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处边疆之腹地和腹地之边疆这种“不边不内”的特殊地域区位的影响，黔中文化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处于被动的状态。其被动之状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被边缘、被轻视和被描述。或者说，在“不边不内”之地域区位上产生的黔中文化，是被边缘的文化，被轻视的文化，被描述的文化。
（一）被边缘的黔中文化
黔中文化是一种被边缘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边缘性特征，是由其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特点决定的。如前所述，从亚洲的角度看，黔中地域处于中印文化之边缘地带；从全国的视野考察，黔中地域的“不边不内”的位置，是中央政府不甚关注的边缘地带；从西南的区域单元考察，黔中地域有“边缘聚合”的特点，又是西南地区的边缘地带。所以，无论是从地域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的视野考察，黔中皆是一个边缘地带。它不仅是亚洲的边缘，还是中国的边缘，亦是西南的边缘。因此，黔中地理是典型的边省地理，黔中文化是典型的边缘文化。
但是，无论是黔中地理的边缘性，还是黔中文化的边缘化，皆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即对于黔中土著来说，不管是地域还是文化，肯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是将之置于西南、全国乃至亚洲的视野中，它的边缘性才凸现出来，只是在跳出黔中的外省人的视野中，它的边缘性才彰显出来。所以，它的边缘化是被动的，是被边缘化的。因此，我们说黔中文化是一种被边缘的文化。
被边缘就意味着被忽视，乃至被轻视，以至被描写。或者说，被边缘就意味着远离中心，脱离主流视线，所以就被忽视。长期的被忽视，其优长之处亦逐渐被忽略或被掩盖，所以被轻视。长期的被轻视，就逐渐丧失了表述自己的话语权，自身的话语失去权威性和公信力，自身的立场需借助“他者”的话语来传达，所以被描述。
黔中文化的被边缘和被忽视，直接原因就是黔中地域文化的特色优势不显著。如前所说，黔中地域文化是一种多元共存、五方杂处的拼合文化，其特色优势尤其是其代表性品格不明显，故与周边的巴蜀文化、滇文化、荆湘文化、粤文化等强势文化品牌形成鲜明对比。导致黔中地域文化特色不鲜明的原因，除了上述地域区位特征之影响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地理特征的影响。黔中多山多石，在万山丛中零星分布着无数或大或小的坝子，这种坝子与外界隔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文化上封闭发展，形成一种所谓溪峒型自然经济文化状态。因此，难以产生大范围的、高度集中的全境型的强势文化。[43]
其二，河流流向的影响。河流的流向和布局往往影响当地文化品格的形成，就像黄河、长江的东西流向导致中国南北文化的显著差别一样，黔中河流的流向和布局亦对黔中地域文化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黔中地区的河流多发源于西部和中部，顺地势向北、东、南三面分流，分别注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是古代黔中通往邻省的天然水道。其主要河流如赤水河、乌江、清水江
阳河、都柳江、北盘江、红水河等等，都流向省外，是黔中与四川、湖南和两广的主要联系纽带。在山路崎岖，陆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水路必然成为方便的交通路径，如此的河流流向及其形成的交通格局，必然形成黔中内部联系不紧、向外开放有余的格局，亦必然影响黔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之形成。[44]
