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以来固原文物考古纪实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固原文物考古纪实

郑克祥

固原，是古代西北著名的重镇，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这里的古代人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20世纪60年代钟侃、张心智、董居安、李俊德等几位考古前辈来到固原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在隆德凤岭，固原河川、中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凿等农用工具，制作精细。陶器内壁往往留有手工泥条盘筑的痕迹。出土的彩陶有瓶、单耳罐等。彩陶以细泥红陶制胎，表面上一层橙黄色的陶衣，以赤铁矿或氧化锰作颜料，上面用毛笔精心描绘出动物或植物图案，入窑高温烧制后表面颜料经化学反应呈黑色或红色。在固原、隆德、西吉、海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遗址，其分布范围比“马家窑文化”广泛得多。农业工具石器加工比以前精致。陶器制作技术明显改进，除手工泥条盘筑外，采用了慢轮制陶技术。正是有了他们的这些发现，为固原的文物考古工作开了先河，典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固原的文物考古工作开始起步。1976年2月，固原文物工作站挂牌成立，有了正式的文物管理机构，陆续展开了零散的文物考古调查、墓葬清理工作。到了1984年固原博物馆成立，固原文物工作站并入，开始了有计划、有规模的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本文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固原的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取得的成就，以时代及发掘时间先后整理记录，为查阅这方面资料提供方便。

新石器时代

一、固原县河川河谷考古调查

原宁夏博物馆考古组于1972年～1973年对固原县河川河谷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调查。遗址位于河床的河谷阶地上，分布密集，自西向东为店河、于家湾、老坟峁、黑鹰壕、苟堡及固原城南清水河西岸的西塬畔。其中苟堡、店河、西塬畔遗存分布密集，内涵丰富。苟堡遗址位于河川乡政府东60多千米的苟堡村。遗址由阳洼里和羊路峁两部分构成，暴露面积4500多平方米，遗迹有住址、灰坑、窑穴、墓葬等。店河遗址位于距河川乡政府约40千米的黄峁山东麓、店河沟垴及谷地北岸的阶地上，暴露面积10000多平方米。遗物有通体磨制精致、棱角规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石斧、石锛、以及少量夹砂红陶器、大量夹砂红陶片等。居住址均为窑洞式，多凿在阳面阶地断崖或山坡上。居室面均涂抹白灰面，并经打磨，平整、光洁、坚硬；内壁四周下部粉刷白灰浆墙裙围子；中央皆设浅盆圆形火塘或方形盘式灶，以圆形居多；拐角处多有小窖穴、壁炉或居住面篝火处，大窖穴多凿于门内及门外两侧；门前辟平坦场院和路面，有的门前左右营建陶窑址。苟堡窑洞式居址选择于河谷阶地近水、背风、面阳的黄土山坡断崖上，因地凿穴、技术简便、坚固耐用、结构起架高、空间大、通风、采光、封闭安全、防寒避暑。窑洞式居址的发现，系河川河谷考古调查中重大收获。遗址中遗物非常丰富，以陶器为大宗，器形有罐、瓮、碗、豆、盆、盘、钵等。陶质有夹砂褐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灰陶等。纹饰有篮纹、绳纹、戳印纹、蜂窝纹、刻划纹、线纹、编织纹等。这些纹饰多饰于罐类颈肩部、器身、器底，纹样简朴。

河川河谷考古调查资料是在原宁夏博物馆、固原县文化馆、兰宜公路指挥部协助下取得的。参加考古调查的人员有李俊德、董居安、王谦、张心智、韩孔乐、武殿卿等同志，杜玉冰对陶器进行定型分式。《河川河谷考古调查》报告由董居安、孙昌盛、李俊德执笔，发表在《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绘图：乔国平）。

二、海原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于1985年～1987年在海原县菜园村周围的山坡上对林子梁、马缨子梁遗址和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墓地进行了发掘。

林子梁遗址。发掘面积430平方米，按地层划分可分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一期遗迹有房址8座，灰坑18座，窑址1座，墓葬2座。出土遗物种类有石器、骨器、陶器、兽骨、河蚌壳。出土的陶片以夹砂红陶最多，泥质红陶次之，泥质黑陶最少，另外还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夹砂黑陶。多数陶器烧制的火候不高，质地较软。器物制法为泥条盘筑、手塑成型，不见慢轮修整痕迹。器表纹饰以篮纹为主，绳纹次之，大多数斜行排列，另有少量线纹、划纹、附加堆纹、捏塑堆纹、戳印纹、竖条纹、横方格纹、席纹，素面较少。彩陶片均为泥质红陶，磨光，无陶衣，饰黑彩、紫彩和红彩。多为器表外彩，有的器物领内饰彩。图案有宽带、平行条、弧线、边弧、竖条、斜条、折线、网格、锯齿、圆点等。器形可识的有碗、盘、盂、豆、钵、盆、平底杯、圆底杯、单耳杯、半罐形匝、壶、长颈单耳罐、长颈双耳罐、小口罐、小口单耳罐、小口双耳罐、大口罐、器盖等20多种。第二期未发现遗迹。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兽骨、河蚌壳。出土的陶片按数量多少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陶器制法与第一期相同，烧的温度较高。器表纹饰以麦粒状竖绳纹占大多数，篮纹较少，线纹不见，素面器较少。器形可识的有碗、盘、盆、小口罐、小口单耳罐、圈足等。

马缨子梁遗址。试掘面积50平方米，清理灰坑2座。出土陶片均为手制，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夹砂陶多施绳纹，附加堆纹，少量划纹。夹砂陶以绳纹为主，少量篮纹。彩陶片表面磨光，无陶衣，黑彩为主，还有红彩、棕色彩。图案以条带纹为边框，其内填纵连的“之”“工”、双梭、方块等纹样，风格独特。另外，马家窑文化的网格纹、圆圈网、水波、垂幢、重环、柳叶、勾联等纹样也出现。彩多施于盆、盘、罐、壶的沿、腹外表。

瓦罐嘴墓地。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清理墓葬44座。除两座竖穴土坑墓外，其余为竖穴土洞墓，由长方形或梯形的短墓道与拱形顶、弧壁的洞室组成。葬式为屈肢一次葬，无葬具。单人葬为主，跪踞式和屈膝式。另还有断指葬。出土陶器360件，骨器为骨珠1064颗，玉器2件，石器8件。陶器有小口罐、单耳罐、大口深腹罐，双耳罐、子母口甑、大口瓮、长颈壶、双腹耳壶、单耳杯、盆、钵、碗、豆、匜、器盖、彩陶单耳垂腹罐等。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陶色红褐色、灰褐色为主，通体施篮纹，领肩抹平磨光。

切刀把墓地。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墓葬9座，出土器物70件。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竖穴侧龛两类。一次葬，无葬具。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平底器，夹砂陶灰褐、黄褐占多数，胎质粗糙，器表施宽浅斜篮纹。泥质陶次之，胎细壁薄，多橙黄、橙红，领肩磨光，下腹施细篮纹。

寨子梁墓地。发掘面积550平方米，清理墓葬9座。出土陶器82件，骨珠1220颗。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横穴土洞、土洞侧龛三种。二次葬，遗骸残缺不全。陶器单耳罐、小口罐多，还有单耳壶、双耳壶、碗、盆、长颈小壶、单耳小罐、双耳罐等。夹砂陶为主，色不匀，多呈红褐色、灰褐。泥质陶呈橙黄、橙红。纹饰以篮纹为主，附加堆纹、线纹和划纹量少。

林子梁遗址房址有窑洞式和半地穴式。林子梁和马缨子梁两处遗址分布在面向东南的坡地上，避风向阳，靠近水源。是先民们理想的居住地。切刀把、寨子梁、林子梁三处墓地墓坑分布随意，形状不规则。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竖穴侧龛、竖穴土洞、横穴土洞和土洞侧龛五种。

马缨子梁遗址盛行彩陶，年代应早于林子梁一期，可能与石岭下类型相当。瓦罐嘴、切刀把及寨子梁墓地出土的小口罐，小口单耳罐与林子梁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似。林子梁遗址一期、二期的文化遗存在海原、西吉、隆德、固原、彭阳分布相当广泛。这类文化遗存所处的时代应晚于石岭下类型，早于齐家文化。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的规模大，发现的遗迹、遗物丰富。从这些文化遗存看，当时的先民们以农业畜牧业为生存方式。居住场所普遍为窑洞式和半地穴式，流行竖穴侧龛墓，多单人侧身屈肢葬。林子梁遗址一期窑洞式房址，屋顶为穹隆形，这在同期考古资料中是少见的。《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由许成、李文杰、李进增、陈斌执笔，高雷绘图，发表在《文物》1988年第9期。

三、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作，于1988年5月，对固原、西吉、隆德、彭阳的2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这些遗址大多坐落在祖历河、清水河、葫芦河与泾河支流的近旁，依山傍水，避风向阳。调查中发现房址16处、路土面1处、灰坑3个、窑址3座、墓葬15座。采集石器4件、陶片1653件。通过对采集标本对比分析，遗址年代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平齐，中期与“菜园遗存”的林子梁遗址一期、二期相当，晚期延伸到齐家文化范畴内。

