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人的现代化

三、科学和人的现代化

20世纪，科学技术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整体文化背景，使这一时代成为科技文化的时代。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人们已逐渐感觉到“昌明”的现代科技并不能仅仅乐观地对待，对科技发展负面效应的反思已愈来愈成为现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些思想家被迫去寻找那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原因和联系。他们发现，正是在技术现象中，所有那些迫使文明正在没落的原因和联系都聚集到了一起——科技成了问题之源，也折射出所有的社会问题。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地统治人的总体性力量，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人们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提出了科技伦理问题。

1.现代社会中人和技术发展的异化问题

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巨大作用，使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传统宗教的地位成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作为其“教义”的科学主义思潮也随即诞生，并且在人类思想领域中日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它压倒了历史上一切意识形态。科学虽然赶走了基督教的上帝，却代之以对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信仰。在整个20世纪，基本上可以说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领域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中心位置，人文科学或者被排挤到非常狭小的角落，或者被自然科学所改造着。因为这种科学主义思潮认为，似乎只有科学才能为人类提供意义和价值，只有科学才是人类知识的最高级、最成熟的形式，只有科学才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不仅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甚至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将人类导向幸福之途。然而，随着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人们逐渐感觉到现代科技已经无法令人盲目乐观，对科技成果应用后果及其社会风险的反思愈来愈为思想家们所关切。科学技术虽然在众多方面帮助了人类，但同时也使人陷入新的困境。

回顾人类向现代化迈进的历程，20世纪将作为一个“告警的世纪”而被载入史册。因为正是在这一世纪，人类的活动，特别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成果于广泛的社会实践领域的活动，把地球和人类自己推向了濒临全球性灾难的边缘。在古代由于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十分低下，生存条件极端困难，原始人类“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³⁸⁾。于是，人们对于自然界除了恐惧和由此而产生的崇拜之外，也孕育了征服它的强烈欲望。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人类文化早期形式之一的神话和巫术，正是这种在心理压抑状态下萌发的征服欲望在观念和行为层面上最原始的体现。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文主义运动在汲取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主张用人的理性取代信仰才能发现真理，并且形成了近现代技术赖以产生与发展的诸如人的主体性、自然的数学化、人类征服自然等一整套先导性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类非常关注科学和技术作为实现某种眼前利益的手段的实用性，关注运用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等理性方法去认识、驾驭自然界客体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理性”（或称为“工具理性”）。它是对古代希腊数学理性主义的发展或扬弃。在这种技术理性支配下，促成了文艺复兴运动最直接而切近的产物——近代机器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及其在欧美的蔓延与发展，使得人类沉积在精神世界达数千年之久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从梦想一下子变成现实。人类的力量开始变得日益强大。人类终于第一次从一定意义上作为自然的主人而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思想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然而近代科技文化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近代两次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与电力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机器体系的诞生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这种进步的代价则是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或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成为奴隶。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过的社会史根源之外，从思想史根源上讲，这是技术理性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所潜伏的矛盾。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从一开始就因过分的功利性目的而将人的理性仅仅限定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不过当时科学技术应用的这种偏向尚处于萌芽状态，它同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相比毕竟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尽管卢梭早在18世纪就或多或少地看到了科技发展压制人性的方面，但是他的观点曲高和寡，在日渐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面前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20世纪是一个所有知识和技术都迅速膨胀、所有传统观念都急剧更新的时代。在这一世纪里，无线电、电视、计算机、太空飞行、原子能利用、遗传工程、新型材料以及无数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赋予人们在几个世纪前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便利条件。在一个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虽然给现代人创造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期望已久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从而使人们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甚至“可能成为机器人”⁽³⁹⁾。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另一方面，现代技术把人引向高消费的享乐生活，特别是它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产品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低层次需要，这不仅否定了以个性、独创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真正艺术，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消耗，更可怕的是会导致一系列反价值现象的产生，并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这些潜在或现实危机的出现否定了社会集团可以不付出沉重代价而滥用科学的可能性。同时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⁴⁰⁾。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地统治人的总体性力量，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近代以来一直十分牢固的对技术理性的文化信念发生了危机。面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无控制的、不负责任的、不道德的甚至惨绝人寰的滥用，及其所造成的对于人类生存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中较为极端的是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技术悲观派主张停止技术的增长，认为“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⁴¹⁾。但持相反观点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则认为，只要提高技术工艺水平，保持技术和经济增长，就能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技术理性毕竟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的理性，迄今为止在技术上所作的各种努力，至多是使那些已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全球性问题得到暂时的缓和，而非真正的解决。

