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近代文人杨恩元《弗堂词跋》云：
世人多谓黔中僻陋，黔地诚僻陋，而黔人之游历于外者，开拓心胸，激扬志趣，其所成就，每凌驾乎中原。亦以中原数千年来，文物声名发泄已甚，而边省磅礴郁积，名山大川之灵秀，甫启其端倪，虽在交通阻隔之世，人才已渐奋兴焉。况今之飞机、铁道，一日千里，行见重门洞开，贤哲浚发，其必能超越全国，可断言也。[29]
杨氏为黔人，其所言论，在域外人士看来，或有“夜郎自大”之嫌疑；其“声名发泄已甚”之观点，亦或有神秘迷信之嫌疑。但是，平心而论，杨氏之言，或亦颇切实情。晚明以来，黔中文士游历于外者，如谢三秀、杨文骢、周起渭、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姚华诸人，确有“凌驾乎中原”的成就，而获得域外人士的高度评价，可与钱仲联“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之断语相印证。其次，杨氏所谓“中原数千年来，文物声名发泄已甚”云云，实可与笔者在上文反复论证的中土文人“不开风气自为师”，边省文人“但开风气不为师”之观点，相互印证，言下之意是说边省文人比中土文人更具艺术天分和创新才能。其三，杨氏断言黔中文人取得“凌驾乎中原”之成就者，多是“游历于外者”；预言黔中文学“必能超越全国”，是在“重门洞开”之后。即特别强调因便利的交通而产生的文化交流，及其所导致的文化碰撞而激发出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理念。无论是黔人“游历于外”，或是黔中“重门洞开”，目的皆在于导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产生“开拓心胸，激扬志趣”之效应，才有“凌驾中原”、“超越全国”的结果。这亦与笔者在上文讨论的危机性反省和竞争性生存激发创新精神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笔者认为，杨氏提出的问题是有学术价值的，其解释亦有一定学理依据。
从总体上看，黔中古近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上力主独创，反对门户之见和复古之风，有相当明显的自立意识和创新观念。故学者评价黔中文人，多重其“不为习气所染”。如莫友芝《雪鸿堂诗蒐逸序》评价谢三秀说：
其时公安、竟陵，先后提倡，诗道荆棘，而先生（谢三秀）崛起万山中，摆脱习染，遒然高举，非得之深者而能然邪？[30]
在公安、竟陵风气席卷诗坛之大背景下，能够“摆脱习染”而自成一家的黔中文人，除了谢三秀，还有周起渭。（道光）《贵阳府志·耆旧传》评周渔璜说：
国初仍明季之旧习，七子与公安、竟陵之体互相犄角。起渭生自远方，不为其习气所染，……故其诗无纤佻尖险之习，亦无肤廓叫嚣之态，和平清缓，而意亦独至。
所谓“纤佻尖险之习”，是指竟陵诗风；而“肤廓叫嚣之态”，则指公安风尚。起渭生长边方，故能摆脱“习气”，自出机杼。又如，赵怡在《汉鄨生诗集自序》中自称：
汉鄨生产犍、牂万山中，地当《班志》之鄨县。受习经训词章，笃守师法，而时时啸歌天末，孤调自操，独来独往，不闻知海内曹好时习。[31]
如潘淳《瘦竹亭诗跋》评价潘驯诗说：
明诗一变而为崆峒、北地，再变而为历下、弇山，三变而为竟陵，一时士大夫解为声诗者，出乎此即入乎彼，于是古学丧其根干，流俗沸其螗蜩，鸟空鼠即，诚有如钱受之所讥者。先生生当其时，不沿洄于俗学，而根柢古人，直摅襟抱，可不谓卓然能自树一帜者哉？[32]
莫友芝《葑烟亭词序》评黎光勋说：
窃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谷人，骨孱于频迦。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服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袭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伯庸少近辛、刘，翻然自嫌，严芟痛改，低首周、秦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凉之音，所谓前后三病，既无从阑入。[33]
陈德谦在《葑烟亭词跋》说：“郘亭称伯庸先生不为习气所囿，斯可以卓然自树也乎？”[34]
习气这种东西就像传染病一样，置身其中的人往往身不由己，很容易被感染。而黔中文人生于大山之中，远离习气，能不为习气所染，故其相对于中原主流文人来说，无须有摆脱习气之挣扎。直抒胸臆，即为创获。如杨文骢论画说：
画兰自有律，余岂不知之，然耻向他人逐脚跟也，宁用我法。[35]
又章永康《感秋廿二首》（其十九）云：
我生古人后，立言已无赖。即以诗自鸣，已为古人得。
我将用我法，随意发天簌。本无述作心，那能别枝派。[36]
具有相当明显的远离习气的自觉意识。或如黎汝谦所说：
诗以《诗三百篇》为极，然不能有《三百篇》而无汉，有汉而无六朝，有六朝而无唐宋元明也。有一代之人，即有一代之诗，诗之不绝于天壤，犹日月河江之不绝于天地也。[37]
持论甚为通达，全无复古守旧之风。
