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价值观念上，古代中国人与西方人有显著的差别。一般而言，古代中国人执着于身后之名的不懈追求，以留名青史、扬名后世为人生之最高理想，身后英名的流播比生前荣华之享受更为重要，甚至可以放弃生前的荣华，宁肯隐忍苟活，亦要保住身后的英名，这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古代中国人这种强烈的不朽观念相比，西方人把人生意义之彰显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指向现实，重视的是今生而非来世，把生前的意义看得比身后的价值更加重要。
古代中国人这种浓厚的不朽观念之形成，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密切相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来世和彼岸的观念，死亡即意味着人生的终结”。[305]因为死亡即意味着人生的终结，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06]屈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唯有“修名”能使人不朽，如何建立“修名”以实现人生之不朽价值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秦汉以来之士人常说的“三不朽”。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实现人生不朽价值之手段有三：立德、立功和立言。按照《左传》的表述，此“三不朽”于人生不朽价值之实现，实有先后主次之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立德和立功皆须凭借外在的际遇和条件。如“立德”扬名，除主观之修为外，还须“假良史之辞”，方能流芳百世。如“立功”不朽，除主观之奋进外，还需有特别的际遇以获致立功之平台，方能英名传世。唯有“立言”不朽，只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便可获得实现。所以，陆机说：“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307]立德、立功与“时”与“命”有密切之关系。唯有“立言”，只需个体之努力奋进，便可成就“不朽”之美名。故清人张纯修说：“夫立德非旦夕间事，立功又非可预必，无已，试立言乎？”[308]朱彝尊说：“故夫士之不朽，立功倚乎人，立言者在己，可以审所也已。”[309]
古代黔中文人亦有浓厚的不朽观念和对身后之名的执着追求。但是，相对于中土文士来说，黔中文人的求名愿望和不朽追求之实现，常常遭遇种种挫折，这是由黔中地域环境的边缘性所决定的，亦与黔中社会长期以来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写的处境有关。江闿在《澹峙轩诗集序》中对此有颇深的感触，其云：
余尝过黔之飞云岩、冯虚洞，见其灵异奇特，莫可端拟，徘徊久之，而叹山之有幸有不幸焉。夫以九州之大，予足迹几及半，每遇名山必登，登必尽领其要。其间幽邃者，淡远者，屈曲者，险怪者，丹青如画者，即无甚异，亦有足观，其以山得名也亦宜。乃有高不满丈，广不盈亩，顽然蠢然，略无可取，亦竟以山得名，当亦山之至幸者矣！求所谓灵异奇特如飞云、冯虚，终不概见，而斯二者卒不得与无甚异者争名，亦并不得与顽然蠢然者争名，是遵何故？盖斯二者远在天末，僻处一隅，文人罕至，偶有至者，记识以远失传，以是未能如都会地之易得名也。使斯二者而生于都会地，其得名也当在以幸得名者之先，可知也；使斯二者生于都会地，其名适符其实，将天下无实而得名者，皆失其名，未可知也。且斯二者虽远在天末，僻处一隅，犹当黔之孔道，名虽未著，人尚得过而惜之；黔之不近孔道，灵异奇特或有过于斯二者，湮没不传，不知凡几？当亦山之至不幸者矣！于人亦然。乡之先达，若孙淮海、谢芳亭、丘若木、杨龙友，人各有集，唯越公卓凡，尤刻意古人，不愧一代作者，然皆不务时名，宇内不周知。兼以兵火频仍，遗稿散失，其不至同山之不幸湮没几何？[310]
总之，黔中远处“天末”，地域环境之客观局限和中土主流文人以地论文、因地废人的主观偏见，致使黔中士子的求名愿望和不朽追求遭遇严重挫折。强烈的求名愿望与尴尬的求名处境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黔中文人因而转向内在的自我奋发，通过自身的努力，托诸于笔下的文字，以传承自己的生命精神，实现自身的不朽价值，体现在文学活动中，就是有强烈的诗史意识，具体的呈现就是对以诗存人、以诗存史、以诗存事的自觉追求。
“世间何物能千古，只有诗文一两行。”[311]以诗存人，诗以人传，在诗与人之间，黔中古近代文人以人为中心，传诗的目的是为了传人，诗歌因人而传，甚至诗之工拙亦在所不论，传人才是其真正目的。如郑珍《订溆浦舒氏六世诗稿序》说：“诗果足重乎哉！欲知其人，藉以见其声貌而已。为子孙尤当常常见祖父之声貌也。”“诗又在多乎哉？多而且美善者，一代盖不数人，此数人亦不出于一家，而与并时者或有诗焉，或无诗焉，有诗欲得以想其人。子孙得藉见祖父声貌，以追武其为人，足矣。”“令先世之声貌尽在此矣，其格致虽不同，要同具忠孝勤悫之气，是乃所以世有诗存也。为子孙能同具祖父之气，诗之存独此六世乎哉？然而独诗乎哉？”[312]按照郑珍的看法，诗不足重，所重者乃其人；诗不在多，传其人之声貌足矣。此非郑珍个人之私见，大多数黔中文人对诗与人之关系，皆持这种观点。如傅龙光为同乡宋世裕《吟我诗集》作序说：“先生虽不藉诗而传，而读此诗者亦可藉以知先生也已。”[313]明言宋氏“不藉诗以传”，传宋氏诗之目的是为了传其人，是为世人通过其诗以知其人。又如蹇谔为萧光远《鹿山杂著续编》作序说：“后之读是编者，即丈之言以知丈之德，法丈之行，而不徒工于格调字句间，其为学术人心之幸，不尤巨哉！”[314]萧光远为蹇谔《秦晋游草》作序亦说：
余惟《三百篇》以来，遥遥数千年间，凡为竞传篇什，使人反复咏叹而不能置者，其人虽显晦常变不同，类皆以忠孝节概，足以争光日月。因觉其所为，益字字可爱，不必言陶、谢、杜、韩也。……忠孝节义本也，文章末也。读其诗，想见其人，吾之所重一士（蹇谔字）者，仍在彼不在此。[315]
如此言论，在今日看来，确有迂执之嫌，即使在当日之中土人士看来，亦未必妥当。但是，从当时黔中文士的口中说出，又确是肺腑之言，绝无丝毫虚矫之态。
传诗是为传人，写诗亦是为了存人。黔中文人在自述写作之动机时，通常不存刻意做诗人的目的，往往是希求以诗存人。如黎恺《石头山人遗稿自序》说：
余非能诗也，其所以作诗者，纪事也。纪我所历之年，所游之地，所处之境，所行之事而已。亦非存诗也，其所以不付诸灰烬者，将以示我子孙也。存吾诗而使我子若孙读之，知我非富贵福泽人，非清闲之流亚，溪刻之品行也。如此，当必猛然思，惕然警，念我生之不辰，而为我干蛊也。又使其读吾诗，而操心虑患，植品修行，不以荣华撄其心，不以贪刻行其志，不以委靡惰其身，不以酒色迷其性，时时惕厉，思为名教正人。即幸而显达出仕，尚廉朴，矢公忠，无论尊官散秩，勉作良臣。庶几匡余不逮，上配前光，以释余之耿耿，则今日存诗之志也。[316]
其作诗、存诗之目的是为了存人、传人，说得甚为清楚。作诗存人、存诗传人之旨，赵懿、赵怡兄弟说得更明白，赵懿《剑谷集自序》说：
夫文字犹子也，才与不才，俱关骨肉，非有大故，遽令绝乎？予不忍尽弃而存之者，亦予之筋骨声息，笑默语作皆见此也。自人视之，或亦知剑谷之山，山之人有高歌长啸者乎？[317]
赵怡《汉鄨生诗前集自序》说：
夫诗犹子也，其灵蠢成败不自可知，而其骼气血脉与吾生息息相关切，漫弃之，殊无谓也。[318]
另外，陈灿《知足知不足斋诗存自序》亦说：
吾诗虽无多，而每一展阅，则数十年来穷达之阅历，险夷之遭际，因事因人之寄兴，感时感物之抒怀，情文相生，如梦如昨，尚有略见梗概者，固未忍任其湮没也。……孔子删诗，上自朝庙君王之歌咏，下迄里巷劳人思妇之讴吟，靡不兼收博采，皆即所谓“言志”、所谓“道性情”者也。今余既不能诗，而犹以是编付印者，亦即此旨也。[319]
陈灿自称“不能诗”，如黎恺自称“非能诗”一样，或是自谦之辞，但其存诗之目的或动机，可能的确不是为了展示诗艺，而是为了以诗传世，追求以诗传人。
作诗是为传人，传诗亦是为了传人。因此，黔中文士进一步认为，诗歌之流传往往不是因为诗歌艺术水平本身的高低，而是因为写诗之人的功业与德行。如李受彤《夷牢溪庐诗钞序》论诗之传与不传时说：
历代之诗人踵出其间，或传或不传，或偶传而不能久传，不传人不能强之，传之不能尼之。不传者弗论已。其传者，由其精神可以十世百世也。其精神所由十世百世者，必其读书得间，论古有识，抉经史之粗，咀百家之腴，而又即千古之治乱兴衰、身世穷通，忧乐所得之阅历，上而圣贤，次而忠臣孝子，下而愚夫愚妇之性情，参之无不合，于是藉物起兴，遇事致慨，而一发之于诗。……诗之传与不传，与作诗之能事，大率如斯而已。[320]
潘淳在为其祖父潘润民《味澹轩诗集》作跋时亦说：
今读《味澹轩诗》，不事浮华，独根至性，……其足以行远，夫复何疑？或以篇什太少为公惜，予谓睢阳旷代伟男子，学尤该洽，而所传诗篇寥寥，不闻以是病睢阳者。颜鲁公书法，有唐岂无颉颃之人？独鲁公偶一起草，而后世珍同球璧；蔡京书侪苏、黄，以其奸回，当世黜京而进蔡襄，元祐党籍一碑，只留供后人唾骂。士无功德之可称，而区区以文艺猎名，读《味澹轩诗》，可以憬然悟矣。[321]
