蒂固。直至今天，还仍然有人在暗中维护着对武侠小说的片面看法和不公正待遇。尽管他们有时也在悄悄地阅读武侠小说，甚至还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作品中的迷人故事和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但就是不愿意正视武侠小说的热潮在神州大地一浪高过一浪的事实，并肯定它的文学史意义及其文化价值。遗憾的是，作为极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在许多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心目中，还似乎是身处“妾身未分明”的地位。他们对只身闯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人，抱着一种静默观察的冷漠态度，有的甚至冷嘲热讽，极尽揶揄之能事。《武侠小说研究》之类的讲程，只在少数高校的课堂上讲授，而跻身其列的著名学者更是寥若晨星。这和“武侠小说热”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着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不禁要追问：“武侠小说为什么如此难登文学殿堂？”总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武侠小说？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武侠小说的基本文化特征说起。

按照文化学的基本观点，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一种深深地沉积在世间的精灵，也即“人”中的类本质，它作为时代风貌的镜像，反映着时代思潮变迁的最本质的存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倘以其结构来说，则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体系。武侠小说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无疑居于精神文化之列。所谓“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形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它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上。这种社会和文化心理，是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之一。它指的是浮现在社会文化表面的某种意向、时尚或趣味，包含在经济、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的观念因素以及由“原始——古代积淀层”（或曰“文化基因”）所制约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尺度。它往往带有明显的文化本能性。^[4]

中国古代的文学，向有雅、俗之分。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和戏曲、民谣、弹词、俗曲等一样，乃归入俗文学。胡适的《白话小说史》和郑振铎的《俗文学史》等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武侠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同样属于俗文学的阵营。这种俗文学有什么特点呢？它和雅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关于文化品格，现代学术界较为流行“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说法。对此，有的教科书这样解释：“主流文化又叫经典文化。它是特定历史时期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观念、道德伦理、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的总和。”^[5]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6]。当然，这种主流文化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更替，但不管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具体来说，主流文化主要表现在其被全民所认同的统治阶级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观念、道德伦理规范、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等四个方面，而在这四者之间，政治和经济的观念是它的核心。

什么是“亚文化”呢？他们认为：“所谓亚文化，是指在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具有与主流文化相区别之独特性的，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与主流文化相背离倾向的文化形态。”这种亚文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以“中华文化”为例，至少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一）以地域性为特征的亚文化；（二）以民族或部落为特征的亚文化；（三）以学派为特征和以宗教为特征的亚文化：（四）以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为特征的亚文化；（五）以“代沟”为特征的亚文化。

如果用流行的文化学观点来看中国武侠小说，则它的基本特质乃属于完全的“亚文化”范畴。因此我们把武侠小说归入“亚文化”之列，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俗文化”阵营，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

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们也正是如此认识的。例如，张恨水在《论武侠小说》一文中说：“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他把武侠小说列为在中国下层社会中的平民大众“能感到兴趣的”小说中的首位，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同一篇论文中，张恨水还阐明了“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的原因，乃是“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人物，来解除胸中的苦闷”所致。正是他们意识到武侠小说的这种文化特性，所以在创作的小说中会有“赛过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其时，张恨水并非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作家，对武侠小说文化特质的认识，也仅仅是停留在浅层面上，甚至认为部分武侠小说“对于观众是有害的”^[7]，然而他能有上述认识，是很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的看法更值得注意。他在为曹正文撰写的专著《古龙小说艺术谈》所作的序言《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中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既然如此，凡是人民群众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他在认真分析武侠小说受到压制的历史原因时，逐条驳斥了各种错误的看法后，向世人大声疾呼：“今天仍认为武侠小说是文学界的低人一等的品种，不值得加以专门研究，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8]正是这些著名专家和社会贤达以及各类武侠小说评论者的有识之见，从根本上廓清了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某些错误认识，提高了它的文学地位，有力地推动着武侠小说热潮的奔涌，其功莫大焉。

三、侠文化的基本特征

这里着重谈一下中国武侠小说的基本文化特征，或者说是“文化精神”的问题。不过，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还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应当承认，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把它说清楚。然而，以下三种关系却在两者间具有普遍的意义，并基本上获得了学者们的共识。这三种关系为：

一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协调并存、相互补充。

二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势不两立、激烈冲突。

三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这三种关系分别说明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同、异和相互融通的问题，很能给人以思想启迪。联系中国武侠小说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也同样鲜明地呈现出这种特色。

中国武侠小说的思想意蕴，在其文化精神中有着突出的表现。现代武侠小说研究者一般认为：“所谓‘文化精神’，指的是一个民族由其自身文化所决定的精神气质。”^[9]毫无疑问，这种精神气质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它以儒家学说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两家以及人类其他一切先进的思想成分而形成的有别于西方思想的文化精神。武侠小说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换言之，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源自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由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化精神的因子所组成的。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一样，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也呈现十分复杂的样相。然而，和“主流文化”相比，它还具有若干新的特色。其中的侠义精神，就是最基本的文化特征。

