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产生是与人对外在自然界的探索分不开的。人一经产生，就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其中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对大自然的无限探索，则构成了科学技术的动力和内容，正是在对自然界的不断探索中形成了人类的认识活动。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出现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化的产物，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生产劳动，正是劳动在从古猿转变成人类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活动，他必须以自己认识自然的一定知识和改造自然的一定技能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依据和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劳动也就孕育了科学与技术的最初形式。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最初的科学只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各种技术中，而人类对自然的自觉认识也由此开始。

人类的先民最初从总体上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从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和依附关系看，人与自然无疑具有统一关系。原始人与自然之间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对立关系，自然界对于他们而言是有着超凡的力量神秘的东西。也就是说，早期的原始人还没有今天我们的主客二分观念，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融合的、符合主客互渗律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界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导方面，而人在其中只是处于一个顺从、被动的地位，人类基本上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受制于自然规律，几乎没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自然界内部关系，也是人自身内在关系，其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就是渔猎采集活动。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中，人们形成的认识是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随着畜力的使用和金属犁的发明，人类社会从渔猎采集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这一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仅由被动开始转向主动，而且改造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大，由此人类自身的生存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迈向新石器时代，再由青铜器时代进化到铁器时代，与此如影相随的是人造器物，如生产、生活工具的不断发明与革新。但是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极其低下，所以使用的生产工具就是各种石器、骨质器物、青铜器、铁器等。

尽管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市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食物、燃料和建筑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强，为此，大片的森林、草原被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还是局部的、可恢复的，人对自然的内在依附关系在总体上尚未被打破。黄色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也是基本和谐的，人虽然开始有了独立性，但这时人类形成的认识仍然是天人合一的。在天人合一的状态中，技术因人类需求的不断变化呈现出多样性的进化态势，而科学虽以作为一种高级的、独立的文明形式已经从技术中分离出来，但还没有从其母腹，即哲学、神话和自然宗教之中脱离出来。早期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很少，人类自身还是处于一种蒙昧无知的状态。因此早期人类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形成理性思维能力，而是主要表现为模糊性、整体性和直觉性，对于事物的认识更多是停留在表象和局部。经验性构成了早期人类认识的基础，所以人类的先民还不可能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有深刻精细的认识。到了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学派，人类才真正开始用理性来看世界、想世界。由此不难发现，尽管古代社会科学、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人类主要依赖于手工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所以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具有的内在关系问题。

要想了解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中世纪晚期开始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是不可缺少的钥匙。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对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工业机器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在它的直接驱动之下，人们利用培根—笛卡儿—牛顿的工具理性，通过三次产业革命，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人类不断拓宽了开发利用自然的范围，由地表、地壳深处到太空和深海。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自由空间。在工业社会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面前，人类的自信心不断增强。对自然的观念，从最初的顶礼膜拜发展到随心所欲地控制和征服。在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成为自然的主人。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也打破了地球自然系统的内在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对抗骤然全面激化。也正是人与自然的彻底分离甚至对抗，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的成果及应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时形成的认识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在这种状态下，科学处于独立的地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是明确的，人类思维方式的思辨性、分析性和精确性，认识对象的确定性，认识基础的科学性，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从人与自然的原始融合到截然对立的这个过程，正是技术的演化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推动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中介，它既强有力地改变了外在自然，更改变了人自身的自然。外在自然的改变意味着工具的进展，所以说，技术在本质上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充分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关系，技术是人本质力量的一种展现，属于直接的生产力。正是在技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对世界的各种认识，技术是人的实践活动中所不能缺少的工具、手段和方法，人类单凭自身的体力很难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即使是在远古时代，原始人也需要运用最原始的工具作用于自然，离开技术，人的实践就很难进行，人的认识也难以形成和发展。所以说，人获得认识必然要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也就是工具即技术，而技术就具有了认识论的意义。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满足于中立的、作为目的的手段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而是在参与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世界构建之中，作为一种展现方式彰显着现实。所以，从科学史和技术发展史上看，两者之间形成内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而科学与技术的这种相互促进关系的形成，却是科学技术能够成为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节 古代境遇中的科学技术

远古时代，人类已经逐渐学会运用火石和其他的一些硬石粗糙地敲制出早期的原始火石工具，这就代表着人类开始渐行渐远地脱离动物。进入新石器时代，在长期的生活与实践活动中，人们逐渐学会区分人与自然、人与人、物与物。在学会对事物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试图对各种现象作出有联系性的描述并猜测它们彼此之关系或各种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因。那个时代，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猜测只能以人的感性经验为基础，那些人们感觉到又比较确定的现象联系作为知识积累就逐渐发展为科学；那些人们感觉到但说明不了或变化不定的现象（如雷鸣、闪光、干旱、洪水等）则被神秘化（设想为拟人化的神等）而发展成为宗教。在那个时期，宗教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科学知识则在充斥着神秘的、荒诞的种种宗教观念中逐渐积累、成长。总之，在史前的生活世界里，技术先于科学而诞生，技术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工具，同时也代表着不同时期人类生活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诞生之初的器物是代表礼仪的装饰物。正如吴国盛教授所言，人类的器物之于人类起源的意义不是仅限于体质或是物质上的进步，而是在于它代表着“意义”本身的显现。