曾任督黔学使的华亭人王奕仁在为《味澹轩诗集》作序时，亦说过类似的话。其云：
诗以人传，不在多也。黔中前辈不乏能诗，然非有政迹彪炳人间，能为桑梓捍大患、救大灾，树不可一世之功，则其人不传，其诗亦不久澌灭，求一二垂之后世，使后之人捧读而俎豆之，不可得也。[322]
言下之意很明显，诗歌只是一种载体，关键在于作诗之人的功业和德行，诗人的德行和功业借助诗歌这种载体而传世，以实现其不朽之人生价值。
黔中古近代诗人以诗传人、以诗存史、以诗纪事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诗史观念，这种观念最突出表现在黔中古近代文人于地域性诗歌选集之编纂上，如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题记》中，转述其先父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之意图说：
先君尝言：吾黔自军兴十余年以来，……自余府、厅、州、县数十，残破千里，人民能孑身脱难者，百不一二，何问文献？是编若仅论诗，则孙、谢、杨、吴诸家以降，应录殊少，是固不能无桑梓之私。[323]
的确，《黔诗纪略》一书所录，真正堪称诗人者，仅有孙应鳌、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吴中蕃等数人而已，其他存诗数十篇者，亦仅占少数，绝大部分作者皆仅存数篇而已，很难称得上是自成一格的诗人。所以，“若仅论诗”，“应录殊少”，确是实话。然而，莫友芝经历千辛万苦，费尽心力编纂《黔诗纪略》，不厌其烦地存录仅存数篇作品的作者，其动机很明显，就是因为经历了战乱的黔中，仅有的少部分文献亦多半毁于战火，故其不厌其烦地辑录难以称得上是诗人的孤篇残句，就是为了存人、存史、存事，就是为了传承黔中地域文化和地方文献，建构黔中地域人文传统。简言之，用莫氏的话说，就是因为“桑梓之私”。
为实现存人、存史、存事之目的，迄今所见到的黔中明清以来的地域性诗歌选集，基本上皆是采用元好问《中州集》的做法，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以诗纪事，以诗存史。据现存文献考察，最早采用这种编纂方法的，是傅玉书的《黔风录》。其《自序》说：
庚午，稿初脱，陈笠帆方伯、翁凤西廉访、狄次公观察三先生见之，皆曰：此则黔中文献考也。而廉访更举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之义为诲，去取之际，盖加详焉。[324]
应该说，翁元圻建议傅玉书用“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之方法编纂《黔风录》，这个建议完全符合黔中古代文化现状。简言之，就是企图通过编纂诗歌选集，传承黔中地域历史、文化和文学，构建黔中地域人文传统，重塑黔中地域文化形象。自此以后，《黔风录》这种编纂方式，便成为黔中文人编纂地域性诗文选集的主要方式。如郑珍自述其编纂《播雅》之旨趣说：
例皆仿元裕之、沈客子遗意，或因诗存人，或因人存诗，或因一传而附见数人，或因一诗而附载他文，按及他事。要据前钞（引者：即《遵义诗钞》），略备一方掌故。体非选诗，必可准绳；亦非征诗，必侈人数。[325]
郑珍的意思说得很明白，编纂《播雅》，既非“选诗”，亦非“征诗”。或者说“选诗”和“征诗”不是编纂《播雅》的主要目的，而是通过“选诗”和“征诗”这个途径，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以诗纪事，实现“略备一方掌故”之目的。通过“选诗”和“征诗”以存人、存诗，以“略备一方掌故”，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古代黔中地区的人与事不为外人所知所重，故有渐趋消亡之可能，亦长期处于被描写、被忽略、被轻视的状态。所以，要用这种方式去传承它，彰显它，进而实现重建地域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的目的。故唐树义《播雅序》说：
预是选者，人系以传，传纬以事。凡贤哲出处、政治、学术、议论、著录，与夫山川、疆域、要害、名胜、风俗、物产，莫不博证旁见。耆旧掌故，略赅备焉。匪直以诗而已，其用意可不谓勤哉！[326]
莫友芝在《播雅序》中称道说：
昔胡道南讥世之选家，坐取诸家，录其擅名及子孙方贵盛者为冠冕，单门逸响附载一二，但略去取，已裒然大集。至问集中诸公风格高下，诗学源流，辟草莱，主坛坫，相羽翼各几人，选者、读者皆茫然。若吾子尹之为此编，存人存诗，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诗，牵连旁附，渊源流别，丝穿绳引，郡之山川风土、疆里沿革、旧城残垒，有所钩核，亦参他例，并藉书之。其搜订之勤，别裁之审，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献，烂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道南之讥，庶几免夫？[327]
又如黎兆勋辑选黎平诗歌选集为《上里诗系》三卷，其自序说：
黎平文治，自明季已昌，科甲之盛亦与他郡相埒，而诗教则未大启，谓之无诗也亦可。今持先河后海之义，编次三卷，以揭黎郡文字之权舆，且以表朱烈愍、何忠诚两公之精忠大节，盖其赫赫待传者，尤重于诗也。有重于诗，则不容或失，虽无诗亦必录，矧其所遗者不尽无诗耶？
对于“诗教未大启”，甚至“谓之无诗也亦可”之黎平，为何还要为它编选诗集呢？黎兆勋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表朱烈愍、何忠诚两公之精忠大节”，以诗存史、以诗传人是黎氏编选《上里诗系》的主要目的。所以，他说：
是编所录，因诗存人，因人纪事，藉以考诗文于十之一二而已。虽非备录之书，实无传疑之误，故每得一断烂篇章，夷考其姓氏，介在若灭若没之间，未尝不审定确实，始录其文人也。[328]
又如赵旭、赵彝凭父子辑录《桐梓耆旧诗钞》，赵彝凭序说：
孔子删定国风，是为总集之始，其录二南而兼及曹、桧，定见巨细不遗。以后编录一州一邑者，尤指不胜屈，大概以人存诗，如吴师道之《敬乡录》；亦以诗存人，如元遗山之《中州集》。况吾桐两代离乱，大半忠贞之士而可听其淹没也耶？
《诗钞》就是采用“以人存诗”、“以诗存人”的方法传承桐梓“忠贞之士”的精忠大节，并进而激励桐梓后学，“各就兴群观怨之旨，成声名文物之邦，不等诸自桧以下”。[329]
采用以人存诗、以诗存人的方法编纂诗选，最能体现黔中文人之诗史意识，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确能堪称黔中古近代诗史的，是莫友芝的《黔诗纪略》和陈田的《黔诗纪略后编》。关于《黔诗纪略》，据莫绳孙《黔诗纪略卷首题记》说：
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无诗而事实可传，文字有关暨山川可考者，相因相见，按以证之。国朝人文字足备掌故者，间附录焉。[330]
《黔诗纪略》有诗选和传证两部分，采诗工作主要由黎兆勋承担，传证则由莫友芝完成。关于采诗，以“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为宗旨，而不以诗之优劣、高下为去取，故如莫友芝所说：“是编若仅论诗，则孙、谢、杨、吴诸家以降，应录殊少。”明知“应录殊少”却还要辑录，是因为“桑梓之私”，是为了“足备掌故”。采诗是如此，传证更是以存人存诗为旨归，所以要“旁征事实，各系以传”，即使无诗可传而其事实与其他诗人有牵引挂联者，亦“相因附见”；作为一部明代黔中诗歌选本，间或将清朝人“足备掌故”之文字亦酌情录入，其目的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该书的信息量，以实现录诗存人、纪事纪史之目的。
如卷一张谏“传证”，张谏为黔中有明“有进士之始”。“传证”于此采用“相因相见”之法，述赤水进士名单：“明贵州有举人始于永乐辛卯，甲午附云南、四川乡试之刘宏、廖沉，而孟弼（张谏字）为有进士之始。自是人物汇起，而赤水为盛，其相次成进士者：天顺元年则陈迪，八年朱谦，成化八年茅宏。迪、谦、宏并官御史，有声。谦擢江西佥事，吏民不敢干以私，复有真宪臣之目。今宏、沉、迪、谦、宏诗俱无传，惟孟弼犹存一篇。”[331]刘宏诸人“无诗”而“事实”与张谏有关连，故“相因附见”；因张谏唯一的一首《望古》诗入选《纪略》而与其有关连的数人之行迹得以传世，此乃“因诗存人”；因述及张谏其人而略述黔中古代科举情况，此乃“因人纪事”。
又如卷一录詹英《回星节》诗一首，莫友芝“旁征事实”为詹氏立传，然后“相因附见”说：“秀实（詹英字）后，贵州宣慰人以校官参戎幕者，复有范府，字季修……今《唐山》、《止庵》两集俱失传，惟见秀实一诗、一疏而已。”[332]
又如卷一称林晟以卫官而好文，然后“相因附见”说：“是后，为卫官以文著者，贵州卫则有陈铣、杨仁，新添则有何自然、邱润……”[333]一共列举了十六人，且一一介绍其生平经历。
