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雇役制与宋11、13、15
《赋役令》唐20规定：
诸应役丁者，每年豫料来年所役色目多少，二月止（上）旬申本司校量，四月上旬录送度支，覆审支配总奏……[10]
与此条相应的日本养老《赋役令》第22条规定：
凡雇役丁者，本司预计当年所作色目多少，申官，录付主计，覆审支配，七月卅日以前奏讫……[11]
唐令的“应役丁”之所以被改为日本令的“雇役丁”，是因为自《大宝令》以降，日本古代的《赋役令》并未继受唐代的岁役制，而是建立了以雇役制为内容的特色性力役制度。[12]在雇役制下，役丁的劳役支出是可获得回报的，即所谓的“雇直”、“日直”、“役直”等，如养老《赋役令》第25条：
凡丁匠赴役，有事故不到阙功者，与后番人，同送陪功。若故作稽违，及逃走者，所司即追捕决罪，仍专使送役处陪功，即给雇直。[13]
第26条：
凡役丁匠，皆十人外，给一人充火头。疾病及遇雨，不堪执作之日，减半食，阙功令陪。唯疾病者，给役日直。虽雨非露役者，不在此限。[14]
第28条：
凡丁匠在役，遭父母丧者，皆国司知实申役所，即给役直放还。[15]
既然日本令所建立的是有别于唐代的雇役制，那么其令文表述便不应为唐令复原所直接采用。以下便是对既有复原意见的两点质疑：
1．关于“其合徒者免陪”
天圣《赋役令》宋11规定：
诸丁匠赴役，有事故不到阙功者，与后番人同送陪功。若故作稽违及逃走者，所司即追捕决罪，仍专使送役处陪功。其合徒者免陪。[16]
李锦绣与渡边信一郎皆据宋令复原唐令35，[17]唯戴建国认为，唐令复原应吸收养老《赋役令》第25条的“即给雇直”，以替换宋11的“其合徒者免陪”，并认为两者在立法精神上一致，即“本来应该承担的相应之役不再予以追究”。[18]
从上述有关日本雇役制的论述可知，《养老令》的“即给雇直”是针对雇役丁而言，即雇役丁应得的雇直，不因逃走、被捕、获罪而丧失，只要其回到役所“陪功”，便依旧可以获得相应报酬，[19]并非如戴氏所言“不再追究其相应之役”。
至于宋11所定“合徒者免陪”，笔者以为应是沿袭唐令而来。《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丁夫杂匠亡”条规定：
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太常音声人亦同。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20]
而《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徒刑五”规定，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21]若丁匠被判处徒刑，其刑期必在1年以上，而《赋役令》唐22规定“诸丁匠岁役工上（二）十日，有闰之年加二日”，[22]因其逃亡而未服之役，便为徒刑之居作所代替，即如《狱官令》复原20规定：
诸犯徒应配居作者，在京送将作监，妇人送少府监缝作，在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当处无官作者，听留当州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23]
待其刑满释放之日，则以该年度的正役课之，不再追究其逃亡之年的缺役；若逃亡丁匠的处刑在徒刑之下，即笞、杖刑，则可即时执行，然后委专人送役所继续服此番之役。这便是唐令“合徒者免陪”的法意所在。因此，渡边氏、李氏的复原意见可从。
至于宋制以折杖法为笞、杖、徒、流刑的代用刑，如《宋刑统》卷一《名例》“五刑”门规定：
徒三年，决脊杖二十，放；