一、器物的技术：作为生活意义的技术

早期人类的原始技术是表现在对工具的制造上，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石器。根据现今的考古发现，人类的进化，即人类自身的创造是与制造工具的原材料以及制造技术同步的。距今300万至30万年前，在南方猿使用天然木头和石头为工具的基础上开始，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开始用火石与砾石打制石器，比如砍砸器、刮削器和手斧等。因为这一阶段的直立人已经知道用火，并有意识地使用天然火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方法进行加工，这就使技术进步成了必然。当早期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改造自己所处的环境时，他们对自身的需求已经有清晰的认识。正是在满足生活需要的推动下，人类的技术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距今30万到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阶段原始石器开始趋向专门化。到了公元前5万—1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一个冰河期即将结束，晚期智人成了比先期人种更高级的人种。这一时期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如火石石片的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孔针的雕骨工艺等。在制作工具的原材料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扩展，采用动物骨头和角制成的器具开始出现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与此同时，晚期人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为了使用方便逐渐开始把木柄装在由兽骨为原材料制成的器具上，这样就可以使这些器物在渔猎活动中发挥更好的效力。在精神生活方面，用动物的角和骨雕刻的项圈、耳饰和头饰等装饰物开始出现在晚期智人身上。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为生。经过漫长的发展变化，大约1万年前的现代人发明了磨制技术，他们学会用一些硬石、火石或者兽角、兽骨以及象牙打磨出磨光的器物，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为的新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特征是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等农业工具的出现，史称新石器革命。

从考古资料看，锻打、熔炼、铸造的技术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就已为人所知，而这之后不久各种铜合金就被生产出来。最初的铜合金不是由两种纯金属熔合而成，而是把铜矿石与某种含另一种或多种金属（锡、锑、砷、铅或锌）的矿石一同熔炼而成。金属加工技术长期发展的结果是金属工具的出现，如铜器的制作，这就标志着人类文明迈进了更高的阶段。因为金属被普遍使用，斧子、匕首及其衍生物矛与剑和一些日常家庭生活用具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得到提高。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制陶技术，是人类的第三个发明，它对早期社会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发明标志着人类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新的器物，与简单地对天然物进行改制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人类的原始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原始种植技术和原始畜牧技术产生。人类自公元前4000年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也就步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同时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定居生活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越来越频繁、交往的方式越来越复杂，这样对社会组织机构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对社会秩序的诉求，注定了礼仪的出现，而人类原初的器物就承担了这一任务。比如，我国夏商时期的青铜器物不仅是用于生产劳动的工具，而且同时也是用于日常礼仪、祭祀的礼器，甚至是用于战争的武器。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青铜器的功用主要是用来盛装祭祀献礼的物品和“象物”，也就是在青铜器的外表刻画上所崇拜的各种神灵或者代表自己祖先由来的神物。所以说，古代的青铜器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来讲，更重要在于它是国家、权力，以及祭祀文化的象征。在当时的英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科学史学家丹皮尔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英国石篱村有一块指示石，标出了夏至日太阳升起的方位。这类建筑物也不仅是用于宗教用途，而且还有天文学的功用。

在科学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漫长人类历史中，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低，自然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主导的神秘力量，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同时也是人类的主宰，而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世界中，技术参与现实世界的构建主要是结合宗教、神话和艺术等其他展现方式进行的。例如，在古代中国，农业靠天吃饭，因而雨水决定收成，但当时人们并不懂得雨水形成的条件，也没有技术手段进行控制，于是在干旱的地方，人们就祈求龙王以降甘霖，而在容易发生洪涝的地方，人们也会祈求龙王保证风调雨顺。这种宗教文化展现出一种无间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主宰着人，而人则赋予自然物以各种意义，技术还没有展现逾越自然禁忌的力量。总体上，当时各种各样的技术，对于那一时期的人类而言就是他们存在于世界的方式，是对生活世界意义的一种表达。

二、工匠的技能：作为技艺的技术

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民族，他们继承、融合了古巴比伦和埃及的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从公元前8世纪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包括古罗马时期。几乎与此同时，古代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它们成为东西方古代奴隶社会文明的典范。