早期遗址以周家嘴头、胜利、页河子、铁家沟、打石沟和陈沟采集的标本为代表。陶器均为手制，泥条盘筑，泥质陶占多数，多为橙黄、橙红色，素面为主，纹饰线纹最多，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次之。有少量彩陶，均为黑彩，绘几何形纹。夹砂陶多呈红褐色、灰褐色。典型器有平底瓶、卷沿曲腹盆、敞口折沿盘、彩陶盆、侈口罐、敛口罐和厚唇直腹缸等。中期遗址与菜园遗存的林子梁遗址一期、二期基本相同，发现的地点最多，采集标本丰富，最具特色。相当于林子梁一期的遗物发现在杨家大庄、三滴水、坟曲梁、王河、黄沟、毛沟、高坪、马家河、铁家沟、套子沟、沈家泉、中河桥、明川、打石沟、海子，共十五处遗址。这时期陶器制法仍沿用泥条盘筑。泥质陶占大宗，纹饰篮纹数量增加，绳纹减少，素面较多，线纹很少见。典型器物有敞口斜腹盆、瓢形匜、浅盘高圈足豆、双耳壶、长颈壶、小口罐、大口罐、小口高领瓮等。相当于林子梁二期的遗物见于页河子、上齐家、中河桥、打石沟、刘庄、黑马鹰，共六处遗址。陶器仍为手制，橙黄色、红褐色陶居多，灰陶量增多。纹饰以篮纹为主，彩陶几乎不见。典型器物有肿唇敞口盆、小口高领罐、大口深腹罐等。晚期遗址遗物主要见于页河子、中河桥、坟曲梁、海子四处。陶器手制，多数器壁上有轮修痕迹。灰陶比例上升，篮纹占大宗，器形比较消瘦。

这22处遗址海拔比较高，分布区域为中坡形地势，给开挖窑洞提供方便。从发现的多处窑洞式房址看，这种建筑形式是这个地区普遍采用的。海原“菜园遗存”在多处遗址中发现相类似的遗物，范围遍及固原、彭阳、隆德、西吉，除祖历河流域外，清水河、葫芦河、泾河流域早中晚期都有分布，这些遗存还具有一定的共性，不少器物虽出土于不同流域的遗址，但陶质、陶色、制法、纹饰、器形都十分相似。说明这一地域的先民相互交往，共同创造有浓厚地域特征的原始文化，海原菜园遗址则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由许成、李进增、李文杰执笔，被收录在《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绘图：高雷）。

四、固原七营柴梁新石器时代墓地调查

1989年8月～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宝中铁路建设，在固原县七营乡柴梁发掘了一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墓葬区位于墩顶红圈子东山峁，山岗为带状坡地。附近群众在当地挖药材，时常有墓葬被发现。墓葬在墓葬区中部偏南处。葬式为侧身曲肢单人葬，随葬器物多置于人骨架的头部，出土了陶器、骨珠、骨片饰件等。随葬器物，除少量石斧、陶刀外，以陶器最多。陶器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彩绘陶器几类。器形简单，只有罐，但带耳者较多。陶器纹饰以篮纹、划纹、附加堆纹、圆点、凸纹常见。彩绘陶均为红色，除稀疏网纹外，多为横向或竖直的条纹，为陶器烧制后施彩，易于脱落，且绘制粗糙。试掘的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海原菜园遗址切刀把墓地、寨子梁墓地有很大的相似性，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参加柴梁新石器时代墓地调查人员有钟侃、马振福、田建国、杨明、延世忠、李永祥、余军等。发掘简报由钟侃、余军执笔，被收录在《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摄影：武殿卿、程云霞。）。

西周时期

一、固原中河孙家庄西周墓

1981年4月，固原文物工作站对固原城西北7.5千米的中河乡孙家庄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墓葬分别进行了发掘。

车马坑，距地表深30厘米～40厘米。坑内陪葬马骨架两具，方向60°，其中左副马骨架在清理前已完全扰乱，右副马骨架保存较完整。在左副马骨架马头的北边，有一长40厘米、宽30厘米、高70厘米的小龛，可能是原来放置左副马架马头的地方。车马坑内出土有车轴饰2件、带穿孔的蚌壳7枚。墓葬位于车马坑西北约7米处，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距地表深4.75米。墓中填土比较纯净，未经夯实。方向165°。墓坑上口长3.1米，宽2.1米；墓底长3.15，宽1.85米。在距地表4.15米处有生土二层台，在二层台下两侧发现棺椁痕迹。棺椁间残留麻织品痕迹，墓主人骨架已腐朽为黄色粉末，仅留4枚牙齿。葬式为仰身直肢。墓底有长60厘米、宽40厘米、深40厘米的椭圆形腰坑，内放置狗的牙齿和肋骨、腿骨。青铜器是这座墓葬的主要陪葬品，均为实用器。青铜鼎、簋、戈、当卢、马镳、马衔、泡饰、车軎、车辖、銮铃共有234件，其中骨器12件，玉器4件。蚌壳515枚，贝195枚，陶鬲1件，均分布在墓坑内的二层台和棺椁之间。墓未经盗掘，器物保存尚好。主要器物有：

鼎，1件。直耳，口微敛，沿外折，下腹微鼓，圆柱足。上腹饰带状饕餮纹一周，其地为细云纹，并有扉棱6个，鼎足上部饰饕餮纹。通高26厘米，口径21.4厘米。

簋，1件。敛口，鼓腹，圈足，腹部两侧附半环形兽首耳。颈部以云雷纹衬底，上饰带状兽纹一周，并铸有对称的兽头。足饰带状夔纹一周，通高13.5厘米，口径19.7厘米，圈足15.6厘米。

戈，1件。援部宽于内部，有中脊，中胡一穿，阑部低长，内部稍短，周边有凹槽，下有缺口，内角上钝下锐，在援基的正面，各铸一兽头。

戟，1件，直刺，直援，方内，长胡三穿，援身起脊，援基一穿。长16.5厘米，胡长24.7厘米。

车轴饰品，2件。椭圆型箍的一端连以方形板，箍和板都饰有兽面纹，箍中有一对称的方形穿孔。通长20.3厘米。

车軎，2件。圆筒状，平顶，近毂段有对称的长方形辖孔，中饰兽面纹四组，并有对称的小圆穿孔。通长16.8厘米。

车辖，2件。扁平长条形，辖身平直，尾部有一方形穿孔，辖首作兽头形，并有一方形穿孔。长91.7厘米，宽2.8厘米，厚0.6厘米。

銮铃，4件。铃身扁圆，正背面各有6个三角形辐射状镂孔，中有小圆孔，内有球形珠，边缘有对称的6个大小不同的镂孔。下体为长方形銎座，上窄下宽，两侧有脊，銎座尾端左右两侧有穿孔。长15.5厘米、铃径8厘米。

马镳，8件。长方形，中有圆孔，两边凸起两个圆筒状的管。长7.2厘米，宽5.1厘米。

当卢，8件。上有两角，中有圆泡，下为方形长柄，角与柄部有梁作穿。长22厘米、圆泡径8.8厘米、柄宽4厘米。

这座墓出土的青铜器制作精美，兽面纹饰是这些青铜器的主要纹饰，与同时期器物比较，时代大约为西周成王或康王时期。墓主人有一定身份等级。这个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宁夏地区西周考古的空白。参加墓葬发掘的人有韩孔乐、武殿卿、杨明。《宁夏固原县西周墓清理简报》由韩孔乐、武殿卿、杨明执笔，刊于《考古》1983年第11期。

春秋战国时期

一、固原河川石喇村发现战国墓

1980年夏季，固原文物工作站接到报告，在固原县河川乡（今属彭阳县）阳洼石喇村发现一座青铜时代墓葬。当时固原文物工作站负责人韩孔乐带领武殿卿、罗丰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抢救性清理。

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无葬具，葬式为头东脚西。墓坑内陪葬有马、牛、羊头骨近40个。随葬品有青铜短剑、戈、矛、刀、锛、铃、带扣、镦、马衔、圆形牌饰以及各类珠饰等共有130多件。以青铜器为主，没有使用陶器。发掘报告《宁夏固原石喇村发现一座战国墓》由罗丰执笔，发表在《考古学集刊》第三集。

二、海原曹洼遗址、隆德页河子遗址发掘

宁夏海原曹洼遗址、隆德页河遗址都是在1984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与宁夏固原博物馆联合对这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曹洼遗址位于海原城东约40公里的曹洼乡水冲寺林场，南华山北坡下一片冲积扇上。遗址两侧为宽阔的冲沟，附近有山泉。发掘面积为270平方米。遗址仅发现有灰坑，坑口形状有圆形、方形、不规则形3种。灰坑中包含物较少，陶片大都破碎不能复原。陶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陶色以橘黄色者居多，灰色及灰褐色较少，且多为夹砂陶。彩陶所占比例较大，均为橘黄色，有黑彩、红彩，另外有绳纹和附加堆纹饰于夹砂陶罐上。器形主要有夹砂罐、彩陶罐、盆、壶、瓶等。从出土的遗物看，文化遗存应属于马家窑类型。但是，陶器还是有很强的地方特征，主要表现在彩陶的花纹母题上，其中占大多数的实心与空心柳叶纹，粗糙的叶脉纹和细波浪纹等不见或少见于同时代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遗存中。

隆德沙塘页河子遗址位于隆德沙塘乡和平村渝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出土的遗迹、遗物分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有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多为直壁、平底。陶器多为橘红色或橘黄色，个别的为灰陶。以素面为大宗，纹饰主要为绳纹和线纹，其次为附加堆纹，有少量的彩陶。以平底器为主，尖底器次之。主要器形为盆、钵、罐、瓮、缸类及尖底瓶等，占全部陶器的99%。装饰品主要为陶环、陶笄及石笄等。生产工具主要为骨角质和陶质，石质者较少，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存，仅发现硬土面房屋一座和两处白灰面残迹。硬土面房屋为半地穴式圆角长方形，长方形斜坡状门道位于房屋的北壁，地面平整，房屋中央为一直径约60厘米的灶台残迹，窑穴坑口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坑壁为直壁或斜直壁袋状，坑底有平底和斜坡状底两种，其中以圆形，一壁有龛者最具特色。陶器仍以橘红色和橘黄色者为主，灰色及灰褐色者占有一定比例。以素面为大宗，其次为绳纹和篮纹的，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陶和附加堆纹，彩陶极少，多为红彩几何形纹。绳纹多为麦粒状粗绳纹。器形以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的空足器和圈足器。主要器形有高领折肩罐，夹砂深腹罐，单、双耳罐，以及鬲、斝、盆、豆、器盖等。装饰品有陶质、骨质和蚌质三类，主要有陶笄、陶环、骨笄及蚌饰等。生产工具以石质和骨质为主，骨器一般磨制较精致，主要有长方形凸刃穿孔石刀、骨锥、陶纺轮、石斧、石锛、石凿、砺石以及骨针、骨镞、陶垫等。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与秦安大地湾第九据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面貌基本相同，二者有着共同的器物组合，均以盆、钵、罐、瓷缸类为主。陶色均以橘黄色和橘红色为主，彩陶占有一定的比例，都以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为主要花纹。

