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以来主要的通货紧缩理论观点

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的通货紧缩理论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通货紧缩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货紧缩效应以及通货紧缩成因的分析。而在通货紧缩成因的分析中，目前理论界又重新强调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立足于从供给的角度去探讨通货紧缩成因的观点在中外理论界比较流行。

（一）莱德勒关于通货紧缩的理论

美国货币主义代表人物莱德勒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将通货紧缩定义为“通货紧缩是一种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的过程。它是和通货膨胀相对的。”莱德勒所给的定义与萨缪尔森、斯蒂格里茨、托宾等许多西方学者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根据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跌来定义通货紧缩，这是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

莱德勒继承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收缩论的观点来说明通货紧缩的成因。莱德勒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周期性波动现象。物价水平的周期性下降即通货紧缩是货币供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莱德勒认为，19世纪后期金本位制经历的长期的通货紧缩“几乎肯定是由于黄金生产没能满足日趋增长的金属货币需求而造成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金本位作为政府的自觉政策行为而造成的”。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通货紧缩，莱德勒认为“是由于商业银行系统的信贷和货币创造活动收缩造成的，而信贷和货币创造活动的收缩则归结于出现周期性下降和早些年经常出现大银行倒闭”。加拿大学者莱斯根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莱斯根在1992年出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周期》一书中指出，银行贷款总是通货紧缩的发动机，银行由于害怕倒闭而收缩贷款会导致通货紧缩；另外，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货币主义者的货币供应收缩理论对通货紧缩成因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不单纯是因果关系，而主要是相关关系，价格水平不仅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受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另外，价格水平对货币供应量也有影响。分析通货紧缩的成因应当考虑实体经济因素的作用。

莱德勒认为，马歇尔（1889年）、罗伯逊（1928年）、庇古（1927年）、哈耶克（1931年）、弗里德曼（1969年）和舍尔金（1991年）在讨论通货紧缩问题时，都认为温和的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合乎经济上的需要。他本人也持同样的观点。莱德勒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通货紧缩，虽然“根据当时的评论者说法，通货紧缩反过来强调的是在实际收入和就业这两个途径的收缩”，但是“价格的‘大萧条’与繁荣的实际经济扩张恰好相符，很难证明通货紧缩严重地阻碍了其所影响到的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因而，如果名义工资水平的向下黏性没有导致就业问题，那么温和的物价通货紧缩比温和的通货膨胀或实际价格水平稳定更可取。”这与其他货币主义者一样，莱德勒不考虑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仅从货币供应收缩的角度来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是不充分的。

（二）关于通货紧缩的心理因素分析

西方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很注重经济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货币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其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都引入通货膨胀预期分析来解释菲利普斯曲线的有效性。由于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对立面，国外部分学者也从公众心理角度来分析通货紧缩的成因。加拿大货币主义者莱斯根在1992年出版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周期》这本书中就认为，通货紧缩是经济周期中的现象，而周期是心理因素引起的。日本银行的上田1998年3月21日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撰文认为，日本银行系统坏账有可能导致银行系统的崩溃，从而引发经济萧条，这里关键是信心问题。这些论述都是典型的心理因素论。

通货紧缩预期等心理因素确实会对通货紧缩产生较大影响，但心理因素不是通货紧缩的成因，因为通货紧缩预期的形成本身要受货币金融因素和其他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

从1997年第三季度起，日本、中国、新加坡、瑞典、瑞士等一系列国家相继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同时，全球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也达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美国《商业周刊》于1997年11月向世界发出了“全球通货紧缩”的警告，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其危害，并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研究日本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通货紧缩理论。这种理论是从实体经济因素方面，尤其是立足于从需求的角度来探讨通货紧缩问题，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比较引人注目。

