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城市化理论

1.3.3　西方主要城市化理论

1）城市区位理论

城市区位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社会经济系统由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组成，城镇之间及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城市的集聚性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城市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分析了城市效益的根源，确定了城市的分布状态和分布形式。德国的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经济学家韦伯、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50年代，沃尔特·艾萨德努力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开创性地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认为可以把厂商看做是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就像他们做出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决策一样。

2）二元结构理论

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奠定了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核心理论。二元经济的发展机制是：通过现代部门的持续扩大，不断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相应的就实现了传统经济转换为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提出了具有古典经济学色彩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和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哈里斯、托达罗等人认为，一个典型的非熟练农业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进入城镇正规的高收入部门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进入城镇传统或非正规部门，然后才可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舒尔茨充分肯定了农民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很强的学习能力，进而扩大到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教育和知识的作用。钱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换基本规律是同步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产值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当结构转换过程经过“刘易斯转折点”达到平均中点即完成一半时，经济便向第二阶段过渡，这时二元结构消失，经济转换结束，工业化加速开始。

3）人口迁移论

推－拉理论分析群体迁移的原因及迁移方向，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即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压力；“拉力”，即存在着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引力。人口迁移转变假说是泽林斯基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人口迁移和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同时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了一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将发生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变化趋势。继克拉克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进一步补充和论证了这一定理。法国经济学家富拉斯蒂埃认为，技术进步是引起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是唯一的，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向第三产业转移，更进一步说，在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也不断从一些行业转向另一些行业。

4）非均衡增长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55年首先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增长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或形成“经济区域”。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由增长极（城市）来启动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通常具有强烈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依存机制通过中心区自身经济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对边缘区的支配态势。缪尔达尔（Myrdal）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又称“循环累积论”），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性，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存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从而逐渐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化—扩散原理，运用于城市经济分析，解释城市的等级扩散现象，即由中心大城市向外扩散总是以不同等级城市体系的“蛙跳”规律进行。1958年，著名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强调不平衡增长，目的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平衡增长，只不过平衡增长是目的，不平衡增长是手段。

5）生态学派理论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称之为“田园城市”。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帕克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认为城市土地价值变化与植物对空间的竞争相似，土地的利用价值反映了人们最愿意竞争有价值的地点，这种竞争作用导致了经济上的分离，从而按土地价值的支付能力分化出不同的阶层。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典型理论主要有同心圆论、扇形模式论、多中心论等。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提出了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沙里宁对有机疏散论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要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城市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沙里宁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实际上和有生命的机体内部秩序是一致的。

6）新城市主义

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国家，相对低密度和长期以来对郊区化不加限制甚至在政策进行鼓励的传统，使郊区化成为持续不断的潮流，一些城市过度蔓延，与此同时，城市内城区衰落，这引起了规划师和政府部门的反思。于是，“新城市主义”开始出现，成为城市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目标的重要价值取向。新城市主义的宗旨是：尊重地方文化，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在设计中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场地设计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设计紧密结合，以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吴超等，2003）。在此思想影响下，许多国家更加重视社区、紧凑空间和步行邻里建设，并且，不断加强对历史建筑和整个城市街区的保护和恢复。

7）新发展观与精明增长战略

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更不是对资源的掠夺与环境破坏”等思想，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路。其后，经过不断完善，关于新发展观的思想逐步完善，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和谐、资源环境合理开发、代际公平和可持续性有了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与新发展观相对应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提出“精明增长”（smart growth）战略。精明增长有10条原则：复合土地功能、紧凑的发展模式、多种居住选择方式、创造舒适的步行环境、鼓励城市特色、保护公共用地、大力倡导公共交通模式、鼓励公众参与以及文化保护。精明增长使得城市发展更加符合人类主体的需要，减少了城市交通、犯罪、隔离、生态恶化和文化消退等方面的城市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