其三，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进入黔中地区，冲淡或离散了黔中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黔中是个移民大省，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南边疆，黔中成为关键的军事通道，于是在黔中设立卫所，屯戍重兵。据统计，明初全国军队共有200余万，在黔中的驻军就达20余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统计，明代洪武年间的大移民运动中，黔中是一个重要的移民迁入区，当时移民总人口约221.9万人，其中黔中就占了42万人，云南占36万人，四川占10万人，黔中移民人口居全国之首位。[45]大规模的移民进入黔中，对黔中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冲淡了黔中文化的地域特色，特别是移民那种强有力的、根深蒂固的祖籍文化认同，必然削弱当地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且这种祖籍认同至今仍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如安顺一带的屯堡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四，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族群构成格局，亦对黔中地域文化统一集中的优势特色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黔中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仅世居民族就有十七个之多，还有一些“待识别民族”，其中以苗、布、侗、彝、水、土家为主体，各民族之间虽然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但其文化、风俗、礼仪、信仰、习惯、制度等等方面的独立性仍然相当明显，并最终形成一种多元并存、五方杂处的文化格局。这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族群构成完全不一样。单一就意味着集中，集中就能显示出优势和特色。多元就意味着分散，分散就不具备统一集中的优势特色。
在以上几个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下，黔中文化的身份特征便呈现出极不显著的面貌。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赞同张晓松的看法：
许多人在研究过贵州文化之后，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很难对它的文化特征进行定性和概括。人们曾试图为它找到一个作为代表性的文化身份，比如，有人就从历史渊源和文化遗存方面，把它叫做“夜郎文化”；也有人从地理环境和文化气质的联系上把它定义为“高原文化”；还有人从它那丰富多彩的民族特征方面把它叫做“少数民族文化”。但是，这些定义都只从地理、历史、民族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着眼，虽然大致不错，但总不免失之偏颇，恐有挂一漏万之虞。贵州文化表象上的特征不明显，个性不突出，使人们难以找到如像“中原”、“巴蜀”、“荆楚”那样特质鲜明的主导型文化特征，也使人们在试图对它进行文化定性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只好含混地从区域而论，姑且称之为“贵州文化”。[46]
所以，有人说，黔中文化是一种没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或者说是以“杂”为特色的文化。因为没有鲜明特色，所以不易引人注意，因此常常被人淡忘，往往被人忽视，甚至被人轻视，最终逐渐被边缘化。
古代黔中长期处于一个被忽视乃至被轻视的边缘状态，特别是在文化思想方面，在乡试科场的设置上，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明代中叶以前，黔中未设乡试考场，黔中士子考举人，要到邻省云南应试。在真正的边疆云南开科考试而不在边疆的腹地黔中设乡试考场，中央政府对黔中的态度，意味深长。当时全国十三个行省，两京十二行省各设乡试考场，唯独黔中不设，虽屡经地方人士和军政大员的请求，亦拖了若干年，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此时距明朝开国169年，距黔中建省124年）才解决。中央王朝对黔中的忽视和轻视，于此可见。黔人田秋在《请开贵州乡科疏》中说：
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卫，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47]
