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古近代文学域外传播的现状和特点

黔中文学，溯其远源，学者常追踪至汉代“牂柯名士”盛览。据《西京杂记》记载，盛览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辞赋创作，相如教以“赋迹”、“赋心”，盛览著有《合组歌》、《列锦歌》。据现存史料，盛览确是黔中文学史上第一位作家，惜其作品散佚，仅存篇目，故其在域外的影响实在有限。据《西京杂记》卷三记述，盛览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盛览能心领神会者，乃属于外在形式之“赋迹”，而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之“赋心”，则不能理会，故“终身不复敢言”。实际上，《西京杂记》是借盛览不能理会“赋心”来说明作赋之艰难，字里行间颇有揶揄黔中文士之意，故其在域外的影响很有些负面价值。

黔中文士著有诗文集者，据现存史料记载，首推宋代诗人赵高峰，著有《青莲院诗集》，惜其作品全佚，仅存集名。黔中文士因文学创作而首次受到域外人士关注者，则是元代播州杨氏第十七代土司杨汉英，著有《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杨汉英曾八次入京，真诚交友，多与京师名流交游，与理学家姚燧交情甚厚。姚氏写有《赠播州杨安抚汉英乐府》，诗人袁桷写有《挽播州宣抚杨资德》。史家张起岩《题杨宣慰〈云南颂〉后》称道杨汉英说：“挥戈如笔笔如刀，师阃文场有此豪。绝域建功追定远，明时献颂效王褒。”^[21]称颂杨汉英文武全才，功勋卓著。黔中文人获得域外人士如此高度之评价，杨汉英是第一人，惜其作品全佚，今仅存刻于衡山崖壁上的《咏九疑图》长诗一首。^[22]

如果说杨汉英在域外的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土司官的政治身份和出征云南的武功，而明代前期的黔中诗人宋昂、宋昱兄弟在域外的文学影响，则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创作。宋氏兄弟师从福建著名诗人廖驹学习诗法，讲求诗艺，著有《联芳类稿》。宋昂之子宋炫为了使父亲和叔父的诗作传播域外，流芳百世，特地委托本乡进士周鸾携稿到南京，请罗玘点定作序。其求名之心，企图获致主流文坛认可的愿望，昭昭可见。罗玘《联芳类稿序》说：

宋氏兄弟的诗歌，“虽未必尽皆醇于道而确然以不朽”，但是“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的意愿，确是相当强烈的。罗玘序文的推举，扩大了宋氏兄弟在域外文学界的影响。所以，清初诗坛领袖朱彝尊又对其大加推崇，他在《静志居诗话》中评价宋氏兄弟的诗歌说：“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孙，各著诗文，媲于风雅。”还具体对宋氏兄弟之诗歌进行摘句批评：

按贵州苗民五十一部，安氏领四十九部，长曰“头目”，宋氏领十二部，长曰“马头”。昂、昱兄弟俱能文。昂《送赵逊敏东归》云：“琴鹤先生乐自然，故山归去白云边。门前柳忆陶元亮，洞口人迎葛稚川。行色苍茫林影外，离情萧索酒杯前。欲知别后相思意，疏柳寒梅锁暮烟。”散句有云：“采药难寻蓬岛路，垂纶却忆鉴湖船。”“疏砧残月孤村夕，衰草斜阳两岸秋。”“风静洞庭高浪远，月明扬子暮潮寒。”昱《送汪公子还嘉禾》云：“城上栖乌下女墙，城边行客醉壶觞。一尊风雨秋萧飒，千里关河路渺茫。乡梦已随云去远，离情空与日添长。恁谁为报南湖远，早晚还来理钓航。”散句有云：“野戍清秋闻鼓角，烟村日出露松杉。”“数声啼鸟凭欹枕，满地斜阳深闭门。”“卧听笙歌来别岸，起看鸥鸟浴前汀。”埙篪迭奏，风韵翩翩，试掩姓氏诵之，以雅以南，莫辨其出于昧任侏离也。^[24]