徒二年半，决脊杖十八，放；
徒二年，决脊杖十七，放；
徒一年半，决脊杖十五，放；
徒一年，决脊杖十三，放。[24]
根据折杖法，逃亡丁匠即便被判徒刑，也以脊杖代罚，即时执行完毕后，便可由“专使”将逃逸者送回役所继续服役。如此，“合徒者免陪”便成虚文，这或许与《天圣令》编修时未予适时修改相关。[25]而这种修改未尽之例亦非鲜见，如《赋役令》宋3规定：
诸州税调庸配贮诸处，及回折租调，杂余取（取余）物者，送纳讫，并具帐申三司。[26]
宋代实施两税法，且附加税名目繁多，但此处却仍然沿用唐前期租庸调等术语，并未及时更新。
2．关于“纳资”
天圣《赋役令》宋13、15规定：
诸役丁匠，皆十人外给一人充火头，不在课功之限。元日、冬至、腊、寒食，并放假一日。病疾及遇雨雪不堪工作者，计日除功。粮尽者，给粮陪役。虽雨雪，非露役者不除。
诸丁匠在役遭父母丧者，皆本县牒役所放还，残功不追。贯不属县者，皆所由司申牒。[27]
李锦绣将此二条分别复原为唐《赋役令》37、39：
诸役丁匠，皆十人外给一人充火头，不在课功之限。元日、冬至、腊、寒食，并放假一日。病疾及遇雨雪不堪工作者，计日除功，阙功令陪。粮尽者，给粮陪役。唯疾病者，纳资。虽雨雪，非露役者不除。[28]
诸丁匠在役遭父母丧者，皆本县牒役所，即纳资放还。贯不属县者，皆所由司申牒。[29]
如前所述，李氏在利用宋11复原唐令时，以未见唐代给雇直之例为由，暂不依从《养老令》的“即给雇直”，而取宋令“合徒者免陪”；[30]但在复原唐37时，却根据养老《赋役令》第26条“唯疾病者，给役日直”，为唐令增加了宋13所无的“唯疾病者，纳资”；[31]在复原唐39时，又依据养老《赋役令》第28条“即给役直放还”，将宋15的“残功不追”改成“即纳资放还”。[32]三条唐令复原，为何两条参照《养老令》“役日直”、“役直”，一条则称唐代未见给“雇直”之例？
其实，在日本古代雇役制下，“雇直”、“役直”、“役日直”皆是偿付给雇役丁的报酬，而唐制“纳资”恰与其相反，即服役者以纳资的方式免去应服之役，两种法律关系中的给付人与受领人恰好相反，如何能够作为复原的理据？此外，李氏复原唐37时，引证部分唐代史料，说明唐代允许工匠纳资代役，但依其所引材料看，纳资代役的前提多是“无作”、“驱役不尽”，即当劳役工作量不大时，允许丁匠纳资，以防止他们服役时无所事事，而非复原37、复原39所针对的丁匠疾病、父母丧等情况。因此，笔者以为，此处两条唐令也应暂从宋令复原。
（二）“计日除功”与宋13
有关宋13复原唐令的问题，上文已及“纳资”一句，此处则围绕“计日除功”展开。
渡边信一郎、刘燕俪皆认为，所谓“计日除功”，是指将丁匠因疾病、雨雪而无法工作的天数，从应服役日中扣除，[33]亦即疾病、雨雪天气等是在役期间免除部分役日的法定原因；而李锦绣在复原时特意保留的《养老令》“阙功令陪”四字，[34]却与渡边氏、刘氏所理解的“计日除功”相矛盾。如此，对于本条令文的解读及复原，有以下两种可能：
1．若渡边氏、刘氏对“计日除功”的解释无误，那么所复原的唐令只能在“计日除功”与“阙功令陪”中取其一。如此，此条唐令复原应删除宋令“计日除功”四字，并依照《养老令》将“非露役者不除”改为“非露役者，不在此限”，理由如下：
a．天圣《赋役令》复原32“诸丁匠上役，除程粮外，各准役日赍私粮”[35]表明，丁匠服役期间所食口粮应依所需服役的法定天数自备；如果“计日除功”是指将无法工作的日子从服役日中扣除，那么，其原先准备的口粮依旧够用，因为并未因生病、雨雪而增加服役天数。然而“计日除功”后附小注“粮尽者，给粮陪役”，则说明在病愈后会发生其自备粮食不足以应付剩余服役天数的情况，这只能与“阙功令陪”相契合。
b．与此条令文相涉的养老《赋役令》第26条并无“计日除功”四字。
