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历程

2.1.1　中国城市化历程

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称谓。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然而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内涵的界定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一样，是城市乡村化”，指出了农村向城市转化的时序;美国专业刊物《世界城市》认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从事非农业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一书的表述则是:“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

各个学科对城市化不同角度的定义内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化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实质含义是指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这一发展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和强化。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总之，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新中国城市化在1949～1977年近30年历程中，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2]

第一阶段:1949～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第二阶段:1958～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时期。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第三阶段:1961～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简，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第四阶段:1966～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是36%，2009年达到45.7%。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2007年6月26日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指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又处在城市化高峰期的中国，由于现在每年大约有1800万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其城市人口有望在10年内超过农村人口。届时，将有8.7亿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当中，从而进入基本实现城市化的阶段。中国达到50%的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将在2010～2012年出现。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跃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台阶”。^[3]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中国未来20～30年的城市化水平作出了预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估计了城市化发展的多国平均模式，并用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NP的自然对数呈线性相关关系测算，在未来的20年内，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按“五普”统计口径测算，到201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0.5%;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会达到61.4%。有学者分别以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6、0.8、1.0和1.2个百分点，提出了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分别为50.73%、54.13%、57.53%和60.93%四种情景。比较各种估计，考虑到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制度变革及统计口径变化等因素，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可能的。^[4]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做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巨大，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这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

当前，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