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古近代文人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地域人文传统的传承，有赖于地域自觉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的培育。而培育地域认同意识和地域自觉观念，又有赖于地方文人对地域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接受。地方文献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人文传统的物化形式。因此，体认和构建地域人文传统，培育地方人士的地域认同意识和地域自觉观念，搜集、整理和传播地方文献，是其首要工作。

黔中地域人文传统的欠缺和单薄，乃至出现“千年断层”现象；黔中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写的地位，主要就是因为黔中地域文献资料长期以来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搜集、整理和传承。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严重短缺，必然出现人文传统的“千年断层”；地方文献的大量散佚，体认和构建地域人文传统就缺乏必要的支撑，其文化形象就一直处在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写的地位。因为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所以不能建构起自我的人文传统和塑造出自我的文化形象，缺乏“我者”的自我“描写”，亦就必然陷入“他者”的“描写”之中，其“被描写”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在“被描写”的过程中，因为对象不能提供足够的文献资料，“被描写”的真实性、全面性和正确性就大打折扣，被歪曲、被忽略和被轻视就在所难免。

黔中地域文化形象的塑造和地域人文传统的构建，常常遭遇着上述尴尬局面。所以，明清以来的域内外学者在面对黔中人文历史时，文献不足和典籍难稽，几乎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难题。如陈尚象《黔记序》说：

夫黔虽僻壤，自我明建藩以来二百余年，二祖之所创造，累朝之所覆育，皇上之所观文成化，民鼓舞于恬熙，士涵咏于诗书，亦既彬彬，质有其文。第游谭之士，往往以其意轻之，士大夫闻除目一下，辄厌薄不欲往，此宁独以边徼故？抑或以文献尟少，兴起为难，故虽千载下犹未离于或人之见耳。

古代黔中由于“文献尟少”，其人其事其功其文，皆湮没不传，故“兴起为难”。即便“亦既彬彬，质有其文”，但因文献不足征，中土人士亦“往往以其意轻之”。陈尚象高度评价郭子章《黔记》，以为因有《黔记》，黔中“理学文章，忠孝节义，种种具备，何其盛也！豪杰之士丁时奋树如所称，二三君子褒然名世，何其伟也。至于名公巨卿之所经略，迁客硕儒之所讲明，勋华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誉髦之式，抑何造物之有意于黔也”。^[277]文献之搜集和整理于地域文化传承之重要性，于兹可见。事实上，地以人重，人以文传，文献于地域人文传统建构的重要性，丘禾实在《黔记序》中亦有明确认识，他认为：“宇内往往少黔，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黔籍文人“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地不重，其人亦受轻视，他说：

余居常每叹之，嗟谓黔不足治乎？是越不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谓黔不足兴乎？是陈良不产于楚而由余不生于戎也。有是哉？第穷地之重人也以山川，而人之所重地也以文献。黔自国朝始为冠带，文献缺焉，地奈何得重？余间考乡先辈非无崛起于时者，旋就湮没载稽，故府牒及列郡乘，俱散漫磨灭不可读。夫无以表章之，听其湮没，皆黔士大夫之过也。^[278]

“人之所重地也以文献”，古代黔中“文献缺焉”，所以“地奈何得重”。黔中“先辈非无崛起于时者”，但无人记录、搜集和整理相关文献，“听其湮没”，这的确如丘氏所说，是“黔士大夫之过”。这种意见亦见于卫既济《康熙贵州通志序》，其云：

贵州风犹近古，务质朴，耻夸诈，虽有硕德懿行，恒隐而不扬，加以数罹兵燹，文献散落，耳目睹记，势难广远。^[279]