品评诗文，确有以地论文、因人评诗的现象，但朱彝尊能摆脱流俗之偏见，推扬黔中诗人，许以“风韵翩翩”、“以雅以南”之目，并且在选择颇严的《明诗综》一书中，选录宋氏兄弟的诗作，其对黔中文学的域外传播，堪称功臣。

黔中文学的域外传播，或者如宋炫那样请求诗文名家点定作序，或者如宋氏兄弟这样遇到诗坛盟主的揄扬推举。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走出黔中，置身于文学之中心地区，与诗坛名家交游酬唱，进而扩大影响。晚明黔中诗人谢三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25]谢三秀（字雪鸿）是明代黔中最杰出的诗人，亦是明代黔中第一位在域外发生重要影响的诗人，正如莫友芝所说：“贵州自成祖开省，迄于神宗，阅二百年，人才之兴，媲于上国，而能专精风雅，隽永冲融，驰骋中原，卓然一队，虽前之文恭，后之龙友、滋大，未有先于君采者也。”^[26]他亦是黔中第一位在域外出版诗集的诗人，其《雪鸿堂诗集》、《远条堂诗集》两部诗集皆在江南刻印传播。谢三秀“早有令誉”，早年深得黔中地方行政长官巡抚郭子章、提学副使韩光曙和吴国伦的赏识和器重。尤其是诗坛盟主“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在担任贵州提学副使期间，对身为童生的谢三秀加以栽培和引导，为这位明代黔中最杰出的诗人的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谢三秀的成名，则是在他走出黔中漫游江南期间，与江南著名文人雅士的交游酬唱，才华彰显，诗艺大进，影响卓著。尤其是他的诗集《雪鸿堂诗集》、《远条堂诗集》在江南刻印，传播士林，名声大振，致使“若吴若越若闽若岭南江右，皆知黔有君采”。^[27]漫游荆楚、吴越，谢三秀结识了汤显祖、李维桢等文坛领袖，与著名诗人王穉登、何白等诗酒唱和，相互推扬，黔中文学第一次在域外的主流诗坛大放异彩。

谢三秀的域外影响，首先在于他的诗歌本身确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次在于文坛领袖的提携和推扬。其中，汤显祖和李维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谢三秀与汤显祖情谊深厚，相互推崇。汤显祖诗文集中有《养龙歌送谢玄瑞吴越游兼呈郭开府》、《送谢玄瑞游吴》二诗，皆以龙驹比喻谢三秀其人，如《养龙歌》说：“君不见养龙之墟有灵窟，云雾晦冥龙子出。……何得贵阳谢生美如此，齿至龙媒尚边鄙。”《送谢玄瑞游吴》说：“万里龙坑有云气，飞腾那得傍人行。”^[28]一边鄙诗人能够获得文坛领袖如此之赞许，确实不易。而李维桢在《雪鸿堂诗序》中对谢三秀的评价更高，许以“治世遗音”、“天末才子”之目，称道他的诗歌“其格整而不滞，其气雄而不亢，其旨深而不晦，其致情而不薄，其辞丽而不浮，诸家诗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具备”。^[29]一边鄙诗人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可谓绝无仅有。晚明文人陈允衡编选《诗慰》一书，选录谢三秀诗歌74首，还附有点评。还有那位热心关注和传播黔中文学的清初诗坛领袖朱彝尊，在他编选的《明诗综》里，收录谢三秀诗歌十三首，并在其《静志居诗话》里评价说：“君采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此黔人之轶伦超群者。”^[30]正是经过这些文坛核心人物的推扬，谢三秀其人其诗名声大振，海内颂扬。

谢三秀是黔中文学家在域外发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人，这与他走出黔中交游江南的经历密切相关。黔中文人对此亦有清醒认识，如郑珍编录《播雅》，就为清初黔中诗人李晋、罗兆甡的文学遭遇鸣不平，他评论李晋的诗歌说：

其诗品冲和雅淡，如春云出岫，掩映岩花。固多揉炼之功，亦本酝酿之厚。以较贵阳谢君采，风骨相近，而深厚稳帖似为过之。不遇伯玑（陈允衡字）、锡畅、谷香，宜无知也。^[31]