武侠小说研究者在谈到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时，一般用“侠文化”一词来概括。其首倡者是上海的武侠小说研究名家曹正文先生。他在其武侠小说研究的成名之作《中国侠文化史》中说：“侠文化，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传记、诗歌、戏剧、小说和论述武侠的评论小品，其中以小说为主体，于是诞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文学品种：武侠小说。”曹先生在这里不仅提出了“侠文化”的概念，准确地指出了它的基本内涵是“歌颂侠义精神”，而且还点明其以“文学作品”，尤其是武侠小说为主要载体的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0]

对于曹正文先生的这种独创性贡献，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武侠小说评论家章培恒先生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章培恒先生在《序》中赞扬了曹君的《中国侠文化史》乃“第一次把‘侠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展历史”和“把侠文化作为平民意识的体现”之可贵的努力。他针对当时武侠的研究状况，有感而发地说：“就事论事地研究武侠小说是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而必须跟整个文化土壤联系起来。但这并非一蹴可就。因此首先应把武侠小说跟中国历史上关于‘侠’的种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曹正文先生首倡‘侠文化’这一概念（我在本文中使用此词，实近于鹦鹉学舌），恐怕正是充分体认到了这种整体性；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就有助于武侠小说研究向纵深发展。”上面引文的括号中的话，自然是章培恒先生的谦辞，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的大家风范。此书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实事求是地说，这期间，由于全国出版、影视、演艺、各界人士的推波助澜，武侠小说的研究条件和氛围等比以前大有好转，但章培恒先生所期待的“武侠小说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局面，依然没有出现。尽管研究情况有所好转，但学界热闹了一阵，近来又沉寂下来了。这也许倒不是一件坏事，可以促使人们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股“武侠小说热”进行比较深入的回顾和更好的反思。笔者相信，真正的石破天惊之力作必将在回顾和反思的沉淀后诞生。

让我们还是回到“侠文化”的正题上来说吧。要真正认清侠文化体现的思想和精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来还得从索解其最初的文字意义开始。据东汉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说：

侠，俜也；从人，夹声。俜，侠也；从人，甹声。

甹，极司言也，从!，从由。或曰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

关于这段文字，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注曰：“甹与俜音义相同。……今人谓轻生为甹命，即此甹字”。^[11]仔细研读他们的文字，“侠”的本义似乎是指那些“轻生”和“轻财”的人。这里的“轻财”两字很容易理解，是指那些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士，他们身上有着儒家所倡导的“君子”风度。而“轻生”两字，照今天的一般人理解，似乎是指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这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如果是为了他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则更是一种美德。这里的“轻财”和“轻生”，其本意看来更多的是指后者。这种“轻财”和“轻生”，只是人们的一种品德，并不能说明人的出身，更无法证明他的社会属性。刘若愚先生说得好：“我认为游侠为人大多是气质问题，而不是社会出身使然，游侠是一种习性，不是一种职业。”^[12]崔奉源先生也认为：“侠的主要成分是气质与果敢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某一特殊阶层。”^[13]我们在前文所说，武侠小说属于“亚文化”，其中“亚文化”的第四类是“以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特征”的文化。诚如刘、崔两位先生所言，“侠”在社会属性上并不归于某一特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但他们确是属于“亚文化”的一种。相比之下，前文所说的其他几类“亚文化”更和武侠小说沾不上边，唯有这第四类，基本上还能“对号对座”，但它又不很贴切。这也说明了武侠小说的基本文化精神研究的复杂，仅此一例，也可看出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困难！

在中国历史上，对“侠文化”的基本特征作出一锤定音式的评价者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其划时代的巨著《史记》彪炳千秋，是和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和首创纪传体历史著作的非凡贡献所分不开的。他撰写《游侠列传》，第一次为历史上那些遭人诟责的“侠”士们树碑立传，使他们留名千古，永垂青史：“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4]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虽然司马迁对这些游侠们的赞美，主要还是着眼于人的美好品德方面，但又有谁能说在这些美好的品德背后，不包孕着游侠们高尚的思想和精神呢？以“不爱其躯”而言，如果没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又怎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会受到各种思想因素的影响，要他人轻易地牺牲个人的生命，倘若不是出于对某种美好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是很难做到的。再以“不矜其能”来说，也非易事。为他人甘愿献身一切，在今天的社会中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而近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却已在热情地倡导着这种高尚的精神。总之，我们从司马迁为游侠所写的传记中，可窥探到古代中国之侠的基本特征是：疏财仗义、助人为乐、一诺千金、不图报答、忠于知己、爱惜名节、舍身求义、视死如归，等等。这对人们认识“侠文化”的真正涵义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曹正文先生有句名言：“侠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平民意识。”^[15]无愧识者之见。“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文化，之所以有别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其根本的一点在于列宁所说的两者具有“相对抗”的一面；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也有“势不两立、激烈对抗”的一面。这种互相对立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例如，武侠小说《水浒传》的诞生，它的官逼民反的主题，点燃了多少中国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熊熊烈火，即使是宋江们最后走上了招安之路，但统治者们仍然容不得它在世间的存在，一次又一次地下达禁书令，使它只能长期在地火中运行，催生着一茬又一茬的民众走上“梁山”，揭起反抗的大旗。他们挥舞着刀剑，冲上战场，和封建专制的维护者们杀个昏天黑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严酷的阶级斗争，才使侠文化作品能够广为流传，植根于广大民众的广袤土壤里。通过阅读，人们崇拜小说中那些敢于反抗“天子”的平民英雄，把他们视作能扭转乾坤，主宰世界的人物，为民众带来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因此和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精神上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偶像。