黔中士子赴云南乡试之艰辛困苦，田秋之疏描绘得很清楚，非有亲身之经历者，不能言及此等深切著明。而赴京会试之艰辛，则更加严重，郑珍、莫友芝诗歌中对进京会试旅途劳顿的描述，亦是触目惊心。还有，虽然经贵州巡抚王杏的多年努力，于嘉靖十六年（1537）在黔中设置了乡试科场，但乡举名额却远远少于其他省份；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即科场设置后之五十七年，虽经贵州巡抚乔相的多方争取而略有增加，但总数仍比云南少了10名，亦比邻省广西要少。故阎兴邦在《请广中额疏》中说：
黔、粤两省俱称边服，礼闱既同中右，而乡试中额多寡有差。是以绅衿潘骧等，有恳祈具题与广西乡试中式三十名之请。……黔南虽属遐荒，迄今人文繁盛，甲戌会试，广西止中一名，贵州中至三名。以此较之，贵州人文盛于广西可知。似应照广西之例，增额取中。[48]
黔中乡试名额不能与西南它省相比，西南省区之乡举名额亦不能与江南省区相比。康熙三十年（1691）会试榜发，广西、云南、贵州三省无一人中榜，时充会试监试官的贵阳人王承祜上疏曰：
夫此三省之中，岂尽乏才，考诸往志，间有名臣。即我朝开科以来，亦多与选，则非无才可知。而近每一榜发，中式者寥寥，所以不及他省者，实因中卷之偏枯与道途遥远之所致也。臣，黔人也，备悉艰苦，谨一一为我皇上陈之。察前明取士，初以五方风气不同，人才长短各异，而分南北；又以数省僻处遐陬，声教不易遍暨，而分中卷，亦体恤远人之意也。第可异者，中卷既为远省而设，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诚为远矣，何独于江南之安、庐、凤、滁、和、徐等州郡而亦为远乎？……此亦人情之不得其平者矣。且滇、黔、粤、蜀远居天末，近者数千里，远者将万里。每遇公车之年，贫穷居多，艰于资斧，区画贷借，不遗余力，此在家起程之难也。及其在途，驱骋驿路，跋涉间关，经历三月，辛苦备尝，此道路之难也。及其抵京，只身孤影，仆从无人，一切薪水，俱行自给，此旅寓之难也。更若拮据奔赴，喘息靡安，席不暇暖，而场期已及，焉能温习诗书，揣摩文体，如各近省士子，优游暇逸，止专一读书哉！……夫劳逸之情形既甚悬绝，而多寡之数又甚不侔，无怪乎他省之取青紫易如拾芥，而此数省之望科第难若登天也。[49]
黔中士子赴京会试，有“起程之难”，有“道路之难”，有“旅寓之难”，与其他省区相比在名额上是“多寡之数又甚不侔”。因此，说黔中士子“望科第难若登天”，可谓切近实情。而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与黔中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密切相关。
（二）被轻视的黔中文化
古代黔中因山高谷深、无地不坡的地理特征而被轻视，因“不边不内”的地域区位而被忽视。其被轻视，主要表现在客籍人士的“畏黔”心理和本籍人士的“去黔”心态上。
首先，客籍人士普遍视黔中为畏途，有明显的“畏黔”心理。如孔尚任《敝帚集序》说到黔中地理险峻和山川阻隔，外籍人士“轮蹄之往来，疲于险阻，怵于猛暴，惟恐过此不速。即官其地者，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50]卫既济《康熙贵州通志序》说黔中“地处荒徼，苗顽难驯，筮仕得此方，辄多瑟缩不前”。[51]这样的意见及其所表述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陈尚象《黔记序》说：
尝观名山大川，载在图经，宇内寥廓，昭旷之士恨不旦暮遇。乃遐陬僻壤，岂无一丘一壑为造化所含奇者？即
轩过之，不肯经览。人情贵耳贱目，贵远贱近，大抵然也。夫黔视中土，亦何以异此，且黔自我明建藩来不二百余年，二祖之所创造，累朝之所覆育，皇祖与皇上之所观文成化，亦既等之雄藩矣，民鼓舞于恬熙，士涵咏于诗书，亦既彬彬，质有其文。第游谭之士，尚往往以其意轻之。又士大夫闻除目一下，辄厌薄不欲往。[52]
丘禾实《黔记序》说：
今天下开府置官，属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后。黔非特后也，藉黔之入，不足以当中土一大郡，又汉夷错居而夷倍蓰焉。此宇内往往少黔，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固无怪其然。乃士生其间或亦谬自陋，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53]
蓝鼎元《贵州全省总论》说：
当今仕宦，尚以黔为畏途，谓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贫以鄙，无文献之足观，有异类之难驯。[54]
陈法《黔论》说：