隆德沙塘页河子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其年代相当于以秦魏家和皇娘娘台为代表的齐家文化的年代。页河子龙山文化时期的高领折肩罐、双耳罐都和秦魏家、皇娘娘台的器形接近或相同。参加发掘人员有韩兆民、杨明、耿志强、王辉。《宁夏海原曹洼遗址发掘简报》由王辉、杨明执笔，刊于《考古》1990年第3期。《宁夏隆德县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由杨明、王辉执笔，刊于《考古》1990年第4期。

三、固原彭堡于家庄墓地

彭堡于家庄墓地，位于宁夏固原彭堡乡撒门村西北2.5千米，冬至河支流大营河的东岸，背靠清水河和冬至河之间的高原，西临冬至河及大营河冲积而成的平川。发掘前这个区域不断有青铜器、骨器及殉牲骨出土，固原博物馆对这一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并征集了部分文物。1987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正式发掘，固原博物馆派工作人员参加。

于家庄墓地南北长500米，东西宽50米，分为北区、中区、南区。墓葬集中在中区，共20座。北区清理3座残墓。南区5座，其中有一座残墓。中区的20座墓葬排列不甚整齐，但仍可看出为南北向纵行排列，各墓间距4米至7米，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墓葬形制可分为两大类，即竖穴土坑墓与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墓坑为长方形竖穴，口略大于墓底，墓的大小不一。儿童墓葬较小，一般长不足1米，成人墓葬一般长约2米，单人仰身直肢葬。洞室墓可分为4类，即竖穴土洞、凸字形土洞、刀形偏洞、凹字形土洞墓。竖穴土洞墓，形制为在一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道的纵向一端下部掏挖一个浅洞作墓室。人头部和上身在洞室内，人骨的大部分却置于墓道中。随葬品均置于墓道的人骨两侧，殉葬的牛、马、羊的头、蹄置于人骨足端上面。凸字形土洞墓，在方形或长方形的墓道一端中间掏挖出和墓道相垂直的洞室作为墓室。墓室底前高后低。人骨的一部分置于洞室外，大部置于洞室内。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均在洞内人骨的两侧。殉葬的牛、马、羊骨大多置于墓道近墓室的一侧。刀形偏洞室墓，长方形墓道后端的一侧向里掏挖出狭长的长方形土洞充作墓室，人骨完全放在洞内或大部分置于洞内。仰身直肢，随葬品大多置于人骨两侧，仅少量的马具置于殉葬的牛、马头骨附近。凹字形土洞墓，在长方形墓道一侧的两端，各向里挖掘出狭长的土洞作为墓室，两个墓室之间以生土为隔梁，墓葬平面似“凹”字。殉葬的羊、马头骨分别置于人骨的足下。墓葬普遍存在殉牲现象，殉牲的种类有牛、马、羊的完整头骨或颌骨、蹄骨。共殉完整的牛头骨54具、马头骨42具、羊头骨166具，此外还有大量的马、牛、羊的颌骨和蹄骨。殉牲的方式多数是将殉牲和人骨同置于墓道或墓室的底部，位置因墓葬形制不同而异。竖穴土坑墓，多置于人骨的足下，土洞墓则置于洞外的墓道近墓室一侧，有的由于殉牲数量较多，还分数层堆放。少数墓不把殉牲放置墓底，而是在墓葬填土后，将殉牲埋在墓道一端上口处。各墓殉牲的数量多少不一，一般竖穴土坑墓殉牲的数量较少，而各种类型的洞室墓殉牲较多。

于家庄墓地，共清理了28座墓葬，出土陶器7件，一件为双耳罐，其余为单耳罐。其中有一件单耳罐为夹砂陶，余都为夹砂红陶。手制，器形不规整、粗糙，烧制火候较低，陶胎较厚。以素面为主，个别器物颈部饰锯齿纹或绳索形附加堆纹。铜器，有短剑、戈、矛、刀、镞、鹤嘴斧、斧、凿、锥、车軎、马衔、节约、竿头饰、铃、铃形饰、带扣、带钩、鸟纹牌饰、椭圆形牌、圆形牌饰、连珠状牌饰、双鹿牌饰、马头形牌饰、蛇形牌饰、连钮饰、兽头饰、扣饰、环、鹿、管、泡饰、条形饰、漏斗形器、扁连环饰、马项饰等673件。随葬的铁器因锈蚀严重，大都破碎，器形可辨的有短剑、扁连环饰、长方形牌饰等。其中，主要器物有金牌饰2件，一件形制为平面略呈椭圆形，上有弧形钮，钮下部有3个小圆孔，出土于死者髋骨下面，长径4.7厘米，短径4.2厘米，厚0.06厘米，重7.2克；另一件平面为长方形，有5道凹槽，呈搓板状，长1.5厘米，宽1厘米，厚0.05厘米，重0.4克。骨器有马镳、带扣、节约、当卢、兽头饰、条形器、梯形器、长方形穿孔器、柄形器、管筒形器、弓形器、菱形器、骨匕、镞、锥形器、马蹄形器、环、针、串珠等755件。玉器、石器，出土较多，一般为项饰或佩饰。绿松石串饰，217枚；玛瑙串饰，76枚；玉珠，9枚；料珠，10枚。

于家庄墓地，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都没有葬具。殉牲习俗盛行，随葬的器物以铜器为大宗，陶器极少。骨器制作较为发达，加工精细，这些现象在这个墓地表现得较为突出。墓地出土的部分铜器和内蒙古毛庆沟、呼鲁斯太、桃红巴拉等地的同时代遗存进行比较都较为相似或相近，时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发掘主持人为钟侃。参加发掘人员有钟侃、陈晓桦、延世忠。发掘报告《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由钟侃、陈晓桦、延世忠执笔，刊于《考古学报》1995年1期。

四、固原河川乡吕坪村、西吉新营乡陈阳川战国墓

1988年，固原博物馆先后接到报告，在固原县河川乡（今属彭阳县）吕坪村和西吉新营乡陈阳川村发现墓葬，固原博物馆即派工作人员前去进行抢救性清理。

河川乡吕坪村在固原东南约35千米，村庄四面环山，村东南有一条冲沟，这座古墓位于沟的东边。墓葬为长方形土坑，长210厘米，宽172厘米，深195厘米。墓主人头向东侧，头低脚高，仰身直肢葬，没有葬具。随葬品散置于墓主人周围，人骨架上殉牲的马、牛、羊等牲畜头骨数层，以羊头骨居多，可辨的有20个，另有马头骨11个、马蹄骨12个、牛头骨4个。出土的铜器有戈、矛、铃、马面饰、当卢、车轴饰、铲形牌饰、透雕牌饰、云纹牌饰、带扣、动物形饰、鹿形饰等75件。玛瑙珠、石珠、骨珠9枚。

西吉新营乡陈阳川村墓葬，平田整地时发现。墓葬已遭严重破坏。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墓主人头东足西，墓内殉牲有马、牛、羊头骨。随葬品散置于墓主人周围，出土的青铜器有车辕饰、马镳、当卢、竿头饰、桃形牌饰、节约、花瓣形牌饰、虎噬鹿牌饰、鸟形牌饰、泡饰、小管饰、长方形管饰、环形饰共62件，银牌饰1件。62件青铜器中有几件造型工艺制作相当高，称的上这个时期的精品，分别是：（1）花瓣形牌饰，14件，形制相同，铸造而成；花瓣形，中间为两鸟头相对承托一花瓣，两鸟形状相同，圆眼、圆耳，颈弯曲，喙下勾，下端圆形突起，中间为一屈身伏卧的动物图案，背面有一竖向钮，动物身上饰圆点纹，长6.1厘米，宽4.3厘米。（2）虎噬鹿牌饰，1件，铸造而成。一虎作站立状，构成主体造型。虎额前突构成一环，尾巴上翘与背部相贴，尾尖作鸟头状与另一鸟头相对。虎眼圆睁，张口咬鹿的背后，左前爪搭在鹿肩部。鹿回首，前肢前伸，后肢前屈。虎的右前爪下踩踏一幼鹿，幼鹿伸首作挣扎状。器表略鼓，动物通体以勾云纹、圆点纹、弧线纹、回形纹作装饰，长12厘米，宽6.5厘米。（3）鸟形牌饰，1件，铸造而成。一鸟作回首状，耸耳，眼圆睁，喙下勾，腹部由一屈卧的动物构成，器表饰圆点纹、弧线纹。正面略鼓，背面下凹，中部有一横向钮。长7.1厘米，宽4.6厘米。

这两处墓葬，形制都是竖穴土坑墓，无葬具。随葬的器物以青铜器为主，且数量较多，没有陶器，同样有殉牲现象，与固原彭堡于家庄墓地的时代相同，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清理工作人员为延世忠，《宁夏固原吕坪村发现一座东周墓》由延世忠执笔，刊于《考古》1992年第5期。《宁夏西吉发现一件青铜器时代墓葬》由延世忠、李怀仁执笔，刊于《考古》1992年第6期。绘图：郑克祥、黄丽荣。照相：武殿卿、程云霞。

