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社会条件，但自然条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对比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弄清两国的这些条件，即通常所说的国情，然后才有可能从两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对比两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经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从国情来看，中国和印度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又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现代，除社会制度外，两国在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历史遭遇、当今任务等等方面，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正如毛泽东所说：“印度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1]又如贾·尼赫鲁所说：“印度和中国尽管在许多方面有差别，但非常相像。”[2]因此，中印两国具有较大的可比性。现从两国的资源、历史、现状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节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中国位于亚洲东南部，太平洋西岸，不仅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而且是一个海域浩瀚的海洋国家。全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苏联、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中心，南部伸入印度洋，历来都是亚洲、大洋洲、非洲的海上交通要道。全国国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位。在各自辽阔的国土上，两国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一、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结构。中印两国的地形结构都比较复杂。在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山地约占33%，高原约占26%，盆地约占19%，平原约占12%，丘陵约占10%。[3]在印度的国土面积中，平原约占43%，高度在300～900米之间的台地和缓丘约占28%，丘陵占18%，山地占11%。[4]从土地利用的角度看，印度的地形结构要比中国优越得多。
由于地形、气候及其他原因，中国土地利用的程度远不如印度。在国土面积中，耕地只占10%，森林面积只占13%，草地占23.4%。在印度的国土面积中，耕地约占47%，森林面积约占22%，草地约占4%。
由于土地利用程度较差，中国的耕地不如印度多，一般估计还不到1亿公顷（有的估计至多为1.4亿公顷），[5]按人平均还不到0.1公顷，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印度目前的耕地为1.43亿公顷，[6]按人平均近0.2公顷，约为中国的两倍，但也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印度和中国一样，可供开垦的耕地都不多，一般估计都不会超过1000万公顷。随着人口以及城乡各项建设的不断增加，非农业用地越来越多。因此，中印两国的耕地不仅难以扩大，而且还有缩小的趋势，按人平均则缩小更多。这是中印两个人口大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中国的草原面积较大，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比印度优越。目前，中国可利用的草原为22434万公顷，印度为1200万公顷，中国比印度多17倍以上。
中国的森林面积也比印度大。目前中国的森林面积为12465万公顷，印度为6700万公顷，中国比印度多86%。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比印度低。
二、水资源
中印两国水资源比较丰富。中国的年平均降水量为630毫米，年降水总量为60000亿立方米，占世界第三位；印度的年平均降水量为1194毫米，年降水总量为39300亿立方米。[7]但中印两国水资源在农业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的灌溉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46%，[8]印度还不到30%。[9]而且降水量的季节分配都不均匀，地区分布也不平衡，经常发生旱涝灾害，影响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全部水资源中，可用来发电的水能资源，印度不如中国丰富。据印度中央电力局估计，印度能够用来装机发电的水能资源只有8983万千瓦，每年可发电4722亿度。中国的水能资源甲天下，可装机发电的达37900万千瓦，每年可发电19000亿度。但地区分布也不平衡，给开发和利用都带来不少的困难。
三、生物资源
中印两国动植物资源都很丰富。
在农业方面，都盛产稻谷、小麦、玉米、杂粮、小米、薯类、豆类、棉花、麻类、花生、芝麻、油菜子、甘蔗、烟、茶等。其中大部分品种产量都居世界首位。
在林业方面，树种很多，林木蓄积总量也不少，中国为105.72亿立方米，印度约27亿立方米，都居世界前列。
在动物方面。中国饲养的大牲畜主要有马、牛、驴、骡等；小牲畜主要有猪、羊、兔；家禽主要有鸡、鸭、鹅等。印度饲养的牲畜和家禽同中国差不多，其中最主要的为牛、羊、骆驼、猪、马、象、鸡、鸭等。由于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不同，印度的牛比中国多，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猪、羊比印度多，居世界首位。
四、矿物资源
中印两国的矿物资源都比较齐全，有些储量也很丰富。在世界已知的150多种有用的矿物中，中国均有发现，其中已探明储量的达137种。印度已发现、探明的矿藏也很多。
在动力资源方面，中国的煤、石油、天然气储量都比较丰富。1988年，中国煤的保有储量为8737.2亿吨，[10]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石油和天然气均有一定探明储量，远景良好。印度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都比较少，煤的储量只有1500亿吨，而且埋藏较深，质量较差，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和开发都比较困难。石油已探明的可采储量更为有限，到1984年1月的保有储量只有5.11亿吨，天然气只有4780亿立方米。印度的核能资源比较丰富，铀的储量估计为7万吨，钍的储量较多，估计为36.33万吨。如果用于增殖反应堆，前者相当于1200亿吨煤，后者相当于6000亿吨煤，两项合计相当于现有煤的储量的5倍多。[11]中国核能资源成矿远景也十分良好。总的说来，中国的动力资源要比印度丰富。
在黑色金属方面，中国不如印度。1988年，中国铁矿石的保有储量虽达497.3亿吨，[12]居世界第三位，但贫矿较多，大部分品位都在50%以下，而且富矿埋藏分散，不利于开发。锰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印度的铁矿储量为175.7亿吨，锰矿储量为1.35亿吨，铁矿储量虽比中国少，但富矿较多，品位大都在60%～70%。[13]
在有色金属方面。中国已探明的共50来种，其中居世界首位的有7种。钨金属储量为世界其他各国储量的3倍多；稀土矿储量为其他各国的4倍；锑的储量占世界储量的44%。铜、锡、铅、钼、汞、镍的储量也都名列世界前茅。当前中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主要问题是：富矿少，伴生矿多，冶炼困难，回收率低；同时，有些矿种则严重不足。[14]印度已发现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有：铜矿约5.66亿吨（含铜量只有629.3万吨），铝土矿约24.89亿吨，铅锌矿约3.6亿吨（按铅锌含量计算为2090万吨），镍矿石为1.65亿吨，钛铁矿5400万吨，钨4550万吨，黄金1610万吨（含金总量为85.33吨）。但除铝、钛、黄金、云母等少数矿产外，大部矿产、特别是铜、铅、锌、锡、镍、汞、钼都比较稀缺。总的来看，印度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不如中国。
