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运动与新政举措
1970年纳赛尔死后，副总统萨达特继任总统。萨达特执政初期，埃及政坛出现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副总统兼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阿里·萨布里为首的政治集团主张沿袭纳赛尔的内外政策，捍卫纳赛尔的政治路线，同时强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集体领导权，限制总统的个人权力，进而构成对萨达特政权的严重威胁。1971年5月，萨达特政权逮捕阿里·萨布里，阿里·萨布里集团成员九十余人遭到监禁。随后，萨达特政权宣布发动继1952年“七月革命”的第二次革命，是为纠偏运动。萨达特在1974年颁布的“十月文件”中声称，纠偏运动的目的是“撤销所有的非常措施，确保法律、制度的稳定”，使埃及成为真正的宪政国家。[255]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推行新政举措，外交关系的西方化、政治生活的自由化和经济政策的非国有化成为萨达特时代新政举措的核心内容。
萨达特时代的纠偏运动和新政举措，其直接原因在于萨达特集团与纳赛尔主义者之间的权力角逐；埃及政府在外交、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具有非纳赛尔化的明显倾向，旨在削弱纳赛尔主义者的传统影响，巩固萨达特政权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自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以后，埃及财政拮据，食品短缺，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不满情绪逐渐上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亦一落千丈，内政外交陷于困境。由于与以色列的长期军事对抗，埃及不得不维持数额庞大的军费支出。1967年，埃及的军费开支为7.2亿美元；1974年，埃及的军费开支增至23亿美元。[256]70年代初，埃及的外债高达百亿美元，其中苏联的军火债务51亿美元，东欧国家非军事物资的债务25.6亿美元，西方国家军事和非军事物资的债务25.6亿美元。[257]1974年，埃及政府不得不将出口收入的40%用于偿还外债。[258]重新调整外交政策，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而争取西方国家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成为萨达特政权的迫切需要。
纳赛尔时代，埃及政府长期奉行依靠苏联的支持和与以色列军事对抗的外交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则是埃及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萨达特政权建立后，埃及的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变化，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埃及政府实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打破自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形成的“不战不和”的尴尬状态进而全面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则是埃及政府的基本外交准则。1971年2月，萨达特表示愿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开放苏伊士运河，换取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并且邀请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访问埃及。“萨达特逐渐相信，只有加盖‘美国制造’字样的协议才能够被以色列人接受”。然而，萨达特政府的努力并未得到以色列方面的积极响应。于是，萨达特开始寻求战争的方式，苏联武器源源不断地运抵埃及。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联合国的调停下，10月22日，埃及与以色列宣布停火；10月29日，叙利亚与以色列宣布停火。埃及尽管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未能战胜以色列，却在政治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意义，在于向世界证明了埃及抗衡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了阿拉伯民族的尊严，使埃及具有了与以色列谈判的筹码，进而成为中东局势走向和平的转折点。“战前，阿拉伯人没有与以色列人谈判的筹码……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259]第四次中东战争亦对埃及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奠定了纳赛尔政权的政治基础，那么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确立了萨达特在埃及的政治地位。
1974年2月和1975年9月，埃及与以色列两次签署西奈和约，以色列承诺撤出被占领的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埃及则放弃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东和平进程随之正式启动。萨达特于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1978年访问美国。1979年9月，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和平协议；根据戴维营和平协议，以色列将在三年内全部撤离西奈半岛，给予巴勒斯坦以自治地位，埃及向以色列开放苏伊士运河，埃及与以色列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实现正常的贸易交往。[260]1979年4月，第一艘以色列商船穿过苏伊士运河，埃及收回西奈半岛城市阿里什。1980年2月，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正式开馆。与此同时，埃及取代伊朗而成为美国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盟友，并且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援助对象。自1979年起，埃及每年从美国得到10—15亿美元的非军事性援助。80年代初，埃及每年所需小麦的27%来自美国，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61]
从纳赛尔时代到萨达特时代，埃及经过了从战争走向和平的演进过程。纳赛尔的目标是实现埃及的民族独立，萨达特的目标则是实现埃及的和平与繁荣。萨达特时代埃以之间的关系由诉诸战争手段到致力和平谈判的转变，构成推动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然而，萨达特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在实现埃及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性变化的同时，亦使埃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戴维营协议的签订和埃以和平进程的启动，导致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萨达特政权牺牲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位置，换取与以色列的局部和平以及美国的援助，导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阿拉伯国家纷纷谴责萨达特出卖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利益，中断与埃及政府的外交关系，直至将埃及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诸多阿拉伯产油国停止对埃及提供经济援助，促使埃及进一步走向西方世界，尤其是依赖于美国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直至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府致力于修补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而重新回归阿拉伯世界。尽管如此，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西奈半岛被占领土的收复无疑符合埃及国家的根本利益，而萨达特的外交努力实现了十月战争和诉诸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目的。
纳赛尔时代，极权主义无疑是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自由军官的集体领导权只存在于“七月革命”后最初的两年。1954年11月，纳赛尔出任总统，获得驾驭社会的绝对权力，俨然是埃及的现代“法老”。自1956年起，纳赛尔成为埃及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对象，被视作埃及国家的化身、民族的象征和民众意志的体现。克里斯玛式的地位和民众的广泛拥戴，构成纳赛尔个人统治的政治基础。官僚机构的军人化，则是纳赛尔时代极权主义的重要政治形式。纳赛尔“在16年间的稳定的统治地位，源于其克里斯玛式的独裁和凯撒式的专制。纳赛尔作为总统成为埃及新的政治秩序的中枢，控制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262]。
萨达特时代，埃及的政治力量经历重新组合的过程，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出现衰落的征兆，民主和人权成为萨达特标榜的政治纲领，政治生活的自由化倾向渐露端倪。1974年春，萨达特颁布所谓的“十月文件”，承诺实行自由化政策，释放纳赛尔时代的在押政治犯，改革司法制度，取消新闻审查制度，重申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原则，返还纳赛尔时代被政府没收的私人财产。[263]萨达特声称，在其执政期间，埃及将“没有集中营，没有财产的没收，没有非法的拘捕”。1974—1975年，萨达特发起全国范围的公开讨论，允许民众就纳赛尔政权的功过是非发表意见，进而形成空前宽松的言论环境。许多人指责纳赛尔实行独裁专制和侵犯人权，要求取缔警察政治，扩大政治自由和实行法治，进而要求广泛开放的经济政策，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对于高收入者的惩罚性征税，取消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埃及，削减国有经济和扩大私人经济。[264]与此同时，萨达特强调军队与政治的分离和行政机构的非军事化原则，终结官僚机构军人化的政府模式，军人不再是纳赛尔时代曾经扮演的政治角色。1976年，萨达特宣布废除纳赛尔时代的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允许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自由化政策至此达到高潮。
萨达特时代，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埃及官方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其一，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主张诉诸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众的平等，萨达特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借助于传统的共同体形式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实现贫富之间的和谐与共存。其二，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和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强调通过政府的干预而不是市场的形式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和实现财富的平等分配以及国家的经济自给，强调国家利益高于民众利益以及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原则，萨达特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通过发展私人经济以及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形式改变埃及的贫困面貌，相应的税收制度将取代国有化而成为调节财产占有状况的手段。其三，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强调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泛阿拉伯的和不结盟的外交思想，萨达特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在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放弃反对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所谓反动势力而实现与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合作，在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同时放弃反动帝国主义的立场而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广泛合作。
纳赛尔时代，国家资本主义之排斥和否定封建主义的经济政策，构成推动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杠杆。后纳赛尔时代之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变，则是纳赛尔时代埃及现代化长足进步的逻辑结果。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自1968年起萌生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265]萨达特时代，政府逐渐放弃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私人经济，积极吸收国外投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进而拉开埃及经济改革的序幕。“阿拉伯资本、西方技术与埃及人力资源的总和等于经济的发展”，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266]
萨达特时代，政府推行非国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发展私人经济。1970年底，萨达特首先宣布取消政府对于私人财产的监管，继而宣布减免私人企业的税收和增加向私人企业提供的贷款。1974年11月，政府规定私营公司承包国家工程项目的最高金额由每年10万埃镑提高为50万埃镑。1975年，政府恢复股票和证券交易所，扩大私营公司的金融贷款。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吸引私人参股。1974—1982年，政府批准新建私人工业企业6700家，投资金额近20亿埃镑，其中纺织厂2089家，食品加工厂1515家，化学和建筑材料厂1256家。相当数量的新建私人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1977年批准的693家企业中，资金超过10万埃镑的企业347家，资金8616万埃镑，占全部693家新建私人企业全部资金的91.5%。1974—1982年，私人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由10.5%增至18.8%，私人企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由24.8%增至30.6%。此间，新增私人纺织厂2000余家，投资金额从510万埃镑增至1.22亿埃镑，产值从1.45亿埃镑增至4.5亿埃镑。[267]1974年，私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000万埃镑；1984年，私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28亿埃镑，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21.8%。1972—1982年，私人企业的年产值从不足4亿埃镑增至近20亿埃镑。1971年，私人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0%；1982年，私人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7.8%。尽管如此，萨达特时代，国有经济依然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53—1973年，国有工业企业年产值增长11倍，私人工业企业年产值仅增长2.5倍。[268]1975—1979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01万增至122万，国有企业产值从32亿埃镑增至64亿埃镑。1982年，国有企业的产值达到60亿埃镑，超过工业总产值的60%。[269]