又如卷十称王蕃不求仕进而善作诗文，接着便列举说：“明代贵州布衣隐居著述不求闻达者，自一瓢（王蕃号一瓢道人）而外，则贵阳王璘、汪成、顾璇……”[334]一共列举了十三人，亦一一介绍其生平行状。
又如卷三十称黄都不求仕进而善著文，便列举说：“当是时，有文而隐者，都同里何三凤、平越杨光夔……”[335]一共列举了四人，亦简述其生平。此类例子甚多，略举上述数例以明《黔诗纪略》采诗和传证之旨趣。
《黔诗纪略后编》仿《黔诗纪略》体例，由莫芷升、黎受生辑录黔中清代诗歌，陈田传证。其编纂旨趣，据陈夔龙《黔诗纪略后编序》说：
给谏（陈田官名）笃念维桑，聚三百年来黔人诗卷，罗列于一篇，或仿高仲武之评，或掇元裕之之传，使巨人长德与夫山林遗逸，各以生平著纂、遗事佚闻传播于风微人往而后。后之览者因其诗以考其人，虽学行华实各具造诣之不同，要皆有行事篇章与后人相质证，而不致有飘风过耳之感，为欧公所云者。[336]
与《黔诗纪略》一样，借录诗以存人存事存诗存史，有明显的诗史意识。
与异域文化相比，黔中明清文人的不朽观念和诗史意识相当强烈。因为地域环境的拘限，使其不朽追求和求名愿望受到挫折，故而激发其对文字书写的热情，形成以诗存人、因人存诗的创作意识，并以此实现其不朽追求。由个人的不朽观念推广开来，形成一种集体意识，产生群体自觉，形成一种地域文化之不朽观念，以《黔风录》、《播雅》、《上里诗系》、《桐梓耆旧诗钞》、《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等为代表的地域性诗歌选集之产生，以及大量的地方志作品的编撰，就体现了这种群体不朽观念。而其诗歌选集之编撰，基本上无一例外地采用以诗存人、以诗纪事、以诗存史的方法，则充分体现了黔中古近代文人特别强烈的诗史意识。所以，黔中古近代文人，无论是费尽心机地构建颇显单薄的本土人文传统，穷心尽力地弥合本不联贯的地域文统和道统；还是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和刊刻黔中地域文献，编撰地域性诗歌选集和撰著地方志；抑或是普遍体现出来的以诗存人、因人存诗的不朽追求和以诗纪事、以诗存史的诗史观念，皆表现了他们对地域人文传统之体认和构建的热情，以及包括个人和群体在内的传世意识。因此，与其他地域相比，黔中古近代文人的不朽意识、诗史意识和传世意识，尤其强烈。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这与黔中地域环境有关，与黔中地域文化长期以来所处的被轻视、被忽略和被描写的状态有关。地域上“不边不内”的边省位置，文化上的被忽略和被描写状态，致使黔中地域和文化普遍被域外轻视，因被轻视而激发了黔中士子强烈的自尊意识。通过梳理地域学统和文统，整理刊刻地方文献，建构地域人文传统，变“他者”描写为“我者”描写，改变被轻视和被忽略的状态，重构地域文化形象，增强地域文化自信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传播因素对作家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和文学史上之地位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文学研究，不仅应当研究作者和作品，亦必须研究读者；不仅应该研究文学生产，亦必须研究文学消费和文学传播。黔中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不仅对黔中文学的生产有重要影响，而且对黔中文学的消费和传播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黔中文学的域外传播上，亦体现在域外文学在黔中地区的传播上，还体现在黔中古近代文人的诗史意识上。
【注释】
[1]张晓松：《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
[2]参见拙稿《一代唐音起射洪——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中的机遇问题》，《唐代文学研究》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傅璇琮：《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与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年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参见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6页。
[7]《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文集》卷四，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8]《黔诗纪略》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9]《论诗十二首》，《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一，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10]《黔诗纪略》卷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11]（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7页。
[12]孔尚任：《敝帚集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3页。
[13]《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
[14]《黔南丛书》第三集《雪鸿堂诗蒐逸·附录》，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15]（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2～583页。
[16]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之“地域区位与黔中文化品格”。
[17]胡晓明：《说不完的郑子尹》，《当代贵州》2012年第23期。
[18]（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9页。
[19]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0]（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6页。
[21]《元音》卷七，《四库全书》本。
[22]参见黄万机、田原《黔山灵秀钟人杰——历代英才与贵州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2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5页。
[24]朱彝尊撰、黄君坦点校：《静志居诗话》卷三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页。
[25]郑珍：《书周渔璜先生桐埜书屋图后》，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后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
[26]《黔诗纪略》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27]王祚远：《远条堂诗集序》，《黔诗纪略》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
[28]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之“诗文”卷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739页。
[29]《黔诗纪略》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30]朱彝尊撰、黄君坦点校：《静志居诗话》卷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页。
[31]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32]（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四《列传二》，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年，第1060页。