中印两国的人力资源都极丰富。1989年中国人口已达11.12亿，[15]约占世界人口的21.6%，居第一位；同年，印度人口达8.12亿，[16]约占世界人口的16.1%，居第二位。
中印两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都比较快，1989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4.6‰，印度更高，达21‰，都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素质差一直是困扰两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现就中印两国人口的主要构成简要分析对比如下：
一、人口的自然构成
首先是人口的年龄构成。它同人口增长、就业安排、抚养负担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按国际划分标准，0～14岁为儿童少年人口，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65岁以上为老年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儿童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40%左右，这个国家的人口就处于“年轻型”时期。如果老年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0%，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进入“老龄化”时期。按照以上标准分组，中印两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印两国人口的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918页。
表1-1表明，中印两国当前的人口都处于“年轻型”时期，人口增长潜力都很大，节制生育的任务都很重。根据上表资料计算，印度的抚养系数（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比中国大，印度为71.5%，中国为52.2%。实际上，印度的抚养系数比中国还要大，因为在15～64岁的人口中，印度的未就业人口较多。这说明中国劳动力的抚养负担比印度轻，但就业安排的压力则比印度大。
其次是人口的性别构成。在印度的全部人口中，女人与男人的百分比，1951年为94.6%，1981年为93.3%，1985年为90.1%。该年妇女比男子少近4000万人。[17]这主要是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低、结婚早、生育多以及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一般妇女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等种种原因造成的。中国也是女少于男，但情况比印度稍好一些，女人与男人的百分比，1951年为92.6%，1981年为94.2%，1988年为94.1%。这也与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在城市，中国重男轻女的情况比印度要好得多，但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偏僻落后地区，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仍相当普遍，1988年底，全国妇女仍比男子少3332万人。[18]
二、人口的地区构成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印两国人口的地区分布都不均衡。根据有关两国人口资料计算，在中国，在人口较密的一半国土上，居住着96%的人口，在另一半国土上，只住有4%的人口，前者为后者的24倍；印度的情况比中国好得多，在人口较密的一半国土上，居住着55%的人口，在另一半国土上，住有45%的人口，前者为后者的1.2倍。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要比印度困难得多。
人口的城乡构成是人口地区构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尺度。中国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过去比印度低，1951年中国为11.8%，印度为17.3%。三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有较大增长，1988年达28.6%，[19]印度为27%。但都还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4%），更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77%）。[20]这说明中印两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都还很低，同时也说明安排好农村生产和农村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
三、人口的社会构成
中印两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有56个民族，据1982年7月1日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3.3%。[21]印度也有几十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有10个。据1981年2月人口普查，这10大民族人口共占全国人口的96.9%，其中印度斯坦族最大，占46.3%。[22]由于各民族的分布以及历史的、社会的、自然的、地理的种种原因，印度的民族问题比中国复杂得多，民族矛盾有时十分尖锐，对社会安定、政治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印度人口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印度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即所谓“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受压迫和剥削最重，生活也最苦。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没有土地，没有权利，在农村只能当佃农、雇农，在城市只能从事“不洁工作”（如洗衣、制革、屠宰、清扫等）。他们不能进入寺庙、学校等公共场所。印度1950年宪法即已提出要给他们以公民权利，但实际上并未做到。据1981年印度人口普查，当年印度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人口分别达10475万和5162万，[23]共占全国人口的24%。这就是说，印度每4个人中就有1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它严重地影响着印度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印度的宗教活动比较普遍。全国82.6%的人信仰印度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占11.4%，信仰基督教的占2.4%，信仰锡克教的占2.0%，信仰佛教的占0.7%。[24]教派冲突对印度政治经济的影响也一直比较严重。在中国，宗教的存在也有悠久的历史，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都有传播。此外，还有产生于中国的道教。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原来的许多教徒已变成无神论者。近些年来，信教群众人数虽有所增加，但信教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大，宗教对全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远没有印度严重。
在人口的社会构成中，和经济关系最密切的是人口的就业比重以及就业的产业构成。1981年中国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43.7%，[25]印度为36.7%，[26]他们的产业构成详见表1-2。
表1-2 中印两国就业人口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82页。