一般说来，处于中土主流文坛之中心的文人，容易为文坛主流风尚所包围，被习气所感染。或者卷入门户派别之争，故其创作因循时尚，感染习气，固守门户，其创造意识便会削弱。再说，中土主流文人又因其处于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文化中心地区，容易因循守旧，往往是古非今，产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类的文学观念，新变意识亦较淡薄。黔中文士生长天末，自然远离文坛时尚，亦不为习气所染，少门户之见，无派别之分，故能在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本身具备的创新基因之激励下，发扬创新精神，坚持新变观念。即便是在对古代文学名家的追慕和学习方面，亦能坚守“以古开今”的文学新变意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古非今、贵远贱近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观念，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中心地区，这种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影响尤其深远。边省文人亦强调向古人学习，亦对古代文学名家有深深的景慕之情，如黔中古代文人对陶渊明的追慕，对与黔中有关联的李白、王昌龄和柳宗元等唐代著名诗人的钦仰。但是，他们却较少泥古不化的思想，多持“以古开今”的文学新变观念。如黎兆勋《赵子晓峰旭不见数年近以校书之役下榻县署相晤于莫五斋中明日书此柬之》，以为“论古”与“创说”是为文不可或缺之两端，其云：
读书不论古，岂能蜚英声。
论古不创说，亦难垂令名。
今君兼所有，笔阵尤纵横。[38]
“论古”是为了“创说”，“创说”必须“论古”，这是关于师古与创新之辩证关系的高度简括的说明。在他看来，赵旭之诗兼具“论古”与“创说”，故其有“纵横”之“笔阵”。应该说，片面地模拟和学习古人，或者极端地师心自创，皆有缺陷，如明代著籍黔中的江闿在《湘山诗序》中说：
窃闻世之为此诗者，每每牵合某代某家，竭力刻画，夸工炫巧。不则轻薄前贤，师心自用，近代若茶陵、若庆阳曾未寓目，骚雅何处说起，故不病于拘，即病于野。[39]
过分“牵合”则“拘”，极端“师心”则“野”。正确的做法，应当如潘淳所说，是“根柢古人，直摅襟抱”，方可“卓然能自树一帜”。[40]或如郑知同所说，“非遍历古人之所以为诗，无以成己之诗”，“取精用宏，不区区求自立格第，集众长以充己才之所及，吐属无非古人，而又能别存面目”，达到“以古开今”之目的，如此作诗，则“非依傍门户者所可同日语也”。[41]简言之，就是转益多师，自成一体，在学习古人之基础上实现创新。陈德谦在《葑烟亭词跋》中说得最明白：
大抵名家为词，初不妨专致力于一二古人，求其与性分之所近、环境之相同，精研而殚思之，然后傍及别家，纵横探赜，镕于心而入于手，郁结喷薄而出之。初不能以一二古人之作衡之也。昌黎所谓“务去陈言”，东坡所谓“我书意造”，巢经巢诗云：“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其墨守一派、规规一先生之说者，乌足语此？[42]
学古是为创新，那末，学古人什么呢？江闿在《陈子诗序》里说：
诗本于性情则真，本于学问则厚。今之论诗者不然，谓宜本于宋唐六朝汉魏，而上溯其源于楚骚、毛诗。或则本一家言如苏、李、陶、谢、少陵、香山、昌黎、放翁、坡仙诸贤。其说未尽非也，无如胶瑟之见未化，有意仿佛，去之愈远，其不类者，未免婴邯郸学步之诮。即类者，徒为优孟之衣冠，往往窃其貌而失其神髓。试进而考其三百篇之所本者何在？则未有以应，及退而问其在我之性情、学问，茫如也。[43]
江闿并不是反对向古人学习，而是主张学习古人当遗貌得神，要“得神解而不依傍其迹”。[44]学古人“肖其神，不求肖其貌，所以为佳”。[45]学古人诗，不在于强似古人，而是通过学习“濯濯锻炼其资”，以自“成其一家”。[46]
总之，黔中文人生长边隅，远离习气，不涉派别，学古而不泥古，师古是为创新，这种精神在越其杰、周起渭、郑珍等黔中著名诗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先说越其杰。越其杰，字自兴，一字卓凡，晚明贵阳人，官至河南巡抚，是黔中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备之人，亦是黔中历史上刻意为诗、苦心创作、企望以诗传世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其作诗万余首，今存二百二十六首，辑入《黔诗纪略》。越氏为诗，尤重创新，超越古今诗人以求创新，超越自己以求创新，是他诗歌创作的一贯追求。他多次自编诗集，先后有《蓟门》、《白门》、《横朔》、《知非》等集，最后以《屡非草》名集，其以“知非”、“屡非”命名诗集，便可想见其标新立异之追求。故马冲然在《屡非草序》中，认为诗坛通病是“依人而不求诸己，自是而不知其非”，概言之，就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既不能超越他人，亦不能超越自己，而越氏却能免此通病。其评越氏诗说：
