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主要特征

第一节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主要特征

一、实践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得益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及实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确立了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基础，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映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上，即强调实践，强调中国的实际，强调解决“三农”等根本问题。

1．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特别注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发展经济、“三农”问题、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等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观点、制定政策，立足于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

1975年，邓小平在回答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问题时指出“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铁路。铁路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工业化、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理论、路线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依据我国国情来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也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在发展工业推动城市化发展方面，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国外的发展经验。邓小平曾指出：“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我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有了个设想。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在发展工业、农业时也指出其区别，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在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上，本着事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积极的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工夫就见效了。”

在农村的一些主要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因地制宜，他指出：“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在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方面，邓小平强调从我国国情出发，他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对农业的领导方面，1979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

在城市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城市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当然，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

由此可以看出，在围绕城市化进程的问题上，无论是城市经济、现代化建设，还是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化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践性是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重要特征。

2．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理论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其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上。其重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道路；一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第一，关于城市化道路。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贯穿于他的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取得成效、取得经验，而后拓展和推进到城市及各行各业，保证和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成功。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纳起来就是：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的重大战略；其目的是走一条农村——城市化的道路。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以农村经济改革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大潮波澜壮阔，农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之一。农村经济改革导致：一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的非农化趋势和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同时，寻求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愿望不断增强。另外，受到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意识的冲击，农民要求转化身份享受城市生活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战略方针，坚定地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农村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8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此后我国各地农村迅速地恢复了原有的小城镇，并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小城镇。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现有大中城市很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极多，现有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极为有限。因此，我国农村必然走以乡镇企业为主干，以农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农村应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民积极性很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型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社区分别利用本地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商业优势，坚持以工兴镇，以矿兴镇，以商兴镇，建设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不仅容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满足了农民寻求新的致富途径和进入城镇的要求。实践证明：以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目标、战略、主体、组织方式（体制）的根本转变，即整个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转换。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区的广大农村正是沿着邓小平所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了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使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农村发展道路，并顺着这条康庄大道提前迈进了小康社会。

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战略方针，坚定地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农村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8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此后我国各地农村迅速地恢复了原有的小城镇，并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小城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建制镇数量由1978年的2550个增加到1999年的19 244个。此外还有几万个非建制的农村集镇多半是农村集市贸易墟场所在地。这一大批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也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 24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38 892万人，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提高到30.9％。今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上述这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城市化最初是由工业化引起和推动的。实现工业化是促进城市化的驱动力。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邓小平同志推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他在领导中央工作的过程中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以崭新的方式将中国的工业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央及时制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重点调整了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43.1∶56.9调为1980年的47.2∶52.8，使工业化战略的转变工作落到了实处。邓小平在阐明调整的意义时指出：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使我们党顺利完成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是邓小平新工业化道路的一个起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究竟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还是打开国门，充分利用国外有利的条件来建设？这是关系到经济速度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能否更好地实现的一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人员、商品的进出流动增加了国内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外部促进因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

在稳固的农业基础上实行工业化建设。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的再转，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以农村改革为前导的社会大变革，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使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农村市场相应扩大，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于农业生产增长的好处直接为广大农民所得，并且手中又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剩余的支配权，从而使农民可以自由地开始非农经济活动，由此在我国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浪潮。

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尽快缩短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世界高科技发展潮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所面对的发展态势，做出了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战略决策，由前期轻工业产业优先发展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

充分发挥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互动相促的作用，推动我国工业化蓬勃发展。“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工业作为城市工业的补充，对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内在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同时，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根据我国具体国情，邓小平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时，坚持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根本，积极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改革，这些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同时，邓小平同志重视科学技术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坚持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邓小平依据我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以城镇化为轴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且在不断实践中不断完善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根据城市客观发展的要求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相适应的模式推进各地区城市的发展。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体现了实践性的特征。

二、阶段性

1．与经济发展同步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0》统计，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80 422.8亿元。且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年）的6.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9年）的9.6％。人均GDP增长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间的8.2％（国家统计局；1999，2000年），可见我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稳定增长，城市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乡镇企业大发展，更促进了县城和集镇的发展。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邓小平关于城市化的思想是同经济发展同步的。

首先，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邓小平意识到“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又在于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既不能沿袭传统的不顾环境后果的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科技，而应当兼顾信息化与工业化。因此，邓小平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

