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管理学的历史渊源

一、当代西方管理学的历史渊源

要了解当代西方管理学说的历史渊源，还得从远古时代的人类开始说起。

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1]。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都是在集体的基础上合作进行的，合作就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管理工作，从而产生了管理思想。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地球上最后一次大冰川的时期约在公元前10000年到前9000年。当冰川向北方退去后不久，大批的食草动物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一些较为分散和灵活的动物。相应的，人类就开始进入了中世纪文化时代，通过狩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首先组成氏族，然后形成部落，其最初的目的是在狩猎中互相帮助并防御敌人，然后便进一步发展到有原始农业和家畜的文化。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不再在山林中狩猎和采集野果，有了定居生活并产生了小村庄。由于聚居的人数逐渐增多，就开始有了萌芽状态的管理，例如征税、分配资源、劳动分红乃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等。

1.1　远古的回响

人类甚至在开始记载他们的活动之前，就已感觉到在协作中对他们的活动给予管理的必要性。人类在与严峻的大自然环境作斗争以此获得生存的时候发现，同其他人一道工作能够加强自己的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在一个集体中，不同的人有着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能力，这使他们认识到有些人能比别人更好地完成某项任务。为了利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劳动可以有分工。一旦有了分工，为了利用不同的技术和实现组织的目标，在安排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时，就必须达成某种协议。而为了执行这种协议，组织也必须把任务加以区分，并建立起一个协调的具备权威和权力的等级结构。

目前发现的关于管理思想的最早的书面资料，是5 000年以前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留下的。苏美尔庙宇中的祭司通过其庞大的赋税制度，收集并管理着大量的世俗财物，其中包括畜群、钱财和房地产。而且随着这种寺庙经济规模的扩大，苏美尔人的庙宇中发展出了一种早期的“公司”概念，即由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来管理一批庙宇的经济活动。这种庙宇公司实行一种双头控制制度:一位高级祭司负责宗教和礼仪活动，另一位高级祭司则负责非宗教的世俗活动，正可谓一手抓精神活动，一手抓物质活动。为了对财物进行管理，祭司们在泥板上用文字记载账目、文件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管理控制系统和库存账目记录。

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河流域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颁布了一部法典，这就是著名的人类最早的法典之一《汉穆拉比法典》。由于这部法典是用楔形文字刻在石柱上的，所以又称“石柱法”。法典全文282条，对个人财产、不动产、商业活动、个人行为、人与人的关系、工资报酬、职责和其他民事与刑事活动等，都作了规定。其中有许多涉及经济管理的思想，如控制借贷、贵金属的存放和支付、货物的经营贸易、最低工资、会计和数据的处理、商业活动责任的承担等。

例如:

关于最低工资:“如果一个人雇用一个农工，他每年应支付八古（一种计量单位）谷物的工资。”

关于控制:“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那里存放银、金或其他东西，他都应该把这些东西给一位证人看，并拟定一项契约，然后再存放。”

“如果一个商人把谷物、羊毛、油和其他商品交给代理人，代理人应该写下这些商品的价值并把金钱还给商人，同时取回一张盖有商人印章的收到金钱的收据。如果代理人由于疏忽而没有取回金钱收据，这笔没有收据的金钱就不会记在他的账上。”

关于商业责任:“如果营造商为某人建造一所房屋，由于它建造得不牢固，结果房屋倒塌了，并使房主身亡，那么这个营造商将被处死。”^[2]

而古代希腊人在管理和对知识的探求上表现出巨大的才能。希腊人很重视分工和专业化，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他说:“每个人从事几种行业或坚守自己的本行——哪一种更好呢？应该坚守自己的本行。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能力并在恰当的时机做事，它就能做得更多、更好而且更容易。一个人只从事于这样一种有限范围的工作，必然能在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就。”

古希腊人还提出了关于管理普遍性的原则。苏格拉底就指出，公众事业的管理技术和私人事业的管理技术是可以相互通用的。他说:“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他们都涉及对人的管理，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他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也指出:“从来不知道服从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好指挥官。”他在探讨家庭管理时，和苏格拉底一样，也谈到了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的艺术之间的类似之处。他认为这两种艺术都涉及对财产、奴隶和自由人的管理，而唯一不同就是经营管理范围的大小。