五、固原杨郎乡马庄村春秋战国墓地

1989年8月21日，固原博物馆接到报告，固原杨郎乡马庄村有一处春秋战国墓地被洪水冲毁，部分文物露出地面，遭到当地村民的哄抢，当即固原博物馆领导向自治区文化厅、固原行署领导进行汇报，固原行署派出公安人员和固原博物馆工作人员，会同杨郎乡政府干部一同到现场，向当地村民进行文物政策、法令宣传，收缴了部分文物，制止了哄抢事件。当日固原博物馆派张世杰、王焕林两位同志于1989年8月22日进住马庄村，进行现场保护工作。1989年9月29日至11月1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固原博物馆对这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地位于杨郎乡马庄村附近的沙沟北岸。沙沟是一条季节性小河，由西向东蜿蜒而下，沟北岸为连绵起伏的沙丘。墓地沿沟北岸东西近3000米，南北宽约200米，墓葬分布集中的地点有3处，从东向西依次为第一、二、三地点。第一地点，发掘面积112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座。第二地点，发掘面积380平方米，清理墓葬20座。第三地点，发掘面积442平方米，清理墓葬11座。墓地三个地点的地层堆积有所不同，第一地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层堆积为斜坡状，剖面看分为五层。第二、三地点地层堆积基本相同，墓葬均开口于表土层下，直接打破生土，无文化层。由于盗掘和暴雨冲蚀，大部分墓葬遭到严重破坏，形制不明。仅有20多座墓葬形制可辨，其中有一座为竖穴土坑墓，其余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竖穴墓道土洞墓中有一座为双洞室墓，其余均为单洞室墓。洞室一般开口在墓道东壁或北壁，有的居正中，有的偏于一角。洞室为长方形，弧顶，底部斜坡状，里端低，外口高。洞室底部低于墓道底部，并延伸到洞口外。人骨架皆头里脚外，少数骨架全部在洞室内，多数下肢露在洞室外，均无葬具。有少数墓可辨其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北，人骨均头低足高，无合葬。殉牲现象普遍，有羊、马、牛三种，都以牲畜的头颅和蹄子随葬。以羊头最多，少者几具，多者达几十具。竖穴墓道用于殉牲坑，殉牲的头骨、蹄骨多数置放无规律。多数墓葬由于遭受不同程度破坏，随葬遗物位置扰乱，随葬品多寡不等，多者达百余件，少者只有几件。有随葬品和殉牲的墓葬占多数。随葬品中各种质料的串珠数量最多，其次是铜、铁饰品及车马器，还有少量的兵器，日常用具和陶器等。随葬品的位置一般为串珠散落于人头、颈附近；耳环、耳坠多发现于人头两侧；手镯、指环，一般在腹部或臂侧；腰带饰多见于人体腰际，且排列有序；各种带扣和透雕牌饰置于腹前，或散落于盆骨之上及其旁边；带钩放在腰部左侧；兵器和工具多置于人体两侧及头部左右；鹿、羊、狗形的铜质饰件置于人体上部填土中，或人体两侧，或与殉牲一起置放。

杨郎马庄墓地，清理的50多座墓葬中，随葬遗物较为丰富，有铜、铁、金、银、骨、陶、石等多种质料，各种器物共2957件。铜器分为兵器与工具，生活用具，服饰器，车马器四类。兵器与工具，有戈、矛、短剑、铜柄铁剑、刀、镞、鹤嘴斧、斧、凿，共42件。生活用具，主要有锥、勺、管状饰等51件。服饰品，出土数量较多，分带饰、坠饰和佩饰三类，有带扣、带饰、带钩、环、铃形饰、镯、耳环，共129件。车马器，是出土器物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类，包括马具、马饰、车具、车饰四大类，有当卢、节约、衔、镳、箍、泡饰、单柄圆牌、车辕饰、軎、毂、竿头饰、铃、动物纹牌饰、动物形饰、透雕铜饰等15种，共521件。铁器大部分锈蚀严重，器形可辨的有剑、矛、刀、锸、锥、衔、镳、牌饰、镯、环等10种，36件。骨器是墓地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出土的数量仅次于铜器。器类多，造型别致，大部分器物表面刻花并用抛光手法处理，器物制作精细，种类有镳、三辨形器、节约、铃舌、镞、环、方形穿孔器、半球形穿孔器、管饰、角形器、坠饰、匕、针等13类，共151件。金、银器，仅有少数墓中出土，以耳环、珠饰为主。有金耳环、耳坠4件，银耳环5件，银珠饰26枚。陶器出土极少，共有6件，均为夹砂红褐陶，器类有双耳罐、单耳罐。石器有棍棒头、铃舌、绿松石珠饰、玛瑙珠饰、玛瑙坠饰、蛋白石坠饰、蛋白石珠饰、水晶石，共1985件。

杨郎马庄墓地面积比较大，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为主，墓主人均头低足高置于洞室内，无葬具，葬式基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无合葬墓。墓葬以殉羊、马、牛等牲畜普遍，每个墓都有，数量多少不一。随葬品多为生前所用的兵器、车马器、服饰品、生活用具，以青铜器为大宗，其次为骨器、铁器。部分铜器造型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也存在与中原地区相近或相似的同类器。骨器镳、节约、三瓣形器等制作精细，反映出地域性的特色。墓地以部分保存较好墓葬的地层关系和随葬品变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晚期相当于战国晚期。参加发掘工作人员有：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成、李进增、卫忠、韩小忙，固原博物馆韩孔东、延世忠。绘图：高雷。照相：马新田、李宝峰、武殿卿。发掘报告《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由许成、李进增、卫忠、韩小忙、延世忠执笔，刊于《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两汉时期

一、固原北塬、古城汉墓

1983年秋季，宁夏固原文物工作站（现宁夏固原博物馆）与宁夏博物馆联合对固原北塬古城乡（今属彭阳县）北山上的两处4座汉墓进行发掘。

北塬汉墓，1、2号墓葬形制基本相同，由封土、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斜坡墓道长14米，宽1.3米，距地表深7.8米。甬道呈拱形。主室两壁平砌17层砖开始起劵，墓顶为单劵。铺地砖平置斜铺。主室后端，用砖竖置平铺形成棺床，棺床上木棺朽木痕迹清晰可见。主室北侧有一耳室，单劵。3号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后室组成。斜坡墓道长17米、宽1.1米，距地表深7.95米。墓门二层封砖，人字形砌法。甬道呈拱形单劵，前室为横长方形单劵，铺地砖横置错缝平铺。前室的东北角用砖砌一方形灶台，其上置一铁釜。后室为竖长方形单劵，将砖立起人字形砌成棺床。

古城汉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后室和耳室组成。斜坡墓道长14米、宽1.2米，距地表深5.4米。墓门人字形砌法二层，甬道长1米，拱形单劵。前室呈方形，墓顶塌陷，单层穹隆顶，铺地砖人字形平铺，墓室东侧构造一耳室。

四座墓均不同程度遭到盗掘，仍出土了较多的随葬品。陶器有罐、壶、瓮、灶、甑、盆、黄釉陶壶、绿釉陶仓、绿釉陶井等33件。黄釉陶壶，一件。盘口，细长颈，溜肩、鼓腹、平底。器体通施黄釉，表面光滑，有瓷质感。肩部两周凸弦纹，其间施浅浮雕动物纹图案一周，铺首一对，铺首将图案分隔为两组，内容相同，为猛兽捕食，动物形象生动逼真。铜器多数形体较小，为陪葬用明器，有铜镜、带钩、弩机、刀、扣饰、棺花、盖弓帽、车軎、筒形饰、马衔、马镳、当卢等52件。少量的铁器、玉器、骨器。贷币400多枚，以五铢钱为大宗，兼有货泉、货布、大泉五十等。北塬1、2号汉墓出土的钱币与《洛阳烧沟汉墓》比较，其相对年代约为西汉晚到东汉早期。3号汉墓年代约为王莽时期。古城汉墓年代约为东汉早期。参加墓葬发掘人员有韩孔乐、武殿卿、冯国富、张建国、韩兆民、郑克祥。发掘简报《宁夏固原汉墓发掘简报》由郑克祥执笔，刊于《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文中照相由程云霞承担，绘图、拓片由郑克祥完成。

二、固原县上饮河东汉墓葬

1988年4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与固原博物馆在固原县城郊上饮河村发掘一座墓葬。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侧室组成，前室平面呈方形，穹隆顶，四壁平砖错缝砌。后室、侧室单砖劵顶，墓底砖人字形平铺。甬道上方构筑阙楼，斗拱和柱用朱砂涂过。前室南侧放置两具棺，随葬品经盗扰失去原位。出土铜镜、五铢钱、陶罐、骨器、串珠、扣饰40多件。墓葬年代依据五铢钱的特点、铜镜形制确定为东汉时期。墓葬发掘人员为耿志强、张世杰。《固原县上饮河东汉墓清理简报》由耿志强执笔，刊于《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绘图：贾淑琴。摄影：武殿卿、程云霞）。

三、固原博物馆院内汉墓群

1999年3月，固原博物馆在陈列楼北侧建文物库房时，发现5座汉代墓葬。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开始抢救性清理。墓葬位于汉高平城旧址西城墙外约50米，呈南北向排列，以发掘清理的先后，从南到北编为1号至5号。墓地20世纪80年代初为农业耕地，整个地形是西边高东边低的缓坡状。

1号墓，位于墓地的最南侧，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圹四壁早年塌方，保留高度不足50厘米，墓圹基本呈方形，结构为东西侧板长，南北侧板在东西侧板两头进深30厘米榫卯套接而成。椁长约3.2米、宽约2.6米。木椁的底、盖、棺木、人骨架已朽，木椁西南角只存头骨1个，少量的随葬器物均放置在木椁内。头骨东侧放置铜镜1面，铜镜正面朝上，镜上放木梳1件，铜镜和木梳用丝绸包裹，丝绸已朽。木椁东南放置陶灶1件，北侧排列5件陶壶。木椁内四周散置鎏金铜花饰15件，花饰背面有木头痕迹，应是棺木上的装饰物。五铢钱2枚。

