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古近代地域文化创新事件举隅

如前所述，古代黔中地区无论就其地理环境还是从其地域文化上看，皆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因此，从理论上讲，古代黔中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应当独领风骚，大有作为。但是，事实上，黔中地域文化的创新精神得以充分体现，并在全国文化界发生重要影响，则是在晚清时期。或者说，经过长期的涵孕、积淀，黔中地域文化的创新精神厚积薄发，在晚清以来得到充分彰显，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其创造性成绩，均居全国前列。换言之，晚清以来，开创一代新风气，领导一代新时尚的创造性行为，多起于黔中，或由黔中士子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推动而得以完成。

讨论黔中地域文化的创新基因，最引人注目的古代例子，莫过于阳明心学在黔中的发生与发展问题。的确，具有浓厚自由主义精神和反传统特质的阳明心学，不发生于中原或其他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形成于文化相对落后的黔中地区。张晓松的解释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儒家的正统思想在贵州并不像其他地区那样根深蒂固，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影响不深，而且儒家思想经过中原的千年发展后，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年龄，正是在贵州这样的文化边缘地带，在尚未完全被儒家思想浸润过的文化空间里，才能给那些有见地的思想家提供发言的场所和机会。”^[23]是黔中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创新基因，促成了阳明心学的发生和发展；而阳明心学在黔中地区的传播，又激发和强化了黔中士子和宦黔文人的创新精神和求真意识。黔中地域文化思想上的创新意识，厚积薄发，在清末民初便有了特别耀眼的表现。

首先，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敢为人先。文化思想的发展，端赖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首先就体现在教育观念的变革和创新上，而领导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两大先驱——李端棻、严修——皆与黔中地域有关联。或者说，终结中国古代教育而萌兴近代教育先进理念，皆与黔中地域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黔人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该方案的基本构架是“一经五纬”，即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创仪器馆、开翻译局、立报馆、选派游历者为纬。在学校设置上，“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皆设学堂”；在教学内容上，于传统之经、史外，传授“万国近事”，以及“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交涉等学”；增设藏书楼并对外开放；创仪器馆，注重科学实验；开译书局以引进西学；设报馆以传播文化思想；选派学者出国游历、考察和学习。这是近代中国最完整最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学者认为，此方案“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是近代文化变迁的重要纲领”。^[24]

与李端棻差不多同时的，是严修提出的《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严修虽然不是黔中人，但是他曾宦游黔中，任贵州学政四年，其《奏请设经济特科折》就是他在贵州学政任上提出的。所谓“经济”，即指经世致用之学，包括内政、交涉、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所谓“特科”，即指“破常格以搜才”，包括“录用不拘资格”、“去取无限额数”、“考试不定常期”、“选送不限疆域”等等。学者认为，严修此折，“是科举制度改革的先声，是近代人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用人制度上体现一种开广才路的新思想、新观念，具有超前意识”。^[25]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被光绪皇帝采纳，在北京创立了京师大学堂。1897年3月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创建经世学堂；同年9月熊希龄在湖南创建时务学堂。而且，严修和熊希龄都是李端棻保举的维新派人士。经世学堂和时务学堂亦就成为当时实践近代教育改革、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而黔中经世学堂的成立，比后来名噪一时的湖南时务学堂，还要早半年之久，黔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于此可见一斑。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两大先驱，一位是黔人（李端棻），一位虽不是黔人（严修），但其教育改革思想却是在黔中产生和形成的。所以，笔者认为，是黔中地域文化中的创新基因培育了李端棻的创新精神，使他能够提出近代教育改革的总方案《请推广学校折》；是黔中地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激发了严修的革新意识，使他能够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总方案《奏请设经济特科折》。