表1-2表明，在全部劳动力中，中国第二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较印度稍高，第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较印度低。这主要是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轻视服务业造成的。近些年来，中国已有很大改变，1988年，第二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已提高到22.6%，第三次产业提高为17.9%，第一次产业则相对下降为59.5%。
以上是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本情况。这是中印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前提，如能扬长避短，合理利用，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则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节 悠久的历史，近代的遭遇
中印两国都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大约在200万～300万年前，两国都有了真人。有了人，就有了历史。
中国和印度历史的第一阶段都是原始社会。按照使用生产工具的不同，这一阶段又分为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在这些时代，中印都有许多重要历史文物发现。其中，以在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化石最古，其生活年代约在170万年前；举世闻名的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的生活年代大约在40万～50万年前。古代印度也是古代人类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在这个区域的中部、西部以至南端均发现有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多。其中有的历史也达50万年以上。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印两国人民的祖先都在各自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以各自的辛勤劳动为人类古代历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继原始社会之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奴隶社会。世界上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是非洲东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和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到公元前3000年代初。接着就是亚洲南部恒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和亚洲东部黄河流域的中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印两国的古代文明较古代希腊文明都早，较古代罗马文明更早。中印等四大文明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发展到了全盛阶段，并开始由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中国和印度都是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开始使用铁器的。当时两国人民在文字、文学、艺术、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并对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较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也是较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从公元前400多年起，到公元18世纪40年代止，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经历了2000多年。印度进入封建社会较中国晚，大约在中国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时，即公元4世纪到7世纪，才基本上形成了封建社会，到1757年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前后仅1000多年，时期要比中国短得多。
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中国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科学技术方面曾作出过极为突出的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27]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坦普尔在其1986年出版的《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中也说：“中国不仅历史文化悠久，科学技术也在世界领先过15个世纪之久，近一半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成就均起源于中国，为近代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中国最早的科学技术成就遍及农业、天文、工程、民用与工业技术、医学、数学、物理、交通运输、音乐、武器等各个领域。”[28]中国的指南针、纸、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就是这些成就的集中表现。“直到西方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在长达一千数百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许多方面和同时期的西方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29]
印度的封建社会，不仅比中国开始得晚，经历的时期短，而且“盛世”也少。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还出现过不少兴旺发达时期，如秦的统一、“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宋、元、明、清初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而印度，在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长期湮没在阶级矛盾、种姓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严重灾难之中，广大人民很少得到休养生息。在莫卧儿帝国亚克巴大帝时，虽然也施行了一些“仁政”，但为时很短，不到半个世纪即为其后代所背离，国家又重新陷于混乱之中，直到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在这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印度在许多方面还是取得了著称于世的成就。到17世纪中叶，印度农业的发展水平，在生产工具、灌溉条件、作物种类、种植方法等方面，都比当时欧洲许多国家要高。手工业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其中最著名的为纺织业，印度的棉织品，像中国的丝织品那样，也是对人类生活的重大贡献。1918年，印度工业委员会曾对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前的手工业作过如下的评价：“当现代工业的发祥地西欧还未开化的时候，印度即以其王公贵族的亿万财富和手工艺人的高超技术而著称于世。即使再晚一些时期，当西方的商业冒险家第一次闯入印度时，印度工业的发展，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不低于较先进的欧洲各国。”[30]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D.D.高善必在其名著《印度古代文化和文明史纲》一书中说，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文化和文明的主要源泉”。[31]贾·尼赫鲁在其所写《印度和中国》一文中说，从历史的黎明时起，中国和印度就是“姐妹之邦”。在《印度的发现》中译本的序言中，他又说：“在历史的黎明期，古代文明在一些国家中成长起来，它们经历了多次的中断，虽然留下了使我们追怀往昔的丰碑，但差不多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中国和印度不是这样，它们“不仅在历史开始之际就有了这些早期文明，而且尽管有一切的盛衰隆替，变化更迭，它们却连绵不绝，从未中断。因此，中国和印度具有这种长远的不中断的传统和文化遗产。”