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 ，所以能代表当世 ！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16]充满平民意识的武侠小说，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那种“不肖古人”、“能代表当世”的文学之一种，也创造了“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值得永远珍视。

四、透过武侠小说看人生

翻开每一部优秀的武侠小说，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创造的一个个神采飞扬的武侠王国。在这一个个神采飞扬的武侠王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充满刀光剑影的血腥厮杀，而且也可以领略到各类人物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总之，这是一种似乎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又已经离开了日常生活视野的另类世界。作者描绘的那种遥远的记忆，给人们带来的无疑是更多的复杂的人性和生命的体验。

对于这一个个神采飞扬的武侠王国，不少人又把它称为“江湖”。我们透过武侠小说中精心描绘的各种“江湖”，可以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有句名言：“文学是人学。”它揭示了一个十分浅显，但又是永恒不变的基本文学属性。确实如此，文学创造的世界，唯有以“人”为中心，才能真正感动人。这一点，尤其是对作为叙事文学之一种的小说创作来说，显得更为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人们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7]他所说的“一般的人的本性”，就是人性，是指最基本的、原始的人性。这种人性包括食、色、住、行、穿以及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人”，就都具备这些自然属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一般人的本性”很重要，是“首先”要给予充分注意并进行认真“研究”的。不仅如此，那些“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更应该值得我们研究。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等几个词，充分表明他对研究这种人的本性的重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人性必然是带有阶级性的。它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和时代而单独存在于世。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而社会由“人”构成，“社会生活”由人去创造，文学在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时，也必然要把“人”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说，我们所追求要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的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理想王国，而要做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仅仅意味着，人可以凭借个人的意志随意行事，而且更主要的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各种权利、自由、尊严、快乐、幸福甚至还包括充分的享乐和展露生命力等等的完全实现，人的个性也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洪荒时代，面对强大的自然灾害和猛兽的吞噬，人类需要依赖于群体的团结，才能维护生存和生活。因此，在人类的幼年时代，还根本谈不上人的本性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性的丧失，它在神话中也有表现。对此，鲁迅先生看得很清楚。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章《神话和传说》中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甚尚众。”^[18]在鲁迅看来，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神性之人”，还是“古英雄”，都“渐近于人性”，它们和常人一样，具有思想、感情。他在举了历史上“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和“刘媪得交龙而孕季”两个例子后，特别强调“此外甚尚众”，说明中国早期文学中体现人性是普遍性的现象。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的继续而前进。其时，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十分鲜明。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也大体上保持着这一传统。那时的文学家们的个人意识基本上还没有觉醒，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吟唱的主要还是对群体的关心，或者是个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感情的表现也显得极为内敛。《诗经》的三百余篇作品中，这一倾向还是很鲜明的。当时的诸子百家中，侠作为其中的一家，在思想上比较接近于墨家，但墨家的基本思想倾向也是崇群体、抑个性的，至多只是把个体视作是群体中最优秀的一分子罢了。然而，就是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已属不易，在骨子里多少体现了一点力图展示个体生命力的微弱要求。

“楚辞”中的屈原，虽然口口声声说要献身于国家，落了个“忠君”的美名。但他在这一前提下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耿介傲世个性的坚持，让人多少看到了战国时代楚文化对人性发展的一些肯定。不过，这种基于为国家、为群体服务基础上的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在秦汉时代的专制政权下，遭到了抑制，甚至是扼杀。独裁者对人性的压迫更加严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要求于个人的义务是要为群体服务，并要做到尽忠尽责，强调个人的一切必须要服务于国家和利益。只有在汉代民间产生的部分抒情诗中，我们才能偶尔听到对个人生命意义价值的思考之吟唱，以及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乃至是悲悼。