奴隶社会的科学技术与原始社会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古希腊人崇尚理性思维，重视理论研究而比较轻视工匠传统的实用技术，不过希腊建筑以其独特风格在欧洲的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到了罗马时代，罗马人注重实用技术，在冶金技术、农业技术及建筑、交通、城市建设等工程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在冶金技术方面，希腊人与罗马人有两个主要贡献：一是学会制造水银，并利用水银进行黄金的提炼；二是制造黄铜，即铜锌合金。在农业技术方面，由于对粮食需求量的增加，促使当时的人们改进了早期的犁，使其更适于对当地土壤进行深耕。正所谓需求是发明之母，人造器物因能够满足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而存在并不断进化。与古希腊重科学轻技术、重理论轻实用的传统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具有技术性、经验性、实用性的特点。与农业、手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各种生产技术如农业技术、陶瓷技术、丝织技术、冶炼技术等达到较高水平。在春秋战国时期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芍陂等，就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技术成就。这一时期的技术主要表现为工匠所拥有的技能，还没达到有意识地、自觉地建立相关理论，但从另一角度来讲，表明人类观察能力以及把知识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古代社会生活里，技术这一概念经常是与“艺术”、“手工活动”、“制作”等联系在一起的，从词源学角度讲，技术源于古希腊语，其原初含义是指技能、手工行为、精湛的技艺以及美好的艺术。所以，古希腊对技术与艺术的理解是同一的。如果从技能、技艺角度来理解古代技术，一方面是实际融合在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是存在于古代人的价值观念之中。在古代社会，从事技术活动的人，即技艺人不仅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固定的制作物，同时也把它视为一种交往的对象。如果从古代技术活动的本质来看，它就是一种制作过程，是一个建立物的世界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过这样的表述，一切技术都能促成某种物品的产生，都可以变事物为对象，都与生成有关，就好比女性的生育一样，要营造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的目的是通过制作在其结果中得以实现。因此，对于古代社会的人来讲，技术就是一种文化，是他们存在的方式，技术使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但是在自然观上，由于受泛灵论与有机自然观的影响，古代人类对技术是怀有戒备心的。因为有机论和泛灵论认为自然内在充满了心灵，是一个活的、自身具有灵魂或生命的理性动物，例如，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就把自然视为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而技术却是人类依据自身的需要用于改变自然的活动，它既会给人类的生产活动、实际生活带来益处，同时也会使人们心灵和精神上产生恐惧。因为，技术作为一种创造和制作活动是一种违抗了自然内在神秘意志的活动。为此，美国的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就强调希腊人和罗马人由于受到他们对自然、劳动和技术的态度的限制，他们相信由多种神统治的自然是神圣的、不容任何人干涉和利用的领域；把河水或溪水分流以利用水力的做法可能会被他们看成是扰乱大自然秩序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古代人往往是在宗教祭祀、巫术等活动参与下，通过使用某项技术或工具从自然中获取某种物质，例如，早期人类开采矿山时的宗教仪式。从古代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程度看，古代技术是完全融于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之中，是技艺人的技术，即工匠源于日常生活积累的一种经验性技能，本质上是表现为一种没有科学理论支撑的技能。究其原因就在于，科学知识还没有真正从技术中完全独立化出来。

三、诗性的科学：作为知识的科学

古代科学的典范是在古希腊产生的，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后来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此时的希腊人开始追问这样一些问题：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动物是如何出现的，特别是人类起源于什么？早期的古希腊是用神话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描述的，比如，荷马在描写某次特定的地震现象出现的原因时，是把它归因于海神波塞冬的震怒。在古希腊人的思想观念里，神话的含义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解，神话指的是叙述和讲话的意思。而最早采用系统的、理性的观念而看待世界的是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家，比如，阿纳克西曼德认为风是引起打雷的原因，云块分裂引起了闪电。在宇宙的构成、世界的起源问题上，古希腊的第一位科学家、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始于水，又复归于水，水是世界的本源。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则提出，气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的始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理性的思想是起源于米利都，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都是从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开始的。这一时期米利都的哲学家或者说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主要是指自然哲学家们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宇宙的生成、世界的起源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开始作出了具有实证精神特点的回答，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在于宗教、不同于神话的思想领域；二是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神甫关于宇宙秩序的思想，认为宇宙的秩序是建立在宇宙自身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的；三是关于宇宙的构成开始有些几何学的观点，认为宇宙是处于一个均质的、对称的空间之中。