1.2　中世纪的足迹

欧洲的中世纪属于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以及不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农民（农奴）。而在管理思想方面，封建社会也是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一个过渡时期。从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中世纪的管理思想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古代的管理思想，把古代形成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雏形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并且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健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等级组织，由处于巨大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或者国王逐级向下授权。在封建社会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平衡中央权力和地方自主权。为了及时而灵活地适应当地条件而调整政策，必须有分权化的活动。而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各个部分对整体，以及整体对各个部分的所有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权益，又必须有中央集权。这种集权和分权的平衡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且涉及有效地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

当时的历史学家雷德里克·莱恩，曾经写了两部书介绍14世纪到16世纪时威尼斯的工商业管理经验。他的第一部书《威尼斯商人安德烈亚·巴巴里戈（1418～1449）》，是一位早期“商人”的传记。莱恩在书中选择典型的威尼斯商人巴巴里戈作主角，介绍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商业繁荣的景象和管理经验，并且重点介绍了当时所用的企业组织的类型和作为管理措施的会计制度。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企业组织的两种主要类型是合伙企业和合资企业。合伙企业主要是为工商业公司设计而使用的，而合资企业则通常用于一次性交易、矿藏勘探和冒险事业。

许多大公司是一种组织紧密的合伙企业。在这种合伙企业中，通常是一个有着大量资本的人同一个力量和资本较小的人合伙。它一般维持3～5年，但往往会延长。合伙企业的权力结构既有高度集权的，也有组织松散和分权式的。有的合伙企业是家族式或家庭式的合伙企业，由兄弟们把继承的遗产汇集在一起组成，并且合伙经营。这种家族式合伙企业有时成为一种联合投资信托公司和控股公司，拥有不动产、政府债券、商品，应收账款等财产，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另外还有一种是合资企业，它由两个以上出资人组成，每个出资人只负有限责任。合资企业向政府申请获得营业执照以后，每个股东按资本份额分担企业的费用和利润。此外，这种合资企业中还有一种存款人，他们类似当代股份公司中不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他们同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为了获得利润而向企业投资。合资企业采用松散的组织形式，在完成某些交易后便宣告结束，及时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合资企业或者代理商那儿去，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样的合资企业在竞争中由于其灵活性常常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威尼斯商人的商业和财务活动日益发展，因此相应的管理措施如会计制度等也开始建立起来。复式簿记制度最早于1340年应用于热那亚银行界，然后逐渐推广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复式簿记的实质在于应用于分类账，日记账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分类账的依据。当时的簿记方法有一些也同现代会计制度相符合，在有些账簿中，还可找到有关成本会计的资料，详细地记载着纺工、织工和染工的工资。

莱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船舶和造船业者》一书中，介绍了15世纪和16世纪时威尼斯造船厂（即兵工厂）的管理经验，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工厂管理已经涉及很多方面，并且颇为像样。例如，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企业的管理涉及八大方面，即组织机构和领导工作、部件储存、装配线生产、部件标准化、会计控制、存货控制、成本控制和人事管理等。仅以人事管理为例，在当时的兵工厂中有着严密的人事管理制度，严格规定上工、下工和工间休息时间，按照工作的性质，工人分别按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付给报酬。制造装备的技术工人在特别的手工作坊中工作，由具有手艺的工长领导。工长主要负责技术工作，如计算工时、维持纪律等，其他工作由其助手处理。工厂中还设有一个委员会，每年的3月和9月开会评定每个工人的成绩，并决定是否提升工资，学徒是否晋升为师傅等。

由于当时的企业管理已经涉及各个方面，因此企业运作具有较高的效率。当时有一位西班牙的旅行者曾参观过兵工厂，并在1436年对其装配线生产作如下的描述:“人们一走进大门就会看到一条运河。运河的两边都是从兵工厂的房子开出的窗口。当舰只由一只小船拖着经过这些窗口时，从一个窗口传出索具，另一个窗口传出面包，再一个窗口传出武器，又一个窗口传出弩炮和臼炮。这样，从各个窗口中传出所需的各种东西，当舰只到达运河的另一端时，所有的水手连同木桨都已在舰上了，整个舰只已装备完毕。这样，在3～9个小时内，安装好了十条全副武装的舰船。”这简直就是现代制造业中流水装配线的模式。当法国的亨利三世于1574年参观兵工厂时，在一个小时内就安装并下水了一条全副武装的舰只。当1570年1月28日得知土耳其人准备进攻塞浦路斯岛时，威尼斯元老院命令在三月中旬安装好100只舰船，结果在四月初就完成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工厂装配线生产具有很高的效率。

1.3　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当代西方管理学各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在经济上具备两个条件:

