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

第三节　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

当代西方学者的新思考，特别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的揭示，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显然，对这些挑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当今时代的高度出发，认真地回应这些挑战，从而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

在做出这一回应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以下三种错误的观点进行批评和清理：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回应现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想资源。比如，阿尔温·托夫勒认为：“不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去了解高技术世界的现实。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诊断高技术社会的内部结构，就像在有了电子显微镜的时代，还是只用放大镜。”^[32]显而易见，托夫勒的这一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统治作用的预言，对异化、物化和拜物教的批判等，都为当代人以批判的方式重新认识现代技术的历史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尽管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但必须对它们进行根本性的重建。比如，哈贝马斯认为：“复兴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谓的重建(Rekonstruktion)就是把一种理论拆开，并以新的方式再把它组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达到它自己已经确立的目标。”^[33]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为前提的，他试图以交往理性，即实践理性的维度去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他忽视了下面这一点，即马克思作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的批判者和继承者，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体现出实践理性发展的新的高度。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显然比哈贝马斯看得更为清楚。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一文(1947)中，海德格尔这样写道：“不管人们以何种立场来看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基础，从存在的历史的观点看来，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已经在共产主义中确定不移地说出来了。”^[34]他甚至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问题的深入反思，其历史观远远优于现象学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者萨特，“所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对话的这一维度上”。^[35]由此可见，需要加以改变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它的叙述方式。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该获得与当今时代条件相匹配的、新的叙述方式。

第三种观点与上面两种观点正好相反，它完全无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的严重挑战，依然完全拘泥于从马克思文本本身出发来叙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36]诚然，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方式和叙述方式，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人类实践生活和理论生活的发展，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当时的马克思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看到的一些现象，如航空、电脑、基因工程、核武器等，不但已经产生出来，并且也快速地发展起来了。显然，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引发的这些现象采取“鸵鸟政策”并不是明智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却并没有过时。因此，需要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需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的则是它的叙述方式。要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具有与当今时代相匹配的叙述方式。没有这样的新的叙述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在当今的现实生活和理论生活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并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总之，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挑战，既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加以回避，或只在边缘性的意义上涉及它，也不能低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像哈贝马斯那样，轻率地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口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今时代的发展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所揭示的基本真理。事实上，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真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它的叙述方式进行必要的改变和调整。我们的具体观点如下：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当代叙述方式必须认可并指涉生态学的语境。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生态学的语境完全是缺席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情绪支配着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解、解释和叙述。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当今时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任何叙述都必须把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语境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前设安顿下来。也就是说，在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建设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前，必须先行地叙述这些关系可能得以展开的生态学的语境。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7]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危机还是一个被遮蔽着的问题。换言之，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同外部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及人的生产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被主题化。所以，当马克思叙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还不可能指涉生态学的语境。

在今天的条件下，人的欲望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媒介使生态危机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要人的欲望还没有自觉地受到约束，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外部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就必定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冲突又必定会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当代人必须在自己所有的思考和活动中先行地植入生态学的语境，在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例外。实际上，在今天，只有从生态学的语境出发来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叙述方式才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才是与时俱进的，而不是抱残守缺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代人的生活既然无法回避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的一系列紧迫的问题，既然在生态学的语境中，生产、增长、发展和资源的开发都是有限度的，那么，撇开这些限度，盲目地谈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必须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做出新的叙述。众所周知，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被割裂开来并被抽象地对立起来的。事实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命题常常被偷换成“物质决定意识”的命题。然而，“社会存在”与“物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假如说，“物质”与“意识”概念是可以被相互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的话，那么，“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概念却是无法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的。因为社会意识并不是社会存在之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对立的关系，而是内在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表明：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形态属于生产力，属于社会存在的范围；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的或理论的形态又属于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围。显而易见，当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解构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凡是熟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社会存在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者，而所有的生产者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都是受其意识和目的支配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生产劳动乃至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理解为目的性和因果性的统一，并指出：“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与马克思的本体论完全是相冲突的，在马克思的本体论中，每一种社会存在都与意识的行为(即与选择的确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38]所以，必然被引申出来的结论是：在社会存在的基础部分中就蕴含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并不外在于社会存在，相反，它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意识不仅通过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生产者的目的和意识渗透进社会存在的根基中，而且也通过科学技术的实践形态，即通过科学技术在生产劳动中的应用渗透进社会存在的根基中。