萨达特时代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吸引外资投入。1971年9月，埃及政府颁布第65号法令即阿拉伯资金和自由区法，建立自由贸易区，吸引阿拉伯产油国在埃及的投资。1974年6月，埃及政府颁布第43号法令即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内容如下：成立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管理局，在塞得港、苏伊士、开罗和亚历山大设立经济特区；国外投资领域包括工业、农业、矿产、建筑、能源、交通、旅游和金融部门，获得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管理局批准的投资项目将在最初五年享受免税的待遇，五年后继续享有三年期限的优惠政策，进口设备和原料免征关税；自由贸易区的投资项目免征营业税，自由贸易区的外国雇员免征所得税；取消国家对于金融业的垄断和向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在自由贸易区实行外汇的自由兑换；允许外国资本控制50%以上的股份直至拥有全部股份；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的投资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所投入的资本不得被政府通过法律程序罚没或查封；鼓励外国投资者与埃及的国有企业实行联营，联营企业享有与私人企业同样的自主权利。经济部长希加茨强调：“过去，我们需要国有经济兴建我们的基础设施和为民众提供就业。现在，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为外国的投资提供了空间。”[270]1971—1974年，根据阿拉伯资金和自由区法，私人申请投资项目250个，申请投资金额1.71亿埃镑，埃及政府批准投资项目50个，批准投资金额1300万埃镑。1974—1982年，根据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埃及政府批准私人投资项目1273个，投资金额50亿埃镑，包括金融和服务业项目496个，工业项目479个，农牧业项目88个，建筑业项目181个，其中埃及人投资项目占61%，其他阿拉伯国家投资项目占23%，欧美国家投资项目占9%。[271]
萨达特时代的新经济政策，加快了埃及经济的增长速度。纳赛尔政权黄金阶段的1961—196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5%。1967—1973年，由于两次中东战争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为3.5%。1975—1982年，萨达特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初见成效，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8.4%。1973—1981年，工业产值从17亿埃镑增至96亿埃镑，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5亿埃镑增至11.5亿埃镑。1973—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0亿埃镑增至157亿埃镑。与此同时，工业结构进一步改变，新兴工业迅速发展。石油年产量从1974年的750万吨增至1982年的3220万吨，石油工业年产值从1974年的1.3亿埃镑增至1982年的28亿埃镑，石油出口总值从1973年的2470万埃镑增至1982年的24亿埃镑，石油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77年的5.8%增至1985年的15.9%。石油及其他工业品取代传统的农产品，成为埃及主要的出口产品。农业总产值从1973年的9.6亿埃镑增至1982年的30亿埃镑，第三产业的产值从1973年的13.5亿埃镑增至1982年的69.8亿埃镑。[272]另一方面，萨达特时代，非国有化运动和私人投资的增长导致私人经济的急剧膨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自由资产阶级重新登上埃及的政治舞台，官僚资产阶级亦逐渐摆脱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而开始转化为自由资产阶级，亦官亦商者甚多，官商勾结现象严重。1980年5月，萨达特政府宣布：埃及已经由纳赛尔时代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混合经济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273]。私人经济的广泛发展以及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经济的突出现象。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崛起与官僚资产阶级特权传统的延续，导致萨达特时代民主倾向与极权统治之间的激烈抗争。
政党制度的演变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演变的基本线索，是极权政治与民众政治的此消彼长。19世纪的埃及经历极权政治的发展过程，穆罕默德·阿里则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极权政治的奠基人。20世纪上半叶可谓自由主义时代，现代民众政治初步崛起，民众参与的政治形式始露端倪。纳赛尔时代，极权政治再度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民众政治遭到广泛的排斥。萨达特执政以后，极权政治逐渐衰落，民众参与的政治现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19世纪埃及的极权政治与纳赛尔时代的极权政治显然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前者以农业的主导地位以及地主阶级的统治作为前提条件，后者则与工业化的长足进步以及地主阶级的普遍衰落密切相关。至于自由主义时代的民众政治与后纳赛尔时代的民众政治相比，同样存在诸多差异，前者往往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民众政治参与，后者的民众政治参与则表现为从形式层面向实质层面的延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时代的民众政治构成19世纪的极权政治与纳赛尔时代的极权政治两者之间的过渡环节，而纳赛尔时代的极权政治则是从自由主义时代民众政治的初兴状态到后纳赛尔时代民众政治走向成熟的桥梁。此外，19世纪的极权政治和纳赛尔时代的极权政治皆表现为世俗政治的明显倾向，所谓的世俗化构成强化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而自由主义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的民众政治则与宗教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宗教政治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如果说纳赛尔时代是战争的时代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极权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构成纳赛尔政权的历史遗产，那么后纳赛尔时代则是走向和平的时代和民主化进程重新启动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和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激烈抗争标志着后纳赛尔时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
纳赛尔政权的建立，并非源于民众的革命，而是军事政变的产物。纳赛尔时代的解放大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并非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形式，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构成国家控制民众进而强化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相比之下，萨达特政权标榜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致力于政党制度的改革。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兴起作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包含民众政治参与的初步倾向，构成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中间环节。
萨达特时代，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化方向亦表现为明显的确定性。纳赛尔时代之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在萨达特时代开始让位于内涵相对模糊的“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纳赛尔时代的历史遗产，面临重重挑战，陷于危机之中。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互动的过程，国际环境的改变对于埃及的国内政策和国内形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戴维营协议的签订和埃以和平进程的启动，导致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产油国向埃及提供的经济援助随之中止，从而促使埃及进一步走向西方世界，尤其是依赖于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援助。萨达特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埃及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埃及在财政和经济技术方面从依赖苏联和阿拉伯产油国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变化，构成萨达特时代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明显改变的重要外在因素。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外资流入的直接后果，是埃及市场的自由化和经济的私人化。此外，由于萨达特解除党禁，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诸多反对派政治势力死灰复燃；萨达特启动的埃以和平进程和西化政策，引起穆斯林兄弟会的激烈反对，导致国内日趋紧张的政治形势。
1971年7月，萨达特宣布保护民众自由和扩大民众参政范围，改组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274]同年9月，埃及议会颁布1952年以来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取代纳赛尔时代的临时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信仰、言论、新闻、迁徙、集会和结社的自由。1974年4月，萨达特颁布“十月文件”。“十月文件”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强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民众性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十月文件”承认纳赛尔时代缺乏民众的政治自由，应当实现法律主权和保障人权，应当在强调社会自由的同时强调政治自由，取消新闻监督，允许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内发表不同的意见。[275]同年8月，萨达特制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发展方案”，在重申坚持一党制和反对多党制的同时，明确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不再行使国家权力，只是表达民意的政治组织，进而建议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广泛开放，允许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对象在内的所谓剥削阶级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旨在淡化一党制。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曾经是纳赛尔时代唯一合法的官方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官方的组织，如同其他的政府机构，可以被称作‘政治与民众事务部’。”[276]1974年9月，萨达特在议会公开指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内部机制缺乏政治民主，主张政府政治脱离政党政治，进而恢复多党制。然而，萨达特的意见并未得到议会多数成员的支持，却被淹没于纳赛尔主义者的反对声音之中。1975年5月议会选举前夕，约400万人登记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表明纳赛尔主义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277]
1976年1月，萨达特重新发起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的讨论。1976年3月，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出现论坛形式的三大政治派别，其中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持中间立场，拥护萨达特实行的内外政策。自由社会主义组织持右翼立场，强调实行进一步的自由化政策。民族进步联盟组织持左翼立场，主张沿袭纳赛尔主义的传统。1976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首次出现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棉花经纪人穆斯塔法·卡米勒·穆拉德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恢复自由资本主义和发展私人经济，取消国家对于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允许开设私人银行，改革货币制度。前自由军官哈立德·毛希丁为首的左翼势力主张捍卫纳赛尔时代的革命成果，维护国有经济。总理马穆杜·萨利姆代表的中间派体现官方的立场，支持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以及国有与私有混合并存的经济结构。在342个议会席位中，持中间立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获得280个席位，右翼的自由社会主义组织获得12个席位，左翼的民族进步联盟组织获得2个席位，来自非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独立候选人获得48个席位。[278]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裂变，构成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起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的划分，则是萨达特时代多党政治的雏形。1976年11月，萨达特正式开始推行所谓“崭新的民主试验”，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三个论坛已经具有政党的职能，享有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应当成为独立的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自由社会主义组织和民族进步联盟组织随之分别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原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保留中央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党活动和控制政党的财政收支，其他机构和组织予以解散。[279]埃及由此进入多党制阶段。
1977年6月，议会通过《政党组织法》，规定埃及公民享有组建政党和参加政党的政治权利，组建政党须有50人以上（其中工人和农民不得少于半数）的签名和须经包括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及总统任命的两名官员在内的政党委员会审批，新建的政党必须在纲领和目标方面区别于现存的政党，任何政党不得与特定的阶级、教派和民族相联系，政党纲领不得损害国家统一、违背“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基本原则，不得与伊斯兰教法抵触，不得重新恢复1953年取缔的政党。[280]“政党组织法”的补充条款规定，在本届议会届满之前即1980年10月之前，各政党至少在议会中占据20个席位。实际上，除执政党外，其他政党均不符合这一条件。[281]
1977年8月，前华夫脱党总书记福阿德·萨拉杰丁在纪念扎格鲁勒逝世5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指责1952年革命“犯有按照法律而应当惩办的所有罪行”，声称执政党是“没有生命的运动”和“纸糊的宫殿”。萨达特则称华夫脱党分子是从坟墓中钻出的木乃伊，指责华夫脱党试图恢复1952年以前的封建主义和腐败的政治生活。随后，福阿德·萨拉杰丁表示承认“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基本原则，拥护宪法。1978年1月，福阿德·萨拉杰丁向政党委员会申请重建华夫托党，获得591人的签名支持。1978年2月，新华夫托党获准成立。同年5月，申请加入新华夫脱党者达到百万之众，人数远远超过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而仅次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282]新华夫脱党诞生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之外，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区别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新华夫脱党的创建，标志着多党制政治生活的明显进步。
