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反贫困理论

二、现代西方反贫困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基本是沿着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到关注人力资本的投资，再过渡到综合的反贫困战略这一思路上来进行的。^[2]大部分的反贫困理论主要是围绕产生贫困的根源进行的，其主要的结论是：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要消灭贫困，实现经济增长，必需积累大量资本，大幅提高投资率，以有效地解决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的不均。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研究上的思路，可以将反贫困理论大体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生产要素的反贫困理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和技术缺乏。代表人物有罗格纳·纳克斯和舒尔茨，纳克斯强调的是资本的重要性，而舒尔茨着重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纳·纳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最早尝试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通过系统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他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贫困恶性循环”起重要作用。他从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阐述了恶性循环过程。从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低收入又造成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小；低储蓄水平决定了资本稀缺并形成不足；其结果是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难以扩大和提高，从而造成新一轮的低收入，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看，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生活贫困，意味着购买力低、消费能力弱，使国内市场容量狭小，引起投资诱因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本形成，导致生产中使用的资本不够，结果造成生产规模小，生产效率低，低效率又进一步导致低产出和低收入。如此会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死结，使发展中国家处在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贫穷的困境之中。用纳克斯的话来讲就是：“一国穷是因为它穷。”^[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核心是：致使“贫困恶性循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金缺乏，因此，要打破恶性循环则必须有一种既能为新资本的形成提供引诱力，又能为国内市场创造条件的推动力，同时这种推动力是向许多相互联系的部门进行投资，而这些相互联系的部门要互为市场，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击破恶性循环。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一种用结构主义方法来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和障碍。由于资本的缺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莫里斯·道布由此得出结论：“制约一国生产率的最大的单一因素是资本生产工具的欠丰。如果把资本工具存量增长（数量和质量同时增长）的资本积累看成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那么不会太错了。”^[4]战后这一理论被许多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作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反贫困战略的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片面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只是由于缺乏资本。20世纪中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借助国际组织或大国大量的资金投入，试图去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但其结果却并不乐观，不但产出增加不多，贫困状况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甚至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同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本投入不多，但产出却大量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状况得到缓解。这就说明，单纯的增加资本投入并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有效途径。

2．“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以“传统农业持久收入高水平均衡陷阱”为研究契机，通过大力发展人力资本来解释效率与报酬递增源泉，提出了使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发现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已不完全是由于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是由于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已过时，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同时他还指出，传统经济理论中资本的概念是不完全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认为资本仅仅是指那些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构成，而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物质资本是体现于物质产品或生产资料上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具有数量和质量上的规定，但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的质量是指每个劳动者的素质，即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当然人力资本不是一个人天生具有的，而是通过长期的人力投资而形成的。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有五种形式：“①医疗和保健，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精力和生命力的全部费用；②在职人员的培训，包括企业所采用的旧式学徒制；③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支出；④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那种多见于农业的技术推广项目；⑤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5]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中，舒尔茨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投资，而不是一种消费活动。政府和个人有意识地投资教育是为了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这种生产能力的潜力只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做出贡献。

舒尔茨在分析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或物质资本的存量多寡，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他在分析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时，得出与传统经济发展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本国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投资的过分忽视。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里，低估人力投资的情况更为严重，人力投资更加受到人们的忽视，这是许多此类国家领导人和代表人物所固有的思想倾向。……总是把物质资本的形成置于突出的地位，以为人力资源的过剩是理所当然的事。炼钢厂成了工业化的标志”^[6]。但“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资本、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7]。人口质量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教育事业，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形成、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丹尼森通过对美国1948—1989年间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估算进一步验证了舒尔茨理论的正确性。贝克尔拓宽了舒尔茨的研究范围，从微观层次上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功效，从对家庭生产和个人资源（特别是时间）分配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潮，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罗默提出了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关于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投资在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等等。^[8]

（二）基于工业化战略的反贫困理论

加速工业化进程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从而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从工业化角度研究反贫困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佩鲁的发展极理论。

1．“平衡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以“大推进”为核心的平衡增长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在贫困恶性循环的锁链上打开一个缺口作为发展的起点，通过“大推进”实施全面增长的投资计划。首先，要在各个工业部门中同时大规模投入资本，使各行业按同一比例或不同比例均衡地发展，形成“大推进的平衡增长”，以此来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或经济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的道路，是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这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剩余、经济贫困、工业落后、基础设施不健全、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市场容量狭小、投资规模极小等特点决定的。由于小量的投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只有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投入资本，用投资作为改变经济贫穷落后的动力来实现工业化，才能达到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其次，他们还指出，要对互为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并通过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导机制来获得“外部经济效应”。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互为需求的市场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全面投资可以通过分工协作，减少单个企业不必要的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为提高储蓄和再投资创造条件，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面增长。