汪士铎《黔诗纪略序》亦说：

黔之为省，夜郎、句町之前，其世不可考；后此为牂牁、兴古；又后此为牂牁、夷、盘、费、思、裴诸州，又后此为罗施鬼、大万谷落；又后此为府、州、县如内地，此世之相积也。然必有网罗放失者，为记纂山川物产之瑰丽、人士风谣之讴思喁于，而后前人之心思赖以不朽。使数十百年间，曾无一为之经纪者，则前哲呕心刿肝之所寄，亦湮灭于箐林蛮荒之墟，不重可为太息哉！……尹道真北学于许君，其邑里必有能以文学自见者，顾绵二千年无以艺鸣者，虽承学之士尟，毋亦搜辑而表章之者无其人与？^[280]

莫友芝在为郑珍《播雅》作序时，亦感慨文献荟萃于地方文化传承之重要性，他说：

吾独惜尹、盛之后，杨氏兴文之时，独无一人荟萃当时人物文字，以为兹集先河，则使太白能来，子厚果易，而复有造就，亦将与《桃溪内外》同泯泯于顽酋积燹中也。^[281]

汪士铎和莫友芝的推测是有理据的，黔中“尹、盛之后”，“必有能以文学自见者”，但因“搜辑而表章之者无其人”，故其人其事其文皆湮没不传，黔中地域人文传统亦因此而呈现出“千年断层”现象。

基于文献短缺而造成的地域文化断层，以及地域文化形象被歪曲和被轻视的现状，明清以来的黔中士子为重建地域人文传统，重塑黔中文化形象，便积极开展地域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刻工作，其中重点开展黔中诗文的搜集整理和地方史志的编撰。有重要贡献者，当推傅玉书、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陈夔龙、朱启钤、任可澄等人。

据现存文献考察，黔中士子最早穷心尽力地搜集、整理和刊刻黔中先贤诗文作品，首推傅玉书和傅汝怀父子。傅氏父子辑有《黔风录》一书，是书分《黔风旧闻录》和《黔风鸣盛录》两部分，前者是黔中明代诗歌选集，后者是黔中清代乾嘉前诗歌选集。此书之编撰，穷尽傅氏父子一生之心力。据傅玉书《黔风录序》说，他因承继家学而留意黔中先贤诗文，有感于先贤诗文的大量散佚，“因与唐汉芝订搜罗之约，垂十余年，事未就而汉芝卒于晋”，后傅氏于“乙丑寓砚贵阳”，与诸生协力采访，“所得才三十余人”，深感自己“闻见未周，足迹不到”，于是又请求贵州学政钱学彬于“巡视各郡时，晓彼都群彦为留意焉，于是又得百余家”。傅氏于所采之诗“昕夕编摩，如相晤语”，在詹事府庶子法式善、贵州巡抚福庆、贵州布政使陈预、贵州按察使翁元圻、提学道狄梦松诸人的鼓励和帮助下，采纳翁元圻提出的“以人存诗，以诗存人”的编撰建议，于嘉庆庚午年（1810）秋天编纂完成。之后，其子傅汝怀还作了后期的修订，并积极筹备该书的刊刻工作。^[282]据傅汝怀《黔风录后序》说：“窃念先子积平生心力，始成前两集，怀从事于《黔风演》者又三十年。中间颇遇名公卿，往往陈之，而事迄弗就。”编录工作耗费傅氏父子两代人的心力，而刊刻之事又长久没有着落。道光辛丑年（1841）秋天，贵阳好友于君斌（甘肃张掖县知县）之子于成功数次写信邀请傅汝怀整理《黔风》，表示愿意出资刊布。于是，傅汝怀应约赴其家，“次第编校先君所辑前明人诗曰《黔风旧闻录》，为卷六；国朝人诗曰《鸣盛录》，为卷十八；怀手辑者为卷十二，总三十六卷”。在于成功的资助下，于癸卯年（1843）夏天刊成二十一卷，后因故中止刊刻。据傅汝怀说，可能是“有慕者闲于其间”。无奈之下，傅汝怀于甲辰年（1844）仲春就任大定府万松书院讲席，得太守黄惺斋资助，补刊前两集（即《旧闻录》、《鸣盛录》）所遗之三卷。^[283]至此，傅玉书编录、傅汝怀校补的《黔风录》二十四卷，^[284]全部刊刻完成；而傅汝怀为续《黔风录》而积三十年之功编就的《黔风演》四卷，则未能刊刻。