1978年5月，萨达特公开谴责新华夫托党企图恢复旧制度，谴责民族进步联盟党是苏联的代理人。1978年6月，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保护国内和社会安全法》。该法令规定：禁止一切反对“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政治原则以及敌视“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禁止一切违背伊斯兰教法的人担任重要公职，禁止1952年“七月革命”和1971年纠偏运动的被清洗者以及损害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者参加政党和政治活动，政党委员会有权取缔与该法令抵触的政党决定和政党活动。由于萨达特政府的高压政策，新华夫脱党于该法令颁布后被迫停止所有活动，民族进步联盟党亦退出政坛。[283]
1978年7月，萨达特提出新的政治改革方案，决定终止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存在，确立完全的多党民主制。与此同时，萨达特宣布成立民族民主党，自任民族民主党主席，民族民主党的宗旨是建设“基于科学和信仰的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实现“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住，大家生活幸福”的目标。[284]随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宣布并入民族民主党，右翼的自由社会主义党亦宣布与民族民主党合并。在萨达特的授意下，伊卜拉欣·舒克里于1978年12月创立社会劳动党，作为新的左翼政党，时人称之为“政府主办的反对党”[285]。
1979年6月，埃及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在议会382个席位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339个席位，左翼的社会劳动党获得30个席位，右翼的自由社会主义党获得3个席位，独立人士获得10个席位。[286]1980年月，萨达特政府颁布《耻辱法》。根据该法令，禁止“反对、仇视、蔑视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禁止“成立或参加法律不允许建立的组织”、禁止“发布凭空捏造或产生误导作用的消息”、禁止“否定宗教、道德和民族价值而误导青年”、禁止“鼓吹否定伊斯兰教法”，违犯者将交由特别法庭审判。[287]同年5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修正1971年宪法，成立协商会议，与原有的人民会议构成议会的上下两院；协商会议设210个席位，其中140个席位选举产生，70个席位由总统任命。[288]1981年9月，政府逮捕15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领导人，多党制名存实亡。[289]
纳赛尔时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其核心成员主要来自自由军官及左翼知识分子。萨达特时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民族民主党相继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其核心成员既有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亦包括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和私人企业的投资者。执政党核心成员构成的变化，标志着萨达特政权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纳赛尔时代，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政党纲领与政府实施的具体政策高度吻合；相比之下，萨达特时代后期，由于多党制的政治环境，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即使作为执政党的民族民主党，其政治纲领亦与政府实施的具体政策不尽相同，可谓貌离神合。在外交方面，执政党的原则依然是强调阿拉伯民族的事业、巴勒斯坦的权利和不结盟的政策，实际立场却是支持埃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加入西方反苏阵营的政府举措。在内政方面，执政党宣称一如既往地捍卫维护国有经济和纳赛尔主义的成就，实际立场却是支持政府推行的非国有化经济政策。尽管如此，萨达特时代沿袭纳赛尔时代的政治传统，作为执政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民族民主党始终维持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
自由社会主义党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是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拉德，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及民族民主党长期处于合作状态，具有温和的政治倾向。穆斯塔法·卡米勒·穆拉德既是纳赛尔时代自由军官的重要成员，亦是萨达特的政治盟友。穆斯塔法·卡米勒·穆拉德宣称：“我曾经是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在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后，我认识到社会主义只是十足的乌托邦，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使埃及变成地狱。我对社会主义的憎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自由社会主义党的另一重要成员穆罕默德·穆拉德·萨布塔希认为，萨达特推行的多党制是“通向民主制的实践”[290]。作为萨达特时代后期的右翼政党，自由社会主义党代表私人经济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支持萨达特推行的非纳赛尔化政策，拥护萨达特政权的中东和平政策以及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主张国有企业的私人化和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营化，倡导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吸引国际投资，强调低税收和高利润的政策，主张停止发放补助金，要求政治自由化和竞选总统以及强化立法和司法独立。[291]
民族进步联盟党源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左翼论坛，1976年11月正式取得政党的地位。民族进步联盟党的意识形态是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基本宗旨是争取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完成埃及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和推动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民族进步联盟党认为，纳赛尔时代，埃及经历了民族解放的进程，却由于缺乏民众的广泛动员而在1967年之后出现深刻的政治危机，至萨达特时代，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并与帝国主义妥协，埃及的民族民主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该党的任务是广泛动员埃及民众，组成反对派政治联盟，捍卫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完成纳赛尔时代的未竟事业。在外交方面，民族进步联盟党主张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强调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历史传统，倡导由埃及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反帝斗争，而中东和平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建立巴勒斯坦国。在经济方面，民族进步联盟党反对开放政策，认为开放政策导致投资重心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损害民族经济，加剧埃及的依附倾向、通货膨胀、民众生活的下降和公共生活的腐败，主张恢复纳赛尔时代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工业优先政策，主张控制物价、提高工人工资和深化土地改革，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政治方面，民族进步联盟党反对独裁，主张进一步的民主和西方式的政治自由。显然，民族进步联盟党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浓厚色彩，在政治方面却与纳赛尔主义差异甚大。在斗争方式上，该党主张合法化的议会道路。1977年食品骚乱以后，民族进步联盟党逐渐与执政党分道扬镳，进而由“官方的反对党”发展为真正意义的反对党。1978年，萨达特要求民族进步联盟党自行解散，遭到拒绝。随后，政府关闭民族进步联盟党主办的报纸，限制民族进步联盟党的政治活动。[292]1980年，民族进步联盟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401名代表参加，选举23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44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17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民族进步联盟党的核心成员主要来自知识分子、政府职员和工会阶层，代表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受益于土地改革的农民、纳赛尔时代接受教育和获得职业的工农子弟以及萨达特时代新政策的受害者在内的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立场，在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影响较大。自由军官尽管人数不多，却在民族进步联盟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哈里德·毛希丁、基马尔丁·里法亚特和鲁特菲·瓦吉德的领导权体现了民族进步联盟党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密切联系。[293]至于商人和地主，则与民族进步联盟党无缘。
社会劳动党于1978年秋由萨达特授意组建，旨在取代民族进步联盟党，作为官方操纵的左翼政党，领导人是伊卜拉欣·马哈茂德·舒克里和法希·拉德万。社会劳动党与自由主义时代后期的青年埃及党具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伊卜拉欣·马哈茂德·舒克里和法希·拉德万均为青年埃及党的元老。社会劳动党兼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双重色彩，“安拉与人民”是社会劳动党标榜的政治原则。[294]1979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劳动党获得29个席位。1980年，社会劳动党号称有党员18万人。社会劳动党一方面拥护萨达特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混合型私有制结构、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反对消费性的经济开放，强调生产性的经济开放，主张继续发放补助金，抵制以色列的势力，要求进一步的政治自由，包括自由组建政党，取消政府的新闻审查，规定总统的任职期限，敦促萨达特脱离执政党而超越政党政治，实行隶属议会的内阁制。[295]
新华夫托党系自由主义时代华夫托党的政治延伸，持右翼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曾经被萨达特称作“从博物馆里逃出的木乃伊”[296]。新华夫托党主席福阿德·萨拉杰丁曾经担任法鲁克国王时期的内务部长，1952年革命后担任华夫托党总书记。[297]自由主义时代的华夫托党，其主要纲领是争取埃及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萨达特时代后期的新华夫托党，其主要纲领是推动埃及的非纳赛尔化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民主主义的明显倾向。新华夫托党明确反对纳赛尔政权。福阿德·萨拉杰丁宣称，华夫托党曾经是埃及宪政革命的领导者，而所谓的“七月革命”只是自由军官颠覆国家的军事政变；自由主义时代的华夫托党曾经迫使英国结束对于埃及的殖民统治，而纳赛尔时代的自由军官政权却导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埃及领土沦丧于以色列的占领。与此同时，新华夫托党对萨达特政权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新华夫托党拥护萨达特推行的非纳赛尔化政策，支持萨达特政权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和中东和平举措，强调埃及国家利益高于阿拉伯民族利益。另一方面，新华夫托党认为埃及尚缺乏真正意义的政治民主，要求取消政党限制和新闻监督，主张自由选举和议会独立，充分保障国民权利，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制。在社会经济领域，新华夫托党主张进一步的非国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放宽投资限制，支持私人经济发展，扩大私人经济成分，发展中间工业、轻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精简政府机构，取消国有农场和乡村合作社体系。新华夫托党是萨达特时代后期最重要的民间反对派政党，代表中上层的民间政治势力抑或新兴的私人资产阶级，其核心成员来自非官方的商人、工厂主和地主。[298]新华夫托党的建立，表明萨达特时代私人经济的复兴和自由资产阶级角逐政坛的初步倾向。随着新华夫脱党的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升级。
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道路。自由主义时代，宪政制度的建立首开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先河，议会选举和诸多政党之间的激烈角逐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纳赛尔时代，极权政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构成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议会则是唯一的合法政党即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延伸抑或外在形式，总统的个人意志、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与议会通过的法案处于三位一体的状态。萨达特政权建立后，致力于改革政党制度，废止一党制，恢复多党制，进而掀开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崭新篇章。
特定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决定着相应的政治模式。埃及素有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而埃及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客观物质基础在于农业的统治地位以及国家通过控制水利设施和水源分配进而控制作为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纳赛尔时代，极权政治无疑构成推动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杠杆。纳赛尔时代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生产方式的此消彼长，导致埃及传统经济结构的急剧衰落，灌溉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专制主义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趋于崩溃。是为萨达特时代改革政党制度进而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层背景。
政党政治具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模式和走向。纳赛尔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塑造了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一党制的政党模式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权力的基础之上。萨达特时代，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国家资本主义趋于衰落而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自由资本主义日渐发展而尚未确立主导地位，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犹存，新经济政策和非国有化运动所催生的新兴社会势力亦欲分享国家权力，政治生活呈多元化倾向，由此形成不同社会阶层的尖锐政治对立，诸多政治集团之间激烈角逐。是为萨达特时代一党制衰落和多党制兴起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
