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初步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水路通道。东西走向的五岭山脉是珠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使岭南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交往较少。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通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打通了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为秦统一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重新统一岭南，于岭南设置交趾（后易名交州）刺史部，辖南海、苍梧等7郡。苍梧郡郡治所在地设广信县，县名取自汉武帝当时所下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中“广信”二字，苍梧郡拥有今广东肇庆地区和广西郁江、贺江、漓江及两广交界云开大山一带。两汉时期进一步加强了西江流域的开发。据史料记载，西汉时期苍梧郡有24377户146161人，东汉时期即增加到166975人，而此时期南海郡仅94258人相差7万多人[1]。苍梧郡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宋明清时期：加强了云贵经西江的出海通道建设。宋沿交通线将全国划分为24路，以广信为界，广信以西称广南西路，简称“广西”，以东称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元、明之后的广西、广东之分即沿此而来。公元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创设总督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督府，辖广东、广西，两广总督府除驻梧州外，还曾驻肇庆、广州，皆扼西江水路交通枢纽，对加强两广政治联系、发展西江流域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明清时期加强西江水路建设，致力于打通出海通道。一是整治云南南盘江至广西右江的航道。清雍正、乾隆年间，相继打通云南南盘江上游曲靖至陆良航道、云南开远至广西右江上游驮娘江之间航线，建成史称为云南的“通粤水陆联运航路”，这条水陆通道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广西沿南盘江的水路运输。二是疏浚打通西江另一条重要支流北盘江中上游段，使北盘江与南盘江汇合经红水河直入梧州入广东；另外将黔东南、桂西北的都柳江210多公里整治通航，使贵州物资沿都柳江经柳江、黔江到梧州，实现黔、桂、粤三省水路大联通。三是疏浚桂林至梧州的桂江航道。明万历年间进行了疏浚，最重要的是清1886—1909年间，“凿广西江面，由苍梧迄阳朔七百余里，共开滩险七十五处”，使桂江航道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四是疏浚西江干流航道本身。这样以珠江四大水系为骨骼的航运网络基本形成，珠江水系东西走向的商品流通跃居主导地位。清前期，广东主要手工业品和粤盐等大宗货物以西江为主要航线销往云、桂、黔，外销粤盐占广东盐配额总量的43%，云南每年经南盘江—红水河—西江输入广东“滇铜”10万千克，换回“粤盐”170万千克，云南铜矿、广西锡矿、云浮铁矿经西江水运到佛山使之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基地[2]。“粤盐”与“滇铜”通过水运的相互贸易，是上游优势资源与下游工业品优势互补发展的流域经济最早模式，表明西江经济带上下游很早就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分工和合作关系。
近代以来西江经济带的曲折开发历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割让香港、九龙后，西江流域广州、三水、梧州等先后辟为通商口岸，开放了西江及珠江三角洲内河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开辟广州经三水至梧州和广州经江门、三水至梧州两条西江航线，英、法、美、葡等国外轮可上行至南宁、柳州、桂林，下行至广州、香港、澳门等从事航运经营；同时，我国民族资本也成立航运公司参与西江航运竞争，促进了西江航运的发展，加强了西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经济联系。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广三铁路（广州—三水）、广梧公路（广州经三水、德庆至梧州）等陆路交通设施的建设，与西江水路通道优势相结合，为西江流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交通保障；同时，以粤商为代表的地域商帮集团沿西江带的商业活动，有力推动了西江沿岸的经济开发，加速流域统一市场和商业网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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