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途径

2.1.3　中国城市化途径

城市化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还是表现为一个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演进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我们认为，在产业演进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实践要着重解决的突出问题，更是探寻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中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实现了一条“反城市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特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占了上风。这一期间，逐渐要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但从1978年以后，这一路线就被大量返城人口所淹没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小城镇战略，但它仍然不能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如何吸收数量巨大的已经不能被传统农业所容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小城镇缺乏经济能力、规模经济和市场网络。因而，中国的大城市将取而代之，最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代表类型。中国有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所面临的所有困难，中国城市化经验独特的地方不是在于它的城乡边界的消失和克服，而在于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会长期存在。中国城市化应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控制其难以调控的人力资源，防止过度城市化后果;二是在城市化正常发展的条件下，把它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某种模式或战略安排。一般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方针。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它既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也是区域背景及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在选择某一区域城市化道路时，必须考虑区域城市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特征与存在问题;分析城市化在区域当中的战略地位，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城市化道路包含的基本内容形成城市化道路的三个基本要素: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城市结构及其发展方针，其中城市化机制是最主要、最核心的要素，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机制，往往就决定了相应的城乡关系与城市发展方针;反之，城乡关系与城市发展方针也会对城市化机制产生影响。2009年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政策，将对今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就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产业结构、空间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随之发生变革，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率不断向70%左右攀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开辟了第二战场，加快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从多年来的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转换，经济一度持续低迷，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减少，部分劳动力再次加入到农业隐性剩余劳动力大军当中。如何提高消费和投资需求，如何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化，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36%，开始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门槛”。2001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中国新世纪前20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抓好的八大任务之一，并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等城市化建设的具体内容。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又重点强调了“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些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对城市化道路的最新表述，既反映了总的方针的一致性，又反映了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具体内容把握重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