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政党的现代化

时间：2022-09-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则属于“后发型”，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因此，科学地讲，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压力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中国的自然条件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均构成了结构性的强制。2．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世界近代史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和现代化历程有着直接关联。

三、中国政党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政党的经历及其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政党变革的起点、重点与途径也不一样。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既定时空条件下展开的，在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过程催生了民主政治，也催生了政党。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政党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从这个角度讲，政党也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有的甚至还未开始。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不是本国的现代化促进了政党的产生，而是先在外来影响下产生了政党，尔后由政党担负起发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这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和西方国家传统政党产生过程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特点就自然地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必须担负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那么，当今的中国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应如何设置？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政党的现代化？

1．中国现代化的时空特点

所谓“后发型现代化”，是和“早发型现代化”相对应的概念，学界对此已作过比较充分的阐述。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属于“早发型”，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则属于“后发型”，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后发型现代化”较之于“早发型现代化”，无疑有着各种不利的因素，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压力。

“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和先行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后来者必须越过差距，并且以自身前所未有的规模采取许多措施，特别是在计划和资金形成方面；②这些国家不能将其物资、资金和技术直接用于新的目的，因而被迫与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保持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③它们之前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给它们树立了榜样，这是有利因素，但这些榜样总是（或者似乎是）望尘莫及的，这又使它们感到沮丧；④当这些国家需要以从前不需要或不可能维持的规模来实施协调和控制时，却正因自身卷在现代化过程之中，主导的协调和控制形式就受到掣肘。前三条不利因素，一股脑地凑到了第四条之中。”^[11]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现代化只能走后起国家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又无法超越其特定的时空特征。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时空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几句话：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人口众多，科技落后，发展不平衡。这就是我们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它对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产生着整体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到的问题。”^[12]认识到这种特点会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产生影响仅是问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特点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规定”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以及它潜在的政治需求是如何成长为今天的政治结构的。就现代化的时间而言，比较史的结论告诉我们，19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如英、美等国，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在没有外界事物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现代化模式被叫做先发内生型。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像先发内生型国家那样的“自主性发展”已是不可能再出现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已将它们无情地抛进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之中，抛入了殖民化时期的屈辱状态之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毫无例外都是在外部的“示范效应”影响下甚至在其直接的压力下促动的，其现代化模式被叫做后发外生型。“落后就要挨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外在的压力是有道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求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成分，任何外在的压力只有同这种内在的成分相结合才能作用于中国社会（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因此，科学地讲，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压力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

就中国现代化的空间特点而言，既包括它的自然方面，又包括它的社会方面。自然方面主要是：其一，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总体情况是人均资源占有率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日趋紧张，人口和资源压力成正比，自然资源的这种状况对现代化的影响甚大。有学者认为，“以中国社会规模之大，如果采取经典的发展方式，即以大量消耗不可更新的资源为基础，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那将是不可能的”^[13]。其二，我国人口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平均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人口多。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之优点，但总的来看，它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三，自然环境对现代化的正、负面影响共存，自然灾害频繁且强度大，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压力。中国的自然条件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均构成了结构性的强制。与自然条件相比，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就更为复杂：首先，中国社会的多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局面以及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构成及其特点要求其政治体系必须具备高度整合的结构及功能，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其次，不平衡的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现代化过程具有非常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然要对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需求；再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发育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容法、道、佛等众家思想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博大精深，它对现代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意义又有负面的影响。近代以来，融入中国现实的还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已构筑成当今中国文化结构的现实。因此，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时空特点是我们研究和考察中国政治结构和政党体制的重要参照系统，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需求必然具有特殊性，这是我们理解现实政治结构及其历史趋势，进而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关键所在。

2．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

世界近代史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和现代化历程有着直接关联。在先发内生型的国家，政党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其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引发的政治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这类政党的社会政治功能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现代性成长过程中社会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危机，以及新政治秩序的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政党与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部分，与整个社会形成了结构性互动。^[14]在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中，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而是在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下，政治体系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整合政治资源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因此，这两类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差异，很突出地表现在其各自政党及政党制度不同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在先发内生型国家中，政党及政党制度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是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政党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来源于近代以来其在世界现代化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不难看出压力在社会结构中转化为动力应该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

其一，政治体系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它必须能够将各种同质的异质的政治资源、利益和需求联结起来吸收，并同化于体系之中；它必须有能力协调好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必须有能力平衡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多维性，使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协调发展；它还必须有能力培养与人类文明相一致的价值理性以及民族共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从而使现代化成为社会结构间的良性互动。

其二，政治体系必须具备开发、掌握和有效利用政治资源的功能。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同样是在政治的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进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体系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因为，“政治供给能量的大小取决于政治资源的规模。在一个超大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而在一个小型国家中，政治体系掌握和分配资源的要求不高，政治性、技术性低的因素高于政治性的因素。政治体系掌握一定量或者说相当量的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分配，是大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国保持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量的资源”^[15]。