其诗沉郁顿挫、清新俊逸无不有，而卓凡不以为是也。学近人、学前人以为非，至学盛唐、六朝、汉魏亦以为非。盖求诸己者深，故知求诸人者浮；取诸人者精，故觉取诸己者隘。后所得者无前，乃觉前所得者有后。诗益工，心益下；气益厚，机益灵。屡非而卓凡所独是，天下所公是，千秋所真是于是乎在。[47]
其诗歌创作的强烈创新精神，为世所公认，如吴中蕃在《屡非草选序》中，说越其杰“所为诗，则恬气静衷，敛华就实，屡诣而辄耻其非，其于人居今古之间，有断然也”。[48]姚佺亦说：
今人之诗，转移之诗也。公诗自写其境之所遭，心之所蓄而已，并不转移于三唐、汉、魏之朽骨，以障开生面。[49]
莫友芝亦说：
卓凡为诗，沈思独往，觉今古皆非，故以《屡非》名集。集中诗境，取境殊不免隘，而语必瘦刻，味每在世俗酸咸之外。[50]
应该说，其论诗“觉今古皆非”，是为创新；其作诗“味每在世俗酸咸之外”，亦是为创新。所以，他宣称：“诣能一往非无意，诗取群疑为苦心。”[51]世俗社会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故偶见标新立异之作，便会引起“群疑”。而对于越氏而言，能引起“群疑”就是他的追求，因为能引起“群疑”者，往往就是标新立异者。在他看来，“欲擅千秋绝，何妨一世疑”，[52]“诗非奇傲宁无作，客若寻常只闭门”，[53]“立论每超文字外，持身不在步趋间”，[54]“吐我欲言诗或旷，取人所弃见非疏”，[55]“欲使众知诗觉浅，曾经人到境非奇”，[56]“虽当繁响后，欲反声未前”，[57]“耻拾曾经人道语”。[58]即便是对自己的旧作，亦力求创新超越，其《改诗》诗说：“偶见昔吟诗，虚心一检视。读未及终篇，惭怖几无地。芜荒略能刊，深奥殊未至。不知当时心，何以亦得意。”故大刀阔斧修改旧作，“不敢恕微长，虽贤犹责备。点窜尽全篇，不留初一字”。[59]
越其杰诗歌创作本身的成就如何，暂且不论。单就其创作态度而言，其求新求变的强烈意识，确是不能否认的。他就是要道人之所未道，抒人之所未抒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耻拾曾经人道语”，就是“诗非奇傲宁勿作”。笔者以为，越其杰诗歌创作的这种标新立异的意识，与黔中地理环境之创新基因的激发有关，与黔中地域环境培育出来的黔人的直傲性格有关，亦与晚明竟陵诗风的影响有关。
越氏为人，简言之，就是直傲奇倔。关于他的这种性格，时人多有评价，如吴中蕃说：“先生以乱，略奏勘定，而不免于匡衡之屡扼，岂非以其傲哉！”吴中蕃论越其杰，屡言其“傲”，这并非空言，乃是吴氏切身之感受。1642年，吴中蕃路过南京，以友人子的身份拜访越氏，“谒先生于鸡鸣寺麓，平头一揖，腰未及半，求其佩之委也，了不可得。就榻数语，仅及江东米价，几于锻灶不顾，时已而呼酒款故人子”，其待人接物，傲岸如此。其后交往渐多，因雅赏吴氏之诗才，才有“引而进之之恐后”的情谊。故吴中蕃感慨说：“先生不可一世，而折节于通家弱冠，譬之足伸圯上，其致则倨，其意则亲，是先生傲其所傲而不傲其所不傲也。先生道岸虽整而冲襟甚坦，有廉隅而无城府。”[60]吴中蕃与越氏有通家戚谊而又颇有交情，他对越氏性情的描述，应是可信的。大体而言，越氏性情，修廉隅，整道岸，性开爽，自信自负，傲岸不偕。故莫友芝《黔诗纪略传证》说他“性倜傥，善骑射，顾傲岸不偕于世，自许能兵，屡蹶屡起，皆傲累之”。[61]因尚奇而性傲，因性傲而尚奇，吴中蕃说：“世之无傲骨者，必不能有奇肠。无傲骨而有奇肠，是绕指之可以刜钟也。”而越氏之有“奇肠”，正是因为他有“傲骨”。读越氏之诗，吴中蕃说：“我是以知奇肠之必出于傲骨也。”[62]因为性格直傲者，必睥睨当世，傲视群雄，鄙薄世俗，反对庸常，故而必有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之举动。所以，越氏追新求奇，与其直傲性格有关。而此种性格，又是所谓的“大山性格”，是在黔中“大山地理”中培育出来的。所以，越氏之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亦与黔中地域文化和地理环境相关。
再说周起渭。黔中清代诗人在域外发生重要影响的，首推周起渭和郑珍。周起渭主要活动在清康熙年间，是明清时期黔中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故郑珍《书周渔璜先生桐埜书屋图后，图康熙戊子作》说：“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国朝二百年，吾首桐埜翁。……吾以两公较，尤多桐埜雄。”[63]甚至有与全国诗坛盟主争雄的美誉，如莫友芝说：“极盛朱王后，词坛不易崇。先生起天末，孤旅对群雄。明祖华严铣，苏亭赤壁风。波澜压伦辈，馆阁洗疲癃。”[64]周起渭在“南北诗宗”王士禛、朱彝尊把持文坛之局面下，能与之“各占一席”，是因为他的诗歌“华妙不减渔洋，颖达岂逊竹垞”。周起渭能与“诗名播于辇下”的查初白“互执牛耳”，[65]并获得后者尊重和激赏，是因为他“起天末”，携带着边省才子的创新精神，一洗诗坛痼癖陋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莫友芝尤其强调他是“起天末”，是“孤旅对群雄”。（道光）《贵阳府志·耆旧传》亦认为周起渭诗“无纤佻尖险之习，亦无肤廓叫嚣之态，和平清缓，意亦独至”，是因为诗人“生自远方，不为其习气所染”，故能摆脱竟陵习气和性灵诗风，亦能洗涮馆阁体的“疲癃”之习。
