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固原西夏文物

略论固原西夏文物

黄丽荣　武　瑛

西夏王朝（1038～1227年）在我国中古时期与宋、辽、金同时并存，长期对峙。其面积拥有今宁夏、甘肃大部和青海、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是党项民族首领建立于公元11～13世纪的地方民族政权，国号大夏，地理方位上于北宋之西，故称之为西夏。它立国西陲，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境域二万余里。经十代皇帝，历时190年。备一代典章制度，创西夏文字，最后在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多次打击下灭亡。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繁荣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

固原是宋夏对峙时期设置的镇戎军，是北宋在宋夏军事防御前沿地带设置的一级军政合一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从宋夏对峙时期的地理看，固原境内是宋王朝与西夏相互交锋的前沿地带，固原以北海原以南的广大地域成为两国交战中必争之地。宋夏时期的不少战役，就是在镇戎军所辖境内进行的，尤其是宋夏三次较大的战争，有两次就发生在镇戎军境内。一是好水川之战。宋庆历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二月，西夏由天都山出兵进军渭州（今甘肃平凉），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在镇戎军部署抵御，命行营总管任福领1万人迎战夏军。在行至怀远城（今西吉偏城）时，任福见元昊西逃，不知是计，率领千骑奋力追击，至六盘山下的好水川（今西吉县兴隆镇附近），发现路旁的泥盒中有跃动之声，命士兵打开，百余只悬哨军鸽腾空而飞，盘旋于宋军上空。夏军根据鸽子的飞旋位置，从四面将宋军包围，使宋环庆总管任福及数十名大将和近万名战士陷入了西夏军队预设的埋伏圈内，导致全军覆没。这是宋夏对峙期间的重大战役。而今，战争遗址上白骨累累，有不少当年战争的遗存。宁夏西吉县硝河乡出土的一件铜头盔，就是当年战争的实物。此头盔高20.5厘米、口长19.4厘米、口宽22.8厘米。通体为半球形，前后各有一开口，盔下部左右两侧有两个传递声音的小孔，前额有突出的冲角，盔顶有一穿，保存非常完整。二是定川寨之战，宋庆历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西夏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由清水河运兵，出其不意，双方在镇戎军西北的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上店村黄嘴古城）激战，元昊仍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把宋军主力吸引至定川寨中，重兵围困，夏军越堑壕环围，截断宋军退路，又截断宋军的水源，使寨内无水，人马俱渴。宋军再次大败，葛怀敏等部下将领10余人战死，丧师近万人。由此，宋夏对峙格局基本形成。这种防御格局先后持续了近二百年。但战争并没有将双方的各种交流彻底隔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仍有过充分的交流，有不少文化遗物传世。宁夏固原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些较为珍贵的西夏时期的文物，它们是宋夏对峙时期留在镇戎军境内的文化遗存。主要有西夏铜牌、各类印鉴及具有代表性的西夏瓷器，瓷扁壶等，它们都是较为珍贵的西夏文物。体现的是西夏历史时期各类文化的形成背景与历史特点。

西夏铜牌，是西夏文物的重要遗存类型之一，也是固原文物中为数不多的西夏文物。按其造型和用途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宿卫牌。宿卫牌形制为长方铲形，上部有供悬佩用的銎孔，下端呈相连的两个弧形，铜牌周边起沿，正背两面均有文字。如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铜牌长6.9厘米、宽4.1厘米、厚0.3厘米，正面刻有西夏文“内宿待命”四字，背面刻有人名“波年十月山”的字样。宁夏隆德县文管所收藏的一件西夏铜牌长6.5厘米、宽4厘米、厚0.4厘米，牌上端呈凸形，有穿系方孔，牌也周边起沿，正背面各阴刻四个西夏文字，正面为“内宿待命”，背面为西夏文人名“兀唿乐酉”。它是在西夏宫廷中通行时所使用的信物。西夏时党项人骨勒茂才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中载有“内宿司”，为西夏国家机构设置之一。《宋史·夏国传》亦有记载，称作“翊卫司”。清代人吴广成著《西夏书事》于文下注释云：“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内侍铜牌属宫廷内宿司监制和使用。除四字者外，还有六字的铜牌，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为“宫门后寝待命”，是宫廷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比上述宿卫牌形制大，且文字精妙，同属宿卫性质的铜牌。其二为守御牌。守御牌为圆形，牌上仍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其三为敕燃马牌。敕燃马牌为圆形，套合式，合盖上镌刻有西夏文“敕燃马牌”四字，与唐宋符牌一样，是传达紧急军令的信牌。西夏铜牌反映的是西夏内廷宿卫管理的一种制度，体现了与军事有关的诸多层面的系统而严密的管理体系，铜牌的监制与使用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再现了铜符牌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中国使用玺印，始于商周，盛行于秦汉，成熟于唐宋^[1]，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的玺印是人们交往时的信物，具有实用性，不分尊卑贵贱。秦代，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称“玺”，一般臣民的印章只能称为印，玺赋予了权力的象征，一般官吏的印章已成为他们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凭证。古代印信，是封建国家政权的象征与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凭信物。西夏官制仿宋朝制度而设，其官印制度与宋制一脉相承，但玺印的形制，随着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西夏官印的形制完全仿照宋代^[2]，所不同的是用西夏文字铸印。西夏官印形制一般为5厘米左右见方，或长宽略有差异。基本是圆角正方形，橛纽，纽上刻西夏文“上”字。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同样的印文在笔画上表现出差异，字体繁复，以方笔居多，笔画刻至印章四角处，能随印的自然角度而灵活变化，达到了既方正遒劲，又自然天成的境地，反映了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官印字数多少不同，除二字官印外，还有四字印、六字印，其中绝大多数为“首领”二字官印，其篆书形体结构大同小异。印背一般右刻授印时年款，左刻受印人姓名，也有未刻者，或两者仅刻一种，或年款与名款互移位置，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授予官印时再凿刻年款、人名等，因而笔画草率，或来不及凿刻背款人名等。此外还有背款无纪年而刻“正首领”的。汉文史料中对西夏“首领”的称谓有大首领、首领、小首领、正首领、副首领等几种。可见，“首领”并非仅为西夏官职名称，可能是对具有世袭身份的党项族帐领袖的一种称谓。这些族帐领袖在西夏各级行政机构或部族中担任武职，另外还应有其一定的官职。这种在所授官印上不镌刻所任官职，而是镌刻族帐世袭首领的身份，说明西夏在建国制度上有模仿宋朝制度的一面，也有保留其固有民族传统特征的一面。

