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精神

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曾经指出，近代西方哲学的积极开端，来自对于方法论问题的探索。⁽¹⁾这里我们还想进一步说，这种对于方法的反思，始终构成近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取向，并由此陶铸了近代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这集中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努力为当时兴起的科学革命注入一种方法探索的精神，并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逻辑工具。

16世纪与17世纪的科学，在许多科学史家看来，是近代科学真正起源的时代，是科学精神的形成或科学革命的时代。随着科学活动日渐摆脱以往的思辨、想象的方式，方法论问题成了事关科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被认为是把握着时代精神的哲学，这时肩负起解决这一任务的重担。弗兰西斯·培根与笛卡尔，这两位分别开启了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哲学巨子，以他们各自不朽的名著——《新工具》与《方法谈》，不仅具体地为近代科学提供了实验归纳法与逻辑演绎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呼唤起科学对于方法的自觉，为人们注入了一种重视方法探索的哲学精神。培根疾呼方法作为工具的重要性。他批评旧的三段论逻辑并不能帮助人们发现新科学，指出科学的智力活动就像从事机械方面的工作一样，需要有工具的帮助，才不至于劳而无功。⁽²⁾笛卡尔也强调了方法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方法，想去研究真理，那是决不可能的”。⁽³⁾他们所唤起的这种注重方法探索的精神，始终浸淫着近代哲学的发展。

第二，为哲学本身的科学化寻求正确的方法。这方面在康德之前，哲学的体系化集中表现为向几何学借助方法。数学方法以其推理的严密性，赢得了哲学家们的推崇。在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那里，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实践。并且，在这种方法的氛围下，17世纪的全部学科，可以说都处在几何学方法的统治之下，斯宾诺莎的一位密友路德维希·梅耶尔医生，在为斯宾诺莎的《笛卡尔哲学原理》所写的序言中，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这种情景：“凡是想在学识方面超群绝伦的人都一致认为：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⁴⁾美国学者萨拜因在他的《政治学说史》中，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情景的叙述。“由于流行这种好方法的思想（即指几何学方法——引者），17世纪便成为法学和政治学的‘论证’体系的时代，目的在于使一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尽可能地成为一种类似人们认为可以证明几何学的确实性的形态”。⁽⁵⁾这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点明17世纪诸学科采用几何学方法的情况，目的自然是为了给出康德之前的背景材料，使得在往后的论述中，我们能够对康德区分开数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做法具有更深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