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代学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这一任务并未完成。其中既有近代学者本身的主观原因，也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原因，它们反映了近代道德发展的必然规律。总结这些规律，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伦理道德的发展，认识我们当前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任务，具有重要的启迪。
第一，伦理道德的转型最终决定于社会的转型。道德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属于第二性的存在，是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因此，任何道德体系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最终都以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样态为转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宗法血缘家庭生活方式为基础，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却并没有取代前者，在近代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域和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包括经济领域），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占据着重要甚至主导的地位，它们是传统经济伦理存在和抵御近代道德的深厚的根基。近代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道德转型的实践主体基本上没有触动更谈不上铲除这一根基，所有的转型活动都只是在社会结构的上层或表层展开，根本没有可能彻底完成。尽管近代道德的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建构起来，但只要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不发生根本变化、社会转型的两大历史任务没有彻底完成，它就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扎下根来，不可能被确立为新的社会道德。今天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消除传统经济伦理的负面影响，除了在理论上进行科学、深入的清理之外，更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彻底铲除一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二，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不彻底，宣示了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不适应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中国近代道德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价值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学者们力图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结合，但由于他们没有把它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便始终具有一种外在性。“五四”以后在中国出现的三大思潮（西化派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复兴传统的现代新儒学）中，找不到它的独立地位，而只能附属于西化派或新儒学，就是历史的证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近代的社会转型根本没有完成。近代学者怀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兴盛的良好愿望，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奋斗，但终于还是失败了。他们的方案，既受到来自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两方面的否定，也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从而注定不能实现。他们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不仅脱离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而且并没有解决传统经济伦理与近代西方道德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上存在许多不一致和漏洞，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一贯坚持到底。除梁启超、孙中山外，其他几人到晚年都对传统经济伦理有不同程度的妥协。新民主主义革命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与这一社会实践相结合，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完成了社会的转型，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完成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经济伦理的转型。现代社会主义道德取代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对近代的道德转型不彻底的历史超越。
第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无力承担批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实现道德转型的历史任务。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与封建社会的决裂已经比较彻底。而到戊戌、辛亥时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从洋务运动算起也不过三四十年，大部分近代工商业的经营者不是官僚就是地主，只有少数人是纯粹的商人，这个阶级刚刚从地主阶级脱胎而来，还没有割断连接在母体上的脐带，不仅有着深厚的传统观念，而且对封建势力有着严重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它的生产技术、主要的近代生产工具都来自西方国家，无力与外国资本主义相抗衡。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虽然有着独立发展的强烈愿望，但在实践中既缺乏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又没有彻底反对封建势力的基础，而只能在其中徘徊与调和。这一特征表现在道德思想上，就形成了近代道德在传统经济伦理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和种种不可克服的缺陷。而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后，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壮大并初步觉悟，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着资产阶级不可比拟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提出了比资产阶级道德更加先进的道德思想，便历史地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近代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道德转型的实践主体。批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实现传统经济伦理转型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肩上。
【注释】
[1]〔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7：49.参见〔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1－89.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127，135.
[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127，135.
[4]〔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44.
[5]陈瑛，唐凯麟等.中国伦理思想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784，791.
[6]陈瑛，唐凯麟等.中国伦理思想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78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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