其次，在政治革新方面敢为人先。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虽然其发生的主要地点在京城，但是黔中士子在这两次事件中，皆积极参与，并得风气之先而有倡导之功。如1895年9月2日康有为联合十八行省应试举人进行“公车上书”，据统计，当时签名上书者共603人，其中黔中举人就有95人，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参与人数在十八行省中排名第二。“公车上书”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朝廷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改革，而黔中士子如此热情地参与“公车上书”，其求新图变的创新意识昭然可鉴。再说，1898年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前后召开过三次会议，其中有一次会议就是在北京的贵州会馆举行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保国会的活动是得到在京黔中士子的积极肯定和热情参与的，其追新求变的意识，亦同样得到有力的彰显。而时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更是维新变法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积极支持者，是他力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十八位维新人士入朝。在变法期间，他在康、梁与光绪皇帝之间的联系中起过重要作用。所以，他应当是当时清廷中最早“言新政”的二品大员之一，因而被梁启超称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与此同时，在黔中大地上，有1897年严修于贵阳创建的经世学堂，有1898年湘人吴嘉瑞于贞丰组织的仁学会，介绍西学，鼓吹变法，抨击时政。在当时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中，这些人物和组织，皆得风气之先，皆有倡导之功，这亦同样体现了黔中士人的创新求变意识。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在京、沪等文化中心地区，但黔中大地亦同样得风气之先，较早汇入时代洪流，开展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新文化传播。比如，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和鼓励，黔中士子于1918年在贵阳成立“少年贵州会”，在时间上比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会”还略早。参加“少年贵州会”的成员，有在校青年教师和学生，有留学归来的军政界少壮派人士，有工商界人士，还有开明士绅和社会贤达。并在全省建立77个分支机构，成员达3000余人，盛况空前，还出版发行《少年贵州报》，做了大量的文化宣传和民族警醒工作，在活跃思想、改变风气、警醒民魂、传播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6]

第三，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敢为人先。黔中近代工业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起步早，得风气之先。在清末三十年兴起的近代化浪潮中，于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时，亦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如黔中青溪铁厂筹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它是贵州第一个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企业，亦是国内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它比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早三年，比上海轮船招商局早十三年。英法水银公司创办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是贵州第一个外资企业，亦是国内较早的外资企业之一。正安铅矿公司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贵州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贵阳文通书局创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贵州第一个民办独资企业。^[27]上述黔中近代工业的“四个第一”，放在全国的视野中考察，亦算是比较早的，这的确体现了黔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当代仍有充分体现，其中最突出的个案莫过于“顶云经验”。顶云，即今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顶云乡创造出闻名全国的“顶云经验”，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之称。1976年，顶云乡村民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收入，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全国率先改变传统“队为基础”的农村生产管理方式，实行“定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管理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学者称这种方式为“顶云经验”，称顶云人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为“顶云精神”。与此同时稍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亦开始实行农村“大包干”改革。因此，学者认为关岭顶云和凤阳小岗是我国农村改革最前沿的两面旗帜，“北凤阳、南顶云”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导。“顶云经验”是顶云农民对贵州乃至中国农村改革方面进行的超前探索，是为生存问题而展开的大胆尝试和改革壮举。“顶云精神”就是一种绝处逢生的拼搏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28]

综上所述，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这种创新基因厚积薄发，在清末民初以来得到充分的体现，它不仅培育和激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两位教育改革先驱的创新精神和改革激情；而且亦创立了传播新知识的经世学堂和仁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活动的开展；创立少年贵州会，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创建近代中国较早的现代企业，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为当代中国的农村改革亦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可以说，清末民初以来的贵州，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均得风气之先，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一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笔者认为，这与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蕴含的创新基因密切相关。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蕴含的创新基因，既培育了本土人才的创新精神，亦激发了宦黔士子的创造理念，所以能在历史剧变之关键时刻迸发出创新精神，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均有卓尔不凡的创新举动。

但是，正如笔者在前面讨论“边缘活力”论时所指出的，边省文人富于创新精神，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土主流文人渐趋封闭与保守，是“不开风气自为师”。黔中士子的创新精神，亦体现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特点。如王阳明“龙场悟道”，创建心学，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创造，但阳明心学之发扬光大却是在文化中心地区，而不是在边省黔中，故黄宗羲《明儒学案》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粤西六大派，忽略了黔中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为代表的黔中王门后学。严修开“经济特科”的教学思想形成于贵州学政任上，但是这种教育思想得以充分实现，发挥较大影响，则是在他回到天津后，借助京津地区的政治文化优势资源才得以实现。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虽然在时间上略早于湖南新学——时务学堂，但它历时不足一年，培养的学生不过四十余人，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远远不及时务学堂。“公车上书”签名者中，黔人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可是黔中本土并未产生维新变法的新局面。“少年贵州会”的成立虽然略早于“少年中国会”，但其影响力和历史贡献却远远不及后者。青溪铁厂虽然是中国最早创立的股份制企业之一，它虽比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早三年，但在苦心经营、艰难支撑不足二十年后便倒闭了，而后者则发展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支柱性、代表性企业。以上事实说明，边省黔中地区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无论是本土人才，还是宦游士子，都能得其沾溉而萌发创新理念，激发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激情，所以能够开创一代新风气，引领一代新潮流。但是，要将这种新风气或新潮流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创造更大的成就，则又显得底气不足，所以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必要等到中土主流士子借助其丰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开花结果，产生更大的成就和影响，所以中土地区是“不开风气自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