1.有一批失去生产资料并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

2.在少数人手中积累了为组织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财富。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3]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如威尼斯等，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加紧进行，西欧各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尼德兰（荷兰）、英国、法国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经过18世纪至19世纪的产业革命，终于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

就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成来讲，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简单协作，即劳动者共同参加某一生产过程，但彼此间没有分工。

2.手工制造业。它是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最根本特点是在劳动过程中实行了分工，工人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协作。

3.机器大工业。它是由手工制造业发展而来的。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就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产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1733年，英国的约翰·怀亚特宣布发明纺纱机，拉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1765年，瓦特改进蒸汽机。1769年，巴克莱特建立水力纺纱工厂，是最早使用机器的工厂。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动力织机。随着蒸汽机应用范围的扩大，产业革命迅速扩展到各个部门，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使机械化生产遍及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等产业部门。

到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随后，美、法、德、俄、日等国也于19世纪内，先后开始并完成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同时也带来产业组织内管理方式和人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因此对管理活动、管理方式和管理思想的发展，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1776年，人类历史上有两个重要文献问世，它们是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对摧毁旧英国、建立一个新英国，并促使全世界走向工业化起过最大作用的两个人是亚当·斯密和詹姆斯·瓦特。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最重要的著作《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于1776年出版，该书主要研究促进和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他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研究经济活动的动力和管理问题。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之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他的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是经济自由，即“自由放任”，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经济学上自由放任学说的基础。斯密提出的利己主义的人性观，是他在西方经济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要观点。在管理的过程中，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即管理者，又是管理的个体即管理对象。作为管理者，他的人性观决定着他将追求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所可能采取的行为。而在另一方面，一个管理者对被管理者人性方面的根本认识，是善还是恶，是自利还是利他，又决定着他对于被管理者所采取的根本态度，同时也决定着他所实施的管理行为的基本指向。因此，斯密告诫管理者，正因为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你，并告诉他们给你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你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教育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性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4]

亚当·斯密关于人类本性是“利己心”的描述，符合一定的客观事实。然而他又指出，人们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又必须满足别人利己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又必须考虑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利益，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双方必须互利，然后交易和其他事情才能做成，这样客观上便使双方有了社会共同的利益。我们虽然不能把这种自利并导致双方互利的现象，来概括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但是从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尤其在企业之间，只有能够做到“双赢”，才能使双方的交易与合作保持一种良好的状态。

虽然在学术史上对于亚当·斯密的关注，主要偏重于经济学领域，但是他在管理学上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谈到了管理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特别强调劳动分工及其经济利益。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分工理论，涉及企业内部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操作分工和社会范围生产的行业分工两个层面。

1.他分析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操作分工。他指出:“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生产率。”^[5]他以制造大头针为例，说明分工能够创造经济效率。“一个劳动者，如果对这种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种职业上的机械，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针，要做出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丝，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尖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装圆头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必要的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6]。

2.亚当·斯密还从较为宏观的领域，分析了社会范围生产的行业分工。他指出，每一件日用品都是许多行业难以数计的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必须由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7]。他认为，社会上各行各业之所以各自分立，就是由于这种行业的分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有了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因此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便成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亚当·斯密所属的时代，正是英国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代。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原来个人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开始实行专业化分工，分工是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斯密的分工理论虽然主要是以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但其实际意义却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一切社会化生产的管理，都离不开专业分工，分工能够使生产更加集中，专业化水平更高，不仅能有效提高生产力水平，而且使得管理相对比较简单。因此，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无论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管理，还是社会范围的生产过程的管理，都是一条重要的基本原理。

在工业革命前，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集中阐述生产的两个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只是在教会的约束放松后才承认资本为投入的要素。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生产有第四个要素的。萨伊在1803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这虽然是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也涉及某些管理的内容。在这部著作里，萨伊把管理列为生产要素之一。萨伊认为，企业要进行生产，必须要有以下三种人的活动:

第一种人是科学家，他们研究如何利用自然规律来谋求人类可能的最大利益；

第二种人是企业家，他们用自己的管理知识从事企业的经营活动；

第三种人是工人，他们在前两种人的指导下从事生产活动。

其中，企业家一方面以资本家的资格取得收入的一部分，同时又以管理者的资格取得收入的另一部分。这样，萨伊把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工人的操作活动一样，看作是企业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因素。萨伊说，一些“冒险家”（企业家）拥有企业，但是他们通常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向别人借钱、权或者同别人合伙经营企业，因此这些“冒险家”成为管理他人的管理人员，而在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时，他又承担了另一种风险。萨伊说:“他有时必须雇用大批人员，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必须购买或订购原料，招募工人，寻找消费者，并且随时都要严密注意秩序和节约。总之，他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艺术……经营这种企业总是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冒险家可能要倾家荡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失去他的声望。”^[8]