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迅速崛起的技术之所以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扩展时，不问人生的意义，人们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虽然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卢梭曾经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泯灭了人的本性，他还把科学技术看做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早在17世纪，与近代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同时代的帕斯卡尔（1623—1663），就深刻意识到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道德逻辑，如果说唯理主义是重思维的逻辑形式，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尽管人类在不断提高的技术手段帮助下拓展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更有生存保障的富裕社会，但是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毁灭性的力量，其进一步发展却造成三个可怕的后果：第一是对外在自然的破坏。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蹂躏导致了人类周围生存空间的急剧恶化。人类现在面临的生态问题就其哲学根源来说，是与理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分不开的。第二是对人的内在自然的限制。技术虽然延伸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同人的某些生理机制相适应，但人的很多生理的与心理的机能却遭到了可怕的压抑。第三是造成人与社会的单面化。无怪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凭借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器物层面上蒙蔽了民众意识。

“前卫”号

如果我们坚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在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三个世纪中，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无疑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但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也成为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知识依托；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活状况，然而它在当今世界又成为滋生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温床；科学技术的产品、手段及其应用既充当过并且继续充当着进步人类遏制战争贩子的强有力工具，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又正在成为形形色色恐怖主义和战争狂人手中的武器。这是技术理性自身内在的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2009年2月，一艘英国核潜艇和一艘法国核潜艇在大西洋相撞，事故发生时两艘核潜艇都载有核武器。2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时分，地点在大西洋中部的公海海域，相撞的两艘核潜艇分别是英国 “前卫”号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法国“凯旋”号核潜艇。当时两艘核潜艇在执行任务，都已潜入海中。

“凯旋”号

事故发生后两艘核潜艇均严重受损，有报道称相撞后两艘核潜艇上的放射性核物质可能已经泄漏。

2009年美国一颗为私营公司所有的商用通信卫星与俄罗斯一颗已经报废的卫星在西伯利亚上空约790公里处相撞，这是太空中首次发生完整的在轨卫星相撞事件。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三院研究员、航天技术专家尹怀勤说，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卫星相撞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危害，但它们相撞后产生的大量空间垃圾和碎片将对其他在轨运行的卫星和空间站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产生的碎片很可能对其他航天器造成伤害。此外，两颗卫星相撞后，无形中增大了地面对卫星和空间站监测的工作量；航天员工作量也大大增加，他们要时刻注意规避这些碎片对空间站的危害。人类对卫星的依赖正变得越来越大，尤其那些对国家的经济、军事、国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卫星，一旦发生类似事故，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迅速崛起的技术之所以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扩展时，不问人生的意义，人们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虽然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为什么曾经并正在为人类文明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技术理性会造成今日的困境呢？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技术批判理论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西方技术文明合理性的真正源头乃是始自14世纪的启蒙运动，其目的是使人们摆脱神学统治，最终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但令人悲哀的是，随着启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它已经从历史上起教育、推动作用的力量转化到其反面，成为一种有悖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初衷的异化的东西。

启蒙思潮为什么会向反面转化呢?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精神追求的是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最初是作为一种“祛魅”的工具而出现的，后来它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更具灾难性的是随着对自然日益增强的统治，致使人们认定权力是一切关系的准则，于是对自然控制的知识形式就转化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并反作用于人自身，使人压迫着自己的本性。这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就把“启蒙”的失败归咎于科学与逻辑中人生意义的丧失。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从康德的理性概念入手对技术理性即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在康德那里，理性的概念是双重的，它们实际上是指两种不同的理性概念，即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这两种理性代表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哲学主张，在《理性的黯然失色》中，霍克海默对这两种理性作出了比康德更为明确的界定。他们认为，主观理性所追求的是一种知识、一种工具的效率的理性，而不去关心人的目的，因此韦伯也把它称为工具理性。而客观理性则是“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和等级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它与这一整体的和谐程度所决定”。在这里，客观理性不仅关注知识的效用，更关心这种效用是否和人类的目的相一致、和自然整体相和谐。可见，客观理性所涉及的是一种终极关怀的理性，即价值理性。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启蒙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理性”作斗争工具时使用了双重标准。当他们宣称知识就是力量、倡导用科学技术来消除匮乏并确立一种丰裕的物质财富的社会时，所指的理性是主观理性；而当他们以理性名义去讨伐宗教并认为理性应该取代宗教而成为个体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设计师时，所指的理性是客观理性。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主观理性得到了高度的发挥；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客观理性及其所包含的人类对其自身终极价值的追求却大为萎缩，正义、平等等一直为理性所固有的概念也失去其知识根源。于是客观理性黯然失色，并被主观理性所取代，而主观理性则被等同于理性自身。客观理性之意义丧失的原因是启蒙精神的领袖们没有把他们的理性标准贯彻到底。正如霍克海默指出，“由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武断地逆转。如果具有启蒙形式的理性已经毁灭了作为西方文化本质部分的信仰的哲学基础，那么，事情就只能是这样，因为这种基础太脆弱了”。