其三，政治体系必须具备适应社会变迁的功能。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存在着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性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二是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前者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具有制度化的参与通道，以吸纳各种利益群体及其要求并以此强化政治社会化，进而动员和整合一切积极力量；后者则要求政治体系能不断地提供合法性的各种资源，如：传统习惯、功绩、合理性等，以及政治稳定的物质保障。

在上述前提下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党体制，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协商制度，有其逻辑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这是因为，第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政党，它的金字塔状的组织网络，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享受过今天如此程度的统一，如此程度的政治社会化，并且在制度的框架内，各参政党都存在规模相对小的类似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它们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中国政党制度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是非常有利于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它有能力迎接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挑战。第二，就体制而言，这种体制既有能力开发和整合社会的政治资源，又能够较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各政党的组织结构不仅是动员政治资源的体制，而且其本身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这是一笔巨大的现代化力量。第三，中国政党体制的适应性结构尤为明显，它既存在结构的多元性，又存在核心的一元性。这种结构的特点使它既能够发挥不断扩大参与的功能，融合各民族、地区、宗教、界别、阶层的不同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使政党制度产生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证各党派政治目标最终的一致性。各民主党派虽有各自所联系的阶层、群体，利益和主张也存在着差别，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所形成的合力的指向是一致的。理论上讲这种体制既可以避免多党制由于各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所造成的政治的不稳定，又可以避免一党制缺乏监督、独断专行的弊端，从而在根本上提供了政治稳定的条件。众所周知，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体制的效能尚未得以充分发挥。

3．中国政党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政党这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是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变革社会中政党制度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参与的剧烈膨胀反过来会威胁政治稳定，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逐步容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保持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从而保证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16]亨廷顿把发达国家的政党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适应政治现代化的政党体系，最主要不在于一党还是多党，而在于政党体系对现代化的适应性，在于政党能否承担将在现代化中扩张的政治参与制度化。

实际上，现代化进程中多党制和一党制都有比较成功的实例，实行什么样的政党体制与具体的国情相关。政党和政党体制对政治体系所处的国情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用来说明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党和政党体制变迁的必然性。因为特定政党和政党体制赖以存在的国情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变量，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亨廷顿的研究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在变动社会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的必要性；二是基于主导现代化地位的执政党适时的主动变革，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规范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的必要性，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

政党发展是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但并不是说政党在主观上是无所作为的。对具体的政党来说，能否及时实现政党现代化关系到政党本身的兴衰成败。在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担负着塑造整个政治体系包括政党体系的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体系尚未成形，政党的社会基础薄弱，制度化程度低，公民社会尚未强大到能够有效地制衡国家的程度。^[17]这为执政党和政治精英留下了相当大的可塑性空间。因此，问题不在于执政党对政党发展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而在于执政党是否作为和怎样作为。从世界政党发展史至少可以看出一点：面对政党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执政党主动变革与被动适应，对执政党的命运是迥然不同的。

从政党体制的角度看，世界政党史上有从过分竞争的政党体制向稳定的政党体制的转变，也有从一党专政的政党体制向温和的多党体制的转变，其中有主动变革成功的范例也有被动挨打失败的反面的教材。以德国为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极化的多党纷争最终导致了纳粹党一党独裁，纳粹党奉行极端的内外政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失败的体制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主动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政党法来限制政党的过激竞争，建立起了温和的多党体制，政党体制转型成功。

从一党制下的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和发展来看，有比较成功地实现政党的转型在变化社会中维持执政地位的例子，也有消极应付被动适应，拒绝及时变革，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例子。例如，苏联共产党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先是拒绝改革而丧失了主导改革的机遇，而后又被动应对，匆忙改革，导致共产党的下台和衰败。20世纪90年代初，由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转向多党纷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抬头，政局混乱，政党体制转型付出的代价极大，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又如，我国台湾20世纪80年代末由国民党一党专制变为多党制，转型过程中政局稳定。在新的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国民党能够继续执政13年之久，这与其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控制着政治局势，掌握着政党发展的主动权，事先完成了政党组织和执政体制的改革，重新营造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分不开的。研究这些政党政治演变的过程，可以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

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如此，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历经两大历史性的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以及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历史性转变概括为一点，就是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转型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尽管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起就成为了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在很长时间里贯穿于其中的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党的理念，总体上未能突破“苏共模式”的局限，甚至一度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国家建设，导致党的路线和建设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浴火重生，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决策，从过去的斗争哲学转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但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等，仍带有苏联共产党模式的烙印，尚未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对此还需要从科学建党的高度来进一步审视和推进。

近年来，关于政党现代化的研究很多，提出的观点也不少，笔者认为，政党现代化，就当前情况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政党定位