“孰与夜郎争汉大，手携玉尺上金台。”[66]周起渭入馆阁，携带着边省文人的创新精神，睥睨当世，力扫馆阁诗风，深得田雯的赏识。田雯在《稼雨轩诗集序》里说：周起渭“闲骑一款段出城门，又复造余论诗，每于世之能诗者，狂噱捧腹。曾有句云‘安得世人尽聋聩，凭君高坐说文章’是也”。田雯激赏起渭，就由于他在创作中追新求奇，很符合他的诗歌主张。他说：“渔璜之诗，有以新为工者，有以奇为工者。新如茧丝出盘，游光濯色，幽香万片。奇如夏云怪峰，千态万变。”[67]
因新而奇，由奇而新，无论是在诗学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周起渭皆坚持变化的观点，反对模仿，主张独创，追求新奇。他在《春日偶钞李杜韩苏四家诗作》中就明确反对模仿，追求独创。[68]《寄答襄阳刘太乙》是他的一篇最重要的诗学论著，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诗学观点，他认为：天音、地籁皆是“气化使之然，机至不可遏”，是“至妙”而中“音律”者。文学创作亦复如此，“中心良雾抑，冲口自风发。但伸所欲言，豪圣莫能屈”。但是，自明代以来，“特此求名径，真诗乃沦没”，因求名而祸及诗坛最烈者，乃是门户派别之间的相互倾轧，所谓“才高任轩轾，流弊始纷出”，“同流合泾渭，仇雠分吴越”，“各惩门户非，万象思囊括”，就是对这种诗坛门户派别纷争的批评。其次是为了“求名”而行“剽窃”，“借口爱前人，其实事剽窃。遂驱后来秀，点鬼而祭獭。狴牢锢性情，音形图仿佛”，便是对这种剽窃之风的指责。他自称：“我诗但意造，无文空直质。本乏求名心，信口无爬栉。”[69]“意造”、“信口”之作，正是他所称道的“天音”、“地籁”，亦就是田雯称道他的“新”、“奇”之作。
另外，犹法贤《酉樵文集》所载周起渭与方楘如关于诗学问题的一段谈话，亦堪注意。他说：
子不为诗，固自佳。浙江学诗者，高则挦扯义山，薰衣剔面；次则承陆务观余窍，若张打油、胡钉铰之为，即千手目，如一也。段师琵琶，须不近器十年乃可授。子不学诗，几是耶！[70]
此段言论，深得诗学三味。对于热衷于诗歌创作的文学青年方楘如，周起渭劝他暂时“不学诗”、“不为诗”，需如段师教人学琵琶，“不近器十年乃可授”。“不为诗”、“不学诗”十年乃可授其诗法，个中原委，就是诗歌如同音乐，力避陈熟，力主新创，彻底摆脱陈词滥调，完全远离陈规陋习，方能避免“千手目”而“如一”之局面，创造出新奇之作。
周起渭诗歌的创新精神，获得当时诗论界的公认。如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说：
时辇下人文极盛，若姜西溟、顾书宣、汤西崖诸君子，各以沈诗任笔傲睨文坛，吮墨怀铅之徒，率不敢望其项背。桐埜异军突起，乃拔戟自成一队。[71]
能在高手如云、文学勃兴的康熙诗坛“异军突起”而“自成一队”，本钱和实力就是他的创新精神，使他能够力破陈腐，呈现新奇。据毛奇龄《稼雨轩近诗序》说：
明代无学，其在嘉、隆间，每谓歌咏渐衰，所挽回而振兴者，多不在馆阁而在部寺，而先生（渔璜）一起而洒雪之。[72]
自唐宋以来，“馆阁体”层层相因，了无生气，不能担当引领文坛风尚、振兴诗歌创作之重任。而起渭任职翰林，以“掞天之才，力持大雅”，力扫长期以来形成的馆阁陋习。故不仅当时“称翰林能诗者，必以公为首”，[73]即便是在整个康熙诗坛上，亦是“瑰伟特出，冠于一时”，有“风雅之宗，领袖群彦”的美誉。
又说郑珍。“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钱仲联关于清代黔中诗歌的这个高度评价，相当程度上就是针对郑珍而言的。或者说，清代黔中诗坛因有郑珍而获得了“王气在夜郎”之美誉。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学者普遍将郑珍视为清代宋诗派的集大成者，如胡先啸《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云：“郑珍卓然大家，为清诗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陈声聪说：“清道、咸间，郑子尹（珍）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越前代。”[74]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云：“郑氏巢经巢诗，理厚思沉，工于变化，几驾程、祁而上，故同光诗人宗宋人者，辄奉郑氏之不祧之宗。”钱仲联在《论近代诗四十家》里说：“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
郑珍何以能够取得集清代宋诗派之大成的成就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作为黔中文人的郑珍，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蠖屈乡关，漂泊西南”，[75]在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之影响和涵孕下，在艺术观念和诗歌创作方面，颇具创新理念和新变精神。如他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诗中说：“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76]声称“不袭旧垒残旌麾”，[77]主张独创，对“集古”之作颇有微辞。因此，他在《慕耕草堂诗钞题语》中说：
