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历史学的初步确立

西方世界自14世纪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此时开始到19世纪初，可以说是近代西方历史学逐渐确立其学科性质的时期。正是经过这个时期，与历史写作相关的诸多要素合在一起，才可以称得上“历史学”这个名称。因此，我们可以将14世纪初到19世纪初，视为西方历史学确立的时期。近代西方历史写作的传统，一方面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一些要素，另一方面也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获得自身的特殊性。后人所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以现在的一种后见之明来看，西方近代早期的历史写作，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像希罗多德时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那样，再次将神从历史中剥离出来，重新把人放置在历史写作的中心，以人的事迹作为历史写作的主题。

西方近代早期的核心地区，自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芒正是从意大利发散出去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和法兰西、日耳曼地区一样，有着自己的编年史传统。由于意大利的辉煌文明主要是以一些商业市镇作为载体，这些编年史的内容多数记载了有关城市方方面面的信息。

在近代早期的意大利，以古罗马的典籍作为范例，延续罗马历史写作的精神，这是诸多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模仿古罗马是意大利历史写作的第一原则。但是，模仿前辈并不容易让作者有能力回答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近代早期的意大利，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在历史写作中不断重申“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不再是存在于“教徒”与“异教徒”之间，而是存在于意大利内部各城市之间，以及意大利与外部世界，如与法兰西、不列颠、日耳曼地区之间。显然，这样的差别中间存在一种后人称之为民族的世俗差异。可以这样说，近代西方世界中，民族感的形成与历史学的确立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已。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重要的两位历史学家是15、16世纪的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著有《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他和古典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一样，写作的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圭恰迪尼认为历史写作最基本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历史经验，起到道德训诫的作用。同样，马基雅维里也是如此。他的主要作品中，也有一部名为《佛罗伦萨史》，而令他声名远扬的著作则是《君主论》。《君主论》中说道:“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

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里的历史写作中弥漫着现实生活与功利主义的气息，他们坚信，为现实中的人提供经验是历史写作的根本任务。然而，在他们眼中，要用历史经验来服务的不是教徒，而是某种近代集团中的人，如意大利人、佛罗伦萨人，甚至某一个掌握实权的人。这样，不仅政治斗争成了历史写作的主题，而且历史写作与政治生活也由此进一步强化了。

近代伊始，为自己的教派立史，为自己的民族立史，为自己的国家立史，或者说历史写作意在满足于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的需要，这在西欧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法国历史学家科曼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想让君主提高政治才能;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盖冈在1495年出版的《法兰克人的起源和事业纪要》表现出对法兰西强烈的民族情感;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卡立温的《编年史》、佛拉西阿斯领衔编写的《马格德堡世纪》、巴洛尼阿斯编纂的《教会编年史》等是路德教派与罗马天主教会进行全面论战的结果。这些历史作品不管是世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都脱离不了政治性的倾向。因此，可以说，历史写作与政治、权力的联合，这一直是西方近代历史编纂史中的一条主要脉络。

维系西方近代历史写作的还有另一条重要脉络，那就是历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进步。

自15世纪开始，考古学、文献校勘学逐渐成为近代历史学中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手段，而确证史实也成为近代历史写作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15世纪，意大利人比昂多撰写了罗马三部曲，即《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其中《复兴的罗马》是一部历史地理和考古学方面的著作。比昂多利用考古学和校勘学的方法在书中考订史实，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历史写作提供翔实、可信的证据。后世史学家汤普森曾经评论道，在比昂多的时代里，新兴的考古学不但对古典文艺的复兴提供了有价值的诠释，而且对批判的方法和历史解释也作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文献校勘学方面的经典例子是洛伦佐·瓦拉做出的。他运用自己对于不同时代的修辞学知识，通过比较研究，在1440年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一文，证明使教会取得教皇国土地的那份文件是伪造的。这样，通过这份伪造的文件同时获得的承认罗马主教在全世界主教中的最高地位，以及教权高于王权这些权力都失去了历史依据。事实上，瓦拉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改变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及其秩序，这促使一些人开始认为，历史真实代表着某种现实功利无法超越和压制的力量。人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发展历史研究方法和规则来使得历史写作成为一门科学呢?

