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朱光潜老师闲谈

文/吴泰昌

朱光潜（1897～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老师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在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读过这位著名教授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使是阐述艰深难解的美学问题或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这种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成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吴组缃和何其芳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朱光潜和蔡仪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余时间忙着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都来不及。朱老师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学楼跑去快也要10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坐定，讲授已开始了。他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常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老师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受的略带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老师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而朱老师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的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

20世纪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已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

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几位杨晦教授的文艺理论研究生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还在燕东园，怕迟到，我们总是提前去，有时走到未名湖发现才两点，只好放慢脚步观赏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时间，一会儿，只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去。燕东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静谧得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着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着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记。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有的他答得详细，有的他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我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

1948年6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堂前留影。前排右五徐悲鸿，右六胡适，左一季羡林，左二黎锦熙，左三朱光潜；第二排左三饶毓泰，左七郑天挺，左八冯友兰，左九廖静文；第三排左五邓广铭。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十年浩劫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贡献，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十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么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读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老师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随意。作为一位老师，他说话的语气很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很多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儿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儿！”我们的谈话常常就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行影不离。他常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我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被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制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去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他，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我叫他：“朱老师！”他从遥远的想象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突然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我告诉他昨天就想来。他说：“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出一本书，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有些收过集子，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也许这本书，青年人会爱读的。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此事，我想请你帮忙，替我编选一下。”我说：“您别分神，这事我能干，就怕做不好。”他说：“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主要是要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儿体会。50年前他写谈美12封信，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在希腊、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那时的文体也锋利，自如活泼。他的这番谈话使我想起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我曾请他对复刊后的《文艺报》提出点儿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复信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下结论。他说：“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浙江上虞市春晖中学名人雕像，左起：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

我谛听朱老师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他写的《自传》的原稿给我看。这是一本作家小传的编者请他写的。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朱老师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我看完《自传》没有说话，他先说了：“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这是一篇真实的自传，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了，建议对几处加以删改。他想了一会儿，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人们写回忆录、悼念文章、自传成风，我阅读到的溢美的多，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我钦佩他正直的为人，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我特意选了他的这篇《自传》。读着他这篇优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文/摘自《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