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途者视为畏途，即生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
据此可知，黔中之被轻视，“游谭之士”不屑至此，即使途经黔中者，亦是“惟恐过此不速”，游宦于此者，亦视之为畏途，或“厌薄不欲往”，或“恨不旦夕去之”，有着非常明显的“畏黔”心理。
其次，本籍人士因黔中身份的被轻视，亦往往有“去黔”心理。如前引文献中提到那些生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亦谬自陋”，或“不愿归乡里”，或“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有明显的“去黔”心理。如杨师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钱塘梁同书《跋董子敏书杨师孔墓志铭》说：“杨泠然先生善擘窠书，每榜书，辄署‘吉州某’，不知为杨龙友文骢父也。父子异籍，阅此卷始了然，此古人所以重碑版文字也。”[55]杨泠然即黔人杨师孔，杨文骢之父，虽然其祖籍是吉州，但已著籍为黔人，而其书法题名却总题“吉州某”，认同祖籍而不认同黔中，此乃部分仕宦于外之黔人的普遍心态。
黔人有意掩盖黔籍身份而认同祖籍，非仅是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更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黔中和黔人被人轻视，黔人身份往往被人瞧不起，便逐渐养成黔人的不自信心理。晚清四川著名诗人赵熙在《南望》一诗中说：“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即使在黔中人才辈出的晚清时期，虽然“万马如龙出贵州”，产生了“绝代一流”的郑珍这样的“西南大儒”，黔人身份的被轻视仍然未能改变，所以“乡人往往讳蛮陬”。
亦许，清人江闿是一个例外。江闿，字辰六，本安徽歙县人，流寓黔中，与黔中大姓越氏为近戚，且有学术渊源，故寄姓入闱，于康熙二年（1663）以新贵越氏籍中乡试，召试博学宏词，授益阳知县，故自署新贵人。江氏之经历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但他以“新贵”通籍后，就常以黔人自称。故柴晓濂《江辰六文集跋》说：“先生于黔情最挚，《借图书记》则称‘牂柯生’，《滇补叙言》则曰‘余黔人也’，他篇著述，亦尝低徊永叹于飞云、凭虚间，其中怀缱眷为如何耶？而叙斯集者，多推本于南中山水以立言，诚深契夫先生之衷曲也。”[56]陈田《黔诗纪略后编》说：“辰六于黔为寓公，余录黔诗，不欲假才异地，然阅黔人集，如杨龙友称吉州，谢含之称虔州，本黔人也而多著其祖籍。《辰六集》自称贵阳，别号牂柯生。且于邓汉仪辑《诗观》，闵麟嗣辑《黄山志》，往往录黔人诗，助其表彰。是辰六于黔不薄，余安得执吾初见哉？”[57]
概括地说，黔中之被轻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地处荒徼”。中土人士自以为处天下之中，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养成自大自尊之心理，故对“地处荒徼”之黔中不屑一顾。二是“疲于险阻”。黔中地理“层峦叠嶂，路不堪车，溪滩陡狭，复阻舟运”，[58]故无论是游还是宦，皆视黔为畏途，甚至像柳宗元所说的，“播州非人所居”，[59]即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这种状况类似于汉魏间人对江南的态度，因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所以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即有“寿不得长”的感慨。三是“怵于猛暴”。黔中乃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族人性格刚烈，作风骠悍，行为爽直，故在外籍人士看来，就是“苗顽难驯”，就是“民贫以鄙”，就是“骠悍成习”，故因“怵于猛暴”而视黔为畏途。
一般说来，处于地域之中心者，舟车辐凑，名流汇聚，其人其地其文化之声名藉此以远近传播；位于地域之边缘者，如黔中这样“不边不内”之地，舟车难通，名流罕至，纵有丰富多样的地理资源和灿烂多彩之文化实绩，亦难获世所公认之显名。黔中学者对此常常耿耿于怀，外籍人士亦往往感慨系之。
考诸古代文献，最早为黔中被丑化而辩解者，当推刘禹锡，他在《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中说：
