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古近代文人关于文学与山水之关系的讨论

黔中地理，多山多水，山高谷深，用田雯《黔书》的话说，就是“山皆石则岩洞玲珑，水多潜故井泉勃窣”，^[11]实兼具荆楚之清秀隽朗与塞漠之雄奇险峻于一体，是典型的“大山地理”。这种“大山地理”，对黔中文化、文学乃至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黔中文士的自我评说，还是外籍文士评论黔中文化和文学，皆会涉及“大山地理”的影响，如石培华等认为：“雄奇险峻的山水，造就了贵州人胸中具有千山万壑的气魄；秀丽的风景和湿润的气候，孕育了贵州人的灵气和聪慧；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经济，则磨砺了贵州人的坚韧；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人的思辨能力。”^[12]同时，生活在“大山”中的黔中文士，对自然山水亦有一番特别的体认和感悟，对自然山水与人物际遇、自然情性和文学创作，有一番独到的认识和感受。这些观点，为解释文学与自然、人生与山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和理论阐释。

（一）气类而情属：山水与文人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山水与文人惺惺相惜，存在着一种相需相待的互动影响关系。文人之诗情与诗兴，有待于山水的激发与陶冶；山水之光辉与英灵，有待于文人的发现与表彰。文人与山水之间还有一种知音相赏的关系，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郑板桥“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等名言，皆体现了山水与文人之间相需相待和知音相赏的亲密关系。

讨论文人与山水之间的亲密关系，说得最深切著明者，有黄宗羲的《景州诗集序》，其云：

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使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难绘而不能亲也。^[13]

有沈德潜的《艿庄诗序》，其云：

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者也。江山不遇诗人，则巉岩渊液化沦，天地纵与壮观，终莫能昭著于天下古人之心目。诗人不遇江山，则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雄阜灏瀚之气。唯两待两相遇，斯人心之奇乎宇宙之奇，而文辞之奇得心流传于简墨。^[14]

有徐芸圃的《慎道集文钞·跋沈湘农剑阁图记后》，其云：

文章须得江山之助，江山亦藉文章以发其光。故会稽、兰亭因右军而显，黄州、赤壁由东坡而传。惟文具有山水之性期，山水乃与文人相投。^[15]

黔中文人徜徉于真山真水之间，与山水为友，其对文人与山水之间相需相待和知音相赏的关系，更有一番深切的体会和感悟。如黔中晚明诗人吴中蕃，“避地龙山十有七年”，因感于“钴愚丘以子厚而得名”，而龙山之“溪山涧谷，助我非少，而未尝一字酬之”，乃作《龙山六咏》，其序说：

境足运吾笔而不惭笔，可永斯境而无憾。后之人按吾诗以索境而境传，按斯境而索诗而诗亦传，两相待而两相寿，岂偶然与？^[16]

刘子章在《黔灵山志序》中亦认为：

造化之巧，经人工点缀而益妍，而游人咏士又能唤醒山灵，于是笔峰几案，峭壁丹崖，焕然改观焉。

诗人以手中之笔“唤醒山灵”，使其“焕然改观”，故“其山借其人以传”。山因人而闻名，“然后人能有其山”。^[17]或如明代松江华亭人钱溥为思南安康《十景集》作序所说：

自古山川储灵孕秀于两间，不在于物则在于人。故人物之生，自足增重于山川而显其名于后世。……景因人而遂显，诗因景而可传，始知山川之与人物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18]

山水与文人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相需相待和知音相赏的关系，是因为山水与文人“气类而情属”。何德峻在《东山志序》中，阐释了山水与文人之间“气类而情属”的关系。其云：

“然则其志山有说乎？”曰：“有。或其气之相类也，或其情之有属也，或感遭逢之不偶而叹人之湮其美，或幸践踏之不及而乐彼之全其天也。向使人与山无与焉，则北山之移不作矣。”……“然则子何不他山之志，独于东？”曰：“余，东西南北之人也，而志东山，有为也。山在东而余居亦东，山号栖霞而余亦隐沦此，即其生而同者矣！且余好懒，而山多野趣；余好石，而山多奇石；余性既奇僻，而山多幽邃；余性避轩冕，而为山冠盖驺从燕会之所不尝经，又非雪厓、甲秀徒供长官，照壁、黔灵绝少丘壑者比，所谓气类而情属者，端在斯焉。此其尤可感而可幸者，若其中有详有不详，则请读而知之，余遑问其他？”^[19]

文人与山水惺惺相惜，相需相待，知音相赏，是因为他们之间“气类而情属”，即在感情上是相通的。此亦正如唐志契《绘事微言》所说：“自然山水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20]或如李肇亨为黔中文人杨文骢之《山水移》所作“题辞”中说：“天地间山川奇秀之气原与吾精神相通。”^[21]所以，文人爱山水，山水赏文人，文人与山水“相看两不厌”，是一种知音互赏的关系。浙江临海人陈炜在为杨文骢《山水移》作“跋”时说：