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并且对这一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可见，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国情，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骨干，以农村城镇化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在邓小平城市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村的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些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伴随着国家新的市镇建制标准的出台，全国城镇数量迅速增加。1984年和1983年相比，建制镇的数量从2786个增加到6211个，一年内新设的建制镇超过了以往30多年建制镇数的总和。此后，建制镇的数量持续、迅速增加。到1988年全国共有建制镇8614个，10年时间增加了5764个，增幅达202％。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

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基于我国当时的实际国情的分析，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且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变为开放型、多功能、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同时，经过几年农村改革后，从1984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作出了全面的诠释。增强企业活力，搞活经济，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是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在1980年他又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企业权力下放，提高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改善管理方式，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展，增强了企业活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基础差，人民生活水平低，与发达国家整体综合实力差距较大的现实，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各个地区齐头并进、同步富裕或均衡发展，特别是基础和条件较差的落后地区一蹴而就、迅速赶上发达地区，是不切实际的。这些体现出邓小平城市化思想，并且这些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加以调整。1988年9月，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对“两个大局”的发展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主张沿海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先获得大力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是与城市化相协调发展的，尔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再由这些沿海发达地区来支持中西部的发展，从而也大大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最终达到全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这些都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区域发展理论。

可见，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是和我国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化经济协调发展的。也可以看出，要实现我国城市化，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不能忽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由于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我国经济发展的迅速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稳定增长，城市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更促进了县城和集镇的发展。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随着工业布局的展开，在沿海沿江河、交通便利和资源富集地区，出现了一批中小城市；原有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数据显示：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 24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38 892万人，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提高到30.9％。设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座猛增到1999年的667座，增加了474座。建制镇数量由2550个增加到19 244个。因此，在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的基础上，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发展。1992～2003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40.53％，年均提高1.28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转向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化健康前进的时期。

2．与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陈云同志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982年1月，陈云同志又指出：“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人们的生活要改善，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了，但也不能吃得太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经济发展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必须与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同步。我们党之所以强调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在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能忽视，是因为“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也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了更快、更好地推进农村思想观念的解放，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邓小平于1979年10月30日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多次强调文化是广大人民的文化，是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邓小平也充分认识到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指出：“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

邓小平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邓小平以“丰富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为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快，进一步解放了广大农民的思想，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也进一步缩小了城乡的差距。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城市化进程应与经济同步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落后，因为“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也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与经济同步发展。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邓小平高度强调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解放了农民的思想，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不仅从身份上转化为市民，而且在生活、精神方面也实现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不仅加速了农村和城市的协调统筹发展，也大大了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见，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带有明显的阶段性。

三、互助性

1．农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农村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具有典型的互助性特征。在农村与城市的互助上，表现为农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农村。

首先，在农村支援城市方面，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农业的根本性特征，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并且首先在农村实施改革，取得较大的成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邓小平说：“这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巨大的人力支持，并且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也突出讲到农村改革的经验对城市改革的影响。他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城市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一改革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在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上，邓小平多次强调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提出农业恢复政策时就提出：“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

1975年，邓小平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上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许多三线的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的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这样还有一个好处，附近的社员就会爱护工厂，不去厂里随便拿东西。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互助性。城市化的发展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农业人口向非农业流动，有利于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收益，扩大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为工业的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

2．西部支持东部，沿海携手内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邓小平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含有丰富的内涵：发挥增长极的作用通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产生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对落后的地区不能漠视不管，国家还应从各方面给以帮助。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

1981年11月下旬，国务院召开沿海9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重要城市，应当充分发挥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善于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资金和先进技术加速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有效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是当前需要和可能采取的一个切实步骤，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署。