[33]《黔南丛书》第三集《雪鸿堂诗蒐逸·附录》，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34]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后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
[35]莫友芝：《重刊桐埜诗集序》之“附诗”，《桐埜诗集》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6]《黔诗纪略后编》卷三，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37]《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8]参见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39]《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0]同上。
[41]同上。
[42]同上。
[43]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吴棻小笺残本，《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4]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45]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
[46]钱锺书：《谈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47]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48]胡先啸：《胡先啸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页。
[49]陈衍：《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50]郑珍：《上程春海先生书》，《郑珍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51]郑知同：《子尹府君行述》，《巢经巢文集》“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2]《巢经巢文集》卷二，《郑珍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53]同上，第35页。
[54]〔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55]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56]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2页。
[57]《黔诗纪略》卷二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3页。
[58]《黔诗纪略》，卷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59]同上，第67页。
[60]同上，第65页。
[61]同上。
[62]同上，第67页。
[63]《黔诗纪略》，卷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64]同上，卷二十六，第1080页。
[65]同上，第1179页。
[66]《黔诗纪略》卷二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页。
[67]同上，第1082页。
[68]同上，第1083～1084页。
[69]（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页。
[70]同上，第558页。
[71]同上，第559页。
[72]杨师孔著述甚丰，但《黔诗纪略》仅录其诗三首，且非其佳作。据本书匿名评审专家云：杨师孔诗文今存者，散见有明刻《两浙名贤录序》，《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九《大中丞闵公晋司马暂留抚滇序》、《烈象传》，《明文海》卷二六五《苍雪楼小引》、《昆明草小引》，康熙《建水县志》卷十八《游云津洞记》、《修铜壶滴漏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修学记》等八篇文，有康熙《艺菊志》卷五《雨中对菊怀范东生》，康熙《云南府志》卷二十二《登罗汉寺歌》，乾隆《贵州通志》卷四十五《解围志喜》，同治《沅陵县志》卷四十五《辰州游玉华洞》、《过船溪玉华洞》、《游玉华洞即景》，《明诗纪事》庚签卷二十《由长陵至西山》、《马底过秦处百里》等八诗。著作今存原刻《秀野堂集》十卷，明万历天启间刻本（国家图书馆有缩微胶卷）。以上作品，笔者均未寓目，故于其为文为人与陶渊明的具体渊源关系，未能作深入探讨。承评审专家见告，谨记于此，以表谢忱。
[7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5～596页。
[74]《黔诗纪略后编》卷一，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75]同上。
[76]王奕仁：《瘦竹亭文集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5页。
[77]潘淳：《瘦竹亭文集跋》，（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页。
[78]（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3～604页。
[79]同上，卷十七，第750页。
[80]同上，第748页。
[81]莫友芝：《慕耕草堂题语》，（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8～750页。
[82]《黔诗纪略》卷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83]同上。
[84]同上，卷三，第117页。
[85]《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页。
[86]《黔诗纪略》卷二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页。
[87]同上，第1021～1022页。
[88]同上，第1023～1024页。
[89]（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6页。
[90]（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7页。
[9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1页。
[92]（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4页。
[93]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大山地理与黔中古近代文人的山水情怀”。
[94]王阳明：《何陋轩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95]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之“地域风尚与黔中文化品格”。
[96]张晓松：《山国印记——贵州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97]《黔诗纪略》卷二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页。
[98]（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八《列传六》，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年版，第1163页。按，遵义桐梓、绥阳有附会白居易之古迹白亭、白氏庙者。《绥阳志》有白居易“以王叔文党贬播州司户”的记载。郑珍说：“《唐书·白居易传》绝无贬播州事，且香山亦非叔文党，《绥阳志》因子厚贬播，影响牵合，荒谬为甚。”
[99]廖宜方：《唐代的历史记忆》，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论文，第142页。
[100]同上，第143页。