所谓政党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另一方面指政党在社会生活中应该代表哪部分民众的利益。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众所周知，构成一个现代政治社会通常有三个要素：公民、政党、公共权力，也就是公民、政党、公共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换句话说，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政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实践中都忽视了政党的这样一个定位。实际情况往往是，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向政权机关下发指示，直接任命政权机关的各级干部，甚至直接代替政府机关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就使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起来，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使人民监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推进政党的现代化进程，政党首先要回归到正确的位置上：政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做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做主的工具。政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是符合民主政治规律的。就第二种情况而言，政党只能代表某种社会成员（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希望能代表全民的利益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一个被分化的、向着全新的状态过渡的社会，统一的全民利益是否存在？一个政党能否代表各种各样的利益？我认为不能。在我看来，建立群众性政党的思想属于已经逝去的20世纪。在21世纪，那些希望成为群众性政党的政党将不会受到欢迎。21世纪的政党，应当努力抓住当代现实的挑战，置身于全球社会发展的轨道。假如一个政党能够从理论上、政治主张上、思想体系上、纲领上、战术上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政党就不需要渴望代表虚幻的全民利益并进而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2）政党功能

既然政党在政治体制中处在连接人民群众与公共权力的中间环节上，那么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就是要体现本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支配。具体来说，就是政治学中通常所讲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从政党的功能和使命上说，一般可区分为整合型政党与代表型政党。代表型政党是与现代民主制度特别是竞争选举相适应的政党，其主要功能是选举代表，并通过选举动员获得执政地位，这种政党采取兼容策略，注重代表民意，意识形态色彩较弱而实用主义取向明显，容易达成政治妥协，党内民主程度一般也比较高。而整合型政党“所关心的是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他们的基本哲学。它们不是把自己视为压力政治互让游戏中的竞争者”^[18]。因此，整合型政党内部缺乏民主，造成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政治铁律”。相形之下，西方代表制政党或竞争型政党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政治哲学，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都必须遵循竞选的逻辑，采取中庸的政策立场，持机会主义的政策观，缺少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党内的民主氛围比较浓厚。传统上，各国共产党都属于整合型政党，党内经常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历史教训深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逐渐以党内和谐、党内民主的理念取代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哲学，特别是在新世纪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整合型政党”的某些特征。但总的来看，共产党还远没有实现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型。

整合型政党与代表型政党的区分，只是一种政党类型的概念或名称，并不是说代表型政党就没有政治整合的功能，或者说整合型政党就没有利益代表的功能。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整合型政党还是代表型政党，都以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为其行动的前提，但两者也存在重要的差别。与代表型政党意图反映而不是塑造民意不同，整合型政党采取了预见性而非回应性的政治策略，这类政党希望动员、教育并激励群众，而不仅仅是反映他们的要求。整合型政党是由少数统治者来界定和体认“人民利益”之所在，并努力体现和追求这一“人民利益”。代表型政党则是通过民主机制的政治互动来聚合和协调广泛的社会利益。所以代表型政党在“代表”人民利益时需要一个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民主的政治机制，通过能够具体达成人民共同意志或“同意”的严密的政治过程，从而使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制度化转换；而整合型政党则通常没有这样一个政治机制和过程。换言之，代表型政党是与现代民主政治兼容共生的，而整合型政党既不需要民主政治，也很难容纳民主的要求与互动。^[19]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与所有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是一个整合型政党，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使命，但长期以来比较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社会分层和经济社会的多元化，整合型政党的维系已经越来越艰难，对人民利益的主观界定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同时，现阶段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也要注意扬弃代表型政党的一些缺陷，保留整合型政党的某些优势，注意统筹兼顾民主与权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等，不断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3）政党执政方式

执政党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但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邓小平对此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20]，党的优势“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21]。强调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根本目的是要防止把党的领导变成一种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行为。邓小平明确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强调不能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由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代替一切，只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需要指出，如果把党的组织领导看成党以组织的形式介入政府的运作，党组织直接行使政府中授权机关或执行机关的职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党组织行使政府职能，不但使党组织离开了沟通群众的位置，变得国家化、行政化，而且使民主政治中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变得紊乱，导致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泛滥。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这种混乱不顺的关系重新加以梳理。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际就是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变过去居于宪法法律之上的领导为符合宪法法律规范的领导，变过去行使权力为主的领导为说服教育为主的领导，变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为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包括政党建设的所有方面，诸如选举方式、工作作风、组织机构，甚至指导思想等也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总之，在谈到政党现代化时，借鉴20世纪苏联政党的经验很重要。从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政党在夺取政权的同时，通常竭力履行所有的职能：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等，执政党承担了一切责任。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党的职能应该是不一样的，它不应该承担解决日常的经济任务和生产经营任务的责任。执政党应当履行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职能，这种机关负责确定国家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也就是确定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否则，执政党又将重新“陷入”琐碎的日常事务之中，这自然会削弱执政党的潜在能量。在用这种态度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确定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最佳关系的时候，21世纪的政党应该履行连接政府权力部门和社会的“桥梁”作用。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

[2]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398．

[3]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复旦政治学评论》2009年第7期。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5]［英］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7]［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64页。

[8]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9]焦锦森：《论共产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10]殷叙彝：《法国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的贡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