萨达特政权推行的新政举措，具有非纳赛尔化的明显倾向，而建立在一党制基础之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则是纳赛尔主义者抵制新政举措和挑战萨达特政权的主要阵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延续，显然构成萨达特政权实施新政的障碍和潜在的政治威胁。萨达特政权改革政党制度的目的，在于否定纳赛尔主义的历史遗产，结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统治地位，削弱纳赛尔主义的残余势力，排斥政治异己，寻求建立新的政治基础。是为萨达特时代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直接原因。
自纳赛尔时代开始，总统制构成埃及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构成埃及总统制的明显特征。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总统制，其实质可谓“总统制形式的君主制”（Presidential Monarchy）。1971年，埃及颁布1952年革命以来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取代此前颁布的1964年临时宪法。1971年宪法沿袭纳赛尔时代总统制的传统，赋予总统在埃及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和广泛权力，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对比依然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在1971年宪法的55款中，35款涉及总统的权力；相比之下，仅有4款涉及内阁的权力，4款涉及司法机构的权力，14款涉及立法机构的权力。[299]如同纳赛尔一样，萨达特作为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依然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和国家决策的中枢，有权任免副总统、总理、内阁部长、军队将领直至社会团体领导人，有权解散议会、否决议会法案和修订宪法，而内阁只是执行总统个人意志的工具，军队的支持则是总统有效行使权力和控制民众的前提条件。萨达特无疑是纳赛尔极权政治的受惠者，埃及政坛尚未出现足以挑战萨达特地位的反对派人物抑或反对派势力。1976年9月，萨达特以99.94%的支持率连任总统；支持率如此之高，表明萨达特时代国家对于民众选举的绝对控制和极权政治的延续。[300]萨达特时代末期，特别是1977年民众骚乱之后，政治生活开始出现逆向变化的征兆，从极权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萨达特多次强调法律至上的原则，声称建立法治国家。然而，萨达特时代，政治原则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政党政治和民众舆论尽管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却依旧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议会亦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无法行使制约总统的法律权力。多党制的初步尝试并未改变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国家体制，民众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
萨达特时代后期的多党制在诸多方面与自由主义时代的多党制颇具相似之处，形式上表现为历史的重复。然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剧烈消长，标志着从自由主义时代到萨达特时代埃及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因此，自由主义时代与萨达特时代的多党制只是貌似相同，其经济社会基础无疑存在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纳赛尔时代一党制的建立与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启动均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官方运动而非自下而上的民间运动，政党政治均处于国家和政府的控制之下，亦不无相似之处。纳赛尔时代，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启动同样出自统治者的个人恩赐。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萨达特时代，个人无疑较之纳赛尔统治下享有大得多的人身自由。但是，萨达特的统治归根结底仍属个人统治，而且随着岁月的消逝，越来越趋于个人统治。”埃及学者对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制度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民主的制度”，“萨达特政权远远超过君主时期和纳赛尔时期的专制”。亦有国内学者认为：“萨达特的统治与纳赛尔的统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个人专制。”[301]实际情况不然。与纳赛尔时代相比，萨达特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内外政策在诸多方面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集中体现了萨达特时代之非纳赛尔化运动的发展趋势。萨达特时代后期多党制的建立无疑出自统治者的个人恩赐，而统治者的个人恩赐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脆弱性和明显局限性，多党并存和一党独大则是萨达特时代后期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尽管如此，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和多党制的兴起毕竟在客观上削弱了政府对于议会的控制，反对党议员开始登上议会的舞台，议会内部亦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新华夫托党成立以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逐步升级，执政党的政治腐败成为反对党激烈抨击的主要内容。随着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初步实践，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开始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角逐权力的政治形式，埃及的政治生活逐渐形成多元化的趋势和民主化的端倪。
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主化实践与经济政策的调整
1981年10月萨达特死后，穆巴拉克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当选总统。穆巴拉克执政以后，致力于争取实现埃及回归阿拉伯世界，结束埃及自萨达特时代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萨达特执政初期，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权力角逐。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进程，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穆巴拉克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宣称民主制是国家前途命运的保证，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302]与此同时，埃及政府释放政治犯，以示尊重反对派。华夫托党回归政坛，伊斯兰倾向的乌玛党获准成立。穆巴拉克时代，司法权力的独立化标志着埃及政治领域的明显变化，而司法权力的独立化倾向对于政党政治和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司法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1984年，设立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主持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独立于总统和政府。反对党在政党委员会拒绝其组建申请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于司法独立的诉讼程序，提交最高司法委员会予以裁定。此后，最高司法委员会逐渐取代总统和政府控制的政党委员会，成为批准组建政党的主要机构，反对派政党数量剧增。穆巴拉克时代，1983年重新组建的新华夫托党、创建于1990年的乌玛党、青年埃及党、绿党、联盟党、联盟民主党以及创建于1992年的人民民主党、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民主阿拉伯党、社会平等党，均由最高司法委员会裁定，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多党制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活跃。[303]萨达特执政期间，尽管启动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政治进程，却严格限制反对派政党的政治活动，民主政治有名无实。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释放萨达特时代遭到囚禁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政党成员，诸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埃及政坛。穆巴拉克领导的民族民主党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其他诸多反对派政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势力，议会选举则是政党政治的外在形式。
1983年，埃及议会颁布第114号法令即《选举法》。该法令规定，议员席位由380个增至448个，议会选区由176个改为48个，议会选举采用政党的形式，只有获得超过8%选票的政党方可获得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不得参与议会竞选。[304]1986年，埃及议会颁布第1988号法令，修改1983年的选举法。根据新的选举法，在全部48个选区中，每个选区只允许一人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余者必须采用政党的名义；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超过该选区20%的选票，政党必须获得8%的选票。[305]1990年，埃及议会再次修改选举法，议会席位增至454个，其中10名议员由总统任命，其余444名议员由全国222个选区选举产生，每个选区选举产生2名议员。[306]
1984年，埃及举行议会选举，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72.9%的选票和87%的议会席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新华夫托党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下获得15%的选票和13%的议会席位，成为最大的反对派政党；社会劳动党获得7.73%的选票，民族进步联盟党获得4.1%的选票，自由党获得0.65%的选票，均未获得议会席位。1984年的议会选举反映出埃及民众的政治参与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乡村民众长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乡村选票大都投向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相比之下，反对派政党在城市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获得开罗38.4%的选票、亚历山大32.7%的选票、苏伊士36%的选票和塞德港53.3%的选票。[307]
在198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登记选民超过1400万，投票率约为50%；民族民主党获得475.2万张选票，反对派政党共计获得207.3万张选票，其中新华夫托党获得116.2万张选票，民族进步联盟党获得15.1万张选票。选举结果是，民族民主党获得309个议会席位，得票率明显低于1984年的议会选举，而反对派政党的得票率则呈上升趋势，劳动党、自由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的竞选联盟获得56个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获得35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39个议会席位。[308]是为自1952年以来最具自由氛围的议会选举。在1990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获得360个议会席位，民族联盟进步党获得5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79个议会席位。[309]1993年7月，议会454名议员中的441名议员提名穆巴拉克作为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在同年12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穆巴拉克以94%的压倒性多数成功连任第三届总统。[310]
1995年选举前夕，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排斥反对派的政治参与，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80余人被指控属于非法组织和从事恐怖活动而送交军事法庭，其中5人被判处5年监禁，49人被判处3年监禁。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获得417个议会席位，民族民主党成员在全部议员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94%。[311]相比之下，反对派政党新华夫托党获得6个议会席位，民族进步联盟党获得5个议会席位，自由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分别获得1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13个议会席位。[312]反对派指责政府干预1995年的议会选举，议会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丧失监督政府的职能，成为政府的御用工具。1998年，最高宪法法院裁定1995年选举产生的议会中170名议员缺乏合法性。[313]尽管如此，议会仍然处于民族民主党的控制之下。1999年6月，由民族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提名穆巴拉克作为新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同年9月，经全民公决，71岁的穆巴拉克第四次出任总统。[314]2000年的议会选举处于最高宪法法院的监督之下，政府被迫减少对于议会选举的干预，进而导致选举结果的变化。民族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席位从1995年的410席下降为388席，新华夫托党获得7个议会席位，民族联盟进步党获得6个议会席位，纳赛尔党获得2个议会席位，自由党获得1个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获得17个议会席位，其他独立候选人获得21个议会席位。[315]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党政治依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政党法和选举法对于反对派政党参与议会竞选限制颇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亦未完全分离。执政的民族民主党长期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在议会中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而议会俨然是“民族民主党的分支机构”。反对派政党缺乏完善的民主气氛，政党领导权表现为个人化和独裁化的浓厚色彩，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根深蒂固；长期以来，伊卜拉欣·舒克里、福阿德·萨拉杰丁、哈立德·毛希丁和穆斯塔法·穆拉德分别在社会劳动党、新华夫托党、民族联盟进步党和自由党内部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316]诸多反对派政党缺乏宽松的活动空间，尚未与民众政治广泛结合，加之派系林立，选票分散，难以形成广泛的竞选联盟，进而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分庭抗礼，亦无力挑战民族民主党的政治权威。