[101]参见陈慧萍《关岭三国文化的历史意蕴与现代价值》，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102]（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山川》，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年版，第112～113页。
[103]参见陈慧萍《关岭三国文化的历史意蕴与现代价值》，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104]参见陈慧萍《关岭三国文化的历史意蕴与现代价值》，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105]（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十五《艺文四》，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年，第1444页。
[106]胡大宇：《李白与夜郎》，《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12页。
[107]唐莫尧：《贵州文史论考》，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9页。
[108]《锦屏碑文选辑》，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7年版，第18～19页。
[109]《黔诗纪略》卷十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110]《锦屏碑文选辑》，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7年版，第22～24页。
[111]《锦屏碑文选辑》，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7年版，第19页。
[112]（光绪）《黎平府志》卷二下，《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巴蜀书社等2006年版。
[113]《锦屏碑文选辑》，锦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7年版，第25页。
[114]《黔诗纪略》卷十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页。
[115]（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十五《艺文四》，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年版，第1451页。按，此诗文字，与《黔诗纪略》略异。“应同”，《纪略》作“忻同”；“幸与刘郎成一易”，作“却幸叔文聊一误”；“却教”，作“应嫌”；“只今”，作“至今”；“野老”，作“父老”。
[116]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117]（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十三《艺文二》，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年版，第1371页。
[118]同上。据《播雅》说：“书院在绥阳县西二十里大溪源，中祀唐柳子厚。《绥志》及詹淑、冯士奇两记并作‘儒溪’，而旧《府志》作‘愚溪’，詹淑为首设绥阳知县，其作《碑记》云：‘治西有儒溪书院遗址，佥谓昔柳公所建。’则此书院之有，当不始于明矣。”郑珍按：“柳子之不至播，断然无疑。孟元谓乾符三年（876）入播，子厚徙柳州在元和十年（815），后四年遂卒。卒后五十七年始为乾符三年，其语益荒诞无据。但元为子厚后人，不得伪，虽无从知其始迁，要足征柳子末裔有在绥阳者矣。”《黔诗纪略》卷二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2页。
[119]（民国）《续遵义府志》，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0年版。
[120]关于郑珍是否可以归并为“同光体”诗人的问题，学者已有讨论，如严迪昌说：“前人曾对将郑珍、江湜等列入‘同光体’很不以为然。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上编说：珍、湜当咸同之世，不得列为同光。”（《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5页）因为从时限上看，郑珍卒于同治三年（1864），似不属于同光年间的诗人。但学者一般所称的“同光体”，是概指同光前后一批宗法宋诗的诗人。所以，大体上讲，称郑珍为“同光体”诗人，亦未为不可。
[12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0～571页。
[122]（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563页。
[123]《谭元春集》卷二十五《退谷先生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24]同上，卷十三《寄赠蔡仁夫》。
[125]转引自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126]杨文骢：《屡非草略序》，《黔诗纪略》卷二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127]越其杰：《秋尽对残菊》，《黔诗纪略》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5页。
[128]《隐秀轩集》卷十七《简远堂近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29]《谭友夏合集》卷九《渚宫草序》，上海国学研究社1935年版。
[130]《隐秀轩集》卷十七《简远堂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31]越其杰：《苦吟》，《黔诗纪略》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8页。
[132]《改诗》，《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9页。
[133]《岁暮二首》（其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9页。
[134]《夏日闭门二首》，《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9～660页。
[135]《品香》，《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6页。
[136]《栖霞寺赠友》，《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38页。
[137]《雨后郊行看花》，《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38页。
[138]《苦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38页。
[139]《杨龙友园》，《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38页。
[140]张岱：《嫏嬛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自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
[141]张岱：《嫏嬛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自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
[142]越其杰：《山水移序》，《黔诗纪略》卷十九，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4页。
[143]《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
[144]《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45]《隐秀轩集》卷二十八《答同年尹孔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46]赵其杰：《夏园久坐》，《黔诗纪略》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147]《过友园》，《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