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矣，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而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拽裾秉笔，彬然与兔园同风。[60]
“过言”黔中之“幽荒”，以作谈笑之资者，可能就是柳宗元、裴度等人，因为柳宗元说过“播州非人所居”，裴度亦说过“播极远，猿猴所居”这样的“过言”。闻此“过言”者又“从而张皇之”，黔中的形象就这样被丑化。刘禹锡为黔中的辩诬，亦是很有道理的。王阳明《何陋轩记》亦为黔中的被丑化进行过有力的辩护。[61]
或者如田雯、张澍等客籍官员，通过搜集、整理黔中文史资料，以证明黔中文化渊源有自，不可轻视。如曾任贵州巡抚的田雯，撰《黔书》二卷，其写作之动机，据徐嘉炎《序》说：
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发其菁英而抒其藻丽。是故椎
刻木，皆可入王会之图也；踏月吹笙，皆可作名都之赋也；飞云、白水之瀑，可以媲美于台、庐也；济火、关索之名，可以核实于纪载也；牡丹之花，并于洛阳；渥洼之产，雄于冀北；以及丹砂、卉革、砅硍、雄黄之属，皆艳称而悉数之。使人之视黔以为名邦，以为乐土，慕而安之，美而赋之，盖不欲使天末一隅，为曹、郐之无讥于季札，且将如吴、蜀之见赋于左思。先生之于黔，不亦思深而意长乎！[62]
明清时期对黔中之被轻视而感慨系之者，为之辩护者，代不乏人。如杨慎在《贵州通志序》里说：
余尝慨今之议论，以边徼为逖远不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厌薄之。呜呼！边可轻乎哉？衣之裔曰边，器之羡曰边，而器破必自羡始，衣坏必自裔始。边徼之说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64]
华章志在《康熙贵州通志序》中回应并赞同杨慎这个妙喻，并说：
黔者，吴、越、齐、鲁、秦、晋、楚、蜀之余也。衣余曰裔，匪裔不饬；器余曰羡，匪羡不完。杨升庵先生言之矣。[65]
蓝鼎元在《贵州全省总论》中对世人轻贱黔中亦进行了批驳，他说：
凡皆连岁兵戈，疮痍未起，鸣镝又至，二百年间，曾无生聚休养教训之日，安望其人文物采与上国絜短长也。……乃当今仕宦，尚以黔为畏途，谓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贫以鄙，无文献之足观，有异类之难驯。……山川险阻，乃足壮国家藩篱，夫何嫌于鄙僻哉！吴越之初，皆为蛮彝，而至于今，乃能若彼。地固不能限人，岂于黔而独限？[66]
的确，“地固不能限人”，黔中学者和同情、理解黔中文人、文化的外籍学者，首先就对那种因地废人、以地论文之偏见尤其不满。如明代黔中诗人张谏《望古》诗，通过列举黔中先贤盛览、尹珍、傅宝、尹贡活跃于汉代之史实后指出：“人文张华夏，覆地讵畦畛。乃知豪杰士，不受山川窘。”[67]其愤激之情，溢动于字里行间。黔人傅玉书有感于黔中文学受外籍人士之轻贱，愤然感慨：“每笑论诗薄远方，吾乡桐野逼钱郎。碧山更擅今时誉，须识源流别宋唐。”[68]而宦游黔中之仁和丁养浩，其态度似乎要客观一些，他在为黔中明代诗人周瑛文集作序时，承认作家必然受时代、地理之影响，以为文人“生其时，处其地，囿其风气、习俗之不齐，则文章之美恶亦因之，此天下之通论也”，但是他反对“后世无文章，边鄙无豪杰”之说，以为平庸之士可能“受山川窘”而不能放眼全局，自立域中，但“豪杰之士则不然，虽曰生于今，后于古，播越于僻陋之域，而其志大，其气昌，其功精以勤，则其文章可以高视一世，与古之人不相上下”。[69]此非为周瑛个人鸣委曲，实乃为黔中所有豪杰之士声张。
此种反对因地论人、以地论诗的呼声，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文化中心之主流人士轻贱边省文学创作之行为，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如博雅通达之孔尚任著《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70]明代黔人王祚远肯定没有见过此篇关于文学人才之分布的文章，但他亦说道：“今海内襞札染烟以诗赋自命者，无不人人合作，家家当行，而于黔率摈弃使不与盟会”。[71]可见，在明代，论文学人才之地域分布，于“黔阳则全无”之做法，并非孔氏之私见，而是天下之公论，《官梅堂诗序》乃是有本而发。王祚远于《远条堂草题词》一文中，对此种论调极表愤慨，以为黔中文士如谢三秀所著之《远条堂稿》，“若近若远，若浅若深，若建万石之钟，撞之以莛；若舞长空之雪，御之以风，隐见出没，造微入化。即杂之北地、信阳、长沙、京口诸名集中，无以辨也；即杂之开元、天宝、大历诸名家集中，亦无辨也”，其名虽“业播之天下”，而当时仍有因其为黔人而轻贱之者。故王氏以为，就其诗而论之，“其为黔人耶？其非黔人耶？抑以黔人之目视黔人之诗耶？余皆不敢知”。总之，“君采（谢三秀字）之诗，不问其为黔人可也”。[72]