这时期产生的武侠小说《燕丹子》，虽然为人们创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武侠英雄形象——荆轲以及与“刺秦”事件有关的武侠群体，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小说的艺术描写也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荆轲“刺秦”行为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燕国社稷的安全，从根本上来说，他也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非谋求个人的权利。纵观“刺秦”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荆轲自始至终都是在为燕国年轻的统治者燕丹子——燕国的象征和代表者——服务的。为了实现“刺秦”的政治目的，至少有三个人无辜地献出了个人的生命。其中一个叫田光，是荆轲的恩人——正是由于田光的荐举，荆轲才来到燕国，在诸侯争雄的关键时刻，走上政治舞台，展现人生风采——而他自己却主动“吞舌而死”。值得注意的是荆轲在燕丹子面前叙说田光的这一壮举时，神情十分冷淡：“光临送荆轲之时，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见信，向轲吞舌而死矣。”其时，他的脸上毫无痛惜的表情，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痛惜也没有，显得过于冷淡。相比之下，燕丹子听到田光为国捐躯以后，多少表现出“惊愕失色，歔欷饮泪”的神色，两者相较，似有天壤之别。尽管燕丹子的神色中不乏“政治作秀”的成分，作者这样描写似乎也着意于表现英雄荆轲的“硬汉”本色，但读来总觉得他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置别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未免太过冷酷。而这样的艺术描写以及产生的艺术效果，却正是作者所要达到的创作目的。不过，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重群体、抑个体的思想特征，人性的压抑达到了极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个体意识随着社会的进步也有了新的发展。如《搜神记》中的小说《王道平》，是一则描写爱情的小说。全篇主要表现了婚姻不能自主，给当事人——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所造成的痛苦。而这痛苦则来自于不能与相爱之人的成婚——这在实际上是反映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而想着把剥夺这幸福生活的社会制度置于被鞭挞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中，对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人的生命体验的描写也有了缓慢的前进。今存的《李寄》、《周处》以及《三王墓》等篇，都有这方面的描写。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武侠小说中的人性描写也与时俱进，尽管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呈现波浪式发展的风貌。然而在作家们的笔下，它始终成为武侠小说发展的主线。这和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的整体前进脉络是完全吻合的。关于这一点，章培恒和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已作了相当完整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但我们要着重说明的是，中国武侠小说关于人性描写的发展，构成了武侠小说史的主要思想潮流。这一点，凡是读过武侠小说的人，都对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高明的武侠小说作家是完全深昧此中奥秘的。他们把人性的描写，置于武侠小说艺术创作的重要位置，在作品中恣意弘扬，极力摹写出他们对于生命的体验。武侠小说只有高高举起“人”的旗帜，才能从根本上征服读者。这一点，已为无数优秀的武侠小说的创作实践所证明。如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大师，人称“侠圣”的金庸，在说及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个意旨。“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天龙八部·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性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的《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神雕侠侣·后记》）也正因为这样把“人”字写在武侠小说中，所以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在上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先生在回答人们提出的“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个问题时，曾经作过非常详细的论述。他把人生的“真义”概括成九个方面，并总结为四海远播的名言：“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19]武侠小说之所以历久不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所反映的江湖世界，展现了人生的真义，富有人性。透过作者为我们描绘的色彩斑斓的武侠世界，无疑能真正地感受到人生的真谛，获得生命的体验和倾听到人性的律动。

五、如何看待武侠小说中的“武”和“义”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武侠小说在赢得千百万读者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了某些人的诟责。这些诟责主要集中于两点，即如何看待武侠小说中的“武”和“义”？

先说“武”的问题。

武侠小说当然姓“武”，如果小说中没有了“武”，也就使武侠小说名不副实。这个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

然而，恰恰是这一点，为某些人提供了苛责武侠小说的理由。他们往往以青少年的成长为例，说武侠小说中的某些武打描写容易给不谙世事的部分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既使他们不安心学习，又为他们提供了模仿的实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常常以小说中的武艺高强的武侠英雄为楷模，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有的“武侠迷”甚至视小说中的武侠人物为偶像，一颦一笑，亦步亦趋，乃至经不起外界的诱惑而走上邪路。

无可否认，这种现象在某个时代的个别人身上，确实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把个别青少年身上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归罪于受到武侠小说的负面影响吗？

回答是否定的。

其一，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武侠小说既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精神素养，展现人的思想风貌，也可以影响人的思想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消磨学习的意志等等。但这不是武侠小说的错。难道我们因为害怕青少年犯罪而不去创作那些歌颂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的法制文学吗？难道我们因为害怕丑恶的腐败罪行在四处蔓延而要对那些表现反腐败斗争的文学作品予以封杀吗？因为在这类法制文学和反腐败斗争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可供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坏”的实例，其犯罪行为的触目惊心比起武侠小说来无疑要严重得多，难道我们据此可以否定这类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吗？很显然，这种因噎废食的态度是极不可取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会在把脏水泼掉的同时也把孩子一起倒掉的。对于武侠小说可能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的某些艺术描写，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创作时都应该注意，并在构思时反复推敲，抱着认真的态度仔细下笔，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不良影响。同时，对于青少年中流传的一些不良习气，我们都要加以正确的引导，把武侠小说作为提高他们心智的精神食粮。只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良好的社会风尚，所谓的“负面”影响就会转化成正面影响。这是已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曾几何时，武侠小说的书籍充斥市场，甚至一些地摊上和出租屋中，也到处摆满了武侠小说；人们打开电视，差不多天天都有武侠题材的电视剧在荧屏播映；走进音像商店，放眼望去，最醒目之处摆放的也是武侠VCD或DVD或电脑光盘。然而，人们很少听到这些武侠作品对青少年成长所带来的危害实例。这就充分说明：武侠小说会对青少年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其二，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中的“武”，所体现的不是单纯的打斗，而是一种具有深厚人文意蕴的中国文化。

武侠小说中的“武”，浓缩着中国传统武术的精华，又被人称作“武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并且早已在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武侠小说的作者在处理“武”的艺术描写时，最常见的技法不外乎三招。

一曰“依样画葫芦”。他们根据传统中华武术的各门各派之剑术和拳法等，在小说中一一如实写来。

二曰“离奇夸张”。按照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大胆想象，合理夸张，把武侠人物的武功描写得神乎其神，让人一时“找不着北”，更遑论何门何派了。