[148]《赠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7页。
[149]《过友园》，《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
[150]《赠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7页。
[151]《品香》，《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6页。⑫《春天积雨》，《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5页。⑬《初春即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7页。⑭《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52]⑪《品香》，《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6页。⑫《春天积雨》，《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5页。⑬《初春即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7页。⑭《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53]⑪《品香》，《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6页。⑫《春天积雨》，《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5页。⑬《初春即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7页。⑭《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54]⑪《品香》，《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6页。⑫《春天积雨》，《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5页。⑬《初春即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7页。⑭《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55]越其杰：《友人夜集》，《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156]《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57]《雨晴野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5页。
[158]《冬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1页。
[159]《溪馆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1页。
[160]《岁暮二首》（其一），《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49页。
[161]《题友人水槛》，《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31页。
[162]《天开岩》，《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8页。
[163]《藏花》，《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4页。
[164]《读书》，《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2页。
[165]《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66]⑪《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67]⑪《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68]⑪《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69]⑪《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70]⑪《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71]⑪《移怪石》，《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0页。⑫《有感》，《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17页。⑬《赠故人》，《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80页。⑭《舟中夜行》，《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9页。⑮《冬日同友游栖霞》，《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5页。⑯《秋园夜步》，《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3页。⑰《新月》，《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54页。
[172]赵其杰：《柬友》，《黔诗纪略》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页。
[173]《友人夜集》，《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24页。
[174]《月》，《黔诗纪略》卷十六，第633页。
[175]《冬夜》，《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76]《将别园》，《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72页。
[177]《夏夜寄友》，《黔诗纪略》卷十七，第669页。
[178]《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416页。
[179]《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66页。
[180]田雯：《黔书》卷一“请建学疏”条，《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册，巴蜀书社等2014年版。
[181]同上，卷四“黔士制义”条。
[182]《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3]《桐埜诗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4]同上。
[185]《一代才子周渔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186]《古欢堂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187]田雯：《稼雨轩诗集序》，《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8]《桐埜诗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9]《桐埜诗集》之“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0]同上。
[191]同上。
[192]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卷》第五章《清代前期的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93]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大山地理与黔中古近代文人的山水情怀”。
[194]（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3～724页。
[195]《黔诗纪略后编》卷二十一，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196]同上，卷十一。
[197]同上，卷六。
