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一、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的建立与新政举措

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开罗，马木路克王朝灭亡，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最高长官称作帕夏，亦称米绥尔的贝勒贝伊，由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直接任命。历任帕夏皆非埃及土著血统，大都来自巴尔干地区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帕夏任期一年，通常续任一至两次，亦有任职不足一年者。埃及在奥斯曼帝国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远离圣战前沿，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驻守埃及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主要是突厥人、塞加西亚人和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外族群体，规模较小，负责卫戍首都开罗和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以及通往圣城麦加的朝觐道路，具有明显的封闭倾向。奥斯曼帝国并未在尼罗河流域实行军事封邑制度，埃及的驻军采用支付军饷的方式。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后，马木路克以效忠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作为条件，保留原有的诸多特权，依旧是尼罗河流域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1]帕夏与马木路克之间的权力分享，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历史的突出现象。奥斯曼帝国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尼罗河流域则被视作苏丹的田产。然而，马木路克作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具有支配土地的广泛权力，实行包税制，耕种土地的农民普遍处于包税者的直接控制之下。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逐渐削弱，马木路克势力呈上升趋势，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帕夏往往形同虚设，处于马木路克的操纵之下。帕夏与马木路克皆非埃及土著民众的政治代表，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具有外族统治的明显倾向。相比之下，阿拉伯人作为埃及的土著民众，长期保留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隶属于各自部族和村社的舍赫，缺乏稳定的地域联系和必要的凝聚性。独立于官方的欧莱玛与阿拉伯人联系密切，在土著社会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俨然成为沟通埃及土著民众与外族统治者的重要纽带。

1760—1798年在埃及的历史上称作“新马木路克时代”。1760年，阿里贝伊·卡比尔兼并诸多贝伊，成为埃及马木路克的首领。阿里贝伊·卡比尔宣布尼罗河流域脱离奥斯曼帝国，赶走伊斯坦布尔苏丹任命的帕夏，进而以舍赫·巴拉德的名义颁布法令，征纳赋税，鼓励发展商业，扩大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贸易交往。^[2]“阿里贝伊是第一个试图与西方商人合作、进而按照西方模式推行改革的埃及统治者。”^[3]阿里贝伊死后，马木路克首领穆拉德和伊卜拉欣继续拥兵自立，号令一方，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在埃及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4]

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4万人入侵埃及，占领开罗，穆拉德和伊卜拉欣以及马木路克残余分别逃往上埃及和叙利亚。^[5]拿破仑入侵埃及的目的，在于切断英国与英属殖民地印度之间的联系，进而削弱英国本土的力量。不久后，英军舰队在亚历山大附近的阿比·伽伊勒海域击败法军舰队，切断入侵埃及的法军与法国本土的联系。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对法国宣战，出兵叙利亚，威胁埃及。拿破仑率领法军经阿里什和雅法进入叙利亚，在阿克遭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抵抗，攻势受阻。1799年8月，拿破仑离开埃及，返回法国。1801年，留守的法军迫于奥斯曼帝国和英军的压力，亦撤离埃及。^[6]

法军的入侵和占领，在埃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拿破仑的军队重创穆拉德和伊卜拉欣控制的地方政权，迫使穆拉德逃往上埃及而伊卜拉欣逃往叙利亚，马木路克的军事实力丧失殆尽，其在埃及的统治基础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拿破仑在埃及期间极力寻求与埃及土著民众的广泛合作，将欧莱玛和贵族乡绅视作埃及土著民众的政治领袖，明显提高了欧莱玛和贵族乡绅在埃及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拿破仑曾经在开罗和其他诸多地区组建迪万，负责埃及的行政管理。尽管迪万处于拿破仑和法军控制之下，欧莱玛和贵族乡绅无疑构成迪万的主要来源。尤其重要的是，法军的入侵和占领瓦解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对于埃及的直接统治。尽管如此，法军的占领毕竟意味着异教的统治，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民众所无法容忍。1798年10月，开罗民众举行起义，反抗法军的占领。爱资哈尔清真寺成为开罗民众反抗法军的起义据点，欧莱玛和贵族乡绅则是起义民众的政治代言人。1800年，开罗再次爆发欧默尔·麦克莱姆领导的起义，进而波及尼罗河流域诸地。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两次起义均被法军镇压。

法军的入侵和占领，导致埃及传统政治势力的急剧衰落和尼罗河流域的权力真空状态，进而为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的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穆罕默德·阿里是阿尔巴尼亚人，出生于马其顿，1801年应征入伍，随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来到埃及，利用法军撤离以后形成的权力真空状态和土著民众对于苏丹任命的帕夏以及马木路克的不满，借助于欧莱玛和贵族乡绅的支持，逐渐确立起在尼罗河流域的统治地位。穆罕默德·阿里首先利用马木路克的势力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而利用马木路克的内部矛盾令其自相残杀，此后借助于欧莱玛、商人和贵族的支持排斥马木路克，直至控制开罗，迫使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于1805年承认其在尼罗河流域的统治权力，赐封其为埃及的帕夏（1805—1848年在位）。^[7]

自1805年起，埃及尽管在形式上依旧隶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却在实际上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世袭领地，奥斯曼帝国对于尼罗河流域的统治权力不复存在。1807年，穆罕默德·阿里控制尼罗河下游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继而将攻击矛头转向盘踞埃及南部的马木路克。至1810年，整个埃及尽属穆罕默德·阿里，马木路克大都移居开罗。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应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请求出兵征讨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和瓦哈卜派，利用举行出征仪式的机会，将应邀赴会的马木路克450人悉数处死，进而捕杀留居开罗的马木路克千余人。次年，穆罕默德·阿里遣其子伊卜拉欣率军进入埃及南部，追杀马木路克千余人，马木路克残部逃往苏丹。^[8]至此，马木路克退出埃及的历史舞台。