三曰“避实就虚”。小说在设计必不可少的打斗场面时，作者不写一招一式，而只是渲染当时的气氛和现场情景，或者干脆“以人代武”，把武打的艺术描写融合到人生命运的展现中去。在他们的笔下，武功描写被充分地人性化了。不仅不同的武侠人物的武功描写具有各自不同的鲜明特色，就是同样的剑法和拳术，在不同的武侠人物身上，其形式也会表现得截然不同。仅以金庸小说而言，就有《碧血剑》中金蛇郎君的“金蛇剑法”、木桑道长的“神行百变”和袁承志的“混元功”；《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玉女心经”、杨过的“黯然销魂掌”；《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谢逊的“七伤拳”、周芷若的“九阴白骨爪”；《侠客行》中石破天的“侠客行武功”；《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凌波微步”、虚竹的“小无相功”、萧峰的“太祖长拳”；《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岳不群的“紫阳神功”等等；它们都鲜明地体现着作者的个性。“技进乎业，艺进乎道”，武侠小说中的“武”，在优秀的作家那里，早已充分地艺术化、哲理化和人性化了。它浸润着民族文化的熏陶。

对于武侠小说中这样的武功描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进行苛责呢？

再说“义”的问题。

相比“武”的艺术描写，这个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得多。

在儒家学说中，“义”是被人看好，并且得到推崇备至的一种文化精神。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儒家文化学说的核心，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字。

其中的“义”，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儒家看来，“义”是一种崇高的品德，尤其在礼仪行为上，对此节操极为重视。这在强调群体利益至尊的时代，不失为是“君子”之道。

唐人李德裕的《豪侠论》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在武侠文化中，“义”是和“侠”紧密相联的。武侠小说又被称为“侠义小说”，就是一个明证。

在李德裕眼中，文侠也好，武侠也好，只要是“侠”，他们的行为都离不开“义”，“义”是武侠精神的重要支柱。中国的文史典籍中，记载了许多以“义”为重的仁人志士，他们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仍在广泛流播。仅宋初的《太平广记》所著录，就有“义士”两卷，其中有著名的小说《鲍子都》、《杨素》、《郭元振》、《狄仁杰》、《敬昭道》、《吴保安》、《裴冕》、《李宜得》、《穆宁》、《赵骅》、《曹文治》、《阳城》、《王义》、《裴度》、《廖有方》等十多篇，它们都颂扬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构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侧面。

何谓“义”？一般很难诠释清楚。比较常见的意义是“正义”、“合理”等等。然而，什么才是“正义”的、“合理”的，各家的看法很不相同。所以，它作为一种道德的评判标准，伸缩性很大，人们较难统一。正如墨子所说：“（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20]从历史记载的人们言行来看，对“义”的理解主要着眼于“助人”、“重言诺”等等比较一般的意义。上面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一句重义的名言和形象化的解说。在这句话中，“知己者”很重要。其复杂性在于，这个“知己者”的身份。如果是“士”的“哥们”和亲朋好友，或者是穷苦百姓以及民众的一员，“士”为他们而“死”，绝不会轻于鸿毛，固然值得倡导。倘若“知己者”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你去为他“死”，岂不就是愚忠？岂不就是无谓的牺牲了。白白地送上一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们不应提倡和仿效。古代武侠小说中，有较多的“义侠”类的人物，他们的“义”，其实就是一种盲目的愚忠。这类小说宣扬的“义”，需要我们慎加审察。

由此观之，对武侠小说中的“义”，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只是笼而统之的胡乱苛责，同样是因噎废食之举，在思想上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我们的责任，是崇尚科学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引导读者从武侠小说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养料。

六、武侠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著名的《美学》一书中指出：“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借以显出意蕴和特征的东西。”这就告诉我们：在探讨文学作品思想价值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它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似乎更应该重视探寻文学作品艺术审美的价值。因为“遇到一件艺术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它的）用处就在指引这意蕴。”^[21]在这里，黑格尔把问题讲得更为透彻。我们阅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它的艺术形式，这是作家透过语言文字“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而且，作品的这些意蕴或内容是透过它的艺术形式的“指引”，才促使我们去寻觅而得到的。这种文学的艺术审美方式，在中国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章太炎先生的笔下，又被称作“法式”。他在《文学总略》一文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22]因此，我们对于文学“法式”的研究，是“指引”着寻觅武侠小说的“内容和意蕴”的必经之路。

中国武侠小说艺术审美的“法式”，或者说是它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

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精彩的故事

在中国的文学百花园中，武侠小说是盛开的通俗文学之花。吸引人们阅读它的原因，除了体认人生外，还要从中欣赏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

可以说，精彩的故事是武侠小说赖以安身立命之本。一部没有精彩故事的武侠小说，是不可能赢得读者青睐的。对于大多数“武侠迷”来说，他们的“迷”，主要就是对武侠小说中各种各样精彩故事的迷恋，或者是痴迷。

小说是叙事文学之一，讲述各种精彩的故事是作者的基本职责。英国著名文学家和学者佛斯特说：“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总是“想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这是人之常情，也说明了小说的骨干为什么是故事。

有些人除故事外一概不要——完完全全是原始的好奇心使然——结果使我们其他的文学品位变得滑稽可笑。”他还认为，“故事虽是最低下和最简陋的文学机体。却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机体中的最高要素。”^[23]小说就是编故事，这一点对武侠小说来说，尤是如此。