穆巴拉克执政以后，埃及政府逐渐控制“消费性开放”的经济倾向，强调经济的开放侧重于生产领域和“生产性开放”的经济政策，着力投资生产领域，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1983年，议会颁布国营企业法，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1991年，埃及政府颁布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纲领，减少政府支出，贬值埃镑，提高税收，加速实现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全面推进市场经济。1992年，埃及的国有企业组成27家控股公司，实现企业与政府的脱离。同年颁布的资本市场法规定，资本在5000万埃镑以上、工人在50名以上的公司，可实行优惠价的内部股份认购，10年内分期付款，旨在鼓励工人参与非国有化改革。[317]2000年，政府出售118家国有企业的控股权，总价值123亿埃镑，同时出售另外16家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总价值18.7亿埃镑。1993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超过100万；1996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下降为不足60万。[318]1995年，国有企业的从业者仅占全部劳动力的7.7%，私人企业的从业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8%。[319]1992—2000年，国有企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9%下降为28%。[320]与此同时，私人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8%上升为2001年的67%。[321]
1974—1985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人均年收入从334美元上升为700美元。[322]80年代后期，埃及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通货膨胀率达到20%。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986—1991年下降为2.6%～2.1%，1992年仅为0.3%，而此间人口年均增长2.7‰。1982—1991年，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7.0%上升为25.1%，其中贫困人口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6.1%上升为28.6%，贫困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8.2%上升为20.3%，基尼指数在乡村从0.27上升为0.36，在城市从0.32上升为0.34。[323]进入90年代，穆巴拉克政府致力于推行稳定社会的经济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92年为15.3%，1997年下降为0.9%。削减预算支出是政府克服财政赤字的首要方式。1992—1997年，政府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1.5%下降为5.4%。政府克服财政赤字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削减生活必需品补助金的发放数额。1992—1997年，政府发放的生活必需品补助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5.2%下降为1.6%。1980年，18种生活必需品列入政府的补助范围；1997年，列入政府补助范围的生活必需品只有面包、面粉、糖和食用油四种。[324]90年代后期，埃及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的趋势。1992—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0. 3%上升为5%。1992—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0. 69%上升为4. 5%。[325]
1952年以来的半个世纪，埃及经济结构经历深刻的变化。1950—2000年，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68%下降为56%，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43%下降为17%，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58%下降为31%，农业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7%下降为8.5%。[326]尽管如此，农业依然是埃及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包括服务业、商业、运输业和工业在内的诸多经济部门与农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1952—1997年，新增耕地面积共计265万费丹，其中1980—1997年新增耕地面积165万费丹，增长幅度超过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时代。[327]1985—2000年，除棉花以外，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不断扩大，小麦从134.4万费丹增至246.3万费丹，玉米从137.2万费丹增至162.3万费丹，水稻从94.6万费丹增至156.9万费丹，甘蔗从26.6万费丹增至31.9万费丹。1986—2000年，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亦呈上升趋势，每费丹棉花从5.98坎塔尔增至6.78坎塔尔，每费丹小麦从1.86吨增至2.67吨，每费丹水稻从2.31吨增至3.82吨，每费丹玉米从2.21吨增至3.36吨，每费丹甘蔗从40.88吨增至49吨。[328]1980—1990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的年产量从179万吨增至427万吨，玉米的年产量从322.7万吨增至481.1万吨，水稻的年产量从237.9万吨增至295万吨，甘蔗的年产量从865.3万吨增至1112.7万吨，蔬菜的年产量从567.5万吨增至872万吨。[329]1994—1997年，小麦的年产量从444万吨增至525万吨，玉米的年产量从504万吨增至583万吨，水稻的年产量从466万吨增至489万吨，蔬菜的年产量从1363万吨增至1567万吨。[330]1987—1997年，小麦的国内自给率从22%上升为41%，玉米的自给率从66%上升为102%，水稻的自给率从100%上升为107%。[331]市场调节的价格政策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自萨达特时代开始，政府逐渐放宽农产品价格的限制，农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1985—2000年，主要农作物价格大幅上升，每伊尔达卜小麦从26埃镑增至104埃镑，每伊尔达卜玉米从27埃镑增至85埃镑，每吨水稻从212埃镑增至583埃镑，每坎塔尔棉花从97埃镑增至350埃镑。[332]尽管如此，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播种面积呈明显的逆向变化。1966—1996年，人均耕地面积从0.20费丹下降为0.11费丹，人均播种面积从0.34费丹下降为0.20费丹。[333]与纳赛尔时代相比，穆巴拉克时代乡村农民的贫困状态依然是制约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现象。
纳赛尔时代农业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的逻辑结果是地权结构的均衡、中等地产比例的提高和贫富差异的缩小。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初期，埃及乡村地权结构的变化延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据统计，不足1费丹耕地的贫困农民，1950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21.4%，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1.8%，1961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26.4%，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3.4%，1978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48.8%，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15.0%；拥有1—10费丹耕地的中等农户，1950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69.3%，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34.7%，1961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68.1%，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52.1%，1978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48.8%，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65.0%；耕地超过10费丹的大地产，1950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3%，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63.5%，1961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5.5%，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44.5%，1978年占乡村农户总数的2.3%，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20.0%。1984年，不足1费丹耕地的贫困农民占乡村农户总数的60.4%，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25.1%，拥有1—10费丹耕地的中等农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40.3%，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68.2%，耕地超过10费丹的大地产占乡村农户总数的0.6%，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7%。[334]80年代后期，地权结构的逆向运动趋势逐渐显现，乡村社会的贫富差距随之扩大。1990年，耕地不足5费丹的农户占地产所有者总数的95.8%，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56.3%，平均拥有耕地0.88费丹；耕地5费丹的农户占地产所有者总数的1.1%，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8%，平均拥有耕地12.98费丹；耕地50费丹的农户占地产所有者总数的0.2%，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6.5%，平均拥有耕地51.63费丹；耕地100费丹的农户占地产所有者总数的0.1%，拥有耕地占全部耕地的8.5%，平均拥有耕地212.49费丹。[335]
萨达特时代，作为新经济政策的逻辑延伸，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农业，土地政策出现回归传统的趋势；1974年第69号法令和1981年第141号法令宣布返还政府征购的私人土地。[336]与此同时，萨达特政府推行有利于地产主的租佃政策，地租标准两次提高。穆巴拉克沿袭萨达特时代的土地政策，同步提高政府征缴的土地税和地主征纳的地租标准。1992年，议会通过新的租佃法即96号法令。此后5年间，地租从地税的7倍增至22倍。1985—1997年，地租上升超过15倍。1990—2000年，每费丹棉花的地租从13.9埃镑增至34.2埃镑，小麦从12.1埃镑增至28.1埃镑，水稻租金增长4倍；租金的增长超过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另据统计，1985—2000年，按照1975年价格计算，每费丹小麦的地租从12.1埃镑增至28.1埃镑，玉米的地租从8.2埃镑增至22.1埃镑，水稻的地租从11.3埃镑增至39.2埃镑，棉花的地租从13.8埃镑增至34.2埃镑。[337]与纳赛尔时代相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农民的负担明显加重，地产主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农民在纳赛尔时代从租佃法获得的有限利益，至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不复存在。”[338]
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上埃及与下埃及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1937年，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人口分别占埃及总人口的40%和57%。1966年，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人口分别占埃及总人口的35%和64%。[339]1996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150万，占总人口的19.4%；2000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070万，占总人口的16.7%。贫困现象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000年，82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乡村，25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1996—2000年，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和苏伊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8.9%，下埃及其他地区为5%，上埃及只有0.5%。2000年，1070万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分布在上埃及，其中580万生活在上埃及的乡村，140万生活在上埃及的城市。1996—2000年，上埃及在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比例两个方面均高于下埃及。[340]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埃及国内的人口分布经历着为自相对落后和封闭的上埃及向相对发达和开放的下埃及的移动趋势。90年代，穆巴拉克政府启动上埃及国家开发计划和乡村一体化国家开发计划以及新河谷运河计划，旨在缩小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的差异，进而实现埃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穆斯林兄弟会的重新崛起与宗教政治的挑战
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在于旧的秩序趋于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下层民众丧失旧秩序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尚未被纳入新秩序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处于孤立无助的贫困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贫富差异日趋扩大，社会分化明显加剧，腐败现象蔓延。腐败的蔓延导致财富集中于称作“肥猫”的少数新贵手中，后者却无意投资发展国内经济，而是投资国外，逃避纳税。根据著名作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调查，在90年代初的埃及，拥有财产超过1亿美元的新贵约50人，拥有财产0.8—1亿美元的新贵100人，拥有财产0.5—0.8亿美元的新贵150人，拥有财产0.3—0.5亿美元的新贵220人，拥有财产0.15—0.3亿美元的新贵350人，拥有财产0.1—0.15亿美元的新贵2800人，拥有财产500—1000万美元的新贵70000人。[341]1975年，5%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1.0%，20%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49%；20%的最底层贫困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5.2%，40%的社会下层占有国民收入的13.9%。从纳赛尔时代的1964年到萨达特时代的1975年，占总人口60%的社会下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28.7%下降为19.9%，占总人口30%的社会中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40.2%下降为21.5%，占总人口10%的社会上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31.9%上升为58.6%。[342]1974年，埃及的百万富翁不到200人；1981年，百万富翁达到1.7万人。[343]1981—1997年，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民众在城市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21.0%下降为14.8%，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在城市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41.0%上升为48.7%；占乡村人口40%的下层民众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24.6%下降为17.7%，占乡村人口20%的富人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35.4%上升为46.0%。[344]1991年，埃及政府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扩大非国有经济成分，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导致物价飞涨。与60年代初相比，90年代初埃及物价上涨300%，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345]