傅氏父子穷心尽力首次辑录黔中先贤诗歌，对保存黔中明清诗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黔中古代诗歌史有重要影响，故胡枚《黔风录序》说：

盖自前明迄今，数百年之人才赖君以传者不少。……君以敬恭桑梓之心，为表章人物之举，爰辑《黔风旧闻录》若干卷、《鸣盛录》若干卷，诗系以人，人系以事，灿然大备，斐然可观，然后知天之钟秀于是，固不限于遐裔也。……俾山林佚老，断简残篇，不至湮没于荒墟遗壤、蛮烟瘴雨之间，其用意良厚，用心良苦，而其为功于前人也大而远，为惠于后学也深且至矣。^[285]

具体而言，傅氏父子搜集整理黔中文献的主要贡献有三：其一，首次辑录黔中地域诗歌，为晚近的《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的编纂保存资料。其二，其“诗系以人、人系以事”的编撰体例，是为了“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这为黔中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树立了一个典范，之后的《播雅》、《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皆仿此体例。其三，启迪黔中后学通过搜集、整理、刊刻、传承地方文献，以重建黔中地域人文传统和重塑黔中地域文化形象，对培育黔中士子的地域认同意识和地域自觉观念，有重要贡献。

承傅氏父子之后，搜集整理黔中地域文学文献的又一功臣是郑珍。郑珍编纂《播雅》二十四卷，其书原名《遵义诗钞》，是黔中人文渊薮遵义地区的诗歌选集。遵义古称播州，故此书后改名为《播雅》。据郑珍《自序》说：“余束发来，喜从人问郡中文献，得遗作辄录之，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义诗钞》，弆箧衍有年矣。屡欲整比锓行之，无资且不暇。”后得乡贤唐子方资助，始整理刊行，“计自明万历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十二年间，凡得二百二十人，诗二千三十八首，次为二十四卷”。^[286]另有赵旭、赵彝凭父子辑录的《桐梓耆旧诗钞》（前后集），是遵义桐梓一县之诗歌选集，据赵彝凭《自序》称：是书前集乃其父所辑，凡四十二人，诗二百六首；后集由其辑录“先子之后与前未见者”，凡四十二人，十六首（有误）。^[287]还有黎兆勋辑录的《上里诗系》三卷，为黎平一地的诗歌选集，据黎兆勋《自序》称，此书由黎平人胡长新辑录，黎氏“征实辨伪”。^[288]有周鹤选辑的《黔南六家诗选》四卷，据周鹤《自序》说，这是一部同乡同仁诗歌选集，六家包括杨文照、袁思韠、颜嗣徽、钱衡、洪杰、陶墫六人，此六位诗人“同生长筑邑，旧日皆系姻娅友朋，早有唱和赠答之雅，复次第联镳而接轸，大半盍簪于桂管”。^[289]此外，还有徐婺编辑的《黔诗萃》三十一卷、《黔南十三家诗》，毛登峰辑录的《黔诗备采》十卷等等。

黔中地域文学文献之搜集整理，成就最大者，当数莫友芝的《黔诗纪略》和陈田的《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是黔中明代诗歌选集，共收录黔中诗人二百四十一人的诗歌作品二千四百六篇，另有方外诗人作品六十八篇，无名氏作品二十四篇，总计二千四百九十八篇。其实，以现存黔中明代诗人作品看，除孙应鳌、吴中蕃、杨文骢等数人的作品尚未全部录入外，其他二百三十余位诗人的现存作品，基本上全部收录其中。因此，它对于传承黔中明代诗歌文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采取的“以人存诗”、“以诗存人”的编纂方法，保存了明代黔中地区的大量史料，对于研究黔中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均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书之编纂，历尽坎坷曲折，据莫绳孙《黔诗纪略卷首题记》说：