事实上，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也都是以精彩的故事见长的。在书中，作者娓娓道来，波澜起伏，十分引人入胜。如温瑞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全书一个血案接着一个血案，故事的编织目不暇接，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渐展开，它才慢慢地展现出本来的面目。

为了以精彩的故事吸引人，武侠小说的作家们在创作中常常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叙写精彩的武侠故事。如陈青云的小说，大多从武林盟主的家人被“灭亡”开篇，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味。古龙的小说《楚留香》之一《血海飘香》的开头非常奇特，写海面上飘来的一具又一具的浮尸，围滞在主人公的船旁，这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引诱着他们非看下去不可。相比之下，金庸小说的开头比较平淡，但在故事发展的进程中，他却笔锋陡转，不拘一格地写出各种变化，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新生代”武侠小说作家黄易，更把当今各种高科技引入武侠小说领域，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把故事编得波诡云谲，变化万千。陈墨先生在论述金庸小说精彩的故事编写特点时，用完整性、丰富性、灵活性、艺术性来概括之，^[24]是很贴切的。

（二）严谨的结构

武侠小说的艺术结构同样十分重要。对此，作家们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古代武侠小说中，严谨的艺术结构比比皆是。就以《水浒传》来说吧。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它采用的是全方位辐射的“橘瓣式”艺术结构。作者从各路武侠英雄被逼上梁山为情节发展的主轴，又围绕这一主轴写出林冲、鲁智深、武松、杨志、晁盖、宋江、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朱仝、卢俊义等一个又一个好汉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之路，最后百川归海，在梁山泊聚义并排定座次，开始新的征程。全篇的艺术结构犹如“连环套”似的，一环扣一环，环环紧扣。各路武侠英雄就在这“连环套”中走上前台，在集体“亮相”中凸现了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

新派武侠作家们的艺术结构更是气势宏大，又显得十分严谨。为了充分展现武侠人物的人生命运，作家们往往以主人公的经历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同时把他们的生活世界置身于广阔的历史天地中，融人物之传奇、人生和历史为一体。在小说中，既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气氛，又展现出一幅又一幅深邃的历史画面，体现了非凡的艺术大手笔。难怪冯其庸先生要这样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小说结构，第一是庞大，他的小说，往往洋洋洒洒，一泻千里，而又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庞大完整的故事结构。可以说是体大而思精。”^[25]除了个别作品外，冯先生所说不谬。

（三）鲜活的人物

没有人物，就没有小说。就武侠小说来说，更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燕丹子》开始，到《三王墓》、《周处》、《李寄》、《聂隐娘》、《昆仑奴》，直至《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以及旧、新派武侠小说，哪一部离得开人物的描写？而鲜活的人物形象，更是一部优秀的武侠小说所必备的基本因素。

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有谁会忘记萧峰、杨过、黄蓉、小龙女、韦小宝……等等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武侠人物。尽管他（她）们的人生之路和性格各不相同，但其音容笑貌，无不一一时刻活跃在我们的脑海中，神态毕现。例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尾声，金庸有如下一段描写：

郭靖奔过去握住黄蓉的双手，叫道：“蓉儿，真想死我了！”心中激动，不由得全身发颤。

黄蓉两手一甩，冷冷的道：“你是谁？拉我干么？”郭靖一怔，道：“我……我是郭靖啊，你……我没有死，我……我……”黄蓉道：“我不识得你！”径自出洞。郭靖赶上去连连作揖，求道：“蓉儿，蓉儿，你听我说！”黄蓉哼了一声，道：“蓉儿的名字，是你叫得么？你是我什么人？”……

寥寥几笔，写活了郭靖和黄蓉。此时的黄蓉，在爱情上已历尽沧桑，对郭靖是爱恨交织。她回想自己在流沙中抛弃金环貂裘，引开欧阳锋的追踪，从西域东归，万念俱灰，只身孤苦伶仃，只想回桃花岛去和父亲相聚，在山东又生了场大病。病中无人照料，凄苦万分，在病榻上想到郭靖薄情寡义，真恨父母不该生养自己，以致受尽这无数苦楚煎熬。病刚好，在鲁南却又被欧阳锋追到，被逼随来华山译解经文。……已经逝去的一幕幕，此时又浮现在眼前。此处人物的刻画，真乃入木三分，把黄蓉的既恨又爱，欲擒故纵，而又触动心中的痛苦、悲恨难已的种种复杂心绪，表露无遗。人物的鲜活形象也在作者的妙笔下焕发着夺目的异彩。

（四）艺术化的武功描写

“武”是武侠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离开了“武”，武侠小说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用温瑞安的话来说，它是“个性的投影，情绪的表现，身份的象征，也有很深的寓意。”^[26]

在古代武侠小说中，作者对武功的描写比较简单，但它却是在形成期被作者所充分注意到了的。例如《燕丹子》就有“图穷而匕首现”的艺术描写：“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然。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至宋元时代的武侠小说《杨温拦路虎传》，出现了主人公和马都头比武的描写，两人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马都头被“打了一下伏地”。至于《水浒传》中的武功描写，人们都已十分熟悉。