与谢三秀诗歌相比，李晋诗“深厚稳帖似为过之”。但是，由于他的诗歌无人赏识，没有遇到像陈允衡、朱彝尊、王谷香这样的知音推扬，故终究默默无闻。又如罗兆甡的诗歌，郑珍评价说：

（罗兆甡）诗沉雄郁挫，挥洒自如。当其兴会飚发，劘杜陵之壁垒，笑崆峒之客气。若使旗帜中原，与朱、王数子上下驰骋，未知谁拔赵旗。遵义诗人之冠冕也。为文雄峭朴雅，不规规前人。词亦入苏、辛之室。^[32]

清初诗坛，“南朱北王”，同执诗界之牛耳。在郑珍看来，罗兆甡的诗歌突破了子美、崆峒之藩篱，实可与朱彝尊、王士禛“上下驰骋”。但是，由于他终老黔中，其人其诗皆不为主流诗坛所知，故终究湮没无闻，不能获得与创作水平和文学成就相适应的影响和地位。吴中蕃在《雪鸿堂诗选序》中评论谢三秀诗在当时诗坛之影响时，特别指出：“苟无先生之学力与先生之交游，而欲道其只字以取重于后世，岂可得哉？”^[33]扩大作家在文坛上的影响，确立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力”与“交游”同等重要。

黔中清代诗人，在域外发生重大影响的，首推康熙年间的周起渭。郑珍《书周渔璜先生桐埜书屋图后》说：

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国朝三百年，吾首桐埜翁。

谢诗春空云，周诗花如虹。吾以两公较，尤多桐埜雄。^[34]

莫友芝《以周渔璜先生〈桐埜〉〈回青〉〈稼雨〉诸集本与陈耀亭上舍授梓，弁之十韵》诗亦说：

极盛朱王后，词坛不易崇。先生起天末，孤旅对群雄。

明祖华严铣，苏亭赤壁风。波澜压伦辈，馆阁洗疲癃。^[35]

周起渭不仅是黔中明清诗坛上成就最大、影响最著的诗人之一，而且在全国诗坛上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有一代诗坛盟主之美誉。如陈田《黔诗纪略后编·周渔璜传证》说：

是时，新城王渔洋，秀水朱竹垞，为南北诗宗。竹垞博深，与先生角力，或有短长。若专论诗，先生（周渔璜）华妙不减渔洋，颖特岂逊竹垞？各占一席，亦未可知？

初白（查慎行）诗声播于辇下，先生（周渔璜）与联袂诗坛，互执牛耳。^[36]

周起渭诗名在域外发生影响，亦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周起渭入翰林，同事以为他来自蛮夷之邦，不娴声律，颇有轻视之意。后来在一次消夏诗会上，周起渭以一首《分咏京师古迹得明成祖华严大钟》，使同事大为惊诧，倾心折服。据其好友郭元釪《桐埜诗集序》说：此诗“瑰伟特出，冠于一时，由是翰林能诗者，必以公为学首”。^[37]周起渭的成长与成名，首先在于他固有的卓越才华，其次在于他走出黔中广泛交游，得到师友的推扬与激励。据统计，周起渭的交游十分广泛，有前辈诗坛名家如田雯、王士禛、朱彝尊、宋荦、陈廷敬等人，同辈诗坛名人查慎行、郭元釪、史申义、姜宸英、高其倬、顾图河、王式丹、蒋廷锡、缪沅、徐用锡、刘青藜、陈璋、张逸少、宫鸿烈等人，画家禹尚基、李山等人，学者毛奇龄等人。^[38]其中，尤其是田雯的赏识，陈廷敬和毛奇龄的推许，查慎行和史申义的赞誉，对周起渭诗名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田雯，字纶霞，号山姜，著有《古欢堂集》，与诗坛名宿王士禛齐名，曾任贵州巡抚，深赏起渭诗文，并折节下交，着意提携。后起渭入翰林院任职，田雯回京任户部侍郎，二人过从甚密，谈诗论文，颇相契合，并引荐起渭结识诗坛巨臂王士禛，还为起渭早期诗集《稼雨轩诗集》作序，“叹其人之奇，诗之工”，以为“渔璜之诗，有以新为工者，有以奇为工者。新如茧丝出盆，游光濯色，天女散花，幽香万片；奇如夏云怪峰，千态万变”。^[39]经过诗坛名宿的如此点评，其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时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亦对之极为推许，多次荐拔于君上。当康熙帝问及当今谁能诗者，陈廷敬即以周起渭、史申义二人对。陈廷敬辞官归田之际，再向康熙举荐起渭，以为可以大用。而史申义推扬起渭诗才，更有“孰与夜郎争汉大，手携玉尺上金台”之句，^[40]俨然以诗坛盟主目之。著名学者毛奇龄年长起渭四十余岁，对起渭诗才亦推崇备至，他在《稼雨轩近诗序》中称：“贵阳周先生以掞天之才，力持大雅，……昔所称风雅之宗，领袖群彦者，非先生欤？”^[41]清初宋诗派首领查慎行，与起渭最为相得，他虽年长起渭十余岁，但因入翰林的时间晚起渭几年，故常以“前辈”待之，并向起渭求证诗艺，其《戏为四绝句呈西崖、桐埜两前辈》说：“碧海鲸鲵杜陵老，虚空玉川翁。后生不自量才力，却道同游羿彀中。”^[42]其自我谦卑如此，其推崇起渭如此，实可想见起渭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和地位。