咸丰癸丑，遵义唐威恪公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以国朝人属之黎先生伯容，因乱，稿尽亡失。先君（莫友芝）任辑明代，旧所征录既多，而黔西潘君文苪及先君门人胡君长新益相助采拾。^[290]

是知此书由唐树义倡议编纂，经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三人拟定采录体例，黎兆勋负责采诗工作，莫友芝的好友潘文苪、学生胡长新协助采录，莫友芝负责部分采诗工作和全部传证工作。全书之编纂和传证，莫友芝的功劳最大。据莫绳孙说：“先君子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逮于逸篇断碣，土酋世谱，有足征文考献者，罔不穷力蒐访，几于大备。”其编撰之体例和动机，与傅玉书辑录《黔风录》一样，采用“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之体例，以便保存黔中文献，并以《黔风录》和《播雅》为基础展开搜录工作，其成书之过程亦可谓历尽艰辛，费尽心思。据莫绳孙《题记》说：莫友芝采录黔中明代诗歌，于咸丰甲寅（1854）夏得二百一十六位诗人的诗歌二千余篇，因同年秋天发生的杨龙喜起义，原稿亡失三册。乙卯年（1855）又“旁蒐补缀略具”。戊午年（1858）冬天携稿入京，“随所见增录”，在京城两年，又增补了十余位诗人的作品。辛酉年（1861）春天携稿至湖北，因当地战乱而担心亡失，便将书稿寄回黔中保存。同治庚午年（1870）春天莫友芝到达南京，其弟莫庭芝又将书稿由家乡寄至南京，莫友芝再加审定，“始合京都及近年所益共廿有六人补入”。次年，唐树义之子唐炯“助资促刊”，莫友芝审定第三至第二十一卷，未完成全书审定工作而遽归道山。莫绳孙除邀请汪梅岑补撰何腾蛟部分外，其余均按莫友芝生前审定稿和未及审定之原稿，于同治十二年（1873）仲夏刊印于南京。莫氏父子和唐氏父子为搜集、整理和刊印黔中明代诗歌文献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于此可见，这亦体现了他们为传承黔中文献，构建黔中地域人文传统的良苦用心。

《黔诗纪略后编》是黔中清代诗歌选集，大部分黔中清代诗人的诗作赖此书以传世，故其对于传承清代黔中地方文献和构建黔中地域人文传统，与《黔诗纪略》有同等意义。其书仿《黔诗纪略》体例，由莫芷升和黎受生采诗，由陈田传证。据陈田《黔诗纪略后编自序》说：

搜辑国朝黔诗，自傅竹庄父子始，厥后一辑于黎伯容，再辑于莫芷升、黎受生，中间又有铜仁徐蔗塘。余丙戌请急归，芷升以此事相属，始克竣事。他如郑子尹之《播雅》，胡子何之《上里诗系》，赵知山之《桐故》，赵石知《桐梓耆旧诗》，其采辑一郡一邑者，又不在此数。合十数人之力，阅时百年，筚路蓝缕，傅氏为劳，而黎氏、莫氏搜采之勤，闻见之博，子尹、子偲二先生亦与有力焉。余才荒陋，获与兹役，又得小石制府慨捐千金，始克播之海内，二百数十年黔人之诗，乃蔚然斐然、铿锵鼓舞而出诸荒山古箐中，亦快事也。^[291]

一部集大成性质的黔中清代诗歌选集，其编“阅时百年”，集数十位黔中著名学人的心力与智慧，并得黔人陈夔龙“慨捐千金”，始得刊刻面世。黔中士人传承乡邦文献之积极努力和良苦用心，于此书之编纂过程中昭昭可见。