夫天地之骨，胎于山水，而领于山高水流之韵人。今夫山，其骨崔嵬而累奇，屹然不可撼也；今夫水，其骨浃渫而扬波，渊然不可挠也。然而天下最有情者，莫山水若也。山即万仞，必落穆而令人可亲；水即千顷，必静深而令人可挹。人亦何独不然？故世界别无可移，惟名山名水名人三者，常互为流动关生而不碍。禹穴何灵？以子长一探而奇。天姥何高？以谪仙一梦而矗。天下多少山川，倘无一名人生其中，则顽块与污泥耳！天下多少山川，然名人杖屐所不到，题咏所不及，毕竟黯然无色。^[22]

山水与文人之间的知音关系，还在于他们在感遇遭逢上的相似与相通。如流寓黔中并占籍新贵的安徽歙人江闿在《澹峙轩集序》中说：

余尝过黔之飞云岩、冯虚洞，见其灵异奇特，莫可端拟，徘徊久之，而叹山之有幸有不幸焉。夫以九州之大，予足迹几及半，每遇名山必登，登必尽领其要。其间幽邃者，淡远者，屈曲者，险怪者，丹青如画者，即无甚异，亦有足观，其以山得名也亦宜。乃有高不满丈，广不盈亩，顽然蠢然，略无可取，亦竟以山得名，当亦山之至幸者矣！求所谓灵异奇特如飞云、冯虚，终不概见，而斯二者卒不得与无甚异者争名，亦并不得与顽然蠢然者争名，是遵何故？盖斯二者远在天末，僻处一隅，文人罕至，偶有至者，记识以远失传，以是未能如都会地之易得名也。使斯二者而生于都会地，其得名也当在以幸得名者之先，可知也；使斯二者生于都会地，其名适符其实，将天下无实而得名者，皆失其名，未可知也。且斯二者虽远在天末，僻处一隅，犹当黔之孔道，名虽未著，人尚得过而惜之；黔之不近孔道，灵异奇特或有过于斯二者，湮没不传，不知凡几？当亦山之至不幸者矣！于人亦然。乡之先达，若孙淮海、谢芳亭、丘若木、杨龙友，人各有集，唯越公卓凡，尤刻意古人，不愧一代作者，然皆不务时名，宇内不周知。兼以兵火频仍，遗稿散失，其不至同山之不幸湮没几何？^[23]

这篇序言，以山喻人，以为人之不幸与山同，人之得名亦与山同。山水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气类情属”，而且还是同病相怜。

（二）无穷冰雪句，都赖山水成：山水与文学的关系

如前所述，山水之光辉与英灵，有待于文人的发现与张扬；文人之诗思与诗情，有赖于山水的陶冶和培育。“无穷冰雪句，都赖山水成”。^[24]自古以来，文人的创作大多皆有赖于山水之助。如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25]

苏辙以自身的创作历程说明江山之助与文学创作之关系，颇为深切著明。另外，马存在《赠盖邦式序》一文中，讨论司马迁文章风格与壮游山水之关系，亦可谓切中肯綮，其云：

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值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泝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极，故其文奔走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大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渟蓄而渊深。见九疑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缦绰约，春粧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鸣，高祖之慢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奔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慄。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仿佛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夫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欲学子长之为文，先学其游可也。^[26]

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家讲创作经验，除了强调“读万卷书”，还主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文典雅厚重，有“气味”；“行万里路”，泛游天下佳山秀水，其文清秀隽丽，有“英灵”。

山水之游可以激发文思，可使文章有灵气。黔中文人生活在佳山秀水之中，于为文得“江山之助”，有更深切的体会。如越其杰指出：“无穷冰雪句，都赖山水成。”还说：

夫诗之为道，不苦心不深，不积学不厚，不辟智借慧于山水不灵。太史公足迹半天下，故其文日益宏肆；杜子美诗，自入蜀后愈觉古淡渊永，则山水之功大矣。^[27]

王士仪《半园集自序》说：

故山水者，仁智之性情也。乐山乐水者，仁智之性情之所寄也。作诗者将必南游罔之国，共息沉默之乡，下无土，上无天，吾能往来汗漫，遍九垓，而扶摇羊角之风莫得而逆焉。而后吾之为诗，天孙机杼，寂寞太虚，旷然高寄无有方而已。昔人谓不行万里途，不破万卷书，不能读杜诗。读诗尚然，何可易作乎？^[28]

刘思浚《泊庐诗钞序》说：

今夫游龙门、涉大河，史公之文闳肆而愈豪；自扬州返长安，燕公之诗怆怆而善感。是以贤者好游，每多羁旅行役之作。诗人托兴，恒在江山风月之间。^[29]