集古之作，费手费目，无所不病，始成一首，及得两句，又工整，又连贯，不胜其喜。他日读前辈之集，乃已被他先占，辄为之索然。故我平生绝不喜为此，还是自打自唱转有乐趣。弟以后亦可莫用此心力也。[78]
对“拟古”之作亦有所不满，他在《郘亭诗钞题识》中，很友善地对莫友芝说：
五弟于笔墨力求名贵，用思太深，避常太甚，笔墨之痕，时有未化。故落纸更无恅愺率易语，而短处即因此见之。[79]
形式的剿袭固然不可取，内容的模拟和仿古亦非诗之佳境。因此，抒写真性情成为他在诗学上的重要主张，故云：“我吟率性真，不自谓能诗。赤手骑袒马，纵行去鞍羁。”[80]
这种创新理念亦体现在他对书画艺术的讨论中。如他在《跋自书杜诗》中认为，书法“是心画，其本之正、气之大、风格之浑朴、神味之隽永，一一皆由心出，毫厘不勉为”。[81]其《与赵仲渔婿论书》亦认为书如其人，“心不可见画在纸”，批评“中棱外婀娜”的“羊质虎皮”之作，以为书法当有“真气贯注”，不可拘于“笔法”与“形迹”，亦无须过分“返古”，其云：
要之书家只在书，毛颖自是任人使。
多闻择善圣所教，少见生怪俗之鄙。
学古未可一路求，论字须识笔外意。[82]
其《与柏容论画》亦主张独创，反对“死缚”，其云：
但闻识者说，此事无死缚。须得心目间，苍莽露崖堮。
下笔逐所见，兔走兼鹘落。意境会其全，形似在所略。
必执谱论求，一锢反难药。[83]
中国画讲写意，重神似，故力避“死缚”。因为“死缚”于“谱论”者，其所得往往在“形似”而非“神似”。
其实，郑珍亦主张向古人学习，作为学问渊深的经学大师，主张向古人学习，强调为文之学养和功夫，亦是情理中事。但是，他之强调学习古人，是学其精神而非形迹，是学养之培植而非形式上的模拟。所以，他在论文中，一再强调学养和学行的重要性。如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诗中，他虽然强调独创的重要性，但又以读书和养气为创作之前提，其云：“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84]在《书柏容存稿》中，他以学养和读书为创作之根基，其评柏容诗说：“不废读书真有益，尔来自比少作厚。知君学养再十年，定视今兹又刍狗。”[85]在《慕耕草堂诗钞题语》中，他说：“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盛。养才全在多学，养气全在力行。学得一分，即才长一分；行得一寸，即气添一寸。”[86]其在《跋自书杜诗》中亦说：“要书好，根本总在读书做人。多读几卷书，做得几分人，即不学帖，亦必有暗合古人之处。”[87]他在《郘亭诗钞序》中讨论如何学习古人，提出了“学其诗当自学其人始”的观点，他说：
窃以为古人之诗非可学而能也。学其诗当自学其人始，诚似其人之所学而志，则性情、抱负、才识、气象、行事皆其人，所语言者独奚为而不似？即不似犹似也。
依此，他评价莫友芝诗说：
以子偲为人若此，则其制境之耿狷，求志之专精，用心之谨细，非似古人之苦行力学者与？其形于声发于言而为诗，即不学东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88]
所以，力主独创和主张向古人学习，在郑珍这里，并不矛盾。
笔者在前面说过，边省文人“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因其有创新精神而缺乏足够的学养支撑；中土文人“不开风气自为师”，是因其吸取边省文人的创新成果而辅以丰厚的学养。但是，对于郑珍而言，可谓是“亦开风气亦为师”，因为他不仅具有边省文人的创新精神，而且还有中土文人亦难以企及的深厚学养，正如陈田评价说：“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而已。”“经学大师，兼长三绝，古有子瞻，今有先生。”[89]或如翁同书所称“经师祭酒，词坛老宿”，“才从学出，情以性容”，[90]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的最高典范。[91]郑珍以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辅以边省文人的创新精神，二者相得益彰，故能集清代宋诗派创作之大成，达到“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境界。