2．“不平衡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认为，平衡增长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行的，并提出了“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大推进”所需要的资本、企业家和其他资源，所以发展中国家应从现有的有限资本和资源出发，先发展一部分主导产业，以此为动力来逐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样就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出现“不平衡”。另外，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必然存在着一些基础雄厚、创新能力强、利润率较高的主导部门和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利润率低的落后部门，这些部门的资本—产出比率和利润率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功能引导也应该是有差别的。发展中国家应把有限的资本和资源投资于那些有相对优势的主导产业部门，而其他部门通过利用主导产业投资带动效应逐步得到发展，最终使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落后贫穷的状态。

赫尔希曼在讨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提出了“联系效应”。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一个产业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称作“后向联系”；一个产业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称作“前向联系”。由于联系效应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联系效应较大的产业，这些产业部门的扩大能有效的带动其他部门的投资引诱，而其他部门的企业家通过克服其供给的“短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主导部门的扩张，从而实现所有产业部门的增长。

3．“发展极”理论

基于不平衡经济发展规律和不发达地区资源稀缺的状况，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了“发展极”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内涵。所谓的“发展极”，就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多种功能，像一个“磁场极”，能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极具有“支配单位”和“创新”的特点，对周围的地区发生支配作用，或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迫使其他经济单位产生相应的变化。

佩鲁认为，经济增长是在不同的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一些主导产业或创新能力较强的产业通常增长的较快，而这些产业大多集中于大城市的中心成为“发展极”，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重点投资这些主导产业使其所在城市发展起来，然后通过发展极的“极化效应”使发展极城市中的主导产业周围集聚相关产业，并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技术信息交流、生产要素流动专业化协作等多种方式，对周围地区产生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不仅发生在相同产业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

佩鲁指出发展中国家如在本国不发达地区创建发展极，必须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同时还要具备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机器设备、熟练的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及基础设施等，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厂商、投资、人才与技术。“发展极”理论的政策结论也十分明确：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发展极”，通过“发展极”自身的发展和对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带动整个经济发展。佩鲁认为“发展极”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发展极”；二是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主动建立“发展极”。这些政策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吸引力。

（三）基于经济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关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有许多经济学家把落脚点放在经济结构转换上，具有代表性的是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霍利斯·钱纳里结构转换模型。

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主要有两个部门：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而且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假定经济是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条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仅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日常费用，而农业劳动者的微薄收入也影响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限额，因为只要现代工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就可按比生存收入略高一点的工资水平雇到所需的劳动力。只有当所有的剩余劳动力最终被现代部门所吸收，劳动成为稀缺要素时，总工资水平才能上升，分配不平等才会下降，同时才能消除贫困。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核心是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增长是压倒一切的。

与刘易斯模型一样，霍利斯·钱纳里的结构转换模型也十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对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影响。他通过对处于不同人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横向某一个时点上和纵向时间序列上的观察，最后得出了一个经济结构随经济发展的“正常”变动的模型。这种变动包括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变；消费者需求从重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要求多样化的制造业产品和劳务消费的方向的变化；由于人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的扩张和城市工业的变化；随着家长逐步重视孩子的质而不是量，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家庭大小和总的人口增长的变化等。与刘易斯模型稍有不同的是，发展模型除了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增加储蓄以促进增长以外，也要求发展中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相应经济结构的变动。发展模型同时强调了国内、国际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存在这些国内和国际因素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既可能由于国际因素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因此妨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9]

（四）基于制度改革的反贫困理论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和实现社会公平，提出了著名的促进经济发展与摆脱贫困的“循环积累因果论”。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在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并呈“循环积累”的态势中发展的。在贫困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普遍很低，低收入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下，从而降低了人口的质量和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素质低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又引起了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又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贫困国家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多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他构建了一套系统的从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上层建筑等制度层面上的反贫困战略。缪尔达尔在《亚洲戏剧》一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自身必须进行三方面的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权力关系改革。其中土地改革的形式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其目的在于改变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使得耕者有机会和有积极性来发挥自己的能力。缪尔达尔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他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的教育体制，广泛开展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停办一些普通中学和高等学校，或改变其教育方向；发展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以便使更多的穷人接受平等的教育。在权力关系改革方面，缪尔达尔认为必须对有碍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是实现法治化，让法律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加适合于达到决定人们行为的目的，更少一些漏洞；其次是实施彻底的行政改革，其目的是以减少行政对经济活动的随意干涉和不合理的管理；最后是精简行政机构。