穆罕默德·阿里控制埃及之后，频频发动对外扩张，首先出兵希贾兹，平息沙特家族和瓦哈卜派的反叛，控制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继而沿尼罗河挥师南进，攻入苏丹地区。穆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地区的目的，一是控制整个尼罗河流域，二是占有苏丹地区的黄金资源，三是扩大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四是根除盘踞在苏丹地区的马木路克残余。穆罕默德·阿里于1822年在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汇合处建造新城，名为喀土穆，并将苏丹地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此后，红海大部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势力范围。^[9]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之子伊卜拉欣率军3万人进入叙利亚。1832年，伊卜拉欣的军队攻占阿克和大马士革，继而越过陶鲁斯山，占领安那托利亚南部重镇塔尔苏斯和阿达纳。1833年，埃及军队在科尼亚大败奥斯曼帝国军队，由此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门户。183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签署协议，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达纳的统治权力，穆罕默德·阿里则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宗主地位。^[10]1833—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统治达到顶峰，埃及的独立已经成为事实，开罗的帕夏领有埃及、苏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的广大地区，俨然是阿拉伯世界的象征。1840年，英军在贝鲁特登陆，迫使伊卜拉欣的军队自叙利亚撤回埃及。184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赐封穆罕默德·阿里以统治埃及和苏丹地区的世袭权力，穆罕默德·阿里将叙利亚和希贾兹以及地中海东部岛屿克里特归还奥斯曼帝国。

穆罕默德·阿里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效法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着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在于苏丹任命的帕夏、马木路克与土著贵族乡绅及欧莱玛之间的权力分割。相比之下，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期间，官僚政治长足发展，政府机构日渐完善，国家权力趋于强化。穆罕默德·阿里在开罗设立内务部、军事部、财政部、公共事务部、商务部和外交部，同时将尼罗河流域划分为24个省，其中下埃及14个省，上埃及10个省，直接任命各省的长官。此外，穆罕默德·阿里废除拿破仑在埃及建立的咨政会议，代之以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协商会议。马木路克的传统势力和政治影响丧失殆尽，土著贵族乡绅及欧莱玛被纳入官僚体系，从属于政府的管辖。穆罕默德·阿里最初沿用土耳其语作为埃及的官方语言，仅仅选择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出任军政要职。1845年以后，伴随着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与土著埃及人的同化过程，阿拉伯语逐渐取代土耳其语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语言，操阿拉伯语的土著埃及人则取代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成为军政要职的主要来源。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新军的组建。穆罕默德·阿里实行募兵制，埃及的土著农民成为征募士兵的主要来源。被征募者的服役期最初为3年，1835年改为15年。^[11]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在亚历山大创建新式海军，保卫埃及的海上门户和出海通道。^[12]穆罕默德·阿里政权的鼎盛时期，埃及军队员额超过10万人。“不久前随穆罕默德·阿里来到埃及的阿尔巴尼亚人逐渐从军队中消失，他们被新的雇佣军所取代，这些雇佣军来自叙利亚、摩洛哥、的黎波里、波斯尼亚、阿拉伯半岛以及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19世纪20年代末，埃及农民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的重要兵源。”^[13]兵源构成的变化，标志着埃及历史的转折，开辟土著民众角逐权力的先例，预示了埃及历史的崭新方向。

教育的改革是军事改革的逻辑延伸。穆罕默德·阿里投入大量财力，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在埃及兴办包括军事学校、工程技术学校和医科学校在内的新式学校，聘请法国教官，旨在培训军官和满足新军的技术需要。自1816年起，穆罕默德·阿里派遣埃及学生赴欧洲深造，大都留学法国，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穆罕默德·阿里创办布拉格印刷所，发行报刊，作为阐释政府法令和政策的重要途径。^[14]此前，埃及的欧莱玛在教育领域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宗教教育几乎是埃及传统教育的唯一形式。相比之下，穆罕默德·阿里大力兴办世俗教育，进而为西方文化的引进提供了沃土。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获准在政府出任要职。尽管沙里亚法庭依然是埃及唯一的司法机构，法国模式的民法、刑法和商法已经开始为埃及民众逐渐了解。

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19世纪埃及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地权的运动，而导致地权运动的直接原因则是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对于货币财富的渴求。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土地大都处于马木路克的控制之下，包税制盛行，国家土地所有权与包税者实际支配权的结合构成埃及突出的历史现象。包税人在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享有支配农民的广泛权力。16—17世纪，包税人多为土耳其驻军将领。18世纪末，包税人的构成表现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既有马木路克和各级官吏，亦有欧莱玛和乡绅贵族。包税的期限最初仅为数年；到1800年，包税期限大都延长至终身，甚至出现转让和世袭的情况。包税制无疑存在诸多弊端，农民不堪重负，弃田逃亡的现象屡屡发生，而包税人往往中饱私囊而导致国家财政亏空，甚至僭夺国家权力而助长地方的离心倾向。法军占领埃及期间，废除包税制，按照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进行地产登记，进而征收直接税。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建立以后，没收马木路克控制的土地，改由国家直接支配。瓦克夫是传统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宗教地产，处于清真寺或其他伊斯兰教机构的支配之下，享有免纳赋税的特权。马木路克时代末期，宗教地产瓦克夫共计60万费丹，约占埃及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15]1809年，穆罕默德·阿里宣布，取消宗教地产瓦克夫的免税特权，进而将瓦克夫纳入征税的范围。教界首领欧默尔·麦克莱姆由于反对穆罕默德·阿里取消瓦克夫之免税权的改革举措，曾被流放于迪米耶塔长达10年。^[16]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宣布取消包税制，同时将名目繁多的赋税合并为单一的土地税，明确规定征收土地税的时间和税额。^[17]1812—1814年，穆罕默德·阿里下令丈量全国土地，扩大土地税的征收范围，强化国家对于农民的直接控制。^[18]1814—1816年，穆罕默德·阿里实行新的税收制度，国家直接向村社征收赋税，由农民分摊，农民作为土地的耕种者不得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其所耕种的土地被视作国家的地产，进而形成国家土地所有制与农民个体生产密切结合的经济模式。马木路克时代，包税人是介于国家与乡村民众之间的纽带，亦是国家直接控制乡村民众的障碍；穆罕默德·阿里废除包税制，成为埃及的最高土地所有者，直接控制土地，进而控制依附于土地的民众，由此奠定中央集权和君主独裁的社会基础。“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尼罗河流域唯一的地主和埃及唯一的商人……国家岁入明显增长，而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未得到改善。”^[19]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埃及地权运动的重要内容在于国有土地的赐封。穆罕默德·阿里自1829—1830年开始将大量尚未开垦的土地赐予国家官吏，免征赋税，受封者则需保证土地的垦殖和耕种。这种土地称作伊巴迪叶，受封者最初并无所有权，仅仅享有用益权。1836年，受封者获得将伊巴迪叶传交子嗣继承的权利。^[20]1846年，伊巴迪叶成为可以合法用于抵押、转让和交易的私人地产。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于1837—1838年将大量土地赐予其家族成员。至20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成员拥有的地产达到埃及全部耕地的六分之一。^[21]

