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科幻电影

近些年，好莱坞科幻大片行销全球，如《阿凡达》（2009年）、《地心引力》（2013年）等都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关于中国没有科幻片以及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的“老话题”再次被提起，尽管很多好莱坞电影的类型中国都没有或不甚发达，但唯独科幻片如此让中国人耿耿于怀。这一方面与好莱坞科幻片始终是电影技术最高成就的体现有关，如《阿凡达》、《地心引力》等代表着当下电影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中国显然还很难跟上好莱坞的“步伐”，尽管在《地心引力》中美国宇航员要借助中国航天器返回地面；另一方面中国没有科幻片就意味着中国缺乏科学精神和想象力，这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始终未完成的文化焦虑。真的如此吗？

一、科学与反科学

科学、科技恐怕是理解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几个关键词之一，也是工业文明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科学精神被认为是破除中世纪的封建蒙昧与迷信、带领人类走向理性与光明的上帝之光。近代西方启蒙的历史也经常被描述为一系列技术进步和科技发明的结果，从机器隆隆的工业时代到绿色环保的后工业时代，现代人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科技带来的震撼，如蒸汽机、火车、轮船、飞机、汽车、电灯、电话、电脑、手机、互联网等不一而足，这些科技成果代表着文明、现代、城市的价值理念。

不过，这种科技进步的“狂想曲”在一开始就充满了忐忑，“科技之恶”如同现代文明的“恶之花”早就成为反思现代、工业化的浪漫主义者们的批判对象，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集中营式的种族屠杀、核战阴影等成为战后人们反思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罪证。恰如“批判理论”的代表作《启蒙辩证法》开篇就论述启蒙不仅不是扫除愚昧的理性之剑，而是另一种迷信和神话。在西方文化中，科技虽然指称着进步、更美好的社会和未来，但更多的时候科技进步意味着城市的堕落、文明的罪恶和人类的异化，因此，反科学或反科学主义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尤为体现在科幻小说及其科幻电影中。

1818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讲述了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有生命的怪物，这个人造物最终变成了害人恶魔。这部作品不仅使得科学家变成弗兰肯斯坦式的怪人、科技狂人，而且人造怪物（机器）是人类的异己和敌人，自以为因掌握现代科技而无所不能的现代人也有可能被其所害。20世纪的科幻电影继承了这种反科学主义的命题，只是相比小说，作为19世纪后期“大发明”时代出现的新玩意电影本身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科幻片又高度依赖于电影技术的创新，也就是说这种反科学主义的主题正是建立在电影科技的一次次突破之上，也就使得科幻片自身带有一种媒介自反的效果。这种反科学的主题体现在讲述人类战胜机器、低等的机器人战胜高等的机器人的“以弱胜强”的故事。

二、西方科幻片的社会文化想象

科幻片在电影刚刚诞生之时就已经出现，第一部科幻片是法国电影之父、魔术师乔治·梅里爱1902年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它是根据19世纪的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最早登上月球的人》改编。这部充满想象力的电影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了人类乘坐航天器像炮弹一样发射到月球的场景，这既是一次充满惊奇的科学旅行，又是一次西方人到陌生之地的探险之旅，人类在与月球上的各种妖魔鬼怪战斗之后凯旋。在这里，科学家与殖民者的身份是一致的，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达尔文发现《物种起源》都是西方海外扩张和科学精神的代表，就像18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创作的《鲁滨逊漂流记》一样，航海故事、科学探险、征服自然等都是西方现代性的原型故事。

二战后尽管人们笼罩在科学理性大厦坍塌的阴影中，但科幻片依然成为言说西方现代历史的重要类型。简单地说，主要有三类科幻故事：一类是借助美苏冷战所带来的太空争霸使得太空题材大量出现，如《星际迷航》系列（60年代出现）、《2001年：太空漫游》（1968年）、《星球大战》系列（70年代出现）、《异形》（1979年）等。这些未来世界的航空故事主要讲述人类太空旅行中所遭遇的各种挑战，是西方近代以来殖民历史的翻版。这类探险故事与好莱坞西部片相似，都是在殖民过程中面对他者的故事。90年代以来西部片开始自我反省，出现了认同印第安人的叙事如《与狼共舞》（1990年），2009年的《阿凡达》也是这种逆转的西部片或科幻片，地球人卧底最终倒戈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与他们一起保卫绿色家园、共同反抗武装到牙齿的人类开发商。第二类是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故事，如《第三类接触》（1977年）、《E.T.外星人》（1982年）等。与把外星人作为恶魔、威胁、异类不同，这些电影中的外星人从陌生的他者变成了可以接触的朋友。90年代冷战终结，外星人被想象为全球化时代的外星移民，如《黑衣人》系列（90年代出现）、《第九区》（2009年）等都呈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外来移民的主题。第三类科幻片是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与《月球旅行记》讲述冒险故事不同，1927年德国导演弗里茨·朗执导的黑白默片《大都会》讲述了现代社会的寓言。这部电影呈现了机器人在地下无休止地劳役、人类居住在地上繁华都市的故事，这种上下区分的二元图景在1895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创作的《时间机器》中就已经出现，这种两极化的社会图景来自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与富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悲惨世界”。近些年，有多部好莱坞科幻片重新讲述双重空间的故事，世界被区分为上层和下层或者被遗弃的地球和漂浮在外太空的大都会，如《机器人瓦力》（2008年）、《阿童木》（2009年）等。2013年初法国与加拿大联合拍摄的《逆世界》也呈现了繁华富丽的上层空间和肮脏贫困的下层空间是两个彼此平行、相向而立的世界，连接两个世界的是一处叫通天塔的跨国公司。

