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国际关系的新途径

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途径

在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近代社会表现出两个矛盾的面相，一方面，有着自我意识的民族开始生成；另一方面，日益频繁的交往又倾向于打破民族之间的界限。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8]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也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交往并不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之所以近代以来人类一直处于不停歇的冲突之中，是由于利益争夺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交合在了一起而造成的。

近代以来的世界首先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这个中心—边缘结构在实质上又是一个依存结构。因为，资本对世界的征服打破了原始的闭关自守状态，使世界范围的交往日益频繁，甚至把整个世界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中，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本无限的膨胀要求驱使了资本家奔走全球各地，把所有落后的地区都纳入资本的势力范围中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和殖民地。在其现实表现中，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落后民族，掠夺自然资源、农业原料，倾销商品，落后国家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终于被资本主义势力所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解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新式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从而“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9]。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世界的中心，而落后的国家则构成了世界的边缘，边缘依赖中心而存在，受到中心国家的支配。换句话说，近代以来的世界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征服运动而被塑造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较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而后发展的国家被置于边缘位置，因而形成了一个中心国家掠夺、压迫和控制边缘国家的世界格局。如果后发展国家不甘于边缘地位，不愿意被置于依附地位的话，就会奋起反抗，因而国际冲突就出现了。

到了20世纪后期，国家以及民族间的平等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观念，这就是我国政府所一再重申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平等理念的指引下，国际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导向了合作的局面。平等的观念否定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合理性，拒绝任何一个凌驾于各个国家之上的控制中心。平等是合作的第一前提，不平等总是导向控制，只有平等才把人们导向合作，国家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国际政治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乐意于谈论合作的问题，乐意于用合作的方式去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各类问题。这表明，国家间的平等观念得到更多的认同，由于有了这种（虽然是观念上的）平等关系，人们才会进一步提出合作的愿望。平等的观念呼唤出合作，而合作则是通向和谐的必经之路。

美国学者哈拉尔认为：“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强有力的结合正引导各国走向更高级的繁荣、自由和社会和谐。”^[10]的确，与工业社会早期相比，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早期那种通过对外扩张和殖民化去获取资源和产品市场的做法在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人类征服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从阿富汗到伊位克再到利比亚都不得不遭受征服之厄，但那只是死灰中的余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唯有广泛而真诚的合作，才是一个国家主动赢得发展机遇的正确道路。事实上，在国家之间，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无法通过工业社会的协作模式去达成，反而，只有通过合作模式的建构才能取得成效。从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性合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环境问题是20世纪后期凸显出来的一个全球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一般性原因可以归结为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但是，环境问题包括许多方面，环境污染的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想象让每一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分工—协作体系中，分别承担起防治某一个方面的污染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总体性的问题，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环境治理单元所面对的都是需要综合性的治理，都需要拥有一种总体性的环境观念。所以，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人类应对环境问题的行动方案都需要在合作的意义上开展活动，而不可能在协作的意义上寻求解决方案。所以说，是后工业化进程中新的问题呼唤出了合作的行动模式，关于从协作到合作的提升运动，并不是一个停留在理论上的证明，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一个国家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需要引导和谋求这个国家中多元社会构成要素的合作；当这个国家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去处理与他国的关系时，也需要采取合作的态度、禀承合作的原则、争取合作的环境和开展合作行动。

可以相信，在国与国之间，确立合作的理念和建立合作的国际结构可能是更为迫切的解决冲突的方式，而且是更具有根本性的解决冲突的方式。确立合作的理念有利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对对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而建立起合作的国际结构则有利于在面对全球性的问题时积极开展合作，甚至在国家利益的实现方面，也能够从互惠的原则出发。但是，正如哈拉尔所感叹的，我们的观念限制了我们，成了我们走向未来的障碍。哈拉尔说：“工业社会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唯一社会秩序，因为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而信息时代看来不同于工业时代，就像工业时代不同于农业社会一样。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受工业范型的束缚，因为它是我们文化中已被接受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一切呢？各种范型都不是不朽的真理，而只是暂时存在的理性岛屿，是文明安置在从一个时代上升到另一个时代的进化道路上的垫脚石。如果说地球本身因为大陆块在地球上漂移而不断地在变化，那么我们的信念为什么一定要固定不变呢？”^[11]近些年来，在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仔细地观察这些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冲突各方因循着旧的观念所致。

一些旧的观念之所以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是由于开放性不足造成的，我们已经被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了，但是，开放性不足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远离时代。因此，文化理解和价值互谅完全可以成为消除当代世界许多灾难性行为的有效途径。由此看来，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精细地理解跨文化的影响，需要有欣赏其他文化和其他国家产物的基本能力。我们一定不要在热情提倡保存传统和纯粹性的时候，丧失互相理解并欣赏不同国家文化产物的能力”^[12]。回顾以往，由于地域界限被打破，工业社会呈现出了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3]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开放性、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更高的现实，只有当我们的观念转移到与这个现实相适应的方面来，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冲突甚至避免冲突的根本途径。

只有更充分的开放，才能在国家以及民族间造成跨文化的相互理解，进而，也只有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才会在面对人类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时选择合作的路径。比如，当工业社会造就了空前的文明成就的时候，也带来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共有的环境即使是在某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的恶化，其潜在影响都可能是世界性的。从“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维护这个地球的健康，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但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工作都是有限的，只有当全世界成为一个合作共同体而同时开展行动的时候，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观。可是，这样的要求付诸行动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牵涉到现有的全部哲学观念的根本性改变，从利己的个人出发，或者把利己的个人扩大到国家，在行动上必然是背向而行的。利己的观念以及行为取向无论是在个人这里还是在国家那里，都会天然地导向封闭，即使说利己的动机需要在开放中实现的话，也不会走向对他人或他国利益的主动关注，也就是说，不会自觉地去寻求与他人或他国的利益共同点。而全球化却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已经展露出来的开放性面前，任何逆行的做法都会像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一样，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所以，我们已经搭上了开放性的航船，唯一的选择就是劈波斩浪而驶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