有清一代，郑、莫之前，黔中诗人在全国诗坛影响最大者，的确是周起渭。沈德潜《清诗别裁》选录其诗四首，为黔中诗人唯一入选者。查为仁《莲坡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等等皆有对起渭诗歌的点评。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之《贵州四名家》，以杨龙友、谢三秀、周起渭、郑珍为黔中四大诗人，还说：“周诗为筑诗家之冠。”据其弟子说：“尝侍师坐，师盛称贵阳周渔璜起渭之《桐埜集》，为西南巨手，雄深雅秀，兼而有之。”^[43]

黔中清代诗人与清诗史上的宋诗运动，实在有太多的关联，如清初宋诗运动之先驱田雯与周起渭的关联，清中期宋诗运动之中坚钱载与傅玉书的关联，晚清宋诗运动之领袖程恩泽与郑珍的关联，这是研究清诗史和黔中诗学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晚清黔中诗人郑珍，实可视为清代宋诗运动的集大成者，他虽出自宋诗运动领袖程恩泽门下，但其成就实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如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说：

郑氏《巢经巢诗》，理厚思沉，工于变化，几驾程、祁而上，故同光诗之宗宋人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44]

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说：

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45]

郑珍与莫友芝齐名，但在钱仲联看来，“莫五偶齐名，才薄难雁行”。“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主要就是针对郑珍的诗歌成就而言的。钱锺书《谈艺录》说：

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有钱箨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

（钱载）生沈归愚、袁子才之世，能为程春海、郑子尹之诗，后有汉高，则亦无惭于先驱之胜、广矣。^[46]

将程恩泽、郑珍师徒视为清代宋诗运动之集大成者。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亦说：

清道、咸间，郑子尹（珍）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越前代。^[47]

胡先啸《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说：

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48]

而陈衍《石遗室诗话》对郑珍诗有更为详尽的评价，其云：

黔诗人郑、莫并称，均多乱离之作。而子尹公车报罢后，蠖居乡关，漂泊西南，子偲则晚交益阳抚部、寿阳湘乡两相国，踪迹在大江南北，及见粤寇荡平，身世稍发舒于子尹。子尹精经学小学，子偲长史地之学。二人功力略相伯仲，子尹诗情尤挚耳。^[49]