2013年9月份在中国上映的《极乐空间》同样讲述了两重世界的故事。这部大量使用手提摄影的科幻片，是执导科幻片《第九区》的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在未来世界地球变成了人口过剩、垃圾成堆的贫民窟，而富人们则逃离地球在外太空建立了一个“极乐空间”，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绿荫婆娑、高度发达的世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无不向往那样一个遥不可及的天堂。一个在给极乐空间生产机器人的工厂里上班的工人马克，因工伤被感染只剩下五天的生命，他发起了“偷渡”极乐空间的逆袭之旅，结尾处马克献出自己的生命格式化极乐空间的操作系统，从此极乐空间向地球人敞开了大门。值得关注的不在于好莱坞个人主义英雄再一次拯救了世界，而是世界被想象为富裕和贫穷的两极化世界，一个19世纪的社会寓言被重新讲述。

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幻片与西方现代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幻片一方面“向外”讲述太空探险与回归地球的故事，另一方面“对内”反思未来社会，尤其是高度发达的机器人时代，这为理解科幻片为何在中国不发达提供了参照。

三、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观和科幻想象

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和特殊职业，更是一套工具理性、社会价值和现代性建制的意识形态，是维系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阐释西方之所以能够“率先”现代化、工业化的关键因素。正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既然中国古代有着优秀的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学及科学精神却起源于西方，这导致曾经在漫长的中世纪落后于中国的西方在近代成功“逆袭”。这种追问本身是科学版的马克斯·韦伯命题，即西方为何会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发地而不是其他地区，韦伯找到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是“新教伦理”，李约瑟更看重实验科学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在19世纪给出的答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及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成为从封建到资本主义转型的秘密。

这种带有西方中心并把西方作为普遍历史的认识方式，也形塑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观。中国落后被动挨打的命运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发达先进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焦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中国自救并实现赶超的不贰法门。正因为这种对以科技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爱之深”，反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形成了强烈的对科技、现代的崇拜或者说迷信，以至于现代中国的文化中很少像西方那样出现反科学、反科学主义的传统。这就造成在少有的几部国产科幻片中，对科技、未来世界充满了正面、乐观的基调。即便在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50到70年代，发展科技、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也是国家的主旋律。恰如从来没有一位现代理论家像马克思那样对资本主义文明做出过高度的赞扬，这也使得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层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图景中，科技、工业不仅不是恶魔，反而呈现一种桃花源式的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这可以从中国少有的几部科幻片中看出。

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幻大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部影片的前半部分呈现了革命领袖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团结奋战，经过了160个昼夜不停地劳动，修成了十三陵水库。影片后半部分是20年后，当年的建设者又回到水库，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异常发达的人民公社，这是一个科技与田园共存的“极乐空间”。另外一部1963年拍摄完成的儿童科幻片《小太阳》也表达了这种对于科技的自信，几位爱科学、爱思考的少年为了提高祖国的粮食产量，自主研制了一个可以在夜晚反射太阳光的卫星“小太阳”，并在老科学家的帮助下发射升空。80年代科学技术成为完成七八十年代历史转型的关键词，科技知识分子被作为80年代追求四个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正如邓小平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种对科技的浪漫想象也出现在80年代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年）、《霹雳贝贝》（1988年）和《大气层消失》（1990年）中，科技是一种神奇的、可以造福人类的力量。

如果参照科幻片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所充当反科学以及反思西方现代历史的功能，那么中国科幻片的作用正好相反，是一种科普式的讲述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正面功效的方式，正如“科学的”作为修辞词依然代表着理性的规划、合理的安排。在我看来，不是因为中国缺少科学精神科幻片不发达，恰好是科学精神太盛反而无法讲述反科学主义的科幻片。当然，始终处在“落后”和追赶之中的中国也不具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扩张和探险的经验，这也使得中国尚未学会在普遍的意义上讲述人类的故事。

四、《地心引力》的启示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好莱坞科幻片《地心引力》不仅用最新的3D技术再现了宇航员在太空中失重、漫步的场景，而且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秩序的新变化。中国不再是好莱坞灾难片《2012》中低端制造业加工厂，也不是《007打破天幕危机》中的国际化大都市，而是拥有高端科技的工业大国。相比18、19世纪的科学精神经常被叙述为一种个人天才式的发明创造（如瓦特、爱迪生），20世纪的科学则很难复现这种罗宾汉式的个人主义英雄，单打独斗的发明家、科学家变成了国家、企业等组织化力量的雇员，科技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硬实力。

就在《地心引力》年中美国女航天员乘坐中国天宫航天器艰难返回地球之时，中国嫦娥三号卫星发射升空，实现中国第一台月球探测车登录月球的梦想。可以说，90年代以来借助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国完成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过程。近两年，央视连续推出两部纪录片，一部是2012年推出的《超级工程》呈现了这些年中国所完成的高难度的“超级工程”，分别是《港珠澳大桥》、《上海中心大厦》、《北京地铁网络》、《海上巨型风机》和《超级LNG船》；另一部是2013年推出的《大国重器》，讲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的艰难过程。从规模上看，中国已经成为装备工业大国，中国科技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可是，当人们还没有完全感知到中国工业和科技的崛起的时候，席卷后工业化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雾霾强制人们意识到工业社会、工业污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比中国缺少科幻片更紧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反思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意识。

（发表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