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开端

19世纪出现了一种建立在生产力显著提高、大量人口会聚、工业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的城市。韦伯指出：“当前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在西方世界，向心或者集聚现象成为普遍的趋势。”^[1]这种人口迁移最早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铁路时代的来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的促成：市场经济制度、收益最大化的驱动和高度工业化的支撑。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前提。大部分发达国家没有受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而且英国、法国、美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本身就是殖民国家，这样的历史起点对其城市化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城市对劳动力、资本、资源和专业技术的需求促进了城市功能的聚集。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就会对世界市场和资源产生大量需求，这可能发生领土的扩张和对外资本的输出。同时，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方法的对外输出又使世界各国人口涌入发达国家的城市，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在城市的集聚变成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其次，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收益的最大化体现在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工资收入。最大的收益体现了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动机。这一城市化特点受到人权和资本的支配。而人权和资本这两条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和劳动力价值规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权的自由使劳动力摆脱了封建的人身束缚，无户籍管理制度的障碍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流动的地点，当然这种流动并非漫无目的地随意流动，而是受到劳动力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即工资收入的多少限定了劳动力流动方向。显然，由于各种有利要素在城市中的集聚，使人们能在城市中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了涌入城市。

最后，高度的工业化模式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工业革命和由此引发的工业化浪潮，为农民的进城和资本的进城提供了条件，科学技术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为城市的对外膨胀与扩张准备了物质条件”^[2]。机器大工业生产使资本主义城市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的崛起，城市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工业组织的改进，生产体制的完善，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加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都成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驱动力。此外，农业生产中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大量的人口闲置而涌入城市，马克斯指出，“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的引入而使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3]农业的增幅效率最为缓慢，致使农业部门的地位下降，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地位上升，而这些职业又绝大部分位于城市区域内，所以就导致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及从事原始生产的非熟练工人涌入城市，继而从事以技术型为主的职业。新型体制的建立使社会、经济因素在城市高度集中，撼动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的组织形式，传统经济行为模式的变革是促成人口城市化的动因。由此可见，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同时促进了人口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