2号墓，位于1号墓北侧，两墓相距约6米。砖券结构长方形单室墓。由斜坡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长3.35米、宽1.1米，深距地表4.6米。墓室两侧用条砖单层平行错缝砌，起券用楔形砖单层错缝平砌。墓底用条砖斜向错缝平铺，墓门用条砖错缝封堵至墓顶。棺木、人骨架已朽，葬式不详。墓内随葬品极少，仅有陶罐、壶、灶、甑4件，五珠钱4枚。

3号墓，位于墓地西北角。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圹由于早年进水致塌陷，墓圹除西壁保存较好外，其他三面壁保存高度不到40厘米。墓圹长4.7米，宽2.2米，深距地表7.4米。墓室南壁和北壁木椁侧板朽后残痕清晰可辨，结构清楚。椁板外侧用木条连接，板间用铁马钉固定。木椁前后档板看不出用木条连接的痕迹。上述情况推测木椁的大体结构，木椁在做好的墓圹内将和墓圹长度相同的南北侧板两头钉上木条，固定前后挡板，然后把南北侧板顺着墓圹放下，将前后挡板逐块叠套下去，构成木椁形状。木椁长约4.7米、宽约2.2米，板厚20厘米。木棺痕迹已难辨，人骨架大部分已朽，椁室西南角残存几块头骨，旁边有几块脊椎骨，西北角残存脚趾骨碎块，由此推测墓主人葬式为头南足北。随葬品较为丰富，铜器生活用具集中放置在墓主人东侧，陶器放置在椁室东南角，五铢钱86枚用麻绳串接放置在墓主人胸前。随葬的陶器有壶、罐、甑、砚，共11件。石器有研磨石、朱砂石2件。铜器有钟、钫、盘、盆、剑鞘口饰件、键、剑格、筒形器、盖弓帽、球形饰件，共19件。铁器有镇、环首刀、锥、镞、锤、环，共13件。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其中铜钟，器形较大，青铜铸造而成。小口微外侈，溜肩，鼓腹，平底，圈足。口、肩、腹部各饰一周凸起的宽带。肩部两侧铸出对称兽面纹铺首衔环，铺首兽面纹饰造型生动，立体感强。钟的底部刻一大一小两个“田”字，字体不规整，口径18.9厘米，腹径37.6厘米，底径20.7厘米，高46.1厘米。

铜，1件。青铜铸造而成，长筒形，断面呈圆角菱形，底部封闭，中部突起箍三周，前端两面各作3个尖齿状，中间尖齿最长，每个尖齿的边沿用朱红描出廓线。通体先以鎏银衬底，以三周凸棱为界下部两面和前端每个尖齿两面以鎏金作出流云似藤绕蔓缠的流云纹图案。图案布局严谨，线条流畅。长20.7厘米，宽3.6厘米，厚2.7厘米。

4号墓，位于墓地中部，是一座长方形竖井式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器物箱、墓室三部分组成。在墓室入口处下挖一长方形土坑，土坑底为斜坡，口和墓室底平齐。土坑做成后紧贴四壁构筑木箱，木箱内东西两侧放置陶罐、灶、甑。墓室为长方形洞室，洞室做的不宽大，棺木一具，紧贴洞室两壁。人骨架已朽，葬式头西脚东。墓室前端放置铜镜1面，残铁刀1件。

5号墓，位于3号墓东侧，间距不足5米。形制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木椁结构与三号墓基本相同，木椁长4.7米，宽约2.4米，高约1.7米。木棺已朽。椁室东侧正中有骨架一具，除头骨，腿骨基本完好外，其他骨头已朽。随葬的铜器有铜钟、釜、盆、勺、博山炉，集中放置在墓室西北角。墓主人头北侧放两个漆盒，内各放铜镜一面。铜镜用丝绸包裹，漆盒、丝绸已朽。其他骨头已朽。葬式为头西脚东，仰身直肢。一件铜盆内有动物骨架，类似猪、鸡、鸟的骨头。椁室西南处放置一铁釜，其上放置一铜甑，墓主人腹部放五铢钱8枚。

5号墓出土的铜钟2件，形制相同，青铜铸造而成；口外侈，长颈，鼓腹，圈足。口外饰一周微凸起的宽带，肩，腹各饰两周凸起的宽带。腹上部两侧各铸对称的兽面纹铺首衔环，衔环活动自如。在两件钟的下腹部朱书一隶体的“钟”字，痕迹清晰可辨。口径13.2厘米，腹经26.5厘米，底径16厘米，高33.6厘米。博山炉，1件，青铜铸造而成，由炉身、炉盖组成。炉身和炉盖分别铸造，炉身作子口，口向里微收成半球形。炉身口部铸一横向手柄，手柄形状俯视呈葫芦形，柄端上面铸出变体人面纹饰。炉身下部有一小孔，使炉内燃料燃烧时能吸入空气。炉座呈喇叭中空，炉身表面留有锉磨的痕迹，光滑美观。炉盖作母口，口外沿上有一周向上翻起的水波纹，其上作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多层，山峦上作出燃烧的火焰纹饰。炉盖以水波纹和山势的空间作出镂孔，炉盖表面涮金装饰，造型巧妙。通高18.9厘米，口径7厘米，底座直径9.8厘米。

这5座墓葬的年代，根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五铢钱的变化，推测其年代：1号墓为西汉后期。3号墓大约在西汉中期偏早阶段。5号墓可能要晚于3号墓，大约在西汉中期稍后，但不会晚到王莽时期。4号墓应为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2号墓年代大约为王莽至东汉早期。3号墓在这几座墓中规模较大，铜器占陪葬品多数，铜钟器形大，铜和剑鞘口饰件，都是兵器上的部件，其上鎏金构出精美的图案，这种兵器和图案在河北满城2号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中的完全一样。由此推测3号墓主人可能为男性，是西汉时期驻守在当地的军事官员或官吏。5号墓的墓葬形制、木椁结构，都和3号墓基本相同，两墓相邻，方向一致，以其陪葬的器物组合分析，墓主人可能为3号墓主人的夫人，异穴合葬。墓葬发掘工作由郑克祥主持。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有郑克祥、延世忠、马建军、罗丰、陈坤、陈安位、王建斌。照相：菅谷文则、程云霞。拓片由王建斌承担，线图由黄丽荣、郑克祥完成。发掘报告《宁夏固原城西汉墓》由郑克祥执笔，刊于《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北朝时期

一、北魏漆棺画墓清理

1981年10月，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对宝（鸡）中（卫）铁路勘探发现的一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墓葬位于固原城以东约2500米处的西郊乡雷祖庙村。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墓道在墓室西侧，长16米。甬道拱形顶，用条砖砌筑，长2.9米。墓室为方形，叠涩穹隆顶，边长3.8米。墓内有两具棺木，墓主人男性在墓室左侧，女性在墓室右侧。其中男性棺木表面用漆绘出精美的图案。骨架均已腐朽，尚存少许头发，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南偏西5°。墓室虽未被盗，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铁路勘探，钻探致墓室内大量进水，随葬的文物大都落在棺木周围。清理出土的文物，铜器有斗、灶、钫、壶、透雕双龙饰件、透雕铺首、棺钉帽、鎏金棺环、发笄、带饰、顶针；铁器有剑、匕首、剪刀、镜、马蹬、环；还有银耳杯、波斯银币、琥珀珠、水晶珠、珍珠以及陶盆、罐等60多件。两具棺木均已腐朽，男主人漆棺上的漆皮均散置于泥土中。其上绘有精美的漆画，是这座墓的重大发现。棺木的形制和漆画内容全貌无法辨认，工作人员及时进行绘图、照相、填写卡片。然后把漆画残片小心仔细从泥土中捡出，用玻璃夹好封闭保存。这对漆画以后的拼对起到重要作用。

1982年5月，宁夏文化厅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王珑、刘永祥及部分学生与宁夏博物馆牛达生、于存海、马以慰等到固原对漆棺画进行仔细观察，初步拼对临摹。1983年11月，经宁夏文化厅同意，由固原文物工作站延世忠等同志将漆画残片原件送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由金维诺、王珑、王定理先生对漆画作了进一步拼对临摹工作。北京文物保护研究所胡继高先生亲自操作，1988年下半年完成了漆棺的复原和漆画拼对修复保护工作。漆画经拼对整理，漆棺的盖板、前挡板、左右侧板大部分漆画得到复原，完好率约占整个漆画的三分之二以上。后挡板漆画已毁。漆棺经复原，形制为前高宽、后低窄。棺盖为两面坡式，前端呈现圭形，最宽处105厘米，残长180厘米。棺画内容主要反映了孝子故事，以及墓主人生前宴饮、狩猎的生活场面。墓中漆棺彩画的发现，是中国美术考古方面的重大事件，它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具有代表性的北朝绘画史料。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参加墓葬发掘工作人员为韩孔乐、武殿卿、罗丰。发掘简报《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刊于《文物》1984年第6期，文章由韩孔乐、韩兆民执笔。《固原北魏漆棺画》由罗丰执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二、固原县新集乡石洼村北魏墓

固原县新集乡（今属彭阳县）石洼村两座北魏时期的墓葬于1982年固原县文物工作站调查时发现，1984年3月固原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由罗丰同志主持。

两座墓葬均位于新集乡石洼村的北山上，坐北朝南，封土堆类似两座小山包，东西排列间距约8米。西侧为1号墓，东侧为2号墓。首先对东侧的2号墓进行发掘。2号墓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墓室五部分组成。墓道斜坡形，长38.5米，两壁有生土台逐层内收。东壁四层，西壁三层。墓道构筑2个过洞，2个天井，第一过洞中掩埋完整马骨架1具。第二过洞东侧有一长方形盗洞直下，盗洞内两侧脚窝明显存在。第二天井东西两壁各有小龛，由于墓室塌毁与第二天井连在一起，已难辨甬道。墓室平面略呈梯形，南北长2.6米，东西宽4.7米。墓室内遗物几乎荡然无存，只有少量的陶器残片。在淤泥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红色漆片、铁钉及木炭。在墓室和天井的扰土中出土牙簪1件、金环1件。