这样一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叙述方式就必须被超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应该以下面的方式重新被叙述出来，即“蕴含着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决定以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的指涉对象的社会意识”。换言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对立的关系，而是内在的、相互渗透的关系，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沟通这一全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则是现代科学技术。^[39]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必须对生产力，包括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历史作用做出合理的叙述。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生产力是人征服自然的力量”^[40]，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无条件的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是从属于生产力的范围的，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性、革命性与生产力的进步性、革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关系。一方面，人们用“生产力永远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的命题来印证科学技术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另一方面，人们也用“科学技术永远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的命题来印证生产力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循环论证。

然而，人们显然忽视了下面这个重要的事实，即当他们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媒介去征服自然时，完全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爆发，而这一危机的爆发本身就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所谓绝对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提出了疑问。事实上，在一些思想敏锐的当代学者的反思中，现代科学技术所蕴含的负面因素正在被主题化，这些学者特别担忧的一个趋势是：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一种人类越来越难以加以有效控制的、统治性的力量。^[41]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本质性的变化启示我们，决不能再把生产力定义为“征服自然的力量”了，也不能再把自然界理解为人类可以无限地加以开发和索取的对象了。必须在当代生态学的语境中重新理解并确定生产力的本质，即把它理解为人在生产活动中与自然界和谐地相处的一种能力；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直接地限定了人类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在生态学的语境中重新阐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历史作用。事实上，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有可能失去人们曾经轻率地赋予它的绝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甚至不再是价值上中性的存在物了。那种把科学技术与绝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简单地等同起来的见解，不过是启蒙时代留下的遗迹而已。尽管现代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也使人们身上固有的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它也造成了普遍的物化和异化，也使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一言以蔽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中蕴含着一种支配、统治人和自然界的盲目的力量，这使我们必须中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的肤浅的谈论，而把问题的核心转移到对其历史作用的界限的关切上。

总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中，再也不能以无条件的、抽象的方式来谈论生产力以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所谓绝对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了，而应该结合人类的总体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危机，对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历史作用的限度做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必须对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基本特征做出新的阐释。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作为观念的或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处于分离的、对立的状态中。然而，通过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努力，科学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这样一来，作为观念的或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外在的、抽象的对立消失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成了它的核心的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执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显然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叙述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特征和功能：

一是意识形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断言意识形态是遮蔽真实情况的“虚假的意识”了。虽然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意识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倾向，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却不再是“虚假的意识”，而是反映自然规律的正确的认识。这就表明，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或观念，当它被确立为绝对的权威，当它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或当它超出自己原本适用的范围被使用时，也完全可能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性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重要的不再在于：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而是在于：它是统治人、支配人的观念性的力量，还是解放人、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性的力量。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现代意识形态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统治人的观念的力量。^[42]

二是意识形态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假如说，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构成意识形态整体结构中的显性层面，并在这一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科学技术作为“背景意识形态”则构成意识形态整体结构中的隐性层面，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这一层面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说，在传统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居于显性层面上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如君权神授的观念)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那么，在当代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居于隐性层面上的科学技术的观念(如合理性的观念)则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当代精神生活中，这种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合理性本身也已经不知不觉地被神秘化和信仰化了。

三是意识形态的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意识形式，常常以公开的方式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辩护，那么，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式，通常表现为对认识上的客观性和价值上的中立性的认可与追求。与此同时，它影响人们思想的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它总是以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当然，这种正被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现代科学技术所强调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只不过是当代精神生活中的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最有效的思想支柱。