而在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笔下，武功描写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们大多不会武功，甚至也没有学过武艺，怎么会把武功描写得如此出色呢？其原因在于其在创作中并非单纯地为写武功而写武功，也并非仅仅注重于打斗场面的描述，而是把武功描写融于小说的血脉之中，尽可能地把它作艺术化、哲理化、个性化的处理，从文化的层面上去描写，这样读者在欣赏小说中的武功描写时，就会获得艺术的享受。如《神雕侠侣》有杨过和蒙藏第一高手金轮法王紧张决斗的武功描写：

那长剑呼呼声响，直向杨过身后射去。杨过右手袖子一卷，裹住了剑身，正好法王铁轮砸到，杨过左手接住长剑，从双轮之间刺了出去。可是他右肩受伤之后劲力已减。法王双轮一绞，拍的一响，又已将长剑绞断。众人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无不大惊失色。

危急关头，台下有人提醒，杨过“随手一招，恰好使出了‘黯然销魂掌’中的‘拖泥带水’一招”，才反败为胜。作者认为，这套武功，“全由心意主宰”，杨过“虽然武术精博，终是领悟不到其中的妙境”，只有到了“哀痛欲绝之际”——将和小龙女永诀时——才会突然迸发功力，绝处逢生。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武功描写——其实在启示人们：最后的胜利乃在全部努力的坚持之中。

类似这样的武功描写不胜枚举。作者把武功描写充分艺术化、哲理化和个性化了，其目的在提升它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是细心的读者都能感觉到的。

（五）精妙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在语言艺术上的追求非常重要。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这“通俗”两字，就是武侠小说语言艺术的基本美学追求。事实上，一个优秀武侠小说作家对语言艺术的追求绝不仅仅是“通俗”而已，他在注重于小说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的同时，还把“精妙绝伦”四字铭记于心。学者大多认为，武侠小说作家的语言艺术中，梁羽生的精致优雅、古龙的简练活泼，已烙上鲜明的印记，既自成一体，又卓然成家，只要一拿起武侠小说来阅读，人们分明可以不难判别出它的作者来。

金庸小说的语言艺术更是千锤百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人称“女魔头”。可是在金庸的笔下，临死前的她却是别有一番风情：

李莫愁撞了一个空，一个筋斗，骨碌碌地便从山坡上滚下，直跌入烈火之中。众人齐声惊叫，从山坡上望下去，只见她霎时间衣衫着火，红焰火舌，飞舞身周，但她站直了身子，竟是动也不动。众人无不骇然。

小龙女想起师门之情，叫道：“师姐，快出来！”但李莫愁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竟是绝不理会。瞬息之间，火焰已将她全身裹住。突然火中传出一阵凄厉的歌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唱到这里，声若游丝，悄然而绝。

这里所写是人所共愤的女魔头之生命的终结吗？金庸把李莫愁的死，写得非常优美，既有熊熊大火的包裹，又有凄厉歌声的传出，如此精妙绝伦的语言艺术描写，读者是很难把它和“女魔头”联系在一些的。金庸的如椽之笔，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思索。这样的小说，无疑是精妙的美文，人们捧在手上，百般珍爱，也体现了读者对作者艺术追求的一种肯定。它犹如山中潺潺的泉水，跳跃着流进林间，流过田边，唱着悦耳的歌声，流向四方。

对精妙的语言艺术的不懈追求，来自作者对读者的挚爱深情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作家们为了在艺术上精益求精，需对小说作多次修改打磨。这方面，金庸是个突出的例子。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本来在报纸上连载，对大多数的读者来说，今天已很难目睹其原貌。不断的修改，以追求艺术的完美，是金庸晚年从事的重要工作。笔者手头恰有《雪山飞狐》的修改本，金庸在《后记》中说：“现在重行增删改定，先在《明报晚报》发表，出书时又作了几次修改，约略估计，原书十分之七的句子已改写了。”由此可见，他对语言艺术的重视程度。接着，金庸又叙说了修订的主要情况：“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比较远离中国旧小说的传统，现在并没有改回来，但有两种情形是改了的：第一，对话中删除了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人物的内心语言也是如此。第二，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不过，金庸对语言描写艺术的完美追求已跃然纸上。

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温瑞安，在说到武侠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时，曾以金庸为例，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使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因为有了他，才真正进入了‘文学谈’的领域。很少人能不喜欢金庸的小说；纯粹是看故事的读者，会被他曲折离奇和生动的‘说故事’手法吸引；纯粹是看人物性格的读者，会被他笔下人物强烈深刻的个性形象所打动；纯粹只看爱情文艺小说的读者，会被他悲欢离合深情刻骨的恋爱故事所感动；纯粹看侠义技击的读者，更被那英雄肝胆男儿志气和极尽武功之能的打斗场面震撼；就算是只要看主题意识的读者，也被作者在每个故事里深伏的主题与意义引起无穷回味，至于只看‘纯文学’的学者大人们，也会被他那深入浅出进入化境的文字，以及运用各种文学的技巧，融合为一在小说里的折服。”^[27]这真是知人之论。

其实，何止是金庸！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也是如此。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同样以永恒的艺术魅力跻身于文学殿堂，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七、带着美丽的梦想展翅飞翔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走近这道风景线观光的游人越来越多，神州大地刮起的一股“武侠小说热”，正方兴未艾，势头很猛。