其二，宋诗派的诗学主张与郑珍的创新精神正相吻合，故而相得益彰，不仅将清代宋诗运动推向高潮，而且亦成就了郑珍作为同光诗坛“不祧之宗”的“宗祖”地位。笔者在第二章讨论边省地域对文学传播之影响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黔中清代诗人与清诗史上的宋诗运动，实在有太多的关联，如清初宋诗运动的先驱田雯与周起渭的关联，清代中期宋诗运动的中坚钱载与傅玉书的关联，晚清宋诗运动领袖程恩泽与郑珍的关联，这实在是清诗史和黔中诗学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笔者的初步看法是，宋诗派的诗学主张与黔中边省地域文化精神相通，故黔人擅长“宋诗”，“宋诗”适合在黔中大地生存发展。考察宋诗的特点，以及清代宋诗派的诗学主张，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追新求奇。如邵长蘅《研堂诗稿序》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于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力。”田雯《枫香集序》亦说：“诗变而日新，则造语命意必奇，皆诗人之才与学为之也。夫新非矫也，天下势无一不处日新之势，况诗乎？”[92]这种以新奇奥衍、劲健奇崛为特征的“宋诗”，以才为诗的“宋诗”取径，正对郑珍的味口，他那丰厚的学养能够创作以才学为诗的“宋诗”，他在黔中地域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创新理念和质直性格，正适合创作这种新奇劲健的“宋诗”。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的耦合，使他成为清代“宋诗”创作之集大成者。
总之，强调“边缘活力”与艺术创新，并非是身处边缘的学者文人之妄自尊大或自我张扬。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已经证明，文学史上的“边缘活力”是一个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应该说，笔者提出的边省文人“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土文人“不开风气自为师”，算是持平之论，与文学史发展之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从理论上讲，黔中地理之开放性、立体性特征蕴含着浓厚的创造活力。从实际上看，黔中地域文化之创造活力，在晚清以来，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诸方面，得到充分的彰显；黔中地域文学之创新精神，在越其杰、周起渭、郑珍、姚华诸人的创作中，亦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毋庸讳言的是，黔中地域文化和文学虽然体现了一定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活力，但与全国相比，其总体实力仍居弱势地位，整体水平仍居下游地位。事实上，这亦体现了黔中地域文化和文学虽然具有“边缘活力”，但仍是处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状态。
【注释】
[1]杨义：《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2]施爱东：《杨义：让边缘活力成为中心话语》，中国民俗学网2007年11月26日。
[3]参见汪文学《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博览群书》2008年第9期。
[4]参见汪文学《一代唐音起射洪——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文革新运动中的机遇问题》，《唐代文学研究》第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6]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7～78页。
[7]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
[8]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9]杨义：《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10]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1]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9页。
[12]朱伟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之断想》，《山花》1998年第3期。
[13]朱伟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之断想》，《山花》1998年第3期。
[14]杨义：《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15]参见张晓松《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6]参见本书第一章之第二节“大山地理：黔中地理特征与地域区位”。
[17]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9页。