纵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和印度都不愧是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
在封建社会，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虽然都还比较发达，至少不比西欧落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封建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当时的统治阶级又死抱着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不放，从而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相反，原先进入封建社会较晚的一些国家，却抢先一步，在17世纪前后，分别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以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把中印两国远远抛在后边。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在中印两国仍缓慢地发展了起来。但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乱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印两国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1757年英国殖民者以武力征服了印度，把印度逐步变为它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占领印度的同时，还把枪口对向东方另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并于1840年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其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1901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中国社会完全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样，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建国前都走了一段畸形发展的道路，它们既不是原来封建主义的，也不是新兴资本主义的，而是由外来的帝国主义经济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共同构成的经济混合体。其主要特点为：
一、帝国主义经济
即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它们是建国前中印两国经济中最主要的势力，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当时中印两国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当然，在这方面，中印两国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中国在形式上还是“独立”的，政权仍由中国人掌握，除个别地区、个别时期外，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中国的反动政府来控制中国经济的；印度已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英帝国领土的一部分，政权完全掌握在英帝国主义手里，并通过殖民政府直接控制印度的经济。但从实质上看，中印两国人民在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掠夺上并无根本区别，而且中国人民还要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和剥削，处境并不比印度好。
帝国主义当时压榨和掠夺中印两国人民的方式方法很多，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是资本输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的1936年，帝国主义在中国企业的财产约合43亿美元。在当时中国的工业资本中，帝国主义约占41%，垄断了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56%，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7%；在当时的交通运输业中，帝国主义占据航运吨位的69.5%，铁路里程的90%；在当时中国的金融业中，帝国主义的资产达19亿美元，占垄断地位。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贷款，都由中国的财政收入（关税和盐税）担保，中国的财政从而受到控制。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和经济利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掠夺者。在帝国主义对华全部投资中，美帝国主义占80%。美国在华直接拥有的企业近300家，其中有大型发电厂、银行和石油公司等。同时，它还通过其借贷资本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大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32]
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直接统治下，帝国主义对印度经济的控制更为严酷。对印度的土地、矿藏、森林、水利等自然资源，英国殖民当局拥有最高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它还拥有铁路、重要码头、邮电事业、水利工程、兵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事业。此外，外国私人在印度还拥有大量的企业。直到印度独立之初，外国私人在印度的全部现代企业投资中还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中英国资本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大型企业中，外国资本所占比重更大。占二分之一以上的有石油加工（占97%），橡胶加工（占93%），铁路设备（占90%），黄麻纺织（占89%），制茶（占86%），采矿（不包括煤，占73%），煤（占62%）,橡胶种植（占54%）；占二分之一以下的有：电气（占43%），机械（占33%），咖啡（占33%），食品（占32%），纸张（占28%）。就是号称印度两大民族工业的棉纺织业和制糖业，外资也分别占21%和24%。在金融方面，外国资本控制着印度的储备银行以及一大批商业银行。直到1949年储备银行收归国有后，外资在金融业中仍占34%。[33]
二、封建主义经济
主要存在于农业部门。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摧毁了中国和印度的自然经济，但并未铲除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相反帝国主义利用农村的封建势力，把地主阶级作为他们统治的支柱。因此，不论在中国或印度，封建经济在建国前夕，都在农村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70%～80%，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全部耕地的20%～30%。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约占全部收成的50%，有的高达70%～80%，有的地区还要缴纳附加租、预交租和押租等。[34]