1858年，赛义德（1854—1863年在位）颁布法令，废除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国家对于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垄断权以及农产品专卖制，授予农民自由支配土地和自主决定生产内容的权利，规定在上埃及保留实物税而在下埃及征纳货币税，废除传统的村社集体纳税制，实行个人纳税制，允许个人购买和拥有土地。^[22]根据该法令，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不仅局限于用益权，而且包括抵押和继承的合法权利，甚至外国人亦可在埃及购置地产。^[23]“赛义德继穆罕默德·阿里之后于1858年颁布的土地法，标志着埃及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演变进入新的阶段”。1850年，私人地产不足埃及地产总面积的七分之一；1875年，私人地产超过埃及地产总面积的四分之一；1890年，私人地产达到埃及地产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进入20世纪，除瓦克夫外的全部地产均成为所有者的私人地产。^[24]随着土地非国有化趋势的日渐明显，土著的埃及人和土耳其人、塞加西亚人以及外籍移民购置地产者急剧增多，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进而成为埃及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

19世纪后期，埃及乡村的历史性变化表现为地权非国有化趋势的加强、私人地产的增长和大地产的膨胀。伴随着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土地兼并的现象日趋严重，失去土地进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人数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882—1917年，埃及的乡村农户从115万增至179万户，耕地面积从496万费丹增至523万费丹，乡村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从4.3费丹下降为2.9费丹。1907年，地产面积超过5费丹的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14.7万户，占有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三，其余112万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耕地少于5费丹而不足以满足生活需要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0%，无地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1%。^[25]1913年，1.3万个地产超过50费丹的地主共计拥有耕地达240万费丹，平均每户占有耕地近200费丹，而150万农户地产不足5费丹，共计拥有耕地150万费丹，平均每户拥有耕地1费丹。^[26]1913年，地产不足1费丹的贫困农户约94万，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不足0.5费丹。^[27]

19世纪中叶开始，埃及的农业生产经历明显的发展过程。1835—1897年，埃及的耕地面积增长60%，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100%，土地利用率提高37%。^[28]另据资料统计，1850年—1882年，埃及的耕地面积从420万费丹增至480万费丹；1882年，300万费丹的耕地分布在尼罗河三角洲，180万费丹的耕地分布在上埃及；棉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典型经济作物，甘蔗种植于上埃及米尼亚和艾斯尤特一带的王室地产。^[29]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农作物种类的增多，导致播种面积的不断扩大。包括棉花、水稻、蓝靛和甘蔗在内的夏季作物播种面积，18世纪末为25万费丹，19世纪30年代增至60万费丹。^[30]1873年，超过一半的耕地每年播种两次，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达到750万费丹，其中冬季作物的播种面积约450万费丹，夏季作物的播种面积约100万费丹，秋季作物的播种面积约200万费丹。^[31]1821—1878年，主要农作物小麦产量年均增长2%，玉米产量年均增长3.5%，棉花产量年均增长7%，甘蔗产量年均增长8%。^[32]1887—1914年，主要农作物棉花、小麦、大麦、蚕豆、玉米、水稻的年产量增长62%，农作物的年产值增长200%。^[33]

19世纪埃及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趋势。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强化与国家对于生产领域的超经济干预，构成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有力杠杆。自19世纪20年代起，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利用法国与反法联盟之间忙于战争、欧洲大陆粮食短缺、国际市场粮价暴涨的机会，实行垄断生产和农产品专卖制度，决定农民的种植内容并提供种子、工具、肥料和灌溉农田的水源，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口欧洲市场。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疏浚河道，修筑桥梁，同时引进和推广棉花、烟草和水稻等新的农作物，输入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棉农，雇用法国工程师设计建造水渠和堤坝，改善灌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经济作物如蓝靛、烟草、甘蔗和长绒棉取代传统的粮食作物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尤其是集约化耕作技术的引进明显提高了棉花产量。^[34]埃及的棉花年出口额，19世纪20年代初12万坎塔尔（1坎塔尔折合45公斤），40年代末增至24万坎塔尔，棉花的国际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35]埃及的传统农作物是冬小麦，秋季播种，春季收获，农民的劳动量相对有限。棉花系夏季作物，春季播种，秋季收获，且劳动强度大于谷物生产。棉花的广泛种植，导致农民劳动量的明显增加，农民被迫终年劳作，由此导致强制性劳役的推广。

19世纪中叶开始，开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削弱，埃及与西方的联系随之加强。伊斯玛仪（1863—1879在位）当政期间，棉花播种面积明显扩大，从50年代的25万费丹增至1864年的100万费丹，埃及成为欧洲棉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棉花产量急剧下降，欧洲市场对于埃及棉花的需求明显扩大。1850—1879年，棉花出口量从45.7万坎塔尔增至223万坎塔尔，出口额从92万英镑增至842万英镑，小麦出口量从93万伊尔达卜下降为79万伊尔达卜，出口额从74万英镑下降为51万英镑。克罗默尔时代，殖民当局强调英国与埃及的分工，极力使埃及成为英国纺织业的原料产地和纺织品市场。1886—1913年，埃及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大麦和水稻的播种面积仅从304万费丹增至373万费丹，棉花播种面积的增长幅度则从87万费丹增至170万费丹，棉花播种面积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主要粮食作物的增长幅度。^[36]1883—1913年，埃及的棉花种植面积由占全部耕地的11.5%增至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2.5%，棉花出口量由214万坎塔尔增至737.5万坎塔尔。^[37]1880—1884年，棉花占埃及出口产品的75%；1910—1913年，棉花出口所占的比例达到92%。^[38]下埃及是埃及主要的棉花播种区，尼罗河三角洲俨然成为出口西方的棉花种植园。1913年，78%的棉田分布在下埃及，22%的棉田分布在上埃及。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上埃及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仅相当于下埃及的二分之一。^[39]伴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棉花出口的急剧增长，“地中海谷仓”开始成为粮食进口国，埃及经济日趋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19世纪埃及经济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初露端倪。工业化是富国强兵的先决条件，现代工业的创办构成穆罕默德·阿里新政举措的重要内容。新军的组建和战争的需要无疑是穆罕默德·阿里创办新式工业的直接诱因，而造船业和军火制造业则是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现代工业的主要部门。国家对于工业生产实行垄断经营，导致行会工匠转化为国家工场的雇佣劳动力。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约有45万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中26万人隶属于国家控制的手工工场。^[40]与此同时，包括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在内的西方移民纷纷在埃及开设造船厂、纺织厂、造纸厂、制糖厂、皮革厂和化学品厂，现代工业随之在埃及始露端倪。