关注、支持并亲自主持黔中地域文献之搜集和整理，成绩显赫和功劳卓著者，还有晚清的朱启钤。朱启钤于同治十一年（1872）生于河南信阳，父亲朱庆塘，母亲傅梦琼，外祖父傅寿彤是贵筑人，夫人于宝珊是其表叔贵阳人于德懋之女。朱启钤三岁丧父，在外家长大，由母亲抚育成人。后辗转于南阳、开封、长沙等地，一生未回到过黔中。但是，他始终关心桑梓，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对黔中地域文献之搜集、整理和刊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搜集整理傅寿彤《澹勤室诗》、杨文照《芋香馆诗》，并出资刊印。还编撰《开州志补辑》、《紫江朱氏家乘》等等。他关注黔中地域文献，从早期整理亲旧文集，扩展到后期竭尽全力全面搜集整理黔中地方文献。经过多方搜集，获得黔中古近代地方文献约四百余种，其中不乏像《黔风鸣鸾录》、《语嵩语录》这样的珍稀稿本，还编著《存素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分黔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料两类，共四百余种，还将目录通过叶景癸转交顾廷龙保存，1949年10月顾廷龙刊印百本面世。建国后，朱启钤经王世襄协助，于1953年秋将自己所藏“贵州文献及普通图籍”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后又写信给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建议将此批捐献图书中的贵州部分拨给贵州，得到同意并实施。朱启钤还编辑《黔南丛书别集》十三种，还有陆续刊印黔中系列文献的计划。汇集明清两代游宦黔中士子的诗文，共一百五十二家，著成《黔南游宦诗文征》一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编著的《贵州碑传集》一书，大约有二十余册，或云四十余册，晚年决定将此书交给贵州，由田君亮取回交省府秘书处，后下落不明。^[292]

搜集整理黔中地域文献成绩显著，且有相当理论自觉意识者，当推民国黔中著名学者任可澄。任可澄（1878～1946），字志清，号匏叟，安顺人，受学于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曾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副院长、云南省长、曹锟政府教育总长。晚年主持贵州方志局，从事方志编撰和地域文献的整理工作。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上，他有相当明显的理论自觉意识。他在《贵州文献季刊》之《创刊词》中指出：“文献者，一国家民族精神之所共寄，有之则虽亡而若存，无之则虽存而如毁。”认为历史文献是传承民族精神和凝聚国民认同的重要支撑，世界几大文明古国“虽亡而若存”，就是有赖于“文献之仅存”。黔中社会自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源，但是，“何以天荒而人亦废，下则为溪蛮之丛笑，上亦不过益部之谈资”，就是因为黔中地域文献长期以来无人作系统之搜集和整理，而或淹没，或失传。“黔故者，有同凿空，或等锄荒”，认为这是“吾辈黔人所当以为盛耻”者，鼓励黔人当“发愤以求雪”。^[293]这种文献自觉意识，虽然发表于1938年的《贵州文献季刊》的“创刊号”上，但早在1919年他就倡议设立贵州方志局，主持《贵州通志》的编撰工作，亲自撰写《前事志》。《前事志》篇幅宏大，上起殷商，下迄辛亥，实为一部贵州古代地域通史。在主持编撰《通志》的过程中，他深感黔中“文献綦难”，“《通志》仅关于历史一部分，而非文化之全体”，于是又倡议“创刻《黔南丛书》，附属志局”，“凡黔人之著作，及他省名人有关吾黔之纪载，皆收辑付刊”。^[294]《黔南丛书》为传承黔中地域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朱启钤在此基础上又编印《黔南丛书别集》十三种，是当代研究黔中古近代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文献之一。1936年任可澄又倡议成立贵州文献征辑馆，“专任本省文献之征采编审及刊印《丛书》事项”，^[295]决定刊行《贵州文献季刊》，“专以纪述贵州文献为宗旨”，“使本馆征采所获之乡贤著述，得以传布。且关于黔故之纪载，黔乘之考订，黔贤之表彰，藉以省内外人士，共同商讨”。^[296]总之，在任可澄的主持下，创立贵州通志馆和贵州文献征辑馆，编撰《贵州通志》，刊印《黔南丛书》，发行《贵州文献季刊》，在文献理论自觉意识之指导下，系统地、大规模地开展黔中地域文献之搜集与整理，这在黔中历史上是第一次，亦是对黔中地域文化研究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总之，为重塑黔中地域文化形象，构建黔中地域人文传统，明清以来的黔中文人不遗余力地开展黔中地域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传承保护工作，可谓是有力出力、有才出才、有钱出钱。无论身在何处，黔中士子总是时时关注着黔中地域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如莫友芝赴京应礼部试，于琉璃厂发现在黔中很难找到的陈法《易笺》一书，将其购回黔中。^[297]莫友芝和郑珍多年来联合搜求谢三秀诗，并编定《雪鸿堂诗蒐逸》三卷。^[298]莫友芝穷心尽力搜集整理周起渭诗集，编成《桐埜诗集》。^[299]黎庶昌和陈矩出使日本，于异国他乡之日本友人中村正直博士处搜求到“莫郘亭征君求之数十年而未获”的孙应鳌的《督学文集》。^[300]此外，唐树义、唐炯父子策划并出资刊印《黔诗纪略》和《播雅》，陈夔龙出资刊印《含光石室诗钞》、《桐埜诗集》和《黔诗纪略后编》等乡邦文献，对黔中地域文献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承地方文化，建构地域人文传统，培育地域认同观念，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编撰地方志。前述对黔中地域文献之搜集整理有重要贡献者，亦常常重视地方志的编撰。如首次搜集整理黔中诗歌文献的傅玉书，就著有《桑梓述闻》一书，这是黔中历史上第一部私家方志。郑珍和莫友芝主撰的（道光）《遵义府志》，被梁启超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称为“天下第一府志”。（道光）《贵阳府志》、（道光）《遵义府志》、（道光）《大定府志》、（咸丰）《兴义府志》、（咸丰）《安顺府志》被方志学者列为清代名志，以为“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而民国时期任可澄主修的《贵州通志》，耗时三十年，凡一百一十卷，十九分志，凡七百五十余万字，规模浩大，内容繁富，是民国时期修撰的全国省志中的佼佼者。