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以后，为了保证其田赋收入并巩固它在农村的统治，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使以前为封建王朝收税、以后为英国殖民当局收税的包税人成了新形势下的“中间人”大地主。独立前后，占农村人口不到15%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的贫、雇、中农却只占有全部耕地的15%，其中占农村25%的农民则无一寸土地。租地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一般占收成的34%～75%，有的地区高达80%。[35]
三、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是中印两国本国资本家所拥有的企业和资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建国以前，中印两国经济虽然没有完全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有一定的发展，不仅有中小资本，而且还出现了垄断资本。不过两国的垄断资本，在性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垄断资本，主要是国家垄断资本，而印度的垄断资本则是私人垄断资本。这主要是由当时两国的国家政权性质不同而造成的。如前所述，解放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家政权在形式上仍由中国人掌握，而掌握政权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又都是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因此，他们的垄断资本就和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它和外国资本勾结在一起，共同压榨和剥削中国人民。印度这方面的情况和中国不同。独立以前，印度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政权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印度私人垄断资本不存在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问题，它虽然有同外国垄断资本勾结的一面，但却要受到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压抑和排挤。因此，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们是和印度人民站在一边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从反帝这方面来看，它同中小资本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只有中小资本才是民族资本。
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借其控制的政权，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了大量财产。到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总额达100亿～200亿美元，控制的银行达2448家，约占银行总数的70%，民族资本只占30%；在全国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约占67%，民族资本只占33%；在全国工交固定资产中，官僚资本约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共有工矿企业291家，它控制了全部钢铁产量的90%，煤炭的33%，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40%，布机的60%，以及全部的石油和有色金属。此外，官僚资本还垄断了全国的铁路、公路、空运、44%的海运，并控制了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36]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印度是民族资本比较发达和民族资本集中程度较高的一个国家。据有关资料粗略估算，印度独立前后，在全部现代企业投资中，民族资本约占45%；在全部民族资本中，垄断资本约占75%；中小资本约占25%。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印度即先后形成了一批本国资本的家族财团，其中最早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崛起的塔塔财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大资产阶级从军事订货、投机倒把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又进一步促进了垄断财团的发展。从1939年到1948年，各个财团控制的公司：塔塔财团由25家增至38家，比拉财团由44家增至128家；辛哈尼亚财团由38家增至50家；达尔米亚·贾因财团由13家增至42家；瓦尔昌德财团由22家增至27家；塔帕尔由14家增至33家。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新兴财团。[37]
四、个体经济
即个体劳动者经济。从事这种经济的劳动者，有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等生产领域中的独立小生产者，以及流通领域中的小商小贩，他们人数很多，但地位很低，在反动势力的压榨下，苟延残喘，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在中国、在印度，情况都是这样。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印两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还有官僚资本这座大山。它们是中印两国建国以前贫穷落后最主要的根源。
第三节 相同的任务，不同的道路
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几座大山，铲除贫困落后的根源，中印两国人民在各自的征途上，都进行了长期的百折不挠的斗争，并于20世纪中叶先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1949年中国获得解放。这是中印两国近代史上的巨大转折，这个转折为中印两国经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中印两国建国初期的经济都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1950年，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为美国的2.3%，中国只为美国的1%。在工农业产值中，印度的工业只约占30%，中国还不到25%。中印两国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虽然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人均产量都很有限。1950年，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只有153公斤，中国不到250公斤。同年，中国的人均棉花产量只有1.3公斤，印度为1.7公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的粮棉即开始进口，1950～1951年度，印度的粮食自给率只有92%，棉花的自给率只有72%。建国前，中国沿海城市每天都大量进口大米、小麦和玉米，1946～1949年，全国纱厂用棉的一半都依靠进口。
建国初期，中印两国的工业更为落后，不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大都是一些轻工业，重工业还不到三分之一。在轻工业产品中，主要都是一些非耐用消费品，如纺织、食品等。重工业更是残缺不全，大都是一些采矿业或初级原料加工业；机器制造业很少，一般只是一些修理业和装配业。许多重要工业产品都不能自给。1950年，钢材的自给率印度为75%，中国不到50%；印度石油的自给率只有8%，中国基本上都使用“洋油”；印度的氮肥自给率只有16%，中国只有11%；印度的机械自给率为32%，缝纫机为59%，自行车为35%，制糖机全部依靠进口；中国的情况还不如印度，解放前夕，只有沿海几个城市的少数工厂能生产一些简易的电机产品。