据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质地有金、银、铜镀银、铜四种，各依司位、官品等级大小、高低颁发。^[3]可见官职高低不同，其司印、官印的质地、轻重、大小是有严格区别的，司印相当于现在的公章（政府机构的图章），而官印相当于现在的官员个人的印章，但其使用时又不全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与现在的私章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到了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而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既反映了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的不同，也有其实用的成分。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便于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目前我们已见到的西夏官印大多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也是中国已发现的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铸印最丰富的古代官印。

固原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夏“首领”官印，呈正方形，边长5.6厘米、厚1.1厘米，印背正中有一方形纽，纽高2.1厘米、长2.2厘米、宽1.9厘米，有穿孔，孔径0.6厘米。纽上倒刻西夏文“上”字，背面右边题款为西夏文“乾祐六年”（1175年），左边题款为西夏文“契国师教”，乾祐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年号，他执政五十四年，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位时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是西夏的昌盛时期。“首领”是对西夏各级将领的通称，也指各级地方官。西夏的部落首领统率军队，掌握有极大的权威，此枚官印是宋夏对峙时期的遗物，发现于固原市原州区七营镇。宋夏对峙时期，七营镇一带是北宋防御的重要地区，也是西夏军队出没的通道。西夏官印的发现，说明宋夏军队曾频繁活动于此。更具有其特殊意义的是，“首领”官印的发现，对研究西夏职官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据罗福颐等著的《西夏官印汇考》记载，乾祐年间的“首领”官印有四枚，这枚应为第五，其造型规整、字迹清晰，是西夏官印中的精品，也是古玺印中的佳品。

同类首领印，固原博物馆馆藏还有1枚，只是尺寸、印文略有差异，无款。“首领”印之外，还收藏有一枚西夏“工监专印”，呈正方形，边长6厘米、厚0.6厘米，背面正中有一方形纽，无款。“工监”是指监督管理金、木、土、石、织、供等匠人的总管。“工监专印”是西夏官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此印出土于宋代平夏城遗址（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古城），这里是宋夏对峙时期的最前沿，又是通往河西走廊的泾原道上，即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双方曾在这里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军事地位重要。此印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宋夏在这一地区的战争背景，有助于西夏典章制度的研究，也是研究古代印玺文化发展变迁的实物资料。在《西夏官印汇考》中只收录两枚，这枚为第三，其字形笔法流畅，镌刻娴熟，精美大方。西夏官印不仅对研究这一时期的职官制度和授印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订正史籍之误和补充史实不全等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陶瓷为人们在起居饮食方面的必需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西夏瓷确立了在中国陶瓷史上的独特地位。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据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的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它品种繁多，造型新颖，制造也很有特色，以用途来分，有生活器皿、文房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建筑材料、兵器等；以釉色分则有白釉、青釉、黑釉、褐釉、茶叶末釉、紫釉等；以装饰技法分有素釉、刻釉、剔刻釉、印花、点彩和雕塑等。^[4]其中以褐、青、白、黑釉为多，而以褐釉和白釉剔刻瓷最具特色，褐釉古朴，白釉清秀。在器物主体部分开光，于开光内剔刻大型的花卉图案和其他装饰图案，造型大方端庄，剔刻疏密得当，宾主分明，色泽有较强的对比感。如现藏宁夏隆德县文管所的黑釉双耳剔刻花瓷瓶，高26.6厘米、口径4.2厘米、腹径19.5厘米、底径11厘米。此瓶双棱小口，束颈，长圆腹，圈足，瓶的颈部两侧贴附带状双耳。腹部剔刻大团花叶图案，刻花上下各有两道弦纹，腹部以下至圈足部分露胎。这种剔刻瓷器明显不同于同时的宋瓷和辽、金瓷器。装饰花纹有几何纹、动物纹、花卉纹，花卉纹居多，花卉纹中又以牡丹纹为主，有两组、三组不等，但花纹几乎没有重复，器型简单，饰花多变。还有莲、菊、梅、石榴、海棠等民众喜欢的花纹，如宁夏固原县什字大庄村出土的黑釉双耳剔刻海棠花瓷罐，罐高28.3厘米、口径18厘米、腹径25.7厘米、底径12.8厘米。圆唇直口，直领圆肩，双耳对称于颈肩部，鼓腹平底，腹部以下和唇部露胎。腹部施褐色釉，以剔地露胎技法剔刻出海棠枝叶纹，古朴而又不失华丽。绘画技法与剔法与宋窑出土的瓷器相同。西夏的陶瓷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制瓷技术的影响，但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总体上与中原陶瓷发展有较大差距。