早期的企业家是生产的第四个要素，因为它既是“创业者”，又是管理人员。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发现他一个人无法指挥和管理所有的活动，于是他开始把有些活动交给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人员去指挥。这些管理人员是第一批不占有资产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它们的责任是在企业家已确定的较为重大的政策范围内制定决策。因此就有了我们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

要追溯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还必须提到的一个人是罗伯特·欧文。欧文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在1824年到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在晚年还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的主张。他本人是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但是他试图阻止工业主义的前进浪潮以及它所认为的工业主义罪恶的扩散，因此它要求在改组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秩序。他设想了一种新的工业社会，并认为这种社会应是农业和工业社会的结合体，这使他的思想呈现出理想主义乃至空想主义的色彩。

欧文于1800～1828年期间，在苏格兰担任一家纺织厂的经理，进行了一些管理方面的试验。欧文在介绍他的管理时说:“虽然我什么也不懂，我却非常细心地注视着每一部门的工人。通过对每一项工作的认真检查，我使得整个工厂的重建工作秩序井然，而且情况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当欧文把合作者的股份买下来，独自经营这家公司以后，他的公司便开始赢利。但是欧文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领薪金的管理人员，因此他把工厂卖给一个名叫德林克沃特的人并受雇于他。尽管欧文的经验并不多，但是他努力使自己适应新担任的工作。他说:“我表情严肃，仔细检查每一项工作。早晨我同第一批工人一起来到工厂，晚上我最后把工厂大门锁上。我接连六周每天都这样默默地进行检查和监督，对提出的问题仅仅回答是或否。我没有对任何工作直接下达过命令。但是六周后，我觉得我已充分了解和掌握了我的工作，已为向各个部门发出指示做好了准备。”^[9]

欧文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在对人的管理上。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实行了良好的人事管理，改变了工人恶劣的、有害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使原来水平不高、道德不好的工人都明显变好，与此同时使企业的盈利大增。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他重视人的因素在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企业主和管理人员不仅要重视死机器的改良，更要重视活机器——人的改良。管理者的责任就在于为人们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必须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良好环境中，促使他们的性格和智力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样才能使人这个最宝贵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欧文致力于在企业中改善工人的环境，并且主张运用教育和感化的方法管理工人，否定惩罚的方法。他认为“人们的天赋品质是善良的，只须他们得到应有的对待”^[10]。在他经营的工厂中，从来都不采用公开处罚的方法，而重视启发工人自觉改正过错。欧文创造性地使用分别涂有黑、蓝、黄、白四种颜色的四面棱柱，悬挂在工人近处的明显地方，用这四种不同颜色显示工人一天的工作表现情况。白色表示很好，黄色表示良好，蓝色表示一般，黑色表示不好。工人看到柱面的颜色，就知道人们对他一天工作表现的评价。这种装置不仅可以促进落后工人克服缺点，从而成为对他们的“无言的告诫”，而且可以使表现好的工人受到鼓励，努力保持他们的成绩。欧文规定，管理者必须逐日把工人的表现情况记入“品行簿”，每个工人都可以自己查看，如果认为对自己的等级评定不公正，可以申诉。欧文本人也常常仔细查阅这些记录工人行为表现的材料。这种管理方法，既使管理者了解工人，以便实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激发了工人的自尊心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心，并且加强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会有力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正因为欧文在人事管理方面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而且亲自加以实践，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所以他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并被后来西方管理学界称之为“人事管理之父”。

从产业革命前后直至19世纪末，是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大机器生产方式的逐渐确立，工人们的作业方式和组织形式也相应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因此管理的作用在企业日常运作中逐渐凸显出来。不同的企业，由于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生产效率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性。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具有前瞻意识和敏锐眼光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许多思想家都强调管理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萨伊首先明确地把管理作为生产的第四个要素，亚当·斯密也认为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一般是分开的。对于管理的职能，这些管理思想家和实践家都开始不约而同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和实践。与此同时，企业中人的因素及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开始受到重视。不少管理思想家都开始强调劳资合作，共同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提升效率中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和改善工厂工人的生活。在生产作业管理方面，也开始有了一些科学管理思想的萌芽和实践的探索，这都为以后“科学管理思想”的诞生作了前期的思想准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