在生产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加之人口众多，中印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低下。从1900～1947年，印度饿死的人达2600多万。1943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时就饿死了350万人。全国挨饿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人民长期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生活，死于冻饿的人时有发生，每遇天灾人祸更是不可胜数。1949年建国时，全国约有灾民4000多万，其中急待救济的达700万左右。在城市，失业登记的工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达400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半失业状态的工人。
在物质生活这样贫困的条件下，文化生活更是可怜。许多人看不起病，买不起药，上不起学，娱乐更谈不到。建国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成人识字率还不到20%；1950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2岁，成人识字率还不到17%，都居世界最低行列。
要改变这样的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先进国家水平，是中印两国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所共同面临的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印度独立以后，贾·尼赫鲁说：“我们已经获得政治自由，但革命尚未成功，现在仍在继续进行。因为政治自由并不能保证生活和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通过经济进步才能得到。”[38]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指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都必须在经济上实现真正的独立。他说：“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的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39]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印两国都必须首先解决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当时，摆在中印两国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据100多年的切身体验所选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作过生动而精辟的阐述和肯定。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中回顾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时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0]
经过30来年的实践，1979年3月，邓小平再次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41]经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年的改革，1984年6月，邓小平又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基础很落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我们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2]
尼赫鲁也提出要在印度建设符合印度国情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必须抛弃”。“要解决世界以及印度各种问题的秘诀，就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结束印度人民的贫困、大量失业、落后和屈辱了。”[43]
早在1938年，由国大党建立的、由尼赫鲁亲自领导的国大党计划委员会就建议按照社会主义的路子制定印度经济发展计划。1955年1月，尼赫鲁在国大党阿瓦迪年会上正式提出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并建议以此作为国大党和印度政府奋斗的目标。国大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以后的国大党党章、印度宪法以及一些五年计划和竞选宣言中都写进了这一目标。尼赫鲁及其继承人英·甘地、拉·甘地一直都没有放弃这面旗帜。
但是，尼赫鲁所倡导的并在印度实行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同中国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论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经济制度方面。从生产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有三个：①生产资料公有制。②国民经济计划化。③按劳分配。在这三个特点中，最基本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来创建并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但在印度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公私并举的“混合经济”。印度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法令去侵犯任何私有财产，特别是不能损伤工商业者的财产。如果非常必须，也只能赎买，而不能没收。同时，由于印度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由国家赎买和创办的“公有经济”，实质上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并非全民所有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经济。因此，在印度的“混合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一个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个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中印两国经济制度最根本的区别。
第二，政治制度方面。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共和国是一个“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议会民主是印度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它只谈民主不谈专政。这主要是由尼赫鲁的思想决定的。尼赫鲁虽然自称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表示赞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济的某些成就曾经表示过向往，但他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从不赞同。他追随老甘地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热衷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幻想通过老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性的社会”，以达到“经济平等”、“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这实质上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映。1964年1月，国大党在布巴内斯瓦尔年会上还正式把印度的社会主义定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是任何国家政治制度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中印两国政治制度的区别决不是中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印度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中国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印度所实行的则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印两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