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构成和人口分布状态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城市化进程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导致人口流向和人口分布的相应变化，是为城市化的深层物质根源。自阿拉伯人征服以来，埃及的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徘徊于四五百万之间。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建立以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长足进步，传统经济模式逐渐衰落，人口的变动随之突破传统模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821年，埃及的总人口约为250万，其中8.6%生活在超过2万居民的城市；1907年，埃及的总人口约为1120万，其中13.7%生活在超过2万居民的城市。1821—1907年，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从1个增至19个，超过2万人口的城市居民总数从22万增至153万。^[41]另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82年，埃及总人口为683万，其中574万人生活在乡村，109万人生活在城市；1917年，埃及的总人口为1275万，其中981万生活在乡村，294万生活在城市。^[42]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亚历山大的长足发展。1820年以前，罗赛达和迪米耶塔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最重要和人口最多的港口城市，此后，随着埃及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交往的扩大，亚历山大作为埃及贸易中心的地位凸显，人口从1821年的不足1.3万增至1846年的16.4万，进而成为仅次于开罗的第二大城市。^[43]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埃及的城市化进程表现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城市人口集中分布于开罗和亚历山大。1848年，开罗人口25.4万，亚历山大人口14.3万，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城市人口占埃及总人口的8.8%；1897年，开罗人口增至57万，亚历山大人口增至32万，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城市人口占埃及总人口的9.2%。^[44]1899年，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尔亦不得不承认，埃及现代化的范围只限于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座城市。^[45]

西方势力的渗透与英国的殖民统治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埃及历史的核心内容在于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原则的重新调整。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尼罗河流域开始摆脱长期依附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状态，初步奠定埃及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取代奥斯曼帝国苏丹、马木路克、土著乡绅贵族和欧莱玛诸多传统阶层而成为尼罗河流域最高的统治者和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包括官僚化和国有化在内的诸多新政举措则是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强化极权政治和追求财富的重要手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穆罕默德·阿里与马木路克统治者尽管同样具有聚敛财富和占有货币的强烈需求，然而两者聚敛财富和占有货币的方式迥然不同。马木路克时代，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沿袭传统的经济模式，经济生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马木路克统治者将尽可能多的赋税强加于农民，赋税名目往往多达数十种，尤其是包税制泛滥成灾，农民不堪重负，经济凋敝。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埃及俨然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私人庄园；国家对于生产领域的超经济干预，加速了埃及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和现代工业的萌生，促使埃及逐渐告别传统的经济模式，形成与欧洲诸国之间的广泛经济交往，进而开始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埃及的权力重心表现为从伊斯坦布尔向开罗倾斜的明显趋势。穆罕默德·阿里死后，西方势力开始向尼罗河流域渗透，埃及的权力重心逐渐表现为从开罗向欧洲倾斜的历史走向。阿拔斯一世（1848—1854年在位）当政期间，试图利用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欧洲诸国的支持，进一步摆脱伊斯坦布尔苏丹的束缚。1851年，阿拔斯一世与英国商人詹姆斯·斯蒂芬森签署协议，由后者投资建造开罗至亚历山大的铁路，是为欧洲以外地区建造的第一条铁路。^[46]赛义德当政期间，西方资本继续渗入埃及，银行、铁路、航运成为西方投资的主要领域。1856年，赛义德与法国商人斐迪南·莱塞普斯签订合同，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权和管理权让与后者经营的运河公司，租期99年，运河公司向埃及支付15%的利润。1858年，埃及政府从西方银行贷款，认购运河公司44%的股份。

1863年伊斯玛仪即位后，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的未竟事业，致力于埃及的非奥斯曼化进程。然而，穆罕默德·阿里主要诉诸武力手段抗衡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伊斯玛仪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改变埃及的政治地位。1863年，伊斯玛仪邀请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访问埃及，百般贿赂。1866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颁布敕令，赋予伊斯玛仪自主决定埃及的权位继承、发行货币和扩充军队的权力，同时规定埃及向伊斯坦布尔每年上缴的贡赋由40万英镑增至75万英镑。^[47]1867年，伊斯玛仪放弃帕夏的头衔，改称赫迪威（赫迪威在波斯语中意为王公）。^[48]与此同时，伊斯玛仪在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发动一系列攻势，控制大湖区域，试图成为非洲皇帝。

伊斯马仪当政期间，埃及的官僚机构日趋膨胀，政府功能明显扩大，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对于民众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赛义德当政期间，埃及军队从8万人削减为2.5万人。伊斯马仪即位后，军队规模逐渐扩大，直至达到12万人。另一方面，土著乡绅构成官僚的重要来源；赛义德允许土著乡绅出任军官，赋予土著乡绅管辖地方的初步权力，伊斯马仪则提升土著乡绅出任省区总督和内阁要员。突厥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逐渐打破，政治势力日渐式微，阿拉伯语亦随之成为广泛使用的官方语言。^[49]