黔中文人虽有比较突出之成就，但学者因地论人，故而亦往往受到轻视。如周起渭初入翰苑，同年以为他来自“蛮貊之邦”，不娴声律，颇轻视之。但在一次消夏诗会上，他以《分咏京师古迹得明成祖华严大钟》一诗，惊动四座，“瑰伟特出，冠于一时，则是称翰林能诗者，必以公为学首”。据陈允恭《桐埜诗集序》说：“初，君在翰苑，或疑其起自遐方，未娴声律。时值馆试，君试先成稿，置砚函下。同列者得之，谓是馆师手笔。既乃知为君作，相与敛手叹息。从此才名郁起，馆阁无不知有桐野先生矣。”[73]即便如此，周起渭典试浙江，仍被江浙文人轻视。据说：周起渭典试浙江，甫下车，闻士大夫讽议说：“周大宗师贵州人，读《千字文》者也。”及入场，题久不下，士子哗噪，从事以闻，即厉声曰：“吾题久揭橥堂上，胡未察耶？”趋视，则以一剪插梁间，不解其故，请示，则曰：“此贵州人所常读《千字文》中‘起剪颇牧’句也。”后命从事研浓墨数瓮，卷有不当意者，辄投瓮中。及揭晓，仅录定额三之一。启程时，士子聚众遮留，各携砚池，意将得而甘心。周分别召问，一一背其试卷，指出其瑕疵，群相顾错愕，罔知所措，地方官绅出面调解，其事乃罢。[74]宋元以来，浙江乃人文极盛之地，士子养成自高自大之心理，故黔人周起渭在他们眼里仅是识得《千字文》等几本蒙学书籍的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个传说虽有夸张成分，但其体现出来的文化中心地区的文人对边省文人的轻贱心态则是真实的。黔人典试江南，遭受此等轻侮。若是江南文人或其他文化中心的文人典试黔中，则绝无此等事情发生。又如，曾国藩曾于北京琉璃厂访书，偶遇赴京会试于闲暇中访书的黔人莫友芝，相谈甚欢，叹服其才与学，故感慨道：“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这个感慨亦暗含有轻视黔中之意。其后，曾国藩在《送莫友芝》诗中说：“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斩崖拨丛棘，往往蓬兰茳。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万书薄其腹，廿载幽穷乡。”[75]这倒是比较客观的认识。再如郑珍，据陈夔龙《郑征君遗著序》说：“近人为诗，多祧唐而称宋，号为步武黄、陈，实则《巢经》一集，乃枕中鸿宝也。”[76]对此，胡晓明解释说：“近代不少著名诗人文学家，甚至一些思想家，虽然远在北京、上海或广州，却都不约而同地经历过‘发现郑珍’的惊喜。然而公开说出他们的精神偶像时，他们的眼光却都越过了郑珍，远远地追到宋人黄山谷、苏东坡那里。他们有点不好意思承认，毕竟在心里面是向一个深山穷壤、远离现代化进程的老诗人顶礼致敬。然而嘴上说是老杜或老坡，他们的枕头底下却往往藏着一部翻得有些破损的巢经巢诗文。”[77]这种现象，体现的依然是对黔中文化的轻视。
（三）被描述的黔中文化
黔中文化是一种被边缘的文化，被轻视的文化，因而亦是一种被描述的文化。钱理群在《贵州读本·前言》中说：
鲁迅当年曾经谈到，近代以来，中国常常处于“被描写”的地位，这是一个弱势民族、文化在与强势民族、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参看《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视的问题。这正是许多贵州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人们对贵州岂止是陌生，更有许多误会与成见，并形成了有形无形的心理压力；而黔人的“自我陌生”则造成了文化凝聚力的不足，更是贵州开发必须解决的精神课题。[78]
其实，非仅是“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而是自汉代以来，黔中文化就是一种弱势文化，黔中就处于一个被忽视乃至被轻视的处境，处于一个“被描写”的地位。“被描写”的确是“弱势民族、文化在与强势民族、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这实际上涉及话语权的掌控问题，能否掌控话语权，或者说你的话语是否具有权威性，主要取决于你实力的大小强弱。实力强大，你的话语就有权威性，你就可以掌控话语权；实力弱小，你的话语就没有权威性，甚至没有发言的空间和余地，你就得看别人的脸色，甚至还得依据别人的话语来塑造自己，你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实力强大，你就是这个世界的“描写者”；实力弱小，你就是这个世界的“被描写者”。