克鲁格曼在1987年出版的他与奥伯斯菲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一国总体价格水平的下降。这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界主流的观点。克鲁格曼通货紧缩理论的特色之一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明通货紧缩的成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理论界流行的观点是立足于从供给的角度来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英国学者、香港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波特尔以及美国著名战略投资家加利·西林等人都持这种论点。供给决定论者认为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是通货膨胀率降低甚或价格水平持续下跌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供给面的分析不够全面。因为总供给的增加虽然会使价格水平下降，但是这种价格变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克鲁格曼这个观点与德国著名评论家阿尔福雷德·芩克尔、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美国战略投资家加利·西林的看法相同，基于对中国、日本经济的研究，克鲁格曼指出仅凭生产能力过剩这一点远不能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如中国、日本等难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刺激总需求，从而防止价格水平持续下跌。克鲁格曼认为，通货紧缩的出现表明还存在着抑制总需求增加的其他因素。他说：“短期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到需求不足……因此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克鲁格曼认为，现在理论界对于通货紧缩的研究不够重视，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符合潮流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技术进步和长期发展上”。克鲁格曼批评说；“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在长期中它们确实起作用。但是，也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在长期中我们都死掉了。”由此，克鲁格曼认为应当重视通货紧缩研究并从需求的角度去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

克鲁格曼认为通货紧缩的成因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根源。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和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日本国内储蓄增加而消费减少的原因。与此同时，适龄劳动力迅速减少而出现的企业预期利润的下降，资本市场的不完全以及商品劳务市场有限的一体化又阻碍储蓄向消费和国内外投资转化，这就使得社会总需求不足。而，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提前和加剧了社会总供求的矛盾，从而酿成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还认为，通货紧缩生成之后，人们对于通货紧缩的预期会使通货紧缩自身加剧，经济一旦进入这种通货紧缩的“死亡螺旋”之中，它就很难从中摆脱出来。克鲁格曼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这在理论上开辟了通货紧缩研究的新路径；另外，克鲁格曼对总需求不足所做的社会与制度分析，比较好地解释了对通货紧缩有重大影响的流动性陷阱的成因，这对人们深入探讨通货紧缩的治理方法是有启示作用的。

关于通货紧缩的经济效应，目前西方经济理论界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美国学者曼德尔为代表的利弊兼有论；二是以德国著名评论家阿尔福雷德·芩克尔为代表的有利论；三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有害论。克鲁格曼与曼德尔和芩克尔不同，他是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通货紧缩危害的。克鲁格曼曾经反对通货紧缩对经济存在威胁的说法。他认为，简直不能想像通货紧缩竟然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他将通货紧缩比做体重不足，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亚洲、欧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与地区相继发生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的事实使克鲁格曼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克鲁格曼认为，通货紧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有各种造成需求不足的因素使得即期物价水平高于预期物价水平的贴现值，即P＞P（1+i），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减少即期消费而增加未来的消费，即储蓄。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作用会使即期价格水平下降以构建新的均衡。而即期物价水平自发性下跌的过程即通货紧缩对实际产出与就业有着巨大的破坏性作用。克鲁格曼现在承认说，“通货紧缩终究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很难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可以防止它的发生，或是使形势逆转”。克鲁格曼认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害全球，特别是亚洲经济的增长，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因为“即使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后，危机对经济增长，失业和生活水平等的打击还会持续下去”，他断言“萧条经济学又回来”。关于通货紧缩的危害性，凯恩斯在10世纪30年代已有论述。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长期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所以对通货紧缩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危害论对人们加深对通货紧缩经济社会效应的认识，关注通货紧缩的治理研究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克鲁格曼认为要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死亡螺旋”，关键是要改变人们的通货紧缩预期。只要中央银行公布一个长期的目标通货膨胀率，使社会公众相信中央银行鼓励一定的通货膨胀，形成通货膨胀预期，通货紧缩就可以解决。克鲁格曼强调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在流动性陷阱存在的条件下甚至将预期视为货币政策唯一有效的传导机制。克鲁格曼认为社会公众对物价稳定的预期会导致货币政策无效，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对经济不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紧缩性影响。所以，应当重新看待适度通货膨胀政策。克鲁格曼关于创造通货膨胀预期来反通货紧缩的论点是很有意思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通货紧缩预期确实对通货紧缩有较大影响。但是，克鲁格曼并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在流动性陷阱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梗阻情况下，如何创造和引导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另外，在流动性陷阱存在的条件下，价格与名义利率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已缺乏弹性，中央银行在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时便失去了可以依靠的监测指标，为创造通货膨胀预期而进行的货币扩张就很可能会埋下恶性通货膨胀的祸根。还有克鲁格曼过于偏重扩张货币政策而认为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经济复苏的论断有失偏颇。他完全忽视供给因素的改善对反通货紧缩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倾向也是不恰当的。