伊斯玛仪当政期间，所谓的欧化抑或西方文明的模仿逐渐成为埃及的时尚。1866年，伊斯玛仪效法欧洲国家的君主，在开罗召开议会，议会成员主要是乡绅贵族；然而，开罗的议会并无立法权，徒具形式，只是从属于伊斯玛仪的御用工具。1879年，伊斯玛仪解散议会。^[50]与此同时，伊斯玛仪倡导政府官吏身着欧式服装，引入法国的民法和刑法，创办世俗学校和女子学校，成立邮政总局和轮船公司，铺设电报电话线路，采用法军模式并聘请法国军官训练新军，配备西方武器。此外，伊斯玛仪大兴土木，建造制糖厂、纺织厂、兵工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厂、制砖厂、玻璃厂以及包括供水系统、交通设施、照明装置和燃气管道在内的市政公用设施。赛义德当政期间建立的尼罗河航运公司，至伊斯马仪即位后改称赫迪威公司，规模扩大。埃及银行始建于1856年，1864年改称英埃银行。1798年拿破仑入侵时，埃及尚且没有适合车辆行走的道路，民众的生活保持着中世纪的传统风貌。1878年，在开罗、亚历山大以及苏伊士运河沿岸城市塞得港和伊斯梅利亚，出现崭新的街道，车站、旅馆、餐厅和商店，燃气灯、自来水、电报和电话随处可见，欧式建筑比比皆是。^[51]

伊斯玛仪当政期间的西化举措，导致西方人大量涌入埃及。18世纪末，生活在埃及的西方人寥寥无几。穆罕默德·阿里在位末期，生活在埃及的西方人约1万人。赛义德和伊斯玛仪当政期间，生活在埃及的西方人数量剧增。1872年，生活在埃及的西方人超过8万，其中4.7万生活在亚历山大，2万生活在开罗，苏伊士运河沿岸城市塞德港和伊斯梅利亚亦有相当数量的西方人。^[52]奥斯曼帝国曾经与欧洲基督徒签订条约，给予基督徒以司法豁免权和免税权。根据条约而享有司法豁免权和免税权的基督徒，最初主要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基督徒，直至包括土著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西方移民往往被委以重任，不仅供职于技术领域，而且在军政部门颇具势力。1878年，埃及政府的外籍官员达到1300人之多。^[53]西方传教士在伊斯玛仪当政期间获准进入埃及，其传教活动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穆罕默德·阿里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伊斯玛仪则进一步允许西方人在埃及开设学校。西方人的大量涌入导致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膨胀。1876年，伊斯玛仪授权建立混合法庭，由赫迪威任命的埃及法官和欧洲法官共同主持，依据法国的法律并使用法语审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埃及的主权由此削弱。^[54]

伊斯玛仪当政期间的经济发展耗资巨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遂向西方举债。1864年，伊斯玛仪以下埃及三个省的土地税作为抵押，向西方银行举债570万英镑。1865年，伊斯玛仪以王室地产作为抵押，再次向西方银行举债340万英镑。1866—1870年，伊斯玛仪新增西方债务2400万英镑。^[55]1871年，赫迪威颁布法令，要求土地所有者预付6倍的年征土地税，同时永久免除此后土地税的1/2，以求缓解财政危机。^[56]1875年，英国商人迪斯列里出资400万英镑购买占苏伊士运河公司全部股份44%的埃及股份，进而成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最大股东，埃及政府丧失对于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57]伊斯玛仪即位时，埃及的内债和外债共计700万英镑。1876年，埃及政府的债务达到7100万英镑，其中外债为6800万英镑，每年需支付利息500万英镑，超过埃及政府岁入的一半。^[58]“伊斯玛仪即位后的13年间，埃及政府年均举债700万英镑，其中除1600万英镑投入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外，大都用于挥霍”。1876年5月，赫迪威颁布法令，成立公共债务委员会，负责债务偿还。^[59]1877年，埃及全部收入的60%用于偿还外债。1878年，埃及政府的财政收入856万英镑，公共债务9854万英镑。^[60]伊斯玛仪由于债台高筑，财政形势急剧恶化，被迫于1978年8月宣布成立埃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责任制内阁，新内阁所做的决定采取集体表决的方式；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出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并取代赫迪威主持内阁，里亚兹出任内务大臣。该内阁邀请英国人威尔逊和法国人布里尼分别出任财政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接受英国和法国对于埃及财政收支的双重监督，时人称之为“欧洲内阁”。^[61]

穆罕默德·阿里追求的目标，是通过西方模式的改革强化自身的统治。相比之下，伊斯玛仪追求的目标，是使埃及成为欧洲国家，使开罗成为欧洲城市，进而将欧洲人的帮助视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伊斯玛仪声称：“我的国家不再是一个非洲国家。我的国家现在成为欧洲的一部分。”然而，伊斯玛仪追求的目标并未实现，埃及没有成为欧洲国家，而是从此开始走上西化与殖民地化错综交织的历史道路。混合法庭和欧洲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埃及国家主权的丧失，传统的政治模式即君主独裁制度随之陷入深刻危机。1879年4月，伊斯玛仪解散努巴尔领导的内阁，辞退欧洲大臣，试图恢复君主亲政制度。同年5月，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按照英法政府的授意，废黜伊斯玛仪，任命其子陶菲格承袭父职。^[62]陶菲格（1879—1892在位）即位后，起用里亚兹出任首相，恢复欧洲列强对于埃及的财政监管，削减政府开支，军队员额裁至3.6万人。^[63]1881年9月，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军官在开罗发动兵变，围攻王宫，迫使陶菲格解散里亚兹内阁，许诺制定宪法和召开议会。^[64]随后，巴鲁迪出任首相，奥拉比出任陆军大臣，颁布改革政令，宣布内阁对议会负责，提高土著军人的地位。1882年6月，英国借口侨民遇害，出兵埃及，奥拉比领导埃及军队抵抗英军入侵。9月，英军占领开罗，奥拉比遭到流放。^[65]

