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外经济关系和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及其各种思潮已引起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各种思潮，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特别是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产生并流行于当今西欧、北美和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学说，它是以往西方经济学说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经济学说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貌。

西方经济学说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经济学，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发展和演变，从产生到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基本时期。

一、重商主义（15世纪中叶——18世纪中叶）

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寻找新的通商路线和新的市场。同时，发财致富的贪欲推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去寻求尚未被发现的土地和黄金。特别是由于当时欧洲国家同东方的贸易中，输出的黄金多于输入的黄金；贵金属大量从欧洲流出，而欧洲开采出来的金银又极为有限。到15世纪，欧洲各国已经深切地感到缺乏金银，于是金银就成为人们渴望的万能之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在这种“求金欲”的驱使下，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和美洲新大陆。新航线和新大陆的发现，极大地促使西欧各国对殖民地的掠夺，并开辟了一个世界性的市场，大大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促使封建生产方式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过程中，商业资本曾起过非常突出的作用。由于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为商业资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场所，推动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当时西欧各国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对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中结合着海盗行径和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掠夺，使西欧各国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和确立。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自由地从事商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活动，就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于是他们打起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旗号。当时的重商主义者，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不顾宗教裁判所和“火焰法庭”的迫害，勇敢地运用人文主义思想武器，抛弃了从神学来观察经济现象的方法，用人的观点，更确切地说，用商人的观点，来研究与货币有关的“世俗利益”，从而迈出了经济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因此，重商主义就是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和资本主义的初期，为适应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产生。

重商主义者自己并没有把他们的见解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说体系加以阐述，他们的著作都是以专题或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但他们的见解、观点是互相联系的。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有能实现并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因此，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于是他们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对金银的狂热和对积累货币资本的渴望。

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的要点是：（1）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即生产物转化为货币的领域，商业是财富之源；（2）并不是一切流通都是财富的源泉，国内贸易虽有用处，但不能增加国内的货币量，只有通过将本国商品输出国外，换回金银的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量；（3）流通是利润的源泉，利润只是一种让度利润，即商品贱买贵卖的结果，而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利润，因为国内的贱买贵卖只会使一部分人占便宜而另一部分人吃亏；（4）对外贸易的差额必须是顺差，即应尽量少向国外购买而多向国外售卖；（5）商品生产只是对外贸易的先决条件，工业是为商业服务的，国内商品生产应服从于商品输出的需要，应竭力发展工场手工业生产，在国外可高价畅销的商品；（6）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法令以保护国内的工商业，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西欧重商主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从15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上半期为早期重商主义。他们主张严禁金银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力图在国内把货币以储藏货币的形式积累起来，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因此，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差额论”。从17世纪上半期至18世纪下半期为晚期重商主义。他们主张在保证有更多的金银运回本国的前提下，允许金银出口；他们重视扶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扩大商品出口，并容许货币出口以发展殖民地转运贸易，主张降低物价同国外竞争，还允许借贷，但要求对外贸易出超，获得顺差，使更多的金银流回本国。其基本原则是发展对外贸易，扶植工场手工业扩大商品输出，限制输入，实现贸易顺差。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差额论”。由于贸易差额论与商业资本的要求最相适应，所以晚期重商主义又称为“真正的重商主义”。

二、古典经济学（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60年代）

虽然在重商主义思潮盛行的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就出现了像配第、诺思、休谟、布尔吉尔贝尔和魁奈等一批不同程度摆脱了重商主义束缚、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研究者，但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科学巨著《国富论》的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创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

17世纪的英国，在工业方面，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强力作用下，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也得到了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早在1588年就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中叶以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又先后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法国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在一系列战争中，击败了对方，取得了海上霸权，扩大了海外的销售市场，创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一直获得对东方一切国家的贸易独占权，它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起了巨大的吸血作用。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资本家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以加强竞争能力，增大利润。这就需要经常更新工艺和技术水平，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高涨。这就使经济问题的考察从表面现象的流通过程深入到现象基础的生产过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出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英、法等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重商主义干预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潮，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增长，主张自由放任，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西方有人把它称为“古典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尔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其中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立者魁奈等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并论证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因素、条件和途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机制和规律。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它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它不仅为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概念，也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由于古典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们把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即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李嘉图进一步发挥了亚当·斯密的这种研究，他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当作研究的出发点，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

三、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

到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逐渐应用到经济研究上来，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在西方被称为“边际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差不多同时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原理经过维塞尔、庞巴维克、帕累托、马歇尔和克拉克等边际主义者的阐发，形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他们所提出的这个“边际”概念，几乎可以运用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考察的所有的经济变量，因而成为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极为有用的基本概念。在“边际革命”以前，尽管有各种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源泉的看法，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把价值决定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价值源泉存在于生产耗费中，边际“革命”一反传统思路，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价值决定被看作个人的心理过程。这一转变，逐渐使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整个国家如何致富的学问转变为主要研究个别消费者行为、个别厂商行为及这两方面行为对价值、价格的决定机制的学问。这些边际主义者虽然根据19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变化情况，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理论，但他们仍坚信竞争力能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均衡的力量。因此，他们所建立的这种微观经济理论，在西方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在这一时期，还由于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危机连续发生，这就促使人们从宏观上探寻和解释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的原因，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种宏观经济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梁尔达尔、林达尔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等人，采用总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过程，形成了北欧经济学家的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其次是熊彼特，他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又在新历史学派的多元历史观的影响下，运用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创新”这一概念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三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皮古和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等人，在研究货币流通数量与物价水平相互关系时所形成的货币流通数量论。第四是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及其助手们对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研究。这个时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以后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国民收入核算和统计的研究，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所说：“如果没有国民收入计算和近40年来对其他方面统计的革新和改造，当前的经验宏观经济学便是不可想象的。”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20世纪30——80年代）

在1929年—1933年，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宣告了自李嘉图至马歇尔等人所信奉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破产，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发生了第三次重大变革，这就是“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根据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的情况，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心理规律的作用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而引起的“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所提出的对策，就是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阐述的这种有效需求原理，严厉地抨击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摒弃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因此，《通论》的出版，在西方被誉为“凯恩斯革命”。

《通论》出版以后，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放弃了传统观点，追随凯恩斯，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进行注释、补充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在《通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战后20年左右的时间，称为“凯恩斯时代”。但是，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却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发生作用的某些条件。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膨胀”，这种情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在当今的两方经济学界形成了众多经济思潮和流派纷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