[18]张晓松：《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9]以上两段文字参见张晓松《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二、文化的交角”、“三、多元一体”两章，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张晓松：《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21]同上，第87页。
[22]朱伟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断想》，《山花》1998年第3期。
[23]张晓松：《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78页。
[24]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25]同上，第83页。
[26]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27]同上，第115页。
[28]参见陈慧萍《关岭三国文化的历史意蕴与现代价值》，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9]《黔南丛书》第四集《弗堂词》卷末，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30]《黔诗纪略》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
[3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6页。
[32]同上，卷十五，第596页。
[33]《黔南丛书》第四集《葑烟亭词》卷首，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34]同上，卷末。
[35]关贤柱：《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36]《黔南丛书》第三集《瑟庐诗草》卷上，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37]李受彤：《夷牢溪庐诗钞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3页。
[38]《黔诗纪略后编》卷二十一，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39]《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集》卷三，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40]潘淳：《瘦竹亭诗跋》，（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页。
[41]郑知同：《慕耕草堂诗钞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9页。
[42]《黔南丛书》第四集《葑烟亭词》卷末，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43]《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集》卷三。
[44]江闿：《樗斋先生诗钞序》，《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集》卷三。
[45]江闿：《宋长白诗序》，《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集》卷九。
[46]江闿：《徐善长古声集叙》，《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集》卷四。
[47]（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页。
[48]同上，第562页。
[49]《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页。
[50]（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页。
[51]《杨龙友园》，《黔诗纪略》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
[52]《苦吟》，《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
[53]《赠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6页。
[54]同上，第676页。
[55]《秋日对残菊》，《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
[56]《天开岩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