英军占领埃及后，削减埃及军队员额，解散议会，由英国人把持政府，控制经济命脉，扩大棉花的播种面积，促使埃及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66]1883—1914年，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仅在名义上沿袭对于埃及的宗主权，赫迪威政府亦形同虚设，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成为尼罗河流域的最高统治者。英国殖民当局通过操纵赫迪威政府的方式，控制埃及社会。埃及政府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的政治工具，埃及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驻埃及的第一任总领事克罗默尔自1883年赴任至1907年离职，统治埃及长达24年之久。此间，英国殖民当局在埃及建立起现代模式的政府体制，制定完善的财政政策。埃及的政治秩序趋于稳定，政府职能日臻完善，财政危机逐渐缓解，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强制劳动废止，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人口明显增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移入埃及。1917年，生活在埃及的外籍人口超过20万，约占埃及总人口的1.6%，其中希腊人5.7万，意大利人4.1万，英国人2.4万，法国人2.1万，美国人0.8万。外籍人口主要分布在埃及的城市，占开罗人口的8.1%，亚历山大人口的19%，塞德港人口的19.8%，伊斯梅利亚人口的20%，苏伊士人口的13.8%。^[67]开罗和亚历山大俨然成为欧洲城市，煤气、电力、路灯、自来水、公共交通和电报电话日益普及。然而，克罗默尔时代埃及的繁荣并不是埃及人的繁荣，绝大多数的埃及人依旧挣扎于贫困和卑贱之中，其生活境况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进而与西方人的富庶和特权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不满情绪日渐增长。克罗默尔离任后，其继任者爱尔顿·戈斯特在埃及奉行自由主义政策，赋予埃及人在治理国家方面更多的权力，扩大议会权限，限制英国人对于埃及事务的干预，旨在改善英国殖民当局与埃及民众及赫迪威之间的关系，缓解埃及日趋高涨的民族情绪。

智力的觉醒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萌生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在文化领域处于黑暗状态。阿拉伯语只是民间语言和宗教语言，土耳其语构成埃及的官方语言。在外族统治的历史条件下，爱资哈尔成为埃及土著文化和阿拉伯语教育的象征。埃及的教育体系表现为广泛分布于城市和乡村而隶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爱资哈尔则是埃及教育体系的中心所在。宗教学校的教师大都出自爱资哈尔，主要讲授《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知识，辅之以初步的阅读、书写和计算的内容。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无疑是吸引穆斯林学者的文化中心，开罗和爱资哈尔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明显下降，爱资哈尔尤其表现出封闭和保守的文化倾向。

埃及的现代教育萌生于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埃及创办的新式学校，局限于官办的范围，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的语言学校和技术学校。伊斯玛仪即位后，新式学校不再局限于官办的范围，民间世俗学校明显增多，土著科普特人、犹太人以及希腊移民、亚美尼亚移民和欧洲传教士兴办的新式学校比比皆是。1874年，王妃哈努姆创办苏尤菲叶女子学校，招收400人，讲授算术、地理、历史和宗教课程，首开埃及女性教育的先例。

19世纪埃及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的兴起。1798年拿破仑占领埃及以后，创办印刷所，首开阿拉伯文印刷的先例。1822年，穆罕默德·阿里创办布拉格印刷局，使用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和希腊文，印制和发行官方法令和政府公告以及新式学校的教科书和西方译著。1827年，埃及出现最早的报纸《赫迪威报》，使用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发行范围最初局限于政府官员，后来逐渐扩大到欧莱玛及其他相关阶层。1828年，埃及出现第二种官方报纸《埃及时报》。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印刷机构和出版业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自伊斯玛仪即位后，印刷机构和出版业不再局限于官办的范围，逐渐延伸到民间领域。1876年，叙利亚的基督徒塔格拉兄弟在亚历山大创办《金字塔报》。1877年，叙利亚的基督徒伊斯哈格和纳卡什创办《埃及报》，米哈伊勒·阿卜杜勒·赛义德创办《祖国报》。^[68]

埃及的现代教育和文化生活尽管在形式方面来源于基督教欧洲，然而其发展历程却与埃及内部的客观环境密切相关。伴随着新式学校的出现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西方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想开始从基督教欧洲传入埃及。19世纪的最初20年，意大利与埃及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往颇显重要，意大利语是在埃及最具影响的外国语。19世纪20年代以后，法国文化成为在埃及最具影响的西方文化，法国现代政治思想对于埃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接受西方文化的埃及人，最初主要来自爱资哈尔，爱资哈尔由此逐渐成为埃及与西方之间知识沟通和文化交往的重要据点。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包括贾巴尔提、阿塔、塔赫塔维和沙尔卡维在内的许多爱资哈尔学者开始反思埃及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主张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积极倡导改造埃及传统的教育文化。爱资哈尔的著名学者阿塔曾经表示：“我们国家的现状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引进埃及人尚不了解的新知识。”^[69]

19世纪埃及智力的觉醒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萌生，首先表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兴起。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政治环境可谓滋生民族主义的沃土，塑造了埃及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拯救埃及于危亡之中则是埃及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纲领。在西方的冲击抑或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矛盾对抗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现代主义包含反抗西方殖民侵略和振兴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倾向，进而构成埃及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贾马伦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祖居阿富汗，早年创办《喀布尔报》，宣传爱国、平等和自由的政治思想。1871年，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移居开罗，在爱资哈尔广招弟子，著书立说，倡导遵循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改造传统伊斯兰教。贾马伦丁·阿富汗尼认为，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古兰经》亦应允许根据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作出新的诠释，进而适应穆斯林生活环境的变化，因此重新启动创制之门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振兴伊斯兰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贾马伦丁·阿富汗尼认为，西方的崛起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伊斯兰世界的停滞状态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穆斯林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捍卫和发展伊斯兰世界。与此同时，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在政治方面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和穆斯林的广泛政治联合，主张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领导下共同抵御西方的侵略，振兴伊斯兰世界。^[70]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年）出生于埃及，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1881年参与奥拉比领导的反英起义，1882年流亡国外，1888年返回埃及。^[71]穆罕默德·阿卜杜深受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的影响，致力于改革传统伊斯兰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试图协调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变动的社会现实，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诠释经典和教法，强调伊斯兰教的信仰与现代科学的一致性，强调伊斯兰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同步性，进而倡导教俗分离的信仰原则。穆罕默德·阿卜杜认为，伊斯兰教的传统诠释已与经训的原则不符，有必要回归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进而遵循理性的原则重新启动创制之门。穆罕默德·阿卜杜致力于改造埃及传统的司法模式和教育模式，引进现代的法律思想，修订爱资哈尔的课程体系，增加世俗的教育内容，由此形成与传统欧莱玛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弟子嘎希姆·艾敏（1863—1908年）积极倡导妇女解放，抨击多妻制的传统习俗。嘎希穆·艾敏认为，伊斯兰教承认两性的平等和保护妇女的权利，伊斯兰世界衰落的原因之一是不良的家庭生活，妇女应当接受学校教育，进而走向社会，成为受尊重的人。然而，艾敏所说的妇女权利只限于社会生活层面，并未涉及政治层面。^[72]

