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国际化根本途径

孔书玉

（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亚加项目主任、人文学系终身教授）

很多国际学生尤其中国学生，因为长年的应试教育，缺乏基本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和批判式思维。加上国内大学教育强调分科，限制学生视野，对专业知识或技能之外的领域所知甚少, 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大学人文教育是树人之本，不仅包括阅读写作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习得，而且包括通过文史哲经典阅读提升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教育“国际化”是大趋势，但如果中国教育“国际化”止于英语考级或完成规范动作的表面功夫，中国教育与世界接轨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换句话，“国际化”的大学教育所培养的不仅是世界领先的专业人才，而且也是以服务世界改善人类为己任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和加强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才是中国大学“国际化”的根本所在。

1．中国基础教育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影响巨大

中国大学发展绝非中国 “自己的事”,中国基础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对全球高等教育都将带来巨大影响。

我所在的西门菲沙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简称SFU)算不上有名的大学，不过它在加拿大大学排名榜上经常名列综合类（强调本科教育）第一。这是因为加拿大其他更有名的学校，比如多伦多，麦吉尔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都单独列在研究类；而SFU有很多学科如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犯罪学以及商学院在国内外颇享盛名，加上位于为亚洲人青睐的亚太地区走廊的温哥华，所以新移民和国际学生比重大。2014年秋季全校本科生25215人，其中国际学生占16.9%，有4257人；中国学生2418人，占国际学生一半还多。国际学生（1233人）在研究生（4364人）中的比例更高，达28.3%，其中中国学生（326人）也占1/4。在这些国际学生中，最多的是读商科，然后是应用科学和传媒。SFU“国际化”趋势绝非个别现象，在2004到2012年间，全加的国际学生人数增长60%。

国际学生人数的增加固然帮助学校解决了一些收支平衡问题，但也使加拿大的大学面临挑战，这就是如何维持课程标准和提高对学生的教育质量。随着大量母语非英语的国际学生涌入，很多学生看其TOEFL或GRE成绩还算不错，但真到上课听讲、讨论就跟不上了，演讲和写作更显示不出这些学生的才能和潜力。近些年，探讨如何帮助国际学生和新移民克服语言障碍，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发掘自己的潜力，已经成为美国和加拿大大学诸多教育者担忧的话题了。

很多国际学生尤其中国的学生，因为长年的应试教育，缺乏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以及基本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和批判式思维；加上国内大学教育强调分科，限制学生视野，对专业知识或技能之外的领域所知甚少,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差。比如我教授人文学和亚加研究课程，学生准备学期论文，英文说不清，我让他们跟我私下用中文讨论，发现同样存在这方面的弱点。而香港学生，英语过得去，在课堂讨论和书面表达上同样表现平庸。

2. 人文通识教育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的基础

即使在没有“文理学院”模式的加拿大的一所普通高校，学生要想本科毕业，必须完成总计12门即36个学分的WQB课程。

谈及美国高等教育精华，国内一般只知道赫赫有名的藤校(Ivy League)，直到最近两年，美国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才开始受到关注。其实，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或特色，就是这些小规模的以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为主体的“文理学院”。全美有500多所这样的学院，最著名的包括Amherst、Bowdoin、Middlebury、Swarthmore、Wesleyan、和Williams。这些文理学院多是19世纪美国受欧洲文化传统和教育理念影响建立，仿效西方古典时期自由公民所要接受的基本教育，给学生提供基本智能训练，打下广阔的知识基础。学生除了选择特定专业课，还要选读大量自然科学和传统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经典课程,以培养广阔的视野和健全人格。最后，学生拿到的是文学士学位（BA）。

曾喧嚣一时的文理学院毕业生难找工作，其实是伪命题。事实上，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进入法学院、商学院、建筑学院等职业学院或各种各样的研究院，文理学院只是他们在职业道路和人生旅程上的第一步。一个人在选择职业之前，要有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基础和道德境界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文理学院最基本的教育理念。

而在其他没有“文理学院”模式的国家里，大学对人文和通识教育一样重视强调。比如SFU的WQB课程要求：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要想拿到本科毕业证书，必须选修36个学分的WQB课程,即两门写作要求高的课程(Writing)，两门数学逻辑分析课程(Quantitative Reasoning)和八门扩大知识面（Breadth）的课程，后者包括人文科学两门、社会科学两门、自然科学两门，以及其他自选两门，且这些课程分数都不得低于C-。WQB课程要求背后的理念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必须有阅读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有逻辑推理、数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本专业以外的不同学科的规范、方法和观念的了解。

3. 卓越者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人文基础扎实

大学教育最怕急功近利，强调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也许不能短平快地出成绩，但对社会和个人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拿我认识的两位国外精英为例: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胡元豹先生(Yuen Pau Woo)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本教授(Benjamin Liebman)都是年轻有为，很早就成为各自专业领域的翘楚，一个在亚洲经济，另一个在中国法律。其影响不仅局限在他们的学术和专业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各自领域有担当有建设的领袖人物，其声音和远见都极大影响并促成了美加学界政府和社会与中国以及亚洲的关系。

他们能够从容阅读处理大量的研究资料、信息和数据，并从中提纲挈领筛选要点和课题，敏锐地抓住本领域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听他们的演讲，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思维和语言的严谨精确，以及高屋建瓴的辨识能力。而其作为领袖的说服力、感染力甚至工作热情更来自他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明白，这两位精英人士身上的这些功夫并不只是他们的专业经济学或法学训练培养出来的，而是来自从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良好的人文教育。李教授在读法律之前，本科是在耶鲁大学读的东亚语文系。这使他不仅说得一口地道的汉语，可以直接阅读中文资料,而且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的理解远远领先于世人。来自新加坡的胡先生在去Wheaton College上大学之前的间隔年(gap year),选择到加拿大旅行读书,所就读的Pearson College UWC就是一个在全球有15所学校/学院的跨国教育机构，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全面发展，重视社区服务和文艺体育。而我也相信，胡先生今日的成就大概就植根于该校的教育理念:教育为促进世界大同(make education a force to unite people,nations and cultures for peace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4.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的根本差距

过去我主张孩子可以在国内上大学，硕士和博士最好去国外读，这样想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国内大学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没有真正优质的教学风气，教授心思和精力不在教学上，而学生则很多是在混日子，何况大学盲目扩张，研究生每一年都扩大招生，脱离精英教育，成为泛大众化的普通教育了，所以我一直建议有条件的家长最好让孩子去那些发达国家读研读博。可是我国现阶段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迥然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热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北大，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与他同样被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继续读大二。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阅读大量的书籍，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他对此深有感受，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了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国内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中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中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中国大学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