郑珍在诗歌创作上的成长与成名，与他的湖湘游学经历，以及湖湘诗坛名宿的奖掖、提拔和推扬，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晚清宋诗派领袖程恩泽的奖掖诱导之功，尤其重要。道光三年（1823）程恩泽出任贵州学政，郑珍的才华受到他的关注。郑珍廷试落榜后，应程恩泽之聘赴长沙作学政幕宾，在程恩泽的直接指导下研习宋诗。程氏激赏郑珍，赐字“子尹”，以黔中先贤尹珍为榜样激励郑珍潜心向学，二人关系甚密，所谓“师弟之爱，朝夕之亲”是也。^[50]当时程恩泽、祁隽藻正倡导宋诗运动，主张学苏、黄而上规杜、韩，力求经术、学问与诗艺相结合，借以革新清代中期以来以性灵派为代表的浅俗滑易之诗风，这对于于经术、学问本身有浓厚兴趣的郑珍来说，正是如鱼得水。借助程恩泽的提携和奖掖，与湖湘宋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邓显鹤、欧阳绍洛、黄本骥等人的交游酬唱。郑珍的诗名，逐渐显赫。如自负为湖湘诗坛盟主的邓显鹤，在年过半百之时于长沙偶遇二十出头的郑珍，对其诗歌才能大加赞赏，说：“今天下诗，仆盖无多让，何期于今见畏友乎！”^[51]多年以后，郑珍对湖湘前辈诗人的关爱和奖掖之情，仍铭记在心，他在《与邓湘皋书》中说：“昔者相遇长沙，浅陋无所识，年少不自掩敝，其可笑甚矣。乃豁达忘年，深心奖美，不知何所取于某而眷爱若是。”^[52]《上程春海先生书》亦说：“念昔游于南，以师弟之爱，朝夕之亲，窥先生盘盘郁郁，胸罗众有。”^[53]郑珍在文学上的成长和成名，就是得自程恩泽、邓显鹤等人的奖掖和推扬。另外，莫友芝游宦江南，持郑珍诗集前往，出入曾国藩幕府，向江南文士广泛传播郑珍诗歌，让更多江南文人认识郑珍其人其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以致曾国藩数次请求莫友芝写信邀请郑珍赴江南一游。

综上，通过对杨汉英、宋昂宋昱兄弟、谢三秀、周起渭、郑珍等黔中诗人诗歌的域外传播和影响的个案分析，可知黔中诗歌的域外传播，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黔中古近代文学家的成名，在域外发生重要影响，必须走出黔中大山地域，与京都或江南文坛主流文士交游唱和，如上文所举的杨汉英八次入京与京都文士交游，谢三秀漫游江南与诗坛名宿唱和，周起渭宦游四方与文坛精英酬唱，郑珍作幕湖湘与湖湘诗人切磋诗艺等等。另外，限于篇幅未能详述的杨文骢、孙应鳌、越其杰、傅玉书、莫友芝、黎庶昌、姚华等黔中文人文名之远播，亦皆与其走出大山与域外文士的交游酬唱大有关系。所以，能否走出大山，能否预流主流文坛，是决定一位黔中文人的文坛影响和文学史地位的重要因素。

其二，黔中文人因种种原因不能走出大山地域，其作品能在域外发生一定的影响，必须有主流文坛领袖的点评和推扬，同时黔中文人自己亦必须具备主动传播意识。如上文所举的宋炫，他为传播其父亲宋昂和叔父宋昱的诗作《联芳类稿》，而托人将之带到南京请名人罗玘为之点评作序；吴中蕃的诗集《敝帚集》经唐御九带出大山，交由当时文坛有“南洪北孔”之称的孔尚任点定序评；还有，莫友芝持郑珍《巢经巢诗集》漫游江南，出入曾幕，使子尹诗歌在江南主流文人圈子中广泛传播。

总之，诗人走出黔中交游名流是黔中古近代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人因种种限制不能走出黔中，而其诗亦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传出大山。否则，便会像上文提到的李晋、罗兆甡等诗人，虽然如郑珍所说，其真实水平并不亚于谢三秀，甚至可与朱彝尊、王士禛等诗坛名流“上下驰骋”，但因为其人其诗皆未走出大山地域，不能有效传播，因而不能在当时文坛产生应有的影响和获得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而且其作品亦因为不能广泛传播而散佚殆尽，以致生前身后皆默默无闻。文坛话语权不在黔中而在京都或江南，本身就处于被忽略被轻视地位的黔中文学，不可避免地亦处于被描述的地位。因此，走出大山，亲近主流文坛，以创作实绩展示黔中文人的创造能力，摆脱被忽略被轻视的处境和被描述的地位，是黔中古近代文人如谢三秀、杨文骢、周起渭、郑珍、莫友芝、姚华等人获得成功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