从总体上看，在西南三省中，黔中的开发较晚，其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四川，历代中央政府对黔中的开发热情和重视程度，亦远不如云南。可是，据统计，明清两代黔中地方志编撰的数量却超过了四川和云南。据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举要》统计，明代贵州编著的方志有七十四部，大大多于同时期的云南和四川。^[301]据李硕《云南地方志考》统计，明代云南编撰的地方志共六十四部，其中省志九部，府州县志五十五部。同一时期四川的地方志仅有三十四部，其中通志四部，府州县志三十部。^[302]清代四川除康熙、雍正和嘉庆三次修省志外，以后百多年一直不见新的省志刊行。^[303]黔中古近代文人热衷于方志的编撰，方志在黔中古近代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黎铎以为：“贵州历代的诗歌、方志和禅学论著，是贵州文化的三大物质形态，在贵州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贵州文化的三大主流。”^[304]将方志列为黔中古近代文化的三大主要内容，这个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黔中地区，无论是文人学士还是地方政府，皆积极开展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尤其热心于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开展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是为传承地域历史文化，建构地域人文传统，培育地域认同观念。那末热心编撰地方志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方志学者将地方志的功能概括为存史、资治和教育三个方面，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以传承地方性知识为主要职能，通过传承地方性知识以实现资政和教育的社会职能。所以，编撰地方志的直接动机就是传承地方性知识。黔中明清学者热衷于编撰地方志，其目的就是通过编撰地方志以传承地方性知识，从而达到构建地域人文传统、重塑地域文化形象和培育地域认同观念的目的。与同处西南地区的四川和云南相比，黔中的地域人文传统是单薄的，黔中的地域文化形象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写的地位，黔中士子的地域认同意识亦远不如四川、云南那样强烈。因此，黔中明清文人感受到来自域外的文化压力就要大得多，要求构建传统、重塑形象、培育认同的愿望亦就要强烈得多。所以，他们不仅积极开展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地方志的编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