四是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渗透进日常生活中，但这种渗透作用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即人们常常可以通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观念的认同，或通过对与传统意识形态相分离并对立的科学技术观念的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对自己思想的束缚。然而，在当代意识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实践形态所造成的人化自然和科学技术的观念的或理论的形态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整个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当代意识形态的功能显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抗衡了。事实上，没有一定的理论反思能力，人们就无法识别潜伏在当代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外衣下的某些负面的价值倾向。

总之，当代意识形态在性质、结构、特征和功能方面的变化，都要求我们对它以及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新的解释和叙述。

综上所述，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的发现，必然会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法的重大变化。无论是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意义的认真反思中，还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的深入阐发中，这一课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出来。

【注释】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3]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生态问题。他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恩格斯还提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对松林的砍伐、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所引发的问题等，然后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虽然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人类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可能陷入的麻烦，但一方面，他对人“统治”自然这一点并没有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对生态问题的忧虑在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叙述，包括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叙述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4]Marx，Engels：Werke(Band 23)，Dietz Verlag，1973，s.5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德语形容词“technologischen”在中文本中被译为“工艺上”，此处译为“技术上”，使其含义更为明确；德语复合名词“Naturverhaeltnisse”在中文本中被译为“自然条件”，此处译为“自然关系”，因为在德语中，“Verhaeltnisse”的通常含义是“关系”，而“Bedingung”的通常含义才是“条件”。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5页。

[10]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11]William.H.Shaw：Marx’s Theory of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66．

[12]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13]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14]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ae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aenomenologie，Felix Meiner Verlag，1982，s.4．

[15]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ae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aenomenologie，Felix Meiner Verlag，1982，s.52．

[16]M.Heidegger：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Happer Clophon Books，1977，p.5．

[17]M.Heidegger：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Happer Clophon Books，1977，p.4

[18]M.Heidegger：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Happer Clophon Books，1977，p.23

[19]M.Heidegger：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Happer Clophon Books，1977，p.28

[20]Sehen J.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Suhrkamp Verlag，1970，s.48．

[21]H.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econ Press，1966，p.xvii．

[22]H.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econ Press，1966，p.235．

[23]J.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49-50．

[24]J.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74．

[25]J.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79．

[26]J.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Ideologie”，Suhrkamp Verlag，1970，s.88-89．

[27]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8]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29]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震荡》，任小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页。

[30]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震荡》，任小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

[31]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32]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托夫勒未来对话录》，粟旺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0页。

[33]J.Habermas：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2，s.9．

[34]M.Heidegger：Ueber Den Humanismus，Vittorio Klostermann，1975，s.27-28．

[35]M.Heidegger：Ueber Den Humanismus，Vittorio Klostermann，1975，s.27．

[36]比如，张奎良教授的新作《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虽然新见迭出，但他并没有从现代科技的双重功能及生态危机的视角出发，重新透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辛敬良教授的《唯物史观与现时代》(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虽然注意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生态问题，但在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叙述体系中，这个问题仍然只具有边缘性的意义。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38]G.Lukacs：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1.Halbband，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1984，s.675．

[39]为什么这里说的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因为社会心理、社会性格等因素也从不同的侧面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40]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41]作为当代中国人，在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可能蕴含的负面价值的时候，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境遇，从而使自己的探讨结论不至于处于无根基的状态中。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潜伏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某些危险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的历史任务。事实上，谁都不会否认，科学技术上不去，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上不去，中华民族就有可能失去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能力。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有效地学习和努力地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依然是一个紧迫的主题。当然，认同这一点，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对蕴含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某些负面的因素失去警惕性。平心而论，我们孜孜不倦地、认真地了解西方学术思潮，尤其是他们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批判性的见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追求现代化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进程中尽可能地少走弯路。

[42]在拙著《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我已经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表现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尤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掩蔽现实生活的精神存在物。然而，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逐步成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指涉的只是相应的精神的领域，如人们既可以谈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谈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的思想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当代中国理论界的语境中，意识形态也常常是以中性的方式出现的，如我们既可以使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可以使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使命之一。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对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新的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性。事实上，只有批判地汲取当代意识形态理论中蕴含的合理因素，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不管我们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还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在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当代社会中，意识形态总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支配性的或主导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