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

在初次分配领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分配份额为常数的假设，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理论、增长核算等领域被普遍采用，经济学界也普遍承认这一事实。如Kaldor(1961)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要素收入是稳定的”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典型事实之一。总体上看，虽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经济学界较为接受要素分配份额长期不变的结论。

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出现劳动份额有所下降的现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明显的下降趋势。一些研究还指出劳动收入份额及其变化趋势在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新情况重新激起了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总结来看，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的差异、全球化及有偏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可能是影响各国的要素分配份额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不过，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这些因素可能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变量，而是相互交叉在一起发挥作用，难以绝对分开。

(一)经济发展阶段

harrison(2002)以本国相对于外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解释变量，发现它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Diwan(2000)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方程中放入人均GDp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结果发现前者的系数为正，后者系数为负，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然而，李稻葵等(2009)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呈U形，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

(二)产业结构

劳动收入份额在产业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必然会影响其总量上的劳动收入份额。Serres等(2002)对欧美六国的分析表明，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型导致这些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但对加拿大的分析表明，尽管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但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是推动加拿大整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力。

(三)要素投入的差异

要素投入的差异即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比例。harrison(2002)利用1960-1997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劳动与资本比例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小。然而，Bentolina(2003)等却发现相反的结论。Diwan(2000)运用1975-1995年世界135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份额越高，这种结果可能与资本存量越高，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越强有关；而在贫穷国家，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可能意味着在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劳动力只能够在收入中要求一个很小的份额，才可以吸引资本的流入。

(四)全球化与技术进步

在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近期大量文献都将这一现象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其研究结论社会反响也较大。新古典贸易理论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可能会降低前者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全球化引致的各国为吸引资本进行的竞争，导致倾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弱化工人的谈判地位，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这些理论上的推论也陆续为相关实证文献所证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总结各国的典型事实认为，全球化使得高技能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上升，进而其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低技能却恰恰相反。这也是当前发达国家出现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

(五)劳动力市场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工人的保护程度，其最终影响体现在工资和就业两个渠道，且两者的影响方向可能相反。Blanchard(1997)等指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之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四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其潜在的含义是就业保护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Guscina(2006)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工会力量弱化和就业保护强度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

总结相关文献来看，虽然各国存在差异，近年来全球均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似乎已经得到承认。然而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尚较为含糊。较为存在共识的是，全球化以及倾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是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在其他方面，许多文献研究的结论甚至方向相反。如在产业结构方面，经济发展阶段、要素投入差异、劳动力保护程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类似问题。如果透视文献中分析的基本逻辑则可以发现，无论是关注哪类外在原因，劳动者基于供求形势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而非外加的谈判地位)，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因素。

略有遗憾的是，文献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较少，需要注意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以产业结构为例，以上两篇文献主要关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两个部门的背景不同。有趣的是，基于发达国家文献的研究，发现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或强或弱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目前中国有关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建议中，往往会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重要政策措施。这或许提醒我们，应当关注何种服务行业才能有效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近期，李稻葵等(2009)、Maarek(2010)等文献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两篇文献的差异在于，李稻葵等的模型中分析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而Maarek分析劳动力从非正式部门(同样是以农业部门为主)转向工业部门。实质上看模型分析的背景差异不大。两者的结论类似，都认为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有差异，而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由此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早期处于下行的态势，到某个阶段之后才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