c．如果对此条唐令复原的判断成立，那么宋令为何会出现“计日除功”四字？这或许是唐、宋有关服役者待遇的变化所致。以唐、宋两代有关徒、流罪服刑人员的待遇对比为旁证，似可窥见端倪：如《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注载：
诸流、徒罪居作者皆着钳，若无钳者着盘枷，病及有保者听脱，不得着巾、带。每旬给假一日，腊、寒食各给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36]
此条意味着被判处流、徒罪的服刑人员，因患病休假所耽误的居作服役日期，不能直接从刑期中扣除，而需病愈后填补。虽然宋初《宋刑统》所引唐《狱官令》亦采取此一态度，但天圣《狱官令》宋16却有所修改：
诸流配罪人居作者，不得着巾带。每旬给假一日，腊、寒食，各给假二日，不得出所居之院。患假者，不令陪日。役满则于（放）。[37]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刑狱门五》“编配流役”载《断狱令》亦如此：
诸流囚决讫，髡发去巾带，给口食，二十日外居作，量以兵级或将校防辖。假日不得出所居之院，以病在假者，免陪日。役满或恩则放。[38]
由此可见，宋代自《天圣令》以后，被判处流刑的罪犯在服刑劳作期间，因病所休假期可从刑期中直接扣除，而不再顺延“令陪”。以服刑人员的待遇推论服役丁匠的待遇，或许也有唐、宋之别：在唐，因生病等所休假期不能直接从法定服役期限中扣除，即“阙功令陪”；在宋，则可“计日除功”。
然而，这个解读及复原意见存在以下漏洞：
d．丁匠服役的待遇是否与流配之人居作的待遇发生同一变化？目前暂无史料支持，上述仅是间接推论。
e．宋令“计日除功”后“粮尽者，给粮陪役”之句，与宋令文意矛盾。或是编修《天圣令》时考虑不周而未加删除之故？
f．上引天圣《赋役令》宋11（复原35亦同）规定“诸丁匠赴役，有事故不到阙功者，与后番人同送陪功”，其中“事故”是指“谓身及亲病之类”、“病患遭丧之类也”。[39]依此，丁匠赴役时，若因身罹病患而阙功，则应与后番服役之人一起至役所补上所阙之功，可见患病并非是免役的法定条件。
2．若渡边氏、刘氏对“计日除功”的理解有误，所谓“计日除功”，并非是将无法工作的天数从应服役日中扣除，而是依此顺延应服役的天数，亦即李氏复原时所添加的“阙功令陪”。如此，“计日除功”与“阙功令陪”并非矛盾，而是前后衔接的两个表述，李氏的复原意见则可从。
足以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有：前述理由中的a在此亦成立；前述漏洞d、e、f在这个解释及复原意见中并不成立。
但这个复原意见也存在缺陷：“计日除功”作为法律用语，该如何解读？或许“除”字在律令中的用法尚待进一步探讨。[40]
（三）“三司”与宋17
天圣《赋役令》宋17规定：
诸应置顿及供驿须（贮）粟草等数，皆承三司牒支配。若别有破费者，至时填备。[41]
戴建国、渡边信一郎、李锦绣皆据此复原为：
诸应置顿及供驿须贮粟草等数，皆承度支牒支配。若别有破费者，至时填备。[42]
笔者以为，此条唐令复原不可轻易将宋令“三司”径改为“度支”。理由如下：
李锦绣的研究表明：唐前期，度支所编制的财政支配方案，需由金部、仓部下符牒支配，而度支下牒支配，应是开元二十二年（734）萧炅判度支之后的变化。目前有关《天圣令》所本唐令的年代依然聚讼难断，[43]且李氏也未将其复原之令冠以“开元（二十五年）”之名。如此，在复原唐令时，改宋17之“三司”为“度支”，恐怕已预设了复原令文为开元二十五年（或开元二十五年以后）令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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