（四）波特尔和加利·西林的实体经济因素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反通货紧缩的实践表明，货币政策的成效不大，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制度和实体经济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梗阻。所以，前西方理论界已有不少学者开始脱离货币金融论的束缚，或者说干脆抽象掉金融因素，直接从实体经济入手来解释价格水平的变化。波特尔和加利·西林就是实体经济因素论的代表人物。

英国学者、香港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波特尔（1996年）主要从整个经济制度的结构变化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物价下降趋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波特尔认为，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必然趋向于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的垄断程度加大，加上工会组织力量强大，价格与工资均缺乏向下调整的弹性。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取得较大成功，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而信息技术的影响又使经济呈现出分权化、自由化的趋势。价格与工资的弹性加大。而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又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强劲，全球经济出现产品过剩的现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

美国战略投资家加利·西林（1999年）主要从科技发展与应用的周期性变化来解释通货紧缩的形成，他认为通货紧缩是科技对经济的推动力消退的结果。加利·西林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算起，90年代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经济周期（20世纪50～60年）的下降阶段，因而世界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加利·西林认为，每次重大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总是有限的。90年代出现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经济周期波动是科技发展与应用的周期性造成的。加利·西林认为创新的重大科技的运用会推动经济进入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当这些主导技术的经济潜能得到充分利用，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使市场出现饱和时，原有的这些主导技术对生产投资的引力逐渐消退，而更新的替代性科技领域的投资还刚开始，不足以支持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由于生产能力过剩，经济进入周期的下降阶段，形成通货紧缩。显然，波特尔和加利·西林都认为供给过多是通货紧缩的原因。从供给的角度来解释通货紧缩是目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主流的观点，这种观点注重的是长期分析。应当承认波特尔强调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加利·西林注重的科技创新与普及对供给的影响是深远的，从长期来看，它们确实是导致通货紧缩的一般性原因。但是，供给过多和需求不足是相对而言的，仅从供给的角度去解释通货紧缩是不够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此已提出了批评。从短期来看，需求的变动要大于供给的变动。因此，导致需求不足的各种因素可能是通货紧缩的主要成因。而影响需求的因素很多，既有货币金融因素，又有社会制度因素，还有心理预期因素。波特尔和加利·西林等人的实体经济因素论不重视通货紧缩的短期分析，既忽略了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也忽略了实体经济因素中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因而，他们对通货紧缩的解释让人感觉过于一般化，不够具体贴切，而且还有片面性。

（五）曼德尔——通货紧缩不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对于通货紧缩的经济效应，理论界同样有不同的认识。美国评论家迈克尔·曼德尔是通货紧缩利弊兼有论的主要代表。曼德尔1998年1月19日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文章《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为背景，分析了通货紧缩的经济利弊。曼德尔认为，从总体上看，通货紧缩的利大于弊。

在曼德尔的论述中，没有对无通货膨胀与温和的通货紧缩加以区分，因此，温和的通货紧缩作为通货膨胀的对立面，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期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人们来说，应当是个好事情。曼德尔从四个方面来说明无通货膨胀或温和的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一是公司不再受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的冲击，从而可以很顺利地做出经营和投资决策；二是可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改善消费者的生活；三是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政策操作的环境宽松，联储可以延长经济扩张的时间而不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四是企业和居民预期未来收入上升，消费和投资倾向增加，这会推动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但是，曼德尔也指出，由于控制不当以及突然的外来冲击引起的持续的通货紧缩，会使资产和实物商品价格下跌，资本缩水，债务负担加重并引发货币信用危机，企业的收入也因价格跌而减少。因此，曼德尔担心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利用大量剩余的生产能力，通过贸易途径，将通货紧缩传递到世界各地，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时见，通货紧缩不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六）芩克尔——没有理由害怕通货紧缩