第三，思想意识方面。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思想意识自然也不一样。与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核心是集体主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坚持先公后私以至公而忘私的，而决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是这样教育广大人民的。印度的情况不同，尼赫鲁就曾讲过：“在秉性上再加上以后的培养，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同时，在理智上我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44]当然，尼赫鲁在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能简单解释为“功利主义”（utilitarism）或“利己主义”（Egoism）。他这里的所谓“个人主义”是针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法西斯主义”（Fascism）来说的，是强调个性解放。抽象地说，个性解放，并不是什么坏事，马列主义从来也不否定个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人主义”必然导致“利己主义”。在印度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正是这样。一个提倡集体主义，一个强调个人主义，这是中印两国现行社会制度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根本区别。
总之，印度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论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还是在思想意识上，都和马列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当今的印度社会中，封建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也还有不少封建主义的残余，并不断地受到国内外资本主义的侵蚀，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占统治地位的，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在印度则是资本主义，这是肯定无疑的，也是为世界公认的。
在40多年中，中印两国正是在以上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背景下发展各自的经济的。具体情况怎样？成效如何？都有些什么经验教训？这是国内外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本书以下各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注释】
[1]194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印共总书记的复电，载《人民日报》1949年11 月20日。
[2]贾·尼赫鲁：《印度民族主义的心理》，载《贾·尼赫鲁选集》第2卷，新德里，第261页。
[3]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页。
[4]印度教育社会福利部：《印度国情报告》，新德里，第3卷，第68页。
[5]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页。
[6]印度农业部：《经济统计指南》，转引自R.达特等：《印度经济》，新德里，1989年，第80页。
[7]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新德里，第1卷，第11页。
[8]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183页。
[9]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新德里，第95页。
[10]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页。
[11]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2卷，第126、127页。
[12]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页。
[13]S.K.萨奇德瓦：《1989年印度年鉴》，新德里，第127页。
[14]涂光炽等：《我国资源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北京，1980年版，第11～13页。
[15]国家统计局：《关于1989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日。
[16]印度政府：《1989～1990年度经济概览》，新德里，第5～22页。
[17]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l卷，第11、12页。
[18]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7页。
[19]《经济日报》，北京，1990年5月5日。
[20]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4页。
[21]《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字》，北京，1982年10月，第2页。
[22]转引自《1984年世界知识年鉴》，北京，第91页。
[23]印度政府：《1987年印度参考年鉴》，第15页。
[24]印度政府：《1987年印度参考年鉴》，第14页。
[25]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1页。
[26]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70页。
[2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转引自钱三强等：《科学技术发展简况》，北京，第3页。
[28]《大公报》，香港，1986年10月3日。
[29]钱三强等：《科学技术发展简况》，北京，第4页。
[30]转引自I.C.德亨格拉：《印度经济》，新德里，1981年，第42页。
[31]转引自：《南亚译丛》，北京，1983年第1期，第21页。
[32]柳随年等：《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第2、3页。
[33]孙培钧：《论印度社会的性质》，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2期，第2页。
[34]柳随年等：《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第4页。
[35]转引自S.K.米斯拉等：《印度经济》，孟买，1985年，第428～429页。
[36]柳随年等：《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第4～5页。
[37]孙培钧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1984年，第35、41页。
[38]印度政府：《贾·尼赫鲁讲话集》（1949～1953年）第2卷，新德里，第198页。
[39]熊华源：《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载《经济日报》1986年4月24日。
[4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著作选读》，第675～678页。
[41]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2页。
[4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1～52页。
[43]《贾·尼赫鲁重要讲话集》，（1945年），第12、13页。
[44]贾·尼赫鲁：《1939年4月3日给S.C.鲍斯的信》，载《尼赫鲁书信集》，1958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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