1号墓由封土、土筑房屋院落模型、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7部分组成，全长44.76米。封土周长69米，残高6.2米。在封土南面揭去近1米的耕土层，墓道、天井痕迹清晰可辨。沿着墓道和天井下做的同时，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对封土应切去一半观察其内部结构，封土为积土夯筑而成。切去封土，发现封土下为一南北向长方形土圹。土圹前端为一座长方形土筑房屋的瓦垄、夯筑，简单粗糙，前高后低。土圹中央为长方形天井，天井四壁两头内收，形成阶梯状生土台，土圹后端为一长方形土筑房屋模型，长4.84米，宽2.9米，依地垫而筑，底部斜坡状，前高后低。房屋模型经后期切割揭取时观察，模型内部为黑褐色土夯筑，土质较松软，模型上部瓦垄用黄土加白灰夯筑，土质非常坚硬。房屋模型顶部为两面坡式，两面坡各有13条瓦垄，最左侧的瓦垄为双层，类似砖砌。房脊中间略低，仿砖砌，两边略翘起，房脊两端置鸱尾。正面刻出门和直棂窗。门在中间，左扇门关闭，右扇门半开，边上有门框，上有门额，边框两角向上桃起，门左右各有一直棂窗，窗框四角向外突出呈放射状，两窗各竖四根剖面呈三角形的直棂。房檐下出14根桃檐枋，上承替木托屋顶。房屋模型顶部及正面用白灰涂过，门、框、直棂窗均用朱红涂刷。模型为先夯成长方形，然后剔刻而成。其墓道呈斜坡状，长18米，宽2.2米。墓道上构筑2个过洞、2个天井。墓室顶部全部塌毁，结构不详，四壁不甚规则。现存墓室为长条形，两头宽，中间窄，南北长6.6米，最宽处3.15米。也可能原来为前后室，墓室四壁原应涂有白灰，墓室中无明显的葬具痕迹。墓室上方正是土筑房屋模型，为了墓室清理安全，在房屋模型后端进行大开挖式发掘，发掘过程中，过洞、甬道、墓室北壁等多处发现盗洞，零散的陶俑被扰乱到盗洞中。虽然墓葬曾遭多次盗掘，破环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随葬品。其中陶俑为大宗，多数破损，经修复后有140多件。俑的种类为武士俑、风帽俑、文吏俑、乐俑、男役俑、女侍俑、甲骑具装俑7种。另有陶牲畜狗、鸡，陶乐器瑟、竽、鼓，陶仓、磨、碓、灶、井、牛与车，以及陶罐、盆、甑、钵、灯盏等共30件。其中：武士俑76件，除面部表情、年龄特征及高矮略有差异外，姿态、服饰基本相同；头戴鱼鳞甲兜鍪，面部用墨勾画须眉、眉毛，胡须多为八字形；身首分制，俑身中空，俑头实心，俑头插入用木棍穿入领后及颈下圆孔中固定；身着带盆领的鱼鳞甲，似先涂白粉，然后用墨勾出8排甲片，缀系作朱红色；双手握于腰部，拳心有孔，作执武器状，原执器可能为木质，现腐朽已不存在，裤与靴区分不明显，高37厘米。风帽俑26件，形制基本相同；头戴圆形风帽，面部墨勾八字胡须，尖鼻、深目，身着翻领对襟大衣，显得十分厚重；左手不垂不露，右臂弯曲，拳心有一孔，原执有物，足蹬圆头靴，高37.5厘米。文吏俑4件，形制相同；头戴小冠，长颈，面部涂白，墨勾八字胡须。身首分制，套接而成，身着长袍，腰束带，双手拢于胸前；足为长袍遮掩，高41.7厘米。吹角乐俑，8件，形制基本相同，头戴冠，冠顶部凸起，边沿上翻，面部涂粉，墨笔勾勒八字胡须；身首分制，套接而成，身着短袄、长裤；双手托一长角，张口吹奏，角上粗下细，中空，两端饰朱红色；俑两手及角分别制成，套接后用石灰粘接，高45.3厘米。击鼓乐俑1件，头戴小冠，面目清秀，身首分制套接；身着束腰长袍，是为长袍所遮；左臂已残，右臂上曲，拳心有孔，可能原执鼓桴作击鼓状，高39.3厘米。持鼓乐俑1件，头戴冠，冠侧檐翻卷，脑后部凸起，面部无须；右臂弯曲前伸，已残，在臂处有一扁圆形鼓，手上伸，已残，鼓与俑身连接，推测俑手当与臂分制，右手应作鼓状，高39.9厘米。男役俑1件，戴软帽，面施粉，无须；身着对开短衣、长裤；双手前伸、拳心有小孔，原或执绳索，由于出土在牛车附近，可能是牛车驭手，高34.5厘米。女侍俑6件，形制有所不同，一种面目清晰，头微上仰，小口紧闭，辫发编成12个小髻，上盘成一大髻，颈部较长，身首分制，套接而成，身体修长，着束腰长袍，双手拢于胸前；另一种眉目模糊不清，似戴软帽，顶部有一高髻，身首分制，套接而成，身着长袍，袖口较为宽大，双手握于胸前，高35.1厘米。甲骑具装俑19件，形制相同，头戴鱼鳞甲兜鍪，顶部有一孔，可能是用来插缨的；面部涂粉，墨勾八字胡须，身着带盆领的鱼鳞甲，双手曲于胸际，拳心均有孔，原执物已失，骑于铠马之上，腿部亦有甲片，但无马蹬。马身着具装铠，所披鱼鳞甲多至八排，铠甲下沿一周涂朱红色；两颊有护板，双目圆睁，眼眶突起，头戴面帘；额上有前倾的三瓣花饰，耳朵较小，尾扁平下垂，腹部中空，马腿、尾巴为套接用石灰粘连，高43.5厘米，长34.8厘米。牛与车各2件，牛造型相同，一红一黑，圆眼，粗鼻孔，嘴微合，双角上曲，昂首挺颈而立，尾夹于股间，身体浑圆，肌肉凸起，形态生动，角与腿均另制套接，用石灰粘连，腹中空。2件车中1件为敞篷车，细泥红陶，舆长20.4厘米、宽19厘米、高14厘米。左右有栏板，栏板内外涂朱红色条带，前后各有一柱，栏板及柱顶有圆形、方形穿孔。从车舆穿孔位置来看，原有木质车辕，已朽。车轮陶质，直径18.8厘米，有16根木质辐条，已朽，辐条端用石灰固定在车轮上，另一端插在车毂中，用石灰固定。毂长11厘米，最大径8厘米，上有数条弦纹，均涂朱红，车轴木质，已朽。车高24.6厘米，长20.4厘米，宽41厘米。另1件为卷篷车，泥质灰陶，残破严重，舆长方形，卷篷顶，卷篷前后大于车舆，舆身多穿孔。车轮的形制做法与敞篷车相同而略大。

墓葬经过1个多月的清理，完成了墓葬的绘图、照相、填写卡片、提取文物工作。时间大概到了9月下旬，关于土筑房屋模型这个重要文物该如何保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课题。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遇到，无任何经验，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外请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来现场试验指导解决。根据土质文物的现状，提出了先采用药品渗透加固，然后再分块揭取的办法。经过反复试验，认为土筑房屋加固选用聚醋酸乙烯脂乳液，进行表面渗透加固。乳液为水溶性物质，对土的渗透性较好，方法是配置各种不同浓度的水溶乳液，从淡到浓依次用喷壶对模型喷涂，每次喷涂完要干透，再进行二次、三次直至喷涂八次干透即可。加固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由于天气寒冷，揭取工作无法进行，将加固好的土筑房屋，用麦草覆盖，上面用土压保暖过冬。次年5月，土筑房屋揭取工作开始。揭取的方法是：绘制土筑房屋的平面、正面、背面及两侧面图。对土筑房屋平面、正面、背面、两侧面画上分块线，土筑房屋的每个面为单元，给分隔的每一块编号。分块线及编号都要标在土筑房屋的图上。根据分块的大小，制作相应的木箱，切割一块装箱一块，并及时把编号写在木箱上。揭取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用了近3个月时间将土筑房屋全部揭取完，装箱运回。2003年，在固原博物馆古墓馆内复原陈列。

彭阳新集1号墓，全长40多米，规模宏大，结构特殊。从墓葬形制、器物风格上都具有北朝早期即北魏时期的特征。出土的陶俑组合，种类繁多，有一定的阵容气势。制作手法较粗糙，同类型的陶俑单个身体细节都各有不同，高低略有差别，均为手塑造型制成。武士俑、乐俑、甲骑具装俑为泥质灰陶，火候高，质地坚硬，空心。风帽俑、文吏俑、女侍俑、男役俑为泥质红陶，火候低，质地疏松，实心。武士俑面部线条勾勒的表情细腻，神态生动。衣服鱼鳞甲片笔法流畅，甲片分布均匀，部分俑具有胡人形象。吹奏、击鼓，抚瑟乐俑为研究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土筑房屋模型，无疑是仿墓主人生前的居所用于陪葬，体现其身份的一种形式。土筑房屋的结构，为研究魏晋时期的房屋建筑提供了依据，在同期考古资料中实属首例。

彭阳新集北魏墓发掘人员有罗丰、郑克祥、樊军、韩孔乐、韩兆民、张建国。土筑房屋模型加固人员有韩孔乐、罗丰、延世忠、钱卫星、张满贵；揭取人员有郑克祥、樊军；复原人员有郑克祥、陈坤。《彭阳新集北魏墓》发掘报告由罗丰执笔，刊于《文物》1988年第9期。绘图由郑克祥、黄丽荣完成。摄影由武殿卿提供。