在关于通货紧缩利弊的论争中，德国著名评论家阿尔福雷德·芩克尔是通货紧缩有利论的主要代表。1998年3月17日，芩克尔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题为《没有理由害怕通货紧缩》的文章，认为21世纪可能成为无通货膨胀的经济时代。这正是美国和全世界渴求已久的物价稳定的“黄金地带”。芩克尔认为，这种无通货膨胀的经济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世界正在进入全球信息时代，“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拓展了无通货膨胀增长的空间”，这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95个月增长而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由于芩克尔与曼德尔一样也在事实上将无通货膨胀的经济视同通货紧缩，所以他对通货紧缩采取肯定的态度。芩克尔赞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只要通货紧缩是由于生产力提高和商品供应增多造成的，那么单纯的物价下降就不必担心，美国甚至欢迎来自亚洲的具有抑制物价作用的竞争，因为美国的生产能力已接近极限。正因为如此，芩克尔才呼吁世界经济学家要欢迎与持续经济增长相伴随的通货紧缩的到来，“没有理由害怕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有利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是消极的。毫无疑问，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是应当受到欢迎的。零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物价稳定的黄金地带，虽然三者都与物价水平的变动有关，但它与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显然是不同的。按照日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主流的观点，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此时物价上涨率保持较高的正值。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此时物价上涨率是负值。而零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相对稳定。此时物价上涨率很低，接近于零，但仍为正值，换句话说物价水平还是上升的。显然，现实经济在从通货膨胀向零通货膨胀过渡时，物价上涨率是持续下降的。但是这种物价水平的变化只是通货非膨胀而不应视为通货紧缩。芩克尔等人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作为其立论依据的，显然，他们错误地将通货非膨胀当做通货紧缩了，由此，他们就会得出通货紧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错误论点。另外，芩克尔等人赞同格林斯潘的观点，即通货紧缩如果是由供给面改善引起的，那么单纯的物价下跌就不必担心。因为这样的通货紧缩伴随着经济增长，然而，仅从供给的角度去解释通货紧缩是不全面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紧缩可能不是或不完全是由供给面改善造成的，而主要是由需求面恶化引发的。货币金融、社会制度和公众预期层面的问题都会导致需求面的恶化。而需求的不足不仅会引发通货紧缩，还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进而触发或加剧经济社会问题。芩克尔等人的通货紧缩有利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种理论否认通货紧缩的危害性，它会使人们放松对通货紧缩危害的警惕。因而这种理论的影响是消极的。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芩克尔等人的理论提出了批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唐·帕尔伯格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通货紧缩有害论来反对通货紧缩有利论。其中唐·帕尔伯格在其《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这部著作中指出，通货紧缩也像通货膨胀一样为所欲为，毫无人性。通货紧缩会使社会财富缩水，加重债务人的负债，对生产经营者不利，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唐·帕尔伯格关于通货紧缩危害性的论述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1年所著的《劝言集》中反通货紧缩的观点完全一致。应当说通货紧缩有害论是更为符合客观现实的理论。

总的说来，目前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不过随着人们对通货紧缩担心的加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J．B．德隆1999年在其《我们应当害怕通货紧缩吗？》一文中有一个统计：美国报刊中谈论通货紧缩的文章在1990年的上半年和1997年的上半年分别只有10篇和36篇，而从1998年10月到1999年3月的半年中，关于通货紧缩的文章增加到438篇。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在其《21世纪将是通货紧缩的世纪》这篇文章中说：“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的相当年代，经济将无可避免地往全面性价格低落，通货紧缩的基本方向发展”。如此看来，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任务主要是反通货膨胀，而到21世纪将主要是反通货紧缩。经济理论界关于通货紧缩的研究亟待加强，通货紧缩理论还需要继续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