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斯说：“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和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创立、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239]传统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文化，缺乏“自我再生”和“自我完善”之能力，离开了“有欲求的人类”，它可能会自生自灭。比如，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证明四川盆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足以与中原媲美甚至超过中原的文化存在，但是，这个文化因为种种原因缺乏“有欲求的人类”去传承、体认和建构，所以便消失了。因此，笔者认为，传统是“有欲求的人类”的传统，传统需要“活着的、求知的”人类去传承和体认，才可能有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同时，传统又是人类在传承和体认中建构起来的，是“有欲求的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精神和理想“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所以，传统是客观的，同时亦是主观的，人类体认和建构传统的过程，就是一个将传统由客观改造为主观的过程。另外，传统一旦在人类之体认中建构起来，无论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会在该传统所笼罩的人群中代代相传，并且不断地得到体认，持续地得到建构，乃至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惯性力量，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
宋元以来，随着文化地域性差异的逐渐呈现以及地域自觉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文化的地域性差异特别显著以后，构建地域人文传统便成为地域文人特别热衷的一项工作。地域人文传统的建构，往往是通过梳理地域社会历史之演变、学术文化之源流和精神理念之传承，营建地域人文精神氛围，强化地域精神文化传统的传承，增强地域人士的文化自信心和地域自豪感。
明末清初以来，黔中士子积极体认和建构黔中地域人文传统，其行动之背后体现出来的就是他们那种传承地域文化精神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所以，黔中明清文人关于地域人文传统的体认和构建，实际上是由一种强烈的文化传世意识所支配。而黔中明清文人在文学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强烈的诗史意识，本质上亦是一种文学的传世意识。在本节，笔者通过讨论黔中明清文人对地域人文传统的体认和建构，分析黔中明清文人的诗史意识，呈现黔中明清文化和文学的传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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