进入90年代，埃及人口年均增长率2.2‰，劳动力年均增长率2.8%，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2.0%。1988—1998年，劳动力年均增长52万人，就业者年均增长44万人，年均8.8万人进入失业者行列。[346]乡村人口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青年人就业无门，前途渺茫，亦心存不满。贫富分化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加剧着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埃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政治传统，法老的专制主义遗产、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倾向构成埃及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专制主义、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了此消彼长和相互制衡的过程。1952年革命前，专制主义无疑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1952年革命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影响埃及社会各个层面的首要因素，埃及自居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则被视作阿拉伯世界的旗手和阿拉伯民族尊严的象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拉伯民族主义日渐衰微，现代伊斯兰主义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埃及进入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崭新阶段。
后纳赛尔时代，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呈上升的趋势，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然而，诸多世俗政党的政治实践往往局限于精英阶层，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社会孤立性，难以动员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成为下层民众寻求精神安慰的意识形态，清真寺则提供了庇护下层民众的重要社会场所。据统计，埃及清真寺的数量，1962年为17224处，1975年增至28738处，1979年达到3. 4万处。[347]另据资料统计，1970年萨达特出任总统之时，埃及全国共有清真寺2万处；1981年萨达特遇害身亡时，埃及的清真寺总数达到4. 6万处。[348]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则是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器。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反对派政治组织，在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涵着动员民众的巨大潜力。
民众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尖锐对抗和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冲突两种倾向的错综交织，构成中东诸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首开近代埃及世俗化改革的先河。传统宗教势力的排斥和教权的否定，构成强化世俗君主之极权政治的重要环节。自由主义时代，福阿德和法鲁克两代国王的君主专制，构成埃及世俗政治的外在形式；所谓的政党政治和精英政治，亦包含世俗政治的明显倾向。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宗教政治与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密切相关，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抗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穆斯林兄弟会崛起于埃及的政治舞台，既构成民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的重要形式，亦包含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的历史内容。纳赛尔时代，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社会势力的剧烈消长，导致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客观趋势。萨达特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死灰复燃和宗教政治的卷土重来，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萨达特时代的埃及与巴列维国王在位后期的伊朗，皆曾在政治领域面临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萨达特时代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与巴列维王朝极权政治的膨胀，导致宗教政治在埃及和伊朗的不同后果。
萨达特曾经将纳赛尔时代称作唯物主义的时代，世俗主义的原则构成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自萨达特时代开始，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复兴运动呈上升趋势，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崛起，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角逐。
1952年“七月革命”前夕，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构成自由军官的重要政治盟友。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与推翻法鲁克国王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七月革命”胜利后，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进而分道扬镳。穆斯林兄弟会挑战自由军官的统治地位，试图与自由军官分享国家权力，成为纳赛尔政权面临的潜在政治威胁。但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源于所谓政治理念和发展目标的根本分歧，亦非宗教与世俗的对抗[349]，而是权力角逐的逻辑结果。自由军官的世俗化政策，无疑是纳赛尔时代强化极权政治的举措。所谓的政治伊斯兰化倾向，则是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实现政治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的手段。1954年1月，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与解放大会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政府随后指责穆斯林兄弟会反对“七月革命”，进而取缔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450人。[350]同年10月，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亚历山大暗杀纳赛尔未遂。12月，纳赛尔政权处死6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判处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终身监禁，超过60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锒铛入狱。尽管如此，纳赛尔政权无意排斥伊斯兰教，着力强化官方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进而将官方伊斯兰教作为控制民众的政治工具。“1952年革命后，清真寺的数量明显增多。政府建立新的宗教广播电台，发起创办伊斯兰大会和伊斯兰研究会，以法律的形式维护爱资哈尔的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作为学校考试的必修科目……爱资哈尔与纳赛尔政权保持广泛的合作，教界上层不断发布支持政府的宗教法令。纳赛尔及其同僚与原教旨主义者在宗教领域展开角逐，原教旨主义者难以将纳赛尔主义诋毁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国家权力的归属”。1964年，纳赛尔政权颁布大赦令，释放穆斯林兄弟会囚犯，旨在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抵制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官复原职，甚至获得政府给予的经济赔偿。1965年，纳赛尔政权再次发起清洗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运动，近三万人遭到囚禁，26人被判处死刑。[351]
萨达特执政以后，推行自由化政策，政治环境较纳赛尔时代相对宽松。爱资哈尔代表的官方伊斯兰教从属于萨达特政权，强调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支持萨达特政权的内外政策，成为国家控制民众和驾驭社会的重要工具，萨达特本人则以“信士的总统”自居。1971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法是埃及官方的信仰和国家立法的主要依据之一。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解除纳赛尔时代的禁令，释放包括总训导师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在内的数百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获准在大学校园组建伊斯兰协会。[352]1975年，所有在押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释。1976年，穆斯林兄弟会获准出版报刊，社会影响随之扩大。[353]
70年代初，萨达特政权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与穆斯林兄弟会处于合作的状态。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与纳赛尔政权积怨甚深，支持萨达特政权的非纳赛尔化政策。然而，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坚持教俗分离的政治原则，强调“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354]。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和参与议会竞选，萨达特政权则明确否认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只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世俗政党和从事政治活动。萨达特曾经公开表示：“那些热衷于伊斯兰教的人应当到清真寺去，那些希望从事政治的人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355]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进而分道扬镳。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抨击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反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356]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是背叛伊斯兰教信仰和出卖阿拉伯民族利益。1979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抗议埃及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国中之国，进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领袖提勒麦萨尼，接管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清真寺，取缔穆斯林兄弟会主办的报刊，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权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357]
有学者认为，“萨达特与兄弟会之间虽有某些共同利害关系，但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仍然是互不相容的”，政治理念之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差异和对立，“是埃及宗教政治反对派长期与埃及政府不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358]。实际情况不然。一方面，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民族主义者不可等同于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不同形式，伊斯兰主义者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同倾向。另一方面，埃及的政治反对派不仅来自宗教领域，更来自世俗领域；纳赛尔政权之取缔华夫脱党和后纳赛尔时代萨达特政府以及穆巴拉克政府与新华夫脱党的尖锐对立，无法从宗教与世俗的差异方面作出合理的解释。换言之，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轨迹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抑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的历史运动，而所谓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只是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建立抑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历史运动的外在形式和政治工具。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府之间的权力角逐，其实质在于极权政治的削弱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是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自由主义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包括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构成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而社会基础的下层民众性决定了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纲领和政治手段的激进性。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期间，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民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崭新的社会力量。社会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纲领的相对温和性，而穆斯林兄弟会的权力角逐包含诸多新兴社会阶层广泛参与进而挑战极权政治和官僚资产阶级之特权地位的明显倾向。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区别于其他诸多政治组织的突出特征，在于多功能的社会性。自哈桑·班纳时代开始，穆斯林兄弟会既是宗教政治组织，亦是经济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70年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开办和经营银行、公司、企业、学校、医院、农场和媒体，具备金融服务、就业培训、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多项功能，在埃及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穆巴拉克时代，民间色彩的伊斯兰志愿者组织呈明显增多的趋势。90年代初，埃及约有超过1.1万个民间社团，其中超过3千个系伊斯兰志愿者组织。90年代中期，埃及民间社团增至1.4万个，其中约8千个系伊斯兰志愿者组织。[359]数量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组织与遍布各地的清真寺保持密切的联系，通常具有慈善机构的功能，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和社会服务。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纲领亦从宗教政治层面逐渐延伸至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层面，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发展民族经济，营造私人投资良好环境，改善财富分配体系，抑制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保障公民权利。[360]