平等问题是缪尔达尔一揽子改革内容(农业、人口、教育以及软政权等)中的重中之重。他认为，贫困国家的不平等包括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社会不平等与人们的地位相连，经济不平等则与财富和收入的差距相连。社会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密切相关，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他指出消除不平等的关键在于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他强调，所有这些有利于平等和生产迅速增长的重大改革必须由不发达国家自己来进行，他们必须为改革立法，改善行政管理，确保改革的实施。同时，缪尔达尔还十分重视人口迅速膨胀给贫困国家带来的困难，因此主张推行计划生育。

（五）基于国际贸易的反贫困理论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也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之一。从国际贸易角度出发来分析贫困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贫困理论、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等。

1．“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是由普雷维什及拉美经济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此理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与“外围”两个部分，“中心”指的是具有支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外围”指的是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中心”支配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外围”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就是在“中心”的影响下，产生“外围”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过程。

“中心—外围”理论从三个方面阐述“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第一，分享技术成果上的不平等。“中心”垄断着先进的技术，阻碍“外围”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强制“外围”根据它的需要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在外围国家，“技术进步的渗透和推广总是太慢，以致不能吸收全部劳动力进入生产。从而，技术进步及其成果集中在面向出口的经济活动，成为其中大部分人口依旧处于发展边缘的非同质社会结构的特点”^[10]。第二，贸易价格上的不合理。大量的经济事实表明，“中心”凭借其技术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不断地抬高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实行不平等交换，导致制成品的生产者和输出者与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和输出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第三，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中心”把过时的机器设备转移到“外围”，以跨国公司等多种形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同时向“外围”不断地输出劳务、资本、技术，大量地吮吸着“外围”的收入。“中心—外围”理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才导致“外围”的贫困。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是在“中心”的霸权之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霸权表现为‘中心’国家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以及它对‘外围’国家施加的影响。由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上层分子有密切联系，这就使它能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外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并使后者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在已经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拉丁美洲等‘外围’国家的具体任务只是为工业大国生产食物和原料”^[11]。

普雷维什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是一种历史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必将继续发展下去，进而使“外围”国家处于更加贫困状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国家受益于新型的进步技术，而进步的技术没有直接惠及这一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从而造成“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心国家不断从外围国家吸收收入的事实，因此外围国家只有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变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贫困状态。

“中心—外围”理论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为后来分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外部根源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和依据。

2．“依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在《非洲土义理论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新的依附结构”。多斯·桑托斯指出：“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受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12]“依附”就是一种被深化了的“不平等”。

多斯·桑托斯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出发，依据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两种依附结构，提出了“新的依附结构”形式。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三种依附结构形式分别为：殖民地型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技术——工业型依附。多斯·桑托斯认为“技术——工业型依附”形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今的一种“新的依附结构”形式。“新的依附结构”形式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工业统治。

多斯·桑托斯认为“新的依附结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产品结构和生产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完全依赖于出口部门，这样外国资本就基本完全控制了发展中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严重地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垄断的制约，经济发展的步伐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生产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体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再现出来，造成了国内“大都市”中心和“落后地区”外围的结构，生产结构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平等、环境污染严重、现有资源利用不足等等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断重现，从而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以依附为特点的发展”。

多斯·桑托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依附为特点的发展”再造了本国的贫困和苦难。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走出它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状态，就必须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参加国际体系的方式，必须独立地发展本国经济。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他的《世界范围的积累》、《不平等发展》、《自力更生与新国际经济秩序》等书中，也对依附理论作了详细的阐述。阿明认为“中心”进行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由“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组成，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积累”。而“外围”主要由“出口部门”和“奢侈”消费部门组成，进行了“外向积累”。

3．“不平等交换”理论

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中得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同时在他的《不平等交换》一书中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在从国际贸易角度来揭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掠夺行为，进而弥补了“中心—外围”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不足。在这一理论中，伊曼纽尔认为不平等交换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经济机制，同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国际贸易中本身存在的不平等交换使剩余价值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造成了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不管商品市场由于不完全竞争会出现什么样的价格变化，不平等交换是由于各地区剩余价值率‘制度性的’差别，通过利润平均化而建立的各均衡价格的比率”^[1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平等是造成不平等交换的根源。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水平的差异，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产品和价格也有所差异，在交换中剩余价值就会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会失去积累资金和发展经济的手段，形成不灵活的市场，使投资者失去投资的信心，资金外流，最后导致穷国越来越穷。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则因为其本身的高工资，致使工人产生了新的需求，劳动力价值随之增长，工资又将再度提高，财富产生财富，富国越来越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