毋庸讳言，自汉代以来，与先进地区相比，黔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黔中的确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亦一直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但是，亦必须承认的是，外界对黔中的“描写”的确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和偏见。作为地域空间的黔中形象史，就是在自汉代以来的诸多误解、偏见和忽视、轻视的“描写”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长期以来，作为地域空间的黔中形象，一直处于被贬损、被歪曲的状态。其中最大的误会和极端歪曲的“描写”，莫过于“夜郎自大”一语的形成和传播。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使至滇，“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79]“夜郎自大”成语出自于此。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滇王与夜郎侯的“自大”，是因为“道不通故”，因为“不知汉广大”，即因交通阻隔所造成。其所以发问，并非出于虚矫狂妄，自高自大。引文的后三句话显然是司马迁的意见，解释滇王和夜郎侯何以有如此之发问，解释文字的字里行间亦并没有轻薄或批评之意，更多的是“理解之同情”。但是，如今通用的成语“夜郎自大”，则明显是一个贬义词。贬斥黔人坐井观天、虚矫狂妄、自高自大。非仅“夜郎自大”一语含有贬义，即便是“夜郎”一词，因为让人自然联想到“自大”，亦成为一个不光彩的称号。从《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段史料脱胎出来的“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实在是学者对这段文字的过度阐释，这是黔中形象第一次不光彩的“被描写”。其二，从上下文看，首先发出“汉孰与我大”之疑问者，是滇王，而夜郎侯只是“亦然”。在原文叙述之语气上，有明显的轻重主次之别。可是，使人不解的是，后人为何仅仅演绎出“夜郎自大”一语，而于首先发问之滇王，则置之不语。这种主次颠倒、轻重倒置的做法，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很值得探究。
还有，晚明文人杨文骢，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江南，颇受江南大家之推崇，在晚明王朝的复兴运动中，功勋卓著，颇富民族气节，最后是全家壮烈殉国。可是，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却被塑造成一个奸诈小人。这种有意污损黔中文化名人的做法，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赞同刘齐的看法，即黔中在“被描写”的过程中，“好事记在别人账上，倒霉事却落到自己头上”。[80]
成语“夜郎自大”成为黔中人士二千余年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至今仍是外省人审视贵州的一种心理定势。的确，“好事记在别人账上，倒霉事却落到自己头上”。前述“夜郎自大”，夜郎侯毕竟有过“汉孰与我大”之发问，尽管他是尾随滇王之后发出的，但还算有些关联，虽然有点冤屈，但总是事出有因。至于“黔驴技穷”一语对黔中的描写，则完全是一种移花接木式的错误“描写”，是把倒霉事生拉活扯、毫无依据地安在了黔人的身上。柳宗元《三戒》之《黔之驴》，其开篇云：“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81]明言此驴非黔驴，是“好事者船载以入”，这只外强中干的外地驴被聪明的黔中虎吃掉了。文章本意如此，可是掌握话语权的“描写”者，张冠李戴，随心所欲，不顾原文本意，演绎出“黔驴技穷”这个成语，把那个本来可以代表黔中形象的聪明老虎给遮蔽了，将那个外强中干的外地驴生拉活扯地说成是“黔之驴”，为黔中形象添上了极不光彩的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再说，柳宗元所谓的“黔”，即唐代的黔中郡，地在今湘、黔、渝、鄂之交界处，治所在今重庆之彭水，事实上与贵州无多大关系。