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建以来，历经哈桑·班纳（1928—1949年在任）、哈桑·侯戴比（1951—1973年在任）、欧默尔·泰勒迈萨尼（1973—1986年在任）、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1986—1996年在任）和穆斯塔法·马什胡尔（1996年至今在任）五代总训导师。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则、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和遵循伊斯兰教法，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坚持的基本纲领。然而，随着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自由主义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强调伊斯兰教的政治实践，致力于复兴伊斯兰教和争取埃及的民族独立，诉诸圣战和崇尚暴力构成穆斯林兄弟会的普遍特征。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低谷状态。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大都被关押在开罗南郊的图拉监狱；1957年，21名穆斯林兄弟会囚犯被政府处决。高压的政策和残酷的政治环境塑造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思想，“集中营成为重建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据点”[361]。
赛义德·库特卜1906年出生在上埃及艾斯尤特省的乡村贵族家庭，1925年起就读于开罗师范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埃及政府的教育部，曾经追随扎格鲁勒和纳哈斯，1945年退出华夫托党，1951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赛义德·库特卜后来声称：“我出生于1951年。”赛义德·库特卜于1954年入狱，1966年被纳赛尔政权处死。赛义德·库特卜所著《路标》一书，在继承哈桑·班纳以及阿布·阿拉·毛杜迪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着力阐述极端倾向的政治思想。[362]赛义德·库特卜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众自由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强调安拉的绝对主权，质疑纳赛尔政权的合法性，声称赛尔政权奉行的世俗政治背离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而无异于查希里叶时代的蒙昧制度。赛义德·库特卜声称，伊斯兰教并非只是内心深处的信仰，而是人类摆脱奴役状态的政治宣言；伊斯兰教否认盗用安拉名义的世俗权力和世俗统治，世俗统治者盗用的权力必须归还安拉，盗用安拉权力的世俗统治必须被推翻。赛义德·库特卜声称，实现安拉主权的目的并非建立教界的统治，而是恢复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保障民众摆脱奴役和获得解放；实现安拉主权的途径并非只是信仰的说教，而是应当诉诸圣战的暴力方式。[363]赛义德·库特卜认为，“今天存在于大地上的所有社会确已进入蒙昧社会的范畴之内”，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民众尚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而纳赛尔政权彻底剥夺了民众的自由，信仰的传布只能诉诸圣战的方式。[364]与哈桑·班纳相比，赛义德·库特卜完全否定现存的秩序，强调“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思想倾向颇显极端。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极端政治思想，可谓纳赛尔时代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和极权政治的逻辑延伸。赛义德·库特卜死后，爱资哈尔为首的官方宗教机构称赛义德·库特卜为离经叛道的哈瓦立及派。[365]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宣布“库特卜只代表其本人而不代表穆斯林兄弟会”[366]。
进入70年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出现裂变的趋势，形成从极端倾向到温和色彩的诸多派别。萨达特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派别包括伊斯兰解放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和新圣战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派别大都视赛义德·库特卜为精神领袖，崇尚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极端政治思想，强调政治斗争的圣战暴力性。伊斯兰解放组织的领导人是萨利赫·斯雷亚，成员主要是来自下埃及的青年学生。1974年，伊斯兰解放组织成员攻占开罗军事技术学院，试图夺取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部和推翻萨达特政权，失败后遭到镇压，萨利赫·斯雷亚等人被判处死刑。[367]赎罪与迁徙组织始建于1973年，领导人是舒克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追随者数千人，主要是来自上埃及的城市移民，主张首先在清真寺和山区创建伊斯兰社会，直至推翻现存社会。艾哈迈德·舒克里·穆斯塔法宣称：“我反对埃及现存的所有制度，因为这些制度背离了伊斯兰教法，是异端的制度。”[368]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成员绑架并杀害萨达特政府前宗教基金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达哈比，舒克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随后亦被政府判处死刑。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阿卜杜勒·扎穆尔和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成员主要来自上埃及。新圣战组织主张渗入政府内部，采取暗杀方式，推翻萨达特政权；1981年，萨达特即死于新圣战组织成员的暗杀。[369]
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色彩，其基本纲领与极端派别并无明显的差异，不同之处在于主张放弃暴力，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纲领的相应变化。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表示：穆斯林兄弟会坚持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原则，而纳赛尔政权长期背离议会民主制。“1952年‘7·23’革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革命……‘7·23’革命的原则源于穆斯林兄弟会的遗产。纳赛尔和自由军官背离革命的原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及自由军官分道扬镳。”[370]“我们已经与暴力彻底决裂”，“我们不接受武装革命，不接受群众动乱”。在此基础之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致力于政党政治，积极参与议会竞选。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和著名理论家哈桑·侯戴比声称：“我不坚持立党，但是坚持进行政治活动和民众活动。如若国家实行政党制，又认为适用于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政党。”[371]继哈桑·侯戴比之后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的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明确表示，“我们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在过去的30年，自由军官政权利用报刊和图书诋毁穆斯林兄弟会，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形容为杀手，进而欺骗民众”，“民众现在目睹我们的行为……证明自由军官政权的诋毁只是欺骗民众的谎言。”[372]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删除“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作为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纲领，“把选票投给安拉，把选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新的竞选口号。[373]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治生活不仅表现为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的错综交织，而且表现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激烈角逐。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协会和伊斯兰投资公司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在大众传媒、教育和公共服务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374]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与穆巴拉克政权处于合作的状态。穆巴拉克政权一方面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另一方面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议会竞选。1984年，埃及举行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与新华夫托党建立竞选联盟，获得57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9个议会席位。议会选举的积极参与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继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再次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政治力量，议会随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重要舞台。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与社会劳动党、自由社会主义党组成竞选联盟，获得17%的选票和60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38个席位，超过新华夫托党的11%的选票和35个议会席位。[375]
进入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逐渐由温和反对派演变为激进反对派，公开指责穆巴拉克政府压制民主、执政党一党独大和缺乏公正选举，要求废除“政党组织法”，要求获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1994年，埃及政府颁布新的法律，废止大学校长由民间选举产生的惯例，规定大学校长由官方任命，强化对于职业协会选举的司法监督，旨在遏制伊斯兰主义对于大学校园和职业协会选举的影响，遭到穆斯林兄弟会和包括民族民主党成员在内的世俗阶层的反对。同年，政府禁止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进而实施侵犯人权的高压性安全政策。[376]据相关研究机构统计，由于政治原因而入狱的人数，1992年 8000人，1993年增至17191人。另据埃及人权组织统计，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监禁的人数，1990年5000人，1992年10000人，1995年16000人，1998年20000人。1991年，81名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成员被政府处决。[377]1995年议会选举前夕，开罗的穆斯林兄弟会总部被政府关闭，8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遭到，其中54人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378]著名作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称，1994年，平均每天有50人遭到拘禁，平均每月有3人被政府绞死。[379]
另一方面，政府推行怀柔政策，鼓励创办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根据埃及政治学家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说法，埃及的非政府民间组织达到15000个，遍布诸多领域。然而，非政府民间组织的活动受到相关规定的严格限制。政府的社会事务部设专门机构，监督非政府民间组织及其活动，操纵非政府民间组织抗衡反对派势力。[380]根据1991年的官方统计，埃及全国共有清真寺9.1万处，其中民间清真寺约占半数。另据1993年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埃及全国共有清真寺17万处，其中政府控制和管理的清真寺仅3万处。1996年，埃及政府宣布宗教事务部接管所有的民间清真寺。同年，议会颁布法律，禁止任何慈善机构接受国外提供的募捐。1999年，议会颁布法律，强化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监管。[381]穆巴拉克试图通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扩大民众的政治动员，寻求广泛的政治支持，共同对抗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政府拒绝与反对派讨论诸如宪政和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对话无果而终，埃及国内的政治暴力随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382]据统计，埃及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1992年近100人，1993年为260人，1994年达到300人，1995年超过400人。大多数的政治暴力事件发生于上埃及和开罗地区，下埃及的政治形势相对稳定。[383]
1996年，穆斯林兄弟会的部分成员另立门户，宣布成立瓦萨特党。1996年和1998年，瓦萨特党两次向协商会议政党委员会递交申请，要求得到官方的认可，均被驳回。2000年，瓦萨特党获准成立非政治性组织，名为埃及文化与对话协会。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依然致力于争取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政党，坚持在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从事政治参与的相关活动。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阿布·福图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政府解除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禁令，允许我们成为合法的政党。”在2000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获得17个议会席位，构成议会内部最大的反对派。[384]
【注释】
[1]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p.359.