三、固原县西郊乡深沟北周李贤夫妇墓

1983年9月～12月，宁夏博物馆与固原文物工作站对固原西郊乡深沟村南侧一座古墓进行了发掘。据发掘出土的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

墓葬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六部分构成。封土堆呈圆形，高约5米，逐层夯筑，斜坡墓道，全长42米，墓道上有3个过洞、3个天井。每个过洞内用土坯夹砖横向错缝封砌。墓室长4米，宽3.85米，基本为正方形的土洞墓，墓室底部用长条砖错缝平铺。墓室早年塌方，遭盗掘。棺椁已腐朽，人骨架腐朽散乱。从腐朽棺木痕迹观察，男性为一棺一椁居东，女性为一棺居西。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及墓室均有壁画，内容主要以身着大口袴褶服，手柱或肩扛环首仪刀的侍卫为主。墓道、过洞、天井壁画原20幅，现存18幅。第一过洞双层门楼，第二、三过洞分别绘单层门楼。墓室四壁原绘有18幅壁画，以侍从伎乐图为主，现仅存5幅，每幅用红色边框分隔，属于较早的屏风画。墓中出土260多件陶俑，以类型进行组合，有镇墓兽俑，出行仪仗俑，厨房用具等。以出行仪仗俑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0%以上。随葬品多集中在甬道，以及墓室东南、西南角。前排为2件独角镇墓兽，其后2件镇墓武士俑，往后是具装甲骑俑、风帽俑、武官俑、文官俑、文吏俑、骑马俑、男胡俑、女侍俑。在甬道和墓门东侧置墓志2合。墓室东南角放置陶制的厨房用具井、磨、灶、碓、房屋、鸡、马、骆驼等。西南角放置陶盆、钵、罐、马、牛等。墓室西壁鎏金银壶、玻璃碗各1件。女棺内出土金戒指1枚。男棺内有玉璜、玉佩、玛瑙珠、带鞘铁刀。墓室后部有银提梁小壶、银匙、银筷子、小陶盆等，共计300多件。陶俑为青灰色泥质，火候高，质地坚硬，俑头和身体用半模制成。俑体实心，背部扁平，身体多施白色，服装甲胄等用红、紫、黑、白等色彩绘。

出土两合墓志，分别为李贤及妻吴辉墓志。李贤墓志，志盖青石质、盝顶，四边斜刹，素面，正方形，边长67.5厘米，厚11厘米。正中镌刻减地阳文楷书“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3行9字。右上角有一直径2厘米的小圆穿孔，下面有4个排列不整齐、直径9厘米的圆环形印痕。志石青石质，边长67.5厘米，厚10厘米。平面磨光，细线刻划方格，横竖各31格，志文刻在格内，楷体，共874字。墓志记载，李贤，字贤和，其家族为陇西望族，其弟子侄多为西魏、北周统治集团中的显赫人物。李氏一门之中，为柱国者二、大将军者三、开府者七、仪同者九、孤卿者六、方伯者十有五焉。到隋代，其弟李穆仍身居显位。李贤本人经历北魏、西魏、北周三代。一生担任多种官职。戎马征战，镇守一方。对居墓志记载：“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拔，因以为氏。”证实李贤并非李陵之后，而是鲜卑拓拔氏的后裔。生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卒于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卒年66岁。

吴辉墓志灰白色岩石质。志盖，盝顶，四边斜刹，素面正中镌刻减地阳文篆书“魏故李氏吴郡君之铭”3行9字，正方形，边长49厘米。志石，边长45厘米，宽44厘米，厚11厘米。平面线刻方格横竖各20格，志文刻在方格内，楷体，共323字。墓志记载：“其先勃海徙焉，门居显称。”周武帝和其弟齐王宪，“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吴辉卒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4年），时年38岁，吴辉比李贤早25年卒于原州，发葬于他处，李贤卒后，“别开埏茔，是日迁伉俪于蒿里，合双魂而同穴”。

李贤墓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壁画色彩鲜艳，人物生动形象，绘画技法流畅粗放，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主人生前富有华丽的生活场景。这些壁画的出现，在北周的绘画史上属首次重大发现，填补北周壁画研究的空白，为探讨隋唐时期壁画的渊源，提供了珍贵资料。随葬的陶俑具有一定的阵容组合，宏伟浩大。俑的形象面部饱满，体态丰腴，与北齐、东魏陶俑面目清秀，身材修长，形成明显的对比。出土的鎏金银壶、玻璃碗、镶宝石金戒指、环首银装铁刀，据专家学者考证，为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舶来品，这几件珍贵文物是最引人注目的。其中：鎏金银壶，细长颈，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环形单把，高圈足，银质地，表面鎏金。壶把两端兽头与壶身相接，把上方有深目高鼻戴帽的胡人头像。壶颈、壶腹下高圈足与足座各饰一周凸起的联珠泡饰。壶身腹部打押凸起男女3组6图像，据考证，表现的内容是希腊神话“帕里斯裁判”，中间是阿芙罗狄蒂向帕里斯递上金苹果，左边是帕里斯劫持海伦时的场景，右边是在特洛伊战后，海伦回到丈夫墨涅拉俄斯身边。腹的下部以细线刻出一周水波纹，其间有怪兽、游鱼图案。壶通高37.5厘米，腹径12.8厘米。玻璃碗，淡绿色透明的玻璃制成，碗体外侧上端配置8个，下端配置6个圆台形凸饰，底部中央雕成稍大的圆台形，兼作碗底。其工艺特征是使用烧吹技术制成比现存遗物更厚的器件，然后利用磨制技术进行腹部、底部凸饰及口缘部的造型，口径9.5厘米，高8厘米。镶宝石金戒指，圆环形，铸造而成，戒面镶嵌蓝色宝石，表面上雕一裸体人物手执弧形花环，两端各垂一囊状物。环首银装铁刀，出土于李贤棺椁间，应为李贤生前佩刀，环首、刀鞘一侧上下有两个纵装附耳，耳有凸钉。刀柄及鞘前端以银皮包装，鞘为木制，鞘身通体涮漆，呈褐色。是目前所发现的北朝墓中唯一保存完整的铁刀，通长86厘米。

墓葬发掘领队为钟侃。发掘主持人为韩兆民、韩孔乐。参加发掘整理的有韩兆民、韩孔乐、陈伟、钟侃、何继英、郑晓红、郑克祥、冯国富、马学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由韩兆民执笔，刊于《文物》1985年第11期。摄影为孙晓伟、武殿卿。绘图为郭义孚、冯振慧、齐东林。壁画临摹为张心智、马以慰。

李贤墓的发握工作于1983年12月基本结来。剩下来就是墓道、天井、墓室内的壁画揭取以及彩绘固色保护工作。壁画的揭取由于固原12月的室外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度到零下20℃，揭取工作已无法进行。决定在墓道、天井、墓室上方用木板支撑，再用塑料膜、麦草、草拌泥封盖，越冬保护。这年冬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汤池、王珑两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8人对李贤墓的壁画历时半月进行了临摹。

李贤墓的壁画，是先修整好墓道、天井、墓室的墙壁，其上涂很薄的白灰做底衬，用颜色直接绘画的一种形式。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墓内壁画有地仗的做法，况且壁画在固原地区属首次发现，没有任何揭取技术力量。面对这样的问题，及时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国家文物局派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徐毓明先生前来现场进行研究揭取指导工作。徐毓明先生于1983年11月8日来到李贤墓现场，根据当地土质、壁画保存状况和气候等因素，决定是先取样化验分析，做好小块壁画样品的试验，初步制定揭取方案后，再作大面积揭取。徐毓明先生带着所取的样品回北京进行化验分析，模似试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壁画加固揭取方案。1984年6月，徐毓明先生来到固原李贤墓地，着手主持壁画的揭取，其程序如下：配制2%、5%、10%聚乙烯醇缩丁醛乙醇溶液。将所要揭取的壁画进行分块划线，确定画幅大小。按壁画划线后的尺寸做好木制框架、前后盖板。分割边线，取土。沿着边线以外，铲土使揭取的壁画露出边线。干燥壁画画面，用无烟煤炉烘干画面，将配置好的3种不同浓度的聚乙烯醇缩丁醛乙醇溶液由稀到浓涂涮加固两三遍烘干。再用配制好的10%聚乙烯醇溶液涂涮画面并贴纱布一层，烘干后反复一次烘干。把做好的木制边框套在壁画上，画面上垫好棉花、包装软纸、上面板、背面铲土、使套接的木制边框落地，上背板，壁画揭取完成，揭取工作于1984年7月下旬结束。1986年4月至7月，对揭取运回的李贤墓壁画进行室内修复工作。将壁画边框取掉，剔除背土，露出壁画的画面层，扫去浮土，用聚醋酸乙烯酯乳液加水涂涮加固壁画背面。用毛笔蘸热熔化后的石蜡液，涂于壁画背面的空缺处，防止背衬与保护画面粘贴的纱布粘连。做好上述程序后即可给壁画做背做衬，做背衬前要给壁画背面涂涮一层聚醋酸乙烯酯乳液，在未干的状态下直接做背衬，壁画背衬用聚醋酸乙烯乳液、熟石灰膏、羊毛筋、白水泥、细砂按适当比例调和均匀。要稠度大，拌、揣成面团状，抹在壁画的背面上，抹平厚度1.5厘米。自然干透，给背衬粘贴3层环氧玻璃纤维布。待环氧玻璃纤维布干后约24小时，把壁画正面朝上，用毛笔蘸沸水涂涮粘贴于画面的纱布，然后轻轻揭去。最后给壁画做木制的边框，将修复完毕的壁画嵌在框内，框上以清漆涂涮，这样壁画修复完成。