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温麦是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形式，伊斯兰教构成维系温麦的信仰基础。在传统的穆斯林看来，世俗的民族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分裂温麦和离间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而沙里亚则是规范穆斯林行为的唯一法律准则，因此纯粹的世俗思想和异教的法律均不可接受。换言之，在传统的伊斯兰世界，超越宗教界限的世俗民族主义与温麦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间。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西方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在诸多方面与传统时代相比已经面目皆非。变动的社会现实挑战着伊斯兰教传统理论的权威地位，世俗意义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始露端倪。新兴的世俗民族主义摒弃传统伊斯兰世界关于温麦的宗教概念，采用近代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概念，强调政党政治、公众参与、权力制约、责任政府、公民自由的基本原则，强调顺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埃及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在表面形式上相去甚远；前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立场，致力于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后者则表现为明显的世俗倾向，强调超越宗教界限的广泛联合，致力于埃及的政治解放。然而，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其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历史内涵一脉相承，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伊斯兰现代主义可谓世俗民族主义的先驱抑或历史原型，世俗民族主义则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继承抑或逻辑延伸。伊斯兰现代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轨迹。

1881年奥拉比兵变之前，埃及的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之间积怨颇深，土著埃及人与土耳其贵族之间的权力争夺尤为激烈。1881—1883年奥拉比兵变期间，埃及的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以及土著埃及人与土耳其贵族之间的矛盾逐渐缓解，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成为埃及民众的共同目标。1881—1883年奥拉比兵变期间的著名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强调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的政治联合，无疑具有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奥拉比领导的兵变可谓兵变形式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标志着埃及土著势力的政治崛起和埃及世俗民族主义的初步实践。

陶菲格（1883—1892在位）当政期间，赫迪威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合作是埃及政治的主导倾向。阿拔斯二世（1892—1914年在位）即位后，赫迪威逐渐转向与国内反英势力以及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政治合作，其与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尔的关系趋于恶化。阿拔斯二世与克罗默尔之间的权力角逐，促进了埃及世俗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世俗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埃及的知识界人士，其基本原则是振兴民族文化和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合法的方式建立主权国家，实行宪政制度，保障公民权利，淡化信仰差异。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年）是埃及世俗民族主义的先驱，亦是赫迪威阿拔斯二世的政治盟友和支持者。依靠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利用法、德、俄诸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诉诸非暴力的手段迫使英国从埃及撤军和结束对于埃及的殖民统治，构成穆斯塔法·卡米勒时代埃及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73]1900年以后，阿拔斯二世的立场逐渐转向与英国的合作，穆斯塔法·卡米勒及其追随者遂开始转向寻求民间的支持，创办报刊《利沃》（旗帜）作为宣传世俗民族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进而创建祖国党。1906年，在下埃及米努夫省的丁沙微村，英军与村民发生冲突，英国殖民当局对丁沙微村民采取残酷的报复措施，四名村民被判绞刑。^[74]丁沙微事件导致埃及民族矛盾的激化，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开始成为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20世纪初埃及智力层面的突出现象，是学术的活跃、思想的解放和世俗化的明显倾向。伴随着期刊的广泛发行和现代政党政治的萌生，逐渐形成立场各异的思想倾向。崇尚西方文化、倡导人文精神、强调世俗原则和抨击传统教界的保守倾向，成为埃及的文化时尚。智力层面世俗化的逻辑结果，是信仰差异的淡化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伊斯兰教不再被视作埃及社会的信仰基础和历史基础，法老时代的辉煌和古典时代的地中海文明成为所有埃及人的共同骄傲。1922年，图坦哈蒙陵墓被成功发掘。法老主义以及其后的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均被视作埃及新国家的重要历史遗产，传统的回归和古老民族的再生成为时尚的思潮。传统教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一时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颇多相似之处，亦可称作埃及历史进程中的新文化时期。^[75]

宪政运动

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首创由教俗贵族组成的咨政会议作为国家的政治机构。1829年，穆罕默德·阿里废除拿破仑在埃及创立的咨政会议，代之以新的协商会议。1866年，伊斯玛仪颁布法令：第一，成立由75人组成的议会，任期3年；第二，制定基本法，规定议会的职责和议员的产生方式；第三，制定组织法，规定议会的机构和程序。^[76]伊斯玛仪创立的议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并非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历史结果。伊斯玛仪创立议会的目的，在于寻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贵族乡绅的支持，增加税收和从国外获取贷款。伊斯玛仪尚无意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仍然将自己视作绝对的统治者，所谓的议会并无独立的立法权，亦非制约赫迪威的政治机构，只是伊斯玛仪控制社会和统治民众的政治手段和御用工具。1866年11月25日，议会在开罗首次召开。据说，议会的成员曾经被要求组成3个派别，即支持政府的右派、反对政府的左派和立场温和的中立派，而所有的议员都表示加入支持政府的右派，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反对政府哪？”^[77]

1878年，赫迪威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委托努巴尔帕夏按照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组建新内阁，承认新内阁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地位。然而，努巴尔帕夏领导的内阁并非宪政意义上的责任制政府，而是西方列强控制埃及的政治工具。伊斯玛仪在位末期，赫迪威的权力明显削弱，宫廷作为权力核心的地位随之动摇，议会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1881—1883年奥拉比兵变事件，既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和体现，亦是宪政制度的最初尝试。组建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进而限制赫迪威的绝对权力成为奥拉比兵变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由此萌生。

1883年，埃及召开立法会议，立法会议成员共计30人，其中14人由赫迪威指定，终身任职，另外16人产生于间接选举，任期6年；同时成立新的议会，内阁大臣和立法会议成员为议会的当然议员，另外46名议员选举产生，任期6年。^[78]立法会议和议会均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力和独立地位，处于赫迪威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立法会议和议会的建立毕竟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崭新形式在埃及历史上的初露端倪。