这些各式各样的瓷器除民间使用外，相当一部分供上层统治阶级享用。西夏日常生活用的陶瓷器，除统治阶级所需的部分高级瓷器，是通过贸易从宋朝输入外，大部分民用瓷器是西夏自己烧制的。

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其民族特色的器物，制作精美，产量较大。它反映出西北游牧民族生活特征，成形十分复杂，仅胎体在尚未完全干燥情况下黏接就要制造者有极高的技艺。装饰技法上有刻釉、剔刻釉、剔刻土、刻花、点彩、镂空等，其中剔刻釉占有突出地位，是装饰的一大特点。装烧工艺上直接受山西同期窑的影响，其产品部分为官府生产，生产的较粗器物或为民用。其规模与总产量、质量可与辽、金两期相比，证实西夏国有高度发达的制瓷手工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国力的总体水平和与之相称的文化水平。^[5]扁壶一般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由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有的壶腹部正反两面各有一圈足，背面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正面圈足有对称和加固胎体的作用；有的只有一侧有圈足；也有小型扁壶没有圈足的。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吊挂携带，是西夏人民所喜爱的用于装水、盛奶、灌酒的生活器皿。

固原博物馆馆藏西夏素面褐釉双耳瓷扁壶，是固原博物馆馆藏西夏瓷器中较为常见的类型，但却有典型意义。此扁壶高34厘米、外口径7.8厘米、内口径5.7厘米、腹径29.5厘米，厚16.5厘米。斜唇小口，束颈，扁圆腹，肩部有对称双耳，圈足位于腹部正中，正面施褐色釉，背面露胎。

出土于宁夏西吉县三合乡的褐釉四系瓷扁壶，壶高19厘米、腹径35厘米、底径20厘米。通体施褐色釉，口径与耳均残，壶的边缘堆塑带状纹饰，腹部两侧中为矮圈足，背面圈足两侧各刻有两相同的文字，推测为西夏文“圣”字。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褐釉剔刻花瓷扁壶，为1985年宁夏海原县征集。壶高33.3厘米、口径9厘米、腹径32厘米。小口、卷沿，口沿一侧有堆剌纹，肩部有对称二系，腹部扁圆，正面为褐釉剔刻的两组牡丹花纹，背面有圆形圈足，侧面边缘还有仿自皮囊壶缝线的堆剌纹。现藏于海原县文管所的黑釉剔刻花四系瓷扁壶，壶高35.4厘米、直径31.6厘米、厚17.3厘米。直口台唇，长颈，壶体扁圆，肩部和下腹部各有一对带状耳，腹部两面正中为圈足，圈足周围以剔釉露胎的技法，剔刻出连枝牡丹花纹。

瓷扁壶是西夏瓷器中独特的工艺品，是西夏人创造的最具民族特色，实用性与科学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瓷器品种。它的生成与本民族的生活习俗有关，也与军事和战争有关。从历史的意义上看，瓷扁壶是研究西夏制瓷业的不可多得的实物，反映了西夏陶瓷文化及其瓷艺制作的进程。

（作者黄丽荣系宁夏固原博物馆副研究员武瑛系宁夏固原博物馆助理馆员）

【注释】

[1]牛达生：《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韩小忙、李彤：《西夏官印略说》，《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4]马文宽：《宁夏灵武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5]罗丰：《二十世纪宁夏考古的回顾与反思》，《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