[2]Metz，H.C.，Egypt：A Country Study，Washington 1991，p.26.
[3]Gran，P.，Islamic Roots of Capitalism：Egypt 1760-1840，Texas 1979，p.12.
[4]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64.
[5]Richmond，J.C.B.，Egypt 1798-1952：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London 1977，p.18.
[6]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开罗1985年，第30—31页，第33页。
[7]Richmond，J.C.B.，Egypt 1798-1952：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39.
[8]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52页。
[9]Richmond，J.C.B.，Egypt 1798-1952：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p.42-44.
[10]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62—65页。
[11]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Cambridge 1998，p.163.
[12]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56页。
[13]Goldschmidt，A.，Modern Egypt，Boulder 1988，p.9.
[14]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53页，第58页。
[15]Marsot，A.L.S.，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ed Ali，p.137，p.8.
[16]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p.148.
[17]Marsot，A.L.S.，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ed Ali，Cambridge 1984，p.142.
[18]Baer，G.，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London 1962，p.6.
[19]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57页。
[20]Baer，G.，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p.7.
[21]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Baltimore 1991，p.55.
[22]Baer，G.，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pp.8-9.
[23]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55.
[24]Baer，G.，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gypt，Chicago 1969，p.66，p.70.
[25]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p.217-218.
[26]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251.
[27]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228.
[28]Bush，R.，Economic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Egypt，Boulder 1999，p.12.
[29]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135，p.136.
[30]Beinin，J.，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p.26.
[31]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137.
[32]Richards，A.，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Boulder 1982，p.38.
[33]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p.227-228.
[34]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56页。
[35]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67.
[36]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p.135-136，p.218.
[37]Richards，A.，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pp.32-33.
[38]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p.272.
[39]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219.
[40]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60.
[41]Baer，G.，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gypt，pp.134-135.
[42]Radwan，S.，Capital Formation in Egyptia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1882-1967，London 1974，p.262.
[43]Baer，G.，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gypt，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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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Mansfield，P.，A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86.
[47]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75.
[48]Mansfield，P.，A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88.
[49]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87.
[50]同上，pp.287-288。
[51]Cleveland，W.L.，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97.
[52]Udovitch，A.L.，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p.240.
[53]Hourani，A.，The Modern Middle East：A Reader，p.185
[54]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88.
[55]Richmond，J.C.B.，Egypt 1798-1952：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100.
[56]Cromer，Modern Egypt，London 1908，p.29.
[57]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p.195.
[58]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90.
[59]Cromer，Modern Egypt，p.11，p.12.
[60]Hershlag，Z.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113.
[61]Cromer，Modern Egypt，p.63
[62]同上，p.29，p.87，p.140。
[63]Ochsenwald，W.，The Middle East：A History，p.290.
[64]Cromer，Modern Egypt，p.186.
[65]Mansfield，P.，A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95.
[66]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103页。
[67]Tignor，R.L.，State，Private Enterprise，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Princeton 1984，p.22.
[68]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p.223.
[69]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92.
[70]Esposito，J.L.，Islam and Politics，New York 1984，p.47.
[71]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Cambridge 1988，p.621.
[72]Esposito，J.L.，Islam and Politics，New York 1984，pp.48-49，p.51.
[73]Cleveland，W.L.，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107.
[74]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106—107页。
[75]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p.239-245.
[76]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New York 1991，p.148.
[77]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128.
[78]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148.
[79]Goldschmidt，A.，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Boulder 1991，p.262.
[80]同上，p.225。
[81]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263.
[82]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121页，第124页。
[83]同上，第125—126页。
[84]Goldschmidt，A.，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227.
[85]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London 2003，pp.85-86.
[86]Richards，A.，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p127，p.145.
[87]Hershlag，Z.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228.
[88]Richards，A.，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pp.170-171.
[89]Hershlag，Z.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126，p.226.
[90]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pp.321-322.
[91]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75.
[92]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335.
[93]同上，p.335。
[94]Ayrout，H.H.，The Egyptian Peasant，p.17.
[95]Baraka，M.，The Egyptian Up per Class between Revolutions 1919-1952，London 1998，p.31.
[96]Owen，R.，The Mid 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219.
[97]Baraka，M.，The Egyptian Upper Class between Revolutions 1919-1952，p.251.
[98]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75.
[99]Daly，M.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vol.2，p.313.
[100]Owen，R.，The Mid 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149，p.220，p.236.
[101]Tignor，R.L.，State，Private Enterprise，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p.32.
[102]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326.
[103]Mabro，R.，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gypt 1939-1973，Oxford 1976，p.51.
[104]Hershlag，Z.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231.
[105]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326.
[106]Botman，S.，Egy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79.
[107]Baker，R.W.，Egypt’s Uncertain Revolution Under Nasser and Sadat，Harvard 1978，p.7.
[108]Baraka，M.，The Egyptian Upper Class between Revolutions 1919-1952，p.56.
[109]Baker，R.W.，Egypt’s Uncertain Revolution Under Nasser and Sadat，p.7.
[110]Metz，H.C.，Egypt：A Country Study，p.45.
[111]Metz，H.C.，Egypt：A Country Study，p.45.
[112]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23.
[113]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London 1982，p.160.
[114]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27.
[115]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23.
[116]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p.274-295.
[117]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208.
[118]同上，p.182。
[119]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117.
[120]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100.
[121]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338.
[122]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158.
[123]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127页。
[124]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p.182-183.
[125]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97.
[126]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188，p.199.
[127]Johnson，A.J.，Reconstructing Rural Egypt，New York 2004，p.28.
[128]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112.
[129]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p.116-117.
[130]Johnson，A.J.，Reconstructing Rural Egypt，p.29.
[131]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127，p.135.
[132]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230.
[133]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第129—130页。
[134]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39.
[135]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145.
[136]Johnson，A.J.，Reconstructing Rural Egypt，p.56-57.
[137]Vatikiotis，P.J.，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351.
[138]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p.252-253.
[139]同上，p.281。
[140]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p.172-178.
[141]Terry，J.J.，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The Wa f d 1919-1952，p.293.
[142]Botman，S.，Egy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p.49-50.
[143]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181，pp.184-185.
[144]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p.61-62.
[145]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192.
[146]Botman，S.，Egy pt f 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51.
[147]Ahmed，M.，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p.204，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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