1882—1914年，埃及在名义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有地，并非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1914年一战爆发以后，开罗的赫迪威侯赛因（1914—1917年在位）改称苏丹，宣布中止与伊斯坦布尔苏丹的一切联系，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权力寿终正寝，埃及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17年侯赛因死后，福阿德（1917—1936年在位）继任苏丹。

一战期间，埃及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促使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趋于高涨，土著地主和工商业者成为埃及争取民族独立的主导力量，萨阿德·扎格鲁勒则是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萨阿德·扎格鲁勒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地主家庭，19世纪70年代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深受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追随穆罕默德·阿卜杜和艾哈麦德·鲁特菲·赛义德。1882年奥拉比起义失败后，萨阿德·扎格鲁勒涉嫌暗杀赫迪威，锒铛入狱。^[79]1906—1913年，萨阿德·扎格鲁勒先后出任埃及政府的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致力于教育民族化和司法世俗化的改革，强调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取代英语，主张聘用埃及教师取代外籍教师，改革传统司法体系，限制欧莱玛的司法权力。1914年，萨阿德·扎格鲁勒进入议会，强调限制赫迪威的权力和扩大议会的权限，主张通过谈判结束英国殖民当局的控制和实现埃及的政治独立。

英国专员克罗默尔曾经于1907年称赞萨阿德·扎格鲁勒具备为国家服务的卓越能力和令人信服的勇气，预言萨阿德·扎格鲁勒一定会事业上获得成功。^[80]萨阿德·扎格鲁勒确实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然而却非按照克罗默尔最初设想的方式。1918年一战结束后，萨阿德·扎格鲁勒、阿卜杜勒·阿齐兹·法赫米、阿里·沙尔拉维组成的埃及代表团（阿拉伯语中读作“华夫托·米绥尔”）会见英国高级专员，要求代表埃及民众出席巴黎和会，旨在“诉诸一切合法的与和平的手段，即通过与英国的谈判，寻求埃及的完全独立”^[81]。萨阿德·扎格鲁勒等人的要求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1919年3月，侯赛因·鲁什迪帕夏领导的内阁宣布辞职，萨阿德·扎格鲁勒等人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囚禁，随后被流放到马耳他岛。消息传出以后，埃及各界民众纷纷举行示威，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抗议英国的占领，民族矛盾趋于激化，萨阿德·扎格鲁勒俨然成为埃及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1919年4月，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埃及民众的压力，释放萨阿德·扎格鲁勒等人。^[82]

192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结束埃及作为保护国的地位，承认埃及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保留英国在埃及的四项特权，即埃及服务于英国交通的需要，埃及的外国人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控制埃及的防务，苏丹脱离埃及。^[83]然而，埃及民众争取完全独立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埃及只是获得了英国赐予的有限自治，在诸多方面依旧依附于英国殖民当局。埃及没有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英国人操纵埃及的政府机构，而出任官职的穆斯林大都是土耳其人和塞加西亚人，土著埃及人被排斥于政坛的核心。主要经济部门如制造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依旧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在苏伊士运河的董事会中，没有埃及人的席位。大约20万外国人生活在埃及，他们在司法和赋税方面处于条约的保护之下，享有特殊地位。

1922年3月，苏丹福阿德改称国王，委托前首相侯赛因·鲁什迪帕夏组建立宪委员会，制定宪法。^[84]立宪委员会成员为32人，来自埃及社会的诸多阶层，包括地主、工商业者、律师、法官和教界人士以及科普特派基督徒的代表。然而，华夫托党和祖国党反对官方任命的立宪委员会，主张选举产生立宪委员会以真正代表民众意愿，并且要求废除军事管制法，释放政治犯。国王意在强化宫廷的权力，首相萨尔瓦领导的自由宪政党试图扩大内阁的权限，华夫托党和民族党主张提高议会的地位，英国极力维护其在埃及的既得利益，由此形成立宪过程中的激烈角逐。

1923年4月，包括170项条款的新宪法以及选举法正式颁布。1831年比利时宪法和1876年奥斯曼帝国宪法，构成1923年埃及宪法的原型。根据1923年宪法，埃及的政体为立宪君主制；议会实行两院制，上院议员任期10年，下院议员任期5年；上院议员的五分之二由国王任命，上院的另外五分之三议员和下院全体议员由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选举产生；内阁对议会下院负责；国王与议会分享立法权，议会通过的议案须经国王批准方可生效。新宪法赋予国王以广泛的权力，包括任免首相、解散内阁和议会以及延长议会的任期。国王凌驾于议会和宪法之上，议会和内阁的权力相对有限。^[85]埃及的政体因此明显区别于欧洲的议会民主制和立宪君主制，具有沿袭传统政治模式的明显倾向。1923年宪法的宗旨是借助于现代政治的外在形式，维护国王及在外地主的统治地位和英国殖民当局的广泛政治影响。1923年宪法表明，埃及的政体在理论上处于君主政治与议会政治的二元状态，君主政治显然占据主导地位，议会政治居于次要地位。宪法和议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众政治参与的现代政治模式，然而宪政制度即宪法、议会政治、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徒具形式，其实际作用微乎其微。

1919年的宪政运动与1882年的奥拉比兵变均为埃及民众争取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1882年的奥拉比兵变与1919年的宪政运动出现不同的结局，前者的结局是奥拉比兵变的失败和英国的直接占领，后者的结局则是宪政运动的初步胜利和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埃及1919—1923年宪政运动与伊朗1905—1911年宪政运动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皆表现为城市运动的明显倾向，皆包含民族主义和君主立宪的政治色彩。然而，伊朗的宪政运动具有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二元性质，其政治基础在于教俗之间的妥协。相比之下，埃及的宪政运动则主要局限于世俗领域，其政治基础在于国王及在外地主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妥协。作为宪政运动的逻辑结果，伊朗的1906年宪法在诸多方面限制国王的权力，强调宗教与世俗的权力分享，埃及的1923年宪法则赋予国王以广泛的国内权力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君主政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议会处于相对微弱的地位，宗教政治遭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