在文化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古代科学在希腊得以快速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摇篮”，此时的科学多数以自然哲学形态的面貌出现。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经验的直观性。古希腊科学的基础主要是直观的经验，这些通过人的各种感官直接感受所取得的经验事实不是在纯化的、可控条件下取得的，因此，比较表面、肤浅、模糊、不准确。二是理论的思辨性。古希腊科学由于其经验基础的直观性，一般对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概念不进行解析，并且在神话、巫术和各种自然宗教的一定影响下，通过思辨和猜测来进行理论构建。因而，其理论体系没有从哲学形中分化出来，表现出含混、朦胧、粗糙和笼统等特点。三是逻辑的渗透性。在亚里士多德逻辑法则和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数学重要性的影响下，古希腊科学一般都内含逻辑形式和理性成分。这就成为古希腊科学是近代科学摇篮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在西方，古希腊天文观测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注重数理的希腊人在天文方面的兴趣更集中在宇宙模型的构思上，形成了数理天文学传统。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地球”的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地球是和其他天体围绕“中心火”作匀速圆周运动的同心球模型。这个模型是按照宇宙具有和谐与完美的信念设计的，与实际天文观测并不相符，因此很快被其他模型所取代，但天体作匀速圆周运动的观念却被继承下去。在天文学史上，这一观念流行了一千多年。在同心球模型之后，希帕克斯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本轮—均轮”宇宙模型。这个模型经过古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托勒密的改进，比较准确地再现了所观测到的天体运动情况，与实际观测符合得相当好。又由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推崇，因而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直到16世纪才被完全推翻。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木认为恒星和太阳都是不动的，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与人们的感觉经验不一致，没有被当时的民众普遍接受。在数学方面，古希腊的数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几何学领域，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集古典数学之大成，运用公理化方法使几何学知识条理化，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演绎系统，成为科学史上的典范。阿波罗尼（生于公元前262年）用纯几何的方法处理复杂的圆锥曲线问题，表现了高超的几何思维能力。在物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古希腊最系统地研究物理现象的人，他关于时间、空间、运动等方面的观念在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之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欧几里得发现了光的反射定律。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对500多种动物进行了分类，并解剖了50多种动物。他的学生对植物进行了分类，表明古希腊人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主张医巫分离，建立了古希腊的医学体系。他提出的“四体液说”成为古希腊医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体主要由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是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它们比例协调肌体就健康，比例失调肌体就处于病态。他的学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整体论的思想，但是过于笼统、简单。古罗马名医盖伦代表了那个时代临床医疗的最高水平。盖伦一方面进行了动物解剖，并将动物与人体相比较，另一方面又借助宗教教义，用“灵气说”来解释人的生命特征。灵气有“自然灵气”、“活力灵气”和“理性灵气”，分别与消化、呼吸、神经有关，并共同主宰全部生命活动。这里的“灵气”是非物质的，这是该学说的主要缺陷。他的学说在西方曾长期占统治地位。

科学自诞生那天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理性特征，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科学表述为对普遍、永恒和必然的追寻。由米利都学派开创的实体构成主义传统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的形式主义传统被近代科学继承和发展。在古希腊，科学知识作为对真理的追求是诗性的智慧，也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强调，科学不同于技术，它的始点就是理智的对象，而理智是不需要证明的，所以科学的品质是可证明的。因为科学的对象没有运动和变化，所以这种知识是必然和永恒的，是探索真理的方式，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以传授的。

在东方，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科学技术还处在奠基阶段，许多知识包含在哲学和经验性记述中，并具有经验性、实用性特点，主要是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发展得较早。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还很零散，进入封建社会后，它们才不同程度地逐渐发展起来，形成理论体系。在天文学方面，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天文学基本上是实用天文学。人们为了制定精确的历法、确认农时、预报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占星术的需要）而对天象进行了观测记录。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已用干支纪日、数字纪月，有日食、月食、新星的记载。《诗经》、《春秋》、《左传》中都有丰富的天文资料。战国时期（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在数学方面，中国古代的数学知识主要侧重在实用性，早期为算术的运用，几何学的发展则较弱。春秋战国时代运用算筹计算，采用十进制记数法。在物理学方面，以战国时期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派是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集大成者。他们比希腊人更早发现了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以及光的反射定律。在医药学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医学还处于经验积累阶段。在春秋时代经验医学逐渐脱离了巫神束缚，产生了医和、扁鹊等民间专职医生，发展了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早在商朝已有中药汤液和复方药剂。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当时已有一些关于疾病分类和病症的记载，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总体上，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是独具体系的，其中科学知识自形成起就有别于西方的理性传统，更多是具有实用性、经验性的特征。所以，近代科学不是起源于中国，但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为近代科学的形成提供了促进作用。

总之，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在代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还是在代表着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科学都是作为关于自然现象、关于宇宙的起源以及可以学习的知识而存在的。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表现在当时的农业、天文学、算学和医学上，其突出特点是很实用、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而在古希腊，科学和技术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技术就是一种改变自然的创制的智慧，是制造器物（人造物、工具）的技能，而科学是发现真理、对必然物进行判断的理性。整个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有过三次大的变化，首先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化，随后从原始的农业中分化出手工业，接着又从手工业中分化出商业。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部门结构的变化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