[198]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华东师范大学社2009年版。
[199]（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页。
[200]同上，卷十八，第875页。
[201]田榕：《碧山堂诗钞》卷一，中华诗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02]同上，卷二，第74页。
[203]王士禛：《香祖笔记》，《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六册，江苏广陵刻印社1983年版。
[204]田榕：《碧山堂诗钞》卷七，中华诗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205]田榕：《碧山堂诗钞》卷八，中华诗词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
[206]同上，卷首。
[207]同上。
[208]同上。
[209]王士禛：《香祖笔记》，《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六册，江苏广陵刻印社1983年版。
[210]田榕：《碧山堂诗钞》卷四，中华诗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211]同上，第153页。
[212]同上，第149页。
[213]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八，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按，法式善与黔中诗人傅玉书交谊深厚，对黔人黔诗颇有了解和关注，其《梧门诗话》说：“黔西诗人较少。顷于友人处见李经亭华国有‘床头咏月敲冰寫，江上看山借马骑’二语，喜其伉壮，遂亟录之。近洪稚存学使自黔中回，述田教谕均晋工诗，其《题桃源图》云‘青垄人耕无税地，红灯儿读未烧书’，可云奇警。”（《梧门诗话合校》卷二，第83页）田均晋，即田榕之后人。又云：“黔西李懋德华国诗才富有，昔于市中见《双阴轩诗》一册，今索之，不可得。五言如‘远树低疑荠，山浓欲著人’，‘灯寒入浪小，云瘦下溪流’，七言如‘绿波千里客凭阁，红叶半江云扑帘’，‘二分春到梅花白，五两风迎燕子低’，方之姚秘监、郑都官，殊不多让。”（同上卷八，第249页）按，李华协，字懋德，一字经亭，乾隆辛卯（1771）举人，李世杰长子，官至罗定知州，著《双阴轩集》。
[214]（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6页。
[215]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16]袁枚：《读白太傅集三首》，《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17]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答何水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18]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卷》第五章《清代中期的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19]《黔诗纪略后编》卷十，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220]同上。
[221]参见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05页。
[222]华夫：《赵翼诗编年全集》卷首，天津古籍出版1996年版。
[223]赵翼：《飞云岩》，《赵翼诗编年全集》。
[224]赵翼：《谷峒道中》，《赵翼诗编年全集》。
[225]赵翼：《都匀道中》，《赵翼诗编年全集》。
[226]赵翼：《水城》，《赵翼诗编年全集》。
[227]华夫：《赵翼诗编年全集》，天津古籍出版1996年版。
[228]华夫：《赵翼诗编年全集》，天津古籍出版1996年版。
[229]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4页。
[230]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231]同上，卷四，第71页。
[232]法式善《梧门诗话》说：“近洪稚存学使自黔中回，述田教谕均晋工诗，其《题桃源图》云：‘青垄人耕无税地，红灯儿读未烧书’，可云奇警。”（《梧门诗话合校》卷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33]《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一，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234]犹法贤：《妞解诗集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2页。
[235]转引自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236]同上，第94～95页。
[237]（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6页。
[238]详见第三章“边省地域与黔中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创新精神”。
[239]〔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240]《嘉靖贵州通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巴蜀书社等2006年版。
[241]《黔诗纪略》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242]同上，第1页。
[243]同上，第11页。
[244]葛洪：《西京杂记》，《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24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80页。
[246]（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247]同上，第60～61页。
[248]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249]《黔诗纪略》卷二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3页。
[250]《黔诗纪略》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51]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274页。
[252]《黔诗纪略》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25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254]田雯：《黔书》卷三《人物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
[255]《道光安平县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巴蜀书社等1989年版。
[256]（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257]《黔诗纪略》卷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258]《督学文集跋》，（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0页。
[259]《黔诗纪略》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260]同上，卷十二，第430页。
[261]（道光）《贵阳府志》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62]（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263]同上，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5页。
[264]黎庶昌：《巢经巢文集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6页。