李贤墓壁画修复的同时，对墓内出土的200多件彩绘陶俑的固色保护工作也同步进行。方法是：用小竹签，轻轻剔除陶俑上的泥土，将剔去土的陶俑，放入乙醇溶液中浸泡过夜。取出，浸入加固液中浸泡。约12小时取出，自然晾干。壁画揭取、修复、彩绘陶俑固色保护的研究项目承担单位：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项目主持人：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徐毓明。参加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宁夏固原博物馆韩兆民、韩孔乐、延世忠、郑晓红、冯国富，宁夏博物馆张莉、王燕、王丽华、韦佳。壁画揭取，修复与彩绘陶俑固色保护两项于1985年获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保护文物两项四等奖，颁发了奖金和证书。

四、固原南郊北周宇文猛墓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1993年5月，对固原南郊乡王涝坝村的一座古墓进行发掘。经发掘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北周大将军、大都督宇文猛墓。

墓葬位于隋唐墓地北侧，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组成。墓为南北向，墓道斜坡状，长53米，深距地表13米。墓室为洞式，平面呈方形，墓早年被盗塌方。墓室西北壁用砖砌成棺床，其上放置棺椁一具，棺壁留有髹漆的痕迹，棺底放置木炭和石灰用于防潮。墓甬道用砖封闭。在对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清理后发现留有壁画颜色痕迹，曾绘有壁画，由于墓被盗进水，壁画遭到破坏，仅剩5号天井东壁一幅站立持仪刀的武士壁画还清晰，基本完好。武士头戴圆形小冠，身着红色交领长袍，宽袖。面部丰满、侧身站立。壁画以白、黑、红3种基本色勾绘，人物比例匀称，线条自然流畅。随葬的陶俑集中放置在墓门口，种类有镇墓武士俑、持盾武士俑、风帽俑、笼冠俑、武官俑、胡俑、文吏俑、执箕俑，均为泥质灰陶，各类人物俑采用模制。入窑烧制后彩绘，陶俑制作较粗糙。马、骆驼、鸡、狗以及灶、磨、碓、井、鸡舍、罐等集中放在墓室东南角。均为泥质灰陶，手塑成型，制作简单。发现各类彩绘陶俑及家禽、家畜灶具共计100多件。

墓志1合放置在甬道，青石质。志盖盝顶式，四面斜刹，边长44厘米，厚12厘米。素面，无文字。志石边长52厘米，厚10厘米。平面磨光，涂有墨迹。线刻方格，横竖各27格，志文25行，满行27字，全文516字，楷书体，字迹清晰。题为：“周故大将军、大都督，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盘头郡、开国襄公墓志铭。”文为：“公讳猛、字虎仁，平高县人，其行颛顼之苗裔。”“惟祖、惟父世为民酋。公幼表令湟，长而雄烈，出忠入孝，志夷国难。永安元年任都将，二年补都督。普大中除襄威将军，奉朝请。大昌元年除镇远将军，步兵校尉，除龙骧将军，员外谏议大（夫）。后至永熙三年大驾西迁封长安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大统二年加平东将军、大中大夫。四年除安南（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又除通直散骑常侍，加安西将军，增邑八百户，通前一千六百户，进爵为公。十三年加持节将军，右光禄大夫除长乐郡守。十四年授大都（督）、原州诸军事、原州刺史。十五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乃属。宝历归周，以公先朝勋膺，赐姓宇文氏，改封盘头郡开国公，增邑一千户，通前二千九百户。即授龙武伯，三年转授龙宫伯。以公宗室勋膺，授汾州诸军事，汾州刺史。”“春秋六十有九，保定三年岁次乙酉七月十五日疾薨于长安县鸿固乡永贵里。”“皇上闻而悼焉，诏赠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谥日襄。礼也。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斯原。”宇文猛未见史传，姓宇文氏，为北周初年所赠，其祖、父世为领民酋长，宇文猛为少数民族，但其姓氏墓志铭中没有记载。

五、固原西郊北周田弘墓

1996年5月24日，按照中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开始了第二座墓葬的发掘。第二座墓葬位于固原西郊乡大堡村，距西侧北周宇文猛墓约600米。墓葬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构成。封土保存较好，呈圆堆形，现存东西宽12米，南北长20米，高3.5米。据对封土的发掘，确认封土为堆积夯筑成形。墓道斜坡，至第四过洞结束，全长45.3米，5个天井，每个天井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大小略有不同，相互间的距离也有差异。第四天井南侧过洞塌陷后与第三天井连接，第五天井北壁被盗洞打破，其它三壁保存完好。斜坡墓道从第五天井开始变成平底，并与甬道相连。由于墓室早期被盗，破坏了甬道内木质封门和土坯封门。部分遗物被盗置于第五天井，有陶罐、盆、残陶俑、镇墓兽、陶、鸡、狗、玉璜、玉环、残玻璃器等。第三天井、第四天井和第五天井之间的第四过洞内构筑封砖墙，最厚处为1.2米，五排砖砌成。甬道位于第五天井和墓门之间。甬道顶部全部坍塌，高度不详，甬道中央位置有木制封门，因盗掘破坏大部分已不存在，结构不清。仅在地面保留有门墩痕迹，门墩一侧插入墙内，墙内有立木痕迹。木门内侧用土坯砌成单层封门墙。从甬道口开始有铺地砖、与墓室内铺地砖相连成一体。墓道内两壁有壁画，保存状况不好，只可辨其颜色，内容很难看出。墓室土洞形式，早期盗掘从甬道清理情况看墓室顶可能已完全塌毁。为了发掘安全对墓室上方采用大揭顶的方法。开挖长12米、宽8米的平面，东西两侧为便于出土留台阶。墓室结构为多室墓，由主室、后室和侧室三部分组成。主室顶部完全塌陷，平面基本呈方形，边长3.2米，四壁垂直，残存高度不足2米，主室四壁均绘有壁画，但保存状况有所不同，东壁保留一组人物的下肢部分；南壁只残存一些壁画颜色痕迹；西壁保存人物头像，人物下肢部分塌落；北壁后室门两侧各保留一组侍卫图，每组两个人物，两侧人物神态大致相同。采用红、白、黑3种颜色描绘，并有红色边框。墓室西壁摆放未被扰动的十余件陶罐，内盛装粮食。西南角紧贴北壁东西向放置棺木1具，为夫人棺，棺盖已不存，双重木棺，榫卯结构，长方形。棺内随葬有玻璃珠、泥珠、五铢铜线和布泉铜线，棺外有玉钗1件。后室位于主室北壁中央，平面基本呈长方形，顶部坍塌，从东西两壁看可能为拱形顶。两壁保存高度不足1米。后室原安装有木门，结构不清，两侧砖砌有门垛，上部不存，其侧有残的立木痕迹。铺地砖与主室一致，但地面高于主室12厘米。东西两壁保留有壁画痕迹，主要是简单的红色带。棺木1具置于靠近门的中央，双重木棺，榫卯结构，平面呈梯形。棺内人骨架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骨架下铺垫较厚的石灰层，墓主人身着丝绸衣服残迹。棺内出土有玉璜、玉环、玉璧、东罗马金币5枚等物。侧室位于主室东壁中央，形状基本为长方形，顶部塌陷，估计为拱形顶。三壁残存高度不足1米。铺地砖横向错缝平铺，与后室一样高于主室6厘米。出土了具装甲骑俑残件，泥质红陶，由于烧制火候很低，陶俑呈泥状，表面彩绘。第五天井内出土的残陶俑，镇墓兽、陶鸡、陶狗原应置于侧室。墓由于多次被盗，主室内散乱各种木制品残件、丝织品、鎏金花饰，小玻璃残件等。部分器物和大量云母片残件被盗置于第五天井内，云母片上用金箔贴出各种精美的图案，可能是木制器物上的装饰物。墓志一合，也被盗置于第五天井。志盖，青石质，正方形，边长72厘米，四面斜刹。顶面四边双线刻四边框，中均布宽线方格，有4行，每行4字，内刻16字，篆文“大周少师柱国大将军雁门襄公墓志铭”。志石，青石质，正方形，边长72厘米，厚14.5厘米。志石表面磨光，刻细线方格，竖行36行，每行38格，共1341字。行文魏体。第一行顶格书“大周使持节少师柱国大将军大都督襄州总管襄州刺史故雁门公墓志”。“公讳弘，字广略，原州长城郡长城县人也。本姓田氏，七族之贵，起於沙麓之峁，五世其昌，基于凤凰之县。”墓志记载：墓主人田弘，原州长城人，北魏时已从武为官，历经西魏、北周两朝，屡立战功。《北史》《周书》均有传。“北周建德四年正月三日死于襄州，春秋六十有五，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归葬原州高平之北山。”

这座墓是田弘和其妻的合葬墓。对田弘墓的发掘，使我们对北周时期的墓葬形制有了新的认识。根据田弘本人的身份，墓内陪葬情况又存在着一些不解的地方。田弘墓墓道全长50多米，有高大的封土堆，构筑了五个天井，墓室为前室、后室、侧室，这种规模的多室墓国内同期墓葬中很少见。人种鉴定，田弘本人属北亚蒙古人种，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可能性很大，肱骨上有小型穿孔，与文献上记载田弘征战数次受伤的情况相符。墓内一次出土了5枚东罗马金币，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但同时又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柱国大将军身份的田弘，在构筑如此规模的墓葬时，仅在甬道两侧和墓室四壁绘有较为简单的壁画，而墓道没有壁画。陪葬的陶俑也只有几件，且制作粗糙，烧制的火候非常低，这些都和同时代的宇文猛墓、李贤墓形成强烈的反差。另外，墓室内铺地砖多是从其他建筑上拆下来的旧砖，墓门上的砌砖则全都使用破碎砖块，这种简陋现象，与其身份很不协调，这些迹象应是我们要思考的。壁画揭取工作在同年10月中旬开始，仍采用传统的木箱框套法进行揭取。揭取前室西壁1幅，北壁2幅，面积4.9平方米。壁画揭取工作由郑克祥主持，王建斌、陈安位参加。《北周田弘墓》由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编，日本勉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

（作者系宁夏固原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