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沿海部分城市负责人座谈会。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在“六五计划”中，要求要积极利用这些地区的现有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内地则是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处于不同的地位。沿海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而内地则是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七五计划”提出，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七五“期间以至20世纪90年代，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把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1990年，他进一步把沿海如何帮助内地当成一个“大问题”提出来，而且把搞经济协作区的思想引申为“包省发展”的大思路。他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1992年初他又提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应当而且必须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根据这些论述，邓小平关于沿海带动和帮助内地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沿海一个省包内地和西部地区一两个省；沿海省份和内地与西部地区省份建立经济协作区；沿海向内地进行技术转让；沿海向中央多交利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西部发展。近年来，这些措施已付诸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是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以城市化为红线，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方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时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在农村与城市的互助上，一再强调农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农村。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可见，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互助性特点。同时，在区域统筹上，根据邓小平的区域经济战略包含的城市化理论，实际上是指根据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实行不同区域城市化先后发展的问题。区域经济战略的实现实际上是城市化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不断转移和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先后发展的战略安排过程。在区域统筹上，邓小平除了突出西部支持东部，也强调了沿海携手内地，推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通过区域统筹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四、发展性

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中的城市化理论。

首先，在城市化发展路径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现有大中城市很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极多，现有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因此，我国农村必然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干，以农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的道路。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他非常满意地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虽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沿海一些大城市涌现出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这些大城市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他曾提到：“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在发展上海这个大城市上，邓小平曾提出：“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道路上，邓小平城市化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其次，在城市化驱动力上，邓小平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是要通过城市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邓小平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邓小平提出首先进行农村改革，“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引起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货币收入的积累，而每个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很小，这就必然会出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我国农村的城镇化。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城市改革：“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陈云同志说：“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出效益。无论农村、工厂，还是商店、施工企业，大家都关心经济效益，既增产又盈利。第二，出速度。1979～1981年，农业平均每年递增5.6％，1982年增长更大，远远超过1958～1978年平均2.9％的递增速度。工业在调整改革中稳步前进，轻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1.8％，生产上一直被动的重工业也在回升。第三，出精神文明。改革中一系列新生事物的出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冲击着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那些不相适应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伴随着改革而来的市场供应的丰富，流通领域中的不正之风也少了。第四，出财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门路多起来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职工增加收入，国家财政状况不断改善。”农村改革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改革，也极大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邓小平提出工业化发展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尽快缩短我国工业化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且指出工业建设应充分发挥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互动相促的作用，通过工业化建设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可见，邓小平关于城市化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根据我国国情，邓小平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的重大战略，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沿海一些大城市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这些大城市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推动大城市的发展，发挥其辐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地理位置相近的同类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以江河、铁路等交通干线为纽带组成的城市带和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圈。由中国市长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7）》显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至2007年末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5％；据介绍，目前全国共有城镇人口5.94亿，全国的城市总数为656个。

五、富足性

1．实施“三步走”战略，实现小康社会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的“三步走”构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城市化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它与城市化相生相伴、联系密切。

1979年，邓小平强调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考虑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殊国情，要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中国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党的十二大正式宣布，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们要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之成为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人民生活上，也提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1987年，第一步任务基本完成，第二步战略于1995年提前完成。“三步走”战略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提到小康社会的定义时，邓小平指出：“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三步走”战略，既是清醒估计中国国情的成果，又是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的结果。从以上可以看出，三步走战略及实现小康社会体现出富足性的特征。

2．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在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始终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思想，而这些体现了富足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致富行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1985年，邓小平谈到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1986年，邓小平在《拿事实说话》中表明，通过实践，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他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在视察天津时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这一主张，而且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原则。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共同富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所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手段。邓小平在谈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避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产生，邓小平提到了一个解决措施：“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行业、其他人员向他们学习。必然形成后富追先富，富向更高目标前进的你追我赶的局面，从而使整个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就有能力帮助和扶持那些没有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使其尽快富裕起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国家就有了物质基础，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贫困地区，加大贫困开发力度，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同时邓小平高度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即我们不仅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足，还要实现精神上的富足。

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国结起来》一文中说：“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委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式。党中央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会议纪要中指出：在“五讲四美”活动基础上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这是一次亿万人民自觉地、热情地、有组织地参加的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为我们依靠和发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应不失时机地把群众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各方面工作上来，努力争取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在今年有更大的好转。”

1981年8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抱着这么一种观点，经济搞好了，人们的各方面思想都会自动地跟着好起来。”“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建设，建设起来的也必然要受到破坏。”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步走”战略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城市化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先实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实现这些地区城市化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集中力量来带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富的地区也可以大力支持后富的地区，从而实现全中国的城市化的大发展和大联合。而“三步走”战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的是共同富裕，大力发展经济，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即精神上的富足，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从上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带有明显的富足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