而颜嗣徽甚至提出“诗皆游子吟”的观点，其在《北征纪行集序》里说：

诗不皆游子吟也！然综观古来名卿大夫，往往于流寓行役，览乎名山之高，江海之深，与都邑之壮丽，关塞之险要，以及丘墟禾黍、剩迹残碑、荒驿古刹、奇人杰士故里，一切可喜可愕、可惊可怪情景，皆于诗发之，而其诗遂雄奇恣肆、沈郁顿挫，若有一往情深不可遏抑者。康乐之咏永嘉，仪曹之咏柳州，工部之咏蜀道诸篇是也。然则诗固不尽因游作，而壮游要不可以无诗。^[30]

在对具体作家的评价上，黔中文士尤其强调“山水之助”。如吴中蕃在《雪鸿堂诗序》中，认为创作之根基是学与游，以为谢三秀之诗“冲融淹润，绝无鬼趣嚣习”，除了因为他长期“涵泳于三唐”之诗，还有就是得之于游，包括山水之游和师友之游。^[31]赵懿在《莘斋诗钞序》中，推论宦懋庸诗“豪情跌宕而矩范不逾其所承”之原因，一在其学脉纯正，二在其“久客吴越，览名山大川之盛”，得江山之助，三在其“与雄都人士相往还”，有师友之切蹉。^[32]冯煦《含光石室诗草序》载赵崧之言说：“诗非多读书，多游佳山水，不必作，作亦必不至。”^[33]陈楙荣在《重印玉螺山房诗集序》中，阐释诗与禅之关系，以为释氏之所以尤具诗思和诗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凡天下名山大川，邃洞旷野，幽林丛箐，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几无一不为若辈所经，益足以开拓其心胸而恢宏其笔力，而诗文遂益臻其妙”。^[34]

总之，文学创作多得“江山之助”，或曰山水之游可以开豁心志，引发文思，激发灵感；或曰纵情山水可以增文灵气；或者成就其诗文之独特风格，或者开拓心胸以恢宏其笔力。笔者认为，山水之游于创作有如此之功效，关键在于自然山水对于文人创作心胸的培育有重要影响，黔中文士于此亦有深入体会和通达见解。

自然山水对文人创作心胸之培育，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黔中文士提出的“性情等山理”和“山水生童心”的观点。晚明黔中文人杨文骢，素有山水癖，他说：“性情等山理，静朴杳难穷。”^[35]即人之性情与山水之理相通相等，人物之性与山水之理皆有“静朴”的特点。此与前引李肇亨在《山水移题辞》中所说的“天地间山川奇秀之气原与吾精神相通”的观点，是相通的，亦与何德峻在《东山志自序》中提出的山水与人“气类而情属”的说法近似。山水与人物之所以“气类而情属”，就是因为“性情等山理”，皆有“静朴”之特点。山水为自然之物，其与生俱来的真朴之性，亘古不变。人为社会之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渐失真朴之性，渐丧本真之情。人类之所以热衷于山水之游，实际上就是在追寻那已经失去的静朴之性和本真之情，以亘古不变的山水真朴之性荡涤人物的尘俗之心，企图在山水之游中回到本真静朴的原初状态，从而助长其文章的灵动之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中的“山水之功”或“山水之助”，即在培育作者的本真之情和静朴之性。或者说，文章之灵动，来自作者心灵之真纯；作者心灵之真纯，来自山水真朴之性的陶染。如越其杰《山水移序》说：“习气山中尽，灵机触处多。”“眠餐皆秀气，盥漱亦幽寻。但觉神情异，那知沁入深。清非前日骨，静获古人心。结想渐成性，英灵感至今。”^[36]真朴之山水浸入心骨，变异神情，涤除习气，使人返朴归真。所以，杨文骢说得最明白：“山水生童心。”^[37]山水之游能使人找回童心。同时，有静谧之童心者，方能欣赏山水。周祚新《山水移题词》说：

人性动则浮，浮则露，惟静则深，深自活。机锋相逗，自现本来，一粒灵关，密移暗度，而静者自为理会耳。况山水为物，肌细理绵，神渊情扃，非夫浅人入手便得，置身可探。浮动之气为山水，乡愿乌识所谓移哉！^[38]

总之，自然山水之陶染，意在培育人的本真之情和静朴之性。对于诗人来说，拥有本真之情和静朴之性，是进行创作的基本条件。童心即诗心，真情即诗情。拥有本真之情和静朴之性，其创作自有一股勃然灵动之气荡漾其中。所以，越其杰说：“无穷冰雪句，都赖山水成。”作家的创作，需要静朴之质性，《文心雕龙·神思》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是也。作家的创作，需要本真之情性，文学批评史上所谓“童心即诗心”是也。处于凡俗世界中的诗人，为了找回本真之情和静朴之性，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畅游山水，以山水养童心，以自然育静性，进而获得创作之心胸与心境，此乃文学创作中所谓得“江山之助”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