但是，“描写者”依然张冠李戴，将唐代的黔中等同于今日之贵州。由此，“黔驴技穷”又成为外省人贬抑黔人的一个重要口实，这是黔中形象又一次遭遇不光彩的、影响深远的“描写”。其实，柳宗元《黔之驴》本身并无有意轻贱的意图，但柳宗元本人却是有意无意间参与了“描写”黔中的工作。如刘禹锡被贬播州（今贵州遵义），柳宗元上疏为之求情说：“播州非人所居。”[82]可能是受柳宗元的影响，同时人裴度亦说：“播极远，猿猴所居。”[83]就是这些不真实的认识和夸张的想象参与了对黔中的“描写”。可以说，自汉代以来，作为地域空间的黔中形象史，就是一部被歪曲和贬抑的历史，就是一部“被描写”的历史。
对于黔中形象的“描写”，既有“他者”的眼光，亦有“我者”的视角。或者说，既有外籍人士的观察和想象，亦有黔中本土人士的视角和期待。自唐宋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量外籍人士进入黔中，其中不乏在政界、学界和艺术界享有盛誉的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杨慎、吴国伦、徐霞客、王阳明、田雯、查慎行、赵翼、洪亮吉、阮元、程恩泽、贺长龄、何绍基、严修、林则徐、张之洞等等。他们进入黔中，或为官，或旅游，或探亲，或访友，或路过，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描写”黔中的文字，或描写黔中山水，或题咏人文景观，或记录人情风俗，或反映政治经济，通过“描写”黔中而参与了对黔中形象的塑造。另外，大量未涉足黔中的外籍人士，他们或通过阅读历史文献认识黔中，或通过与宦游于外的黔人交游而认识黔中，或通过道听途说而想象黔中，并将这些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认识、了解和想象形诸笔墨，发为诗文，亦参与了对黔中形象的“描写”和塑造。
黔中本土人士亦参与了黔中形象的“描写”和塑造。明代以来，大批黔中人士走出故土，他们或游宦，或游学，或游幕，或游历，其中亦不乏在政界、学界和艺术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孙应鳌、吴中蕃、谢三秀、杨文骢、越其杰、周起渭、田榕、傅玉书、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丁宝桢、朱启钤、陈夔龙、姚华等等，他们游历外省，往往因黔人身份而承受着无形的心理压力。他们有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示黔中士人的新形象，大力宣传黔中，竭力改变被歪曲、被误解的黔中形象。当然亦不乏如赵熙《南望》诗所嘲笑的某些游历于外的黔人，“往往讳蛮陬”；或如丘禾实《黔记序》所说的某些黔人“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即讳言自己的黔人身份。黔中外游人士的这两种心态，亦参与了黔中形象的“描写”和塑造。另外，还有诸多一辈子从未跨出省界的黔中本土人士，他们对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感受和企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期待，亦常常形诸笔墨，参与对黔中形象的“描写”和塑造。
作为地域空间的黔中形象史，就是由外籍人士（包括涉足黔中和未涉足黔中的两部分人）和本土人士（包括游历外省和固守本土的两部分人）两部分人共同“描写”和塑造的。其中，有因成见和偏见而发生的有意贬损，有因误会和无知而发生的无意歪曲，有因忽视和轻视而发生的极力贬低，亦有因偏爱或同情而发生的过分拔高。长期以来，外省人士对黔中形象的“描写”，对黔中的忽视、偏见和贬损，已给黔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其自信心严重不足。而黔人在这种偏见和贬损“描写”之压力下产生的“自我陌生”，又致使其文化凝聚力和地域认同感严重欠缺。自信心的严重不足，文化凝聚力的严重欠缺，地域认同感的严重弱化，对黔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制约和消极影响。因此，消除无意的偏见和有意的贬损，还黔中文化形象以本来面目，重塑黔中形象，重建黔人的民族自信心、文化凝聚力和地域认同感，是当代贵州经济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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