[265]《郑征君遗著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2页。
[266]陈衍：《石遗室诗话》，《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267]（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6页。
[268]（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7页。
[269]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后集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
[270]《黔诗纪略》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27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3～664页。
[272]李维桢：《雪鸿堂诗集原序》，《黔诗纪略》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27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6页。
[274]同上，卷十五，第622页。
[275]（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4页。
[276]同上，第821页。
[277]郭子章：《黔记》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册，巴蜀书社等2006年版。
[278]郭子章：《黔记》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册，巴蜀书社等2006年版。
[279]《康熙贵州通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贵州》，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280]（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9页。《黔诗纪略》卷首无此序。
[281]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82]（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6～847页。
[28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9页。
[284]《黔诗纪略后编》著录为十二卷，可能傅玉书原为十二卷，汝怀补定为二十四卷。
[285]（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7～848页。
[286]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87]（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2页。
[288]同上，第861页。
[289]同上，第863页。
[290]《黔诗纪略》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1]《黔诗纪略后编》卷首，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292]参见刘宗汉《朱启钤先生的贵州情结》，杨祖恺《朱启钤对我国古建文化及贵州历史文献的贡献》，见启功主编《冉冉流芳惊绝代——朱启钤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3]《贵州文献季刊》创刊号，贵阳文通书局1938年版。
[294]同上，《馆务撮要五》。
[295]同上，《馆务撮要一》。
[296]同上，《馆务撮要十》。
[297]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298]莫友芝：《雪鸿堂诗集序》，（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第567页。
[299]莫友芝：《桐埜诗集序》，同上，卷十五，第618页。
[300]陈矩：《淮海易谈序》，同上，卷一，第4页。
[301]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另，据刘仲勉、张新民、卢光勋《贵州地方志存佚目录》统计，贵州自宋至民国共有方志386种，其中宋元9种，明代79种，清代197种，民国101种。
[302]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303]同上，第162页。
[304]黎铎：《贵州文化三大主流：诗志禅》，《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
[305]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4页。
[306]《论语·卫灵公》。
[307]《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抱朴子》。
[308]《饮水诗词集》之“序”，粤雅堂丛书本。
[309]朱彝尊：《徐电发南州集序》，徐釚《南州草堂诗文集》卷首，康熙刊本。
[310]《黔南丛书》第三集《江辰六文集》卷四，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311]吴中蕃：《寿景怪叟》，《黔诗纪略》卷二十九，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7页。
[312]《巢经巢文集》卷四，见《郑珍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3]（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314]同上，卷十二，第506页。
[315]（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3～734页。
[316]同上，卷十六，第687～688页。
[317]同上，卷十七，第794页。
[318]（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6页。
[319]同上，第796页。
[320]同上，第802页。
[321]（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3页。
[322]《黔诗纪略》卷十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
[323]《黔诗纪略》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4]（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十八，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7页。
[325]郑珍：《播雅引》，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326]唐树义：《播雅序》，《郑珍全集》七《播雅》卷首，第3页。
[327]莫友芝：《播雅序》，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七《播雅》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328]（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1页。
[329]（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2页。
[330]《黔诗纪略》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1]《黔诗纪略》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332]同上，第15页。
[333]同上，第27页。
[334]同上，卷十，第400页。
[335]同上，卷三十，第1224页。
[336]《黔诗纪略后编》卷首，宣统三年陈夔龙京师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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