近代早期，自然科学正勃勃兴起，人们开始习惯于用自然科学的一些原则作为标准来比较、评论历史这类人文表达方式。以比昂多与瓦拉为代表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其贡献恰恰合乎近代早期逐渐树立起来的自然科学评价系统的要求，这样，在历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进步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件，而且从近代历史学科的确立过程中可以看到，这种进步正是对自然科学方法和原则亦步亦趋的结果。

16世纪末到18世纪早期，这是西方史料学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人称博学时代。正是在史料甄别的基础之上，西方历史写作才步入了它的职业化阶段。

在博学时代，人们对史料的兴趣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史料会自己说话。如果人们能够将真实的史料呈现出来，历史论战便会消弭。在路德教派与罗马天主教派的历史论战中，史料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决定了哪一个教派能够取得下一环节的优势，这样的例证刺激了一些教士和学者发起史料清理运动。

16、17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匹陶、安得烈·度申、比利时玻兰达斯派神父协会的神父们、法国圣摩尔派修道院的修士们，等等，他们整理了大量中世纪文献，尤其圣摩尔派的马比昂在1681年出版了《古文书学》，1708年蒙福孔出版了《希腊古文字学》，这些作品都是文献校勘百年以后的集大成者。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这些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学科的确立，使得近代西方历史写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另外，这些基础性学科在形成中，以及在获得整理的文献中贯彻着与近代自然科学同样的逻辑和批判精神，它们通过文献被后世研究者所接受，由此可见，这是近代西方历史学确立过程中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一条潜在途径。

我们可以将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进步，以及表现这些进步的文献集成包含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但它们的直接读者是历史写作者，而不直接影响到普通读者。影响普通读者的历史写作，还是那些擅长于涉及具体叙事、运用某种具体历史观念的历史学家来进行的，它们往往蕴涵了历史学家的某种意图。

西方近代历史写作中存在的政治性、民族性倾向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在历史写作的内容和主题选择方面，它代表着一种主流取向。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内容上的取向，以及对于历史写作的价值、历史写作是不是与当时的其他学科有区别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需要经过系统的反思。

1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波普利尼埃尔、勒卢阿和波丹等人都对历史的价值、本质，以及历史写作的形式、历史作为整体这些问题进行过反思。例如在波丹的作品《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认为历史应该是对发生过的事物的真实叙述。不过，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眼中，历史的根本价值还是它作为其他现实事物的例证。正如凯利概括的，16世纪普通的历史观点是，人们认为“历史包含的只是特殊的事实，可能被援引当作例证，但是缺乏一般真理的地位。这些观点起源于修辞，同时也和新的经验主义科学一起发展，历史作为对事物的记忆或研究，根据新的经验主义科学，只有通过运用推理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5]

直到18世纪，对于历史研究的哲学思考才日渐深入，它们为西方近代历史学的最终确立进行了观念上的准备。

这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历史思想家非意大利人维柯(1668—1744年)莫属。他撰有《新科学》一书。在他眼中，这种新科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它有一些自己的独有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6]维柯断定，获得历史真实性的理想方式是由历史的创造者来叙述历史，这就为历史认识的理论奠定了一个逻辑上的前提，这使得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与历史相关的推论成为可能。为了区分历史与自然，维柯认为，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自然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在阐述这种共性时，维柯使用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例如，他指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每个民族在时间上都要经历过这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至衰败和灭亡。”^[7]这种通过变化而呈现的共同本性必定只有在时间的过程中才是真实地存在，这显然不同于那时的人们理解的自然。但是，历史与自然科学相同之处在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反映出人类的某些共同性或规律，显然，对于规律的追求与自然科学的目的似无二异。

维柯的观念，如历史包含着一种时间中的变化和发展;历史是人的创造，只有它的创造者才有能力叙述它;历史意在发现人类的共同性和规律等，它们足以使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并获得与自然科学平等的一种独立地位。可是，我们从维柯的努力中更切实地体会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对于历史研究的深刻影响。不论历史学家们是要努力使历史学归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还是要证明历史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种知识形式，自然科学始终是历史研究发展正面或反面的参照物。尤其是，自然科学运用的逻辑同时也是历史研究采用的逻辑，这就注定了近代历史研究的发展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趋同，而不是分异。这便是西方近代史学早期确立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状态。维柯没有超脱这种状态，以后反思历史观念的思想家如康德、赫德尔、孔多塞等人也不可能超脱。可以说，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初步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科学作为楷模而推动的。它遵循的一些原则乃是自然科学的原则。就像维柯确立了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条公理之后，才推演出一套历史的观念体系，这种做法本身恰恰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