汗牛充栋般的各种武侠小说集，正在日夜狂轰滥炸，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差不多要迸出血来了；数以万计的武侠电影、电视剧和它们的碟片、光盘等，也正和“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在激烈地争夺着观众；稚气未脱的“武侠迷”们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地摊和网吧中，经常乐而忘返；以武侠小说名家命名的武侠“茶馆”已经开张，“有限责任公司”也已挂牌在西子湖畔，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的不在少数……。

这股“武侠小说热”兴起于上世纪末，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由于媒体、出版家和企业家的推波助澜，近来还看不出有走向衰落的迹象。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它又高擎市场经济的大旗，正大步迈进在产业化的新征程中。

回顾武侠小说三十多年走过的学术之路，我们还是颇感欣慰的。

在武侠小说研究中最有成就的，也许是对新派武侠小说名家传记的写作。虽然传主集中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少数作家身上，但一本又一本具有较高学术质量和思想容量的传记连续出版，有的传主一人竟有好几种传记出现。这既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声势，又为武侠小说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知人论世，有利于把握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真谛。

对游侠的研究也热闹了好一阵子，并出版了几本专著。尽管作者打的是武侠小说研究的“擦边球”，和其保持着一段小小的距离，但这些研究，却打开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窗口”，有利于廓清古代武侠小说的历史真面目。

在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是对金庸小说的研究，陈墨先生的系列著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作者“万千宠爱”集中到一人，可谓毕其功于一役，对“金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相对而言，武侠小说史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仅有的几种论著，还是在“武侠小说热”的初期出版的。由于撰写时间的匆促和思想认识的滞后，已跟不上学术的发展；此外，除金庸小说外，其他作家如古龙、梁羽生、温瑞安、萧逸，还有随后崛起的黄易以及许多很有个性特色的武侠小说作家，还缺乏较高学术质量的研究论著；研究者对新派武侠小说比较注重，而对旧派武侠小说，古代武侠小说的重视程度尚嫌不足，后者对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还是一片茫然；人们对祖国大陆以及海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武侠小说的研究，可说是处于荒漠状态。即使是投入较多精力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武侠小说研究，也往往只是略知一二，没能从整体上把握之；虽说已有几所高校开设了“武侠小说研究”的课程，但在全国还成不了气候，在海内外具有较高学术知名度的著名学者，走进武侠小说研究队伍的为数不多，尤其是职业研究者，寥寥无几，也缺少对武侠小说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新世纪以来涌现的一批年轻的武侠小说的优秀作者，他（她）们吮吸着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一代人的武侠小说营养而成长，创作了不少引人瞩目的小说作品，对此研究者们还注意得很不够。如此等等，使笔者感到，目前武侠小说研究，从总体上说，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或者说，在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之下，学术底气不足，缺少向纵深拓进的学术潜力。与激情澎湃的“武侠小说热”（主要是出版和影视等）相比，它的研究显得过于冷落。

作为武侠小说的爱好者，我们在潜意识中对此总是感到很不踏实，冥冥之中似乎常常有人在质问。本辞典的编撰就是源于这一武侠情结的挥之不去，意在为武侠小说的发展尽一点小小的责任。

法国文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有句名言道：“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28]我们这本书的编写也不例外。其一，本书的撰写是在各路时贤的努力之基础上完成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拓性工作，才使本书的质量得到了相应的保证，也避免了走很多的弯路。对此我将永远铭刻在心，并向他们表示敬意。但受篇幅限制，本书也有很多的疏漏。这使我经常忐忑不安，在此也祈请诸位谅解。其二，我们在本书中努力追求依据原著，组织精美文字，力求彰显每篇（部）武侠小说的基本情节概要以及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以利读者走近武侠小说的艺术王国。和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若干种“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之类的著作不同，此书精选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风格的武侠小说经典或代表作500篇（部），与由笔者主编的《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等形成一个系列。

在结束本书的这篇“代前言”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美国诗人休斯的一首诗：

鸟儿离不开翅膀，

折翅的鸟儿怎能飞翔？

生活离不开梦想，

没有生机——无异于死亡。

冰雪覆盖的土地，

寸草难长，

失去梦想的生活，

没有土地——只有悲凉。^[29]

让我们带着各种美丽的梦想，走进武侠小说世界，去尽情地展翅飞翔吧！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撰写

二〇一三年二月修改

二〇一四年一月定稿

【注释】

[1]见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之“前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2]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1933年2月第13卷第3号。此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3]郑振铎《论武侠小说》，见《郑振铎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4]以上看法，参见杨启光编著《文化哲学导论》一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笔者在此和下文有关“亚文化”以及下节“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关系的相关论述，其基本观点均引用了《文化哲学导论》一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7]以上均引自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全集》第6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8]曹正文《古龙小说艺术谈》，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代序言第1页。

[9]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10]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

[11]（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臧克和等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26页。

[12]［美］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饶译《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13]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38页。

[1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3页。

[15]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目录”第1页。

[16]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3页。文中的着重号系原书所有。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2页。

[19]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20]墨子《尚同·上》，《文白对照二十二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1]［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

[22]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23]［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页。

[24]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页。

[25]冯其庸《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言》，转引自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26]温瑞安《看金庸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27]温瑞安《看金庸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8]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转引自［法］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9]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