[57]《题懒先卷》，《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2页。
[58]《示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8页。
[59]《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9页。
[60]《屡非草选序》，《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页。
[61]《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2页。
[62]吴中蕃：《屡非草选序》，《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5页。
[63]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后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
[64]莫友芝：《以周渔璜先生〈桐埜〉、〈回青〉、〈稼雨〉诸集本与陈耀亭上舍授梓，弁之十韵》，见莫友芝《重刊桐埜诗集序》之“附诗”，《桐埜诗集》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5]《黔诗纪略后编·周渔璜传证》陈田语，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66]郑方坤：《国朝诗人小传》卷三载史申义赠句，转引自《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7]《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68]《桐埜诗集》卷一，第89页。
[69]《桐埜诗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1页。
[70]《桐埜诗集》之“附录”，第563页。
[71]《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72]《桐埜诗集》之“附录”。
[73]郭元釪：《桐埜诗集序》，《桐埜诗集》之“附录”，第491页。
[74]陈声聪：《兼于阁诗话》“附录”之“巢经巢”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75]陈衍：《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76]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前集卷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77]郑珍：《留别程春海先生》，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前集卷一，第24页。
[78]（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7页。
[79]郑珍：《巢经巢文集》卷四，光绪二十年高培谷资州官廨刻本。
[80]郑珍：《次吕茗香长句韵奉答》，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后集卷二，第498页。
[81]郑珍：《巢经巢文集》卷四，光绪二十年高培谷资州官廨刻本。
[82]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后集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531页。
[83]同上，前集卷二，第50页。
[84]同上，卷七，第304页。
[85]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前集卷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86]（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8页。
[87]郑珍：《巢经巢文集》卷四，光绪二十年高培谷资州官廨刻本。
[88]同上，卷三。
[89]陈田：《黔诗纪略后编·郑珍传证》，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90]翁同书：《巢经巢诗钞》，（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8页。
[91]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梦茗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
[92]田雯：《古欢堂集》卷二十六，《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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