沿着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思路，马尔库塞从人类的思维方式上分析了理性异化的根源。他认为形式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在通过表达和论证对现实进行分类时，有意忘却事物的规范性本质，并把“应当成为的东西”归到主观偏爱的领域中去，这就对现实构成了曲解。建立在这种思维之上的科学和技术确实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但随后却带来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同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发展的局面。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其目的，于是科学原先追求的真、善、美诸观念被剥夺了其普遍有效性，从而产生出奴役人的扭曲了的科学。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与人性不相容的“病态社会”。在《单向度人》（1964）中，马尔库塞描述了这个单向度社会是如何摧残人性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只是追求物质享受，从而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思维的能力，一切超越、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及行为均受到排斥。科学技术融入意识形态中，并加强了对人的心理、认识的操纵与控制。“由于当代工业社会形成了自己的工艺基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⁴²⁾社会。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操纵是与技术上、工艺上的合理化和标准化同步发展起来的。

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其目的是想告诉人们，科学技术理性作为人类摆脱自然统治的工具已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从启蒙运动开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实现，工具的合理性从人性解放的希望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造成人的主体性困境的否定性因素。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而轻视精神需要，从而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以及人生意义的丧失。现代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大师们在技术理性的鼎盛时期，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非人性化方面对人类进步的否定，这无疑是一个可贵的警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对待。

面对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理性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深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学者致力于剖析技术理性、文化工业等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导致的现代人普遍异化的存在境遇。他们认为工具的、主观的、操纵的理性之所以成为技术统治的奴婢，是因为理性启蒙运动走得太远而使它失去了自己的原初内容。然而，他们并不像某些当代人文主义者那样不加选择地攻击整个科学思想的有效性。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哲学上取消科学，在个人生命中是一种慰藉，在社会中则是一个谎言。因此，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竭力批判理性的异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他们却拒绝回到自然朴素状态。马尔库塞还为未来社会设计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和技术观，他认为新思想的实施将会使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在马尔库塞的未来社会的模式中，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技术发展必须在人的合理控制之下，即以价值理性作为其合理性的基础，摈弃那种技术至上的浅薄的乐观主义。为此马尔库塞强调，人们不仅不应把自己所创造的技术基础都抛弃掉，恰恰相反，应以其作为人类追求新的自由和更高合理性的出发点。他倡导通过对技术发展目的的探求而在技术中植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根据这种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尽管马尔库塞没有给他的新技术的发展与新自然的重建提供具体的实施步骤，只是说他的目的是激发起一种与现存的事物状态相抗争的力量，从而引导社会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他毕竟看到了技术理性片面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并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价值理性在科学理性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努力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人们理解技术理性从辉煌走向衰落开辟了新的视角，但其为拯救理性所开出的药方由于过于理想化和绝对化而难于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和理解，而只能作为一种书斋哲学在一批知识分子中间传播。但法兰克福学派坚持认为技术批判理论必须具有超前性，批判理论必须保持强烈的想象力气质，以便超越现实的限制。“没有幻想，所有的哲学只能抓住现在和过去，而脱离了与未来的联系，而未来才是哲学和人类的真正历史之间的唯一纽带。”⁽⁴³⁾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批判理论的很多中肯分析及其向世人发出的警示，必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众所接受。

2.科学时代人的发展

全球问题的出现不仅使人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使人类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深刻地重新审视人性。人性是思想史上古老而又常新，永远充满无穷魅力的话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既不因每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而使答案变得不言而喻，也不因其复杂繁难，缠绕不清而使思想家们望而却步。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人的存在本性，形成反映时代精神的人性论。事实上，任何社会思想体系都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基石，而且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的架构，机制的运行，文化的变迁，价值的选择和理想的建构等社会活动最深刻的根源和背后的根本依托都是一定的人性论。

作为人的自我追问，人性问题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对于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来说，它具有前提的意义。康德说：“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⁴⁴⁾黑格尔也指出：“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⁴⁵⁾对“自我”的自觉确认，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把握，亦即对人之本性的揭示。因此，对于人及其存在来说，人性问题乃是一个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

人的存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作为肉体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的决定和支配；另一方面，人又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存在物，他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因而受道德律的决定和支配，正因为如此，人才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对等物的存在者，从而具有尊严。也正因为如此，人的存在带有悲剧意味。因为人及其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为了消解这种二重化带来的二律背反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经验的意义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完成。这一点具有宿命的性质。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性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⁴⁶⁾人的肉体存在，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地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系生命活动及其延续。人的物质劳动就是这种交换的前提和表征，它受自然律的支配。人的精神存在，作为超越肉体存在的层面，属于绝对的价值世界，它适用于道德律。

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从一个侧面看，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他能改天换地，似乎无所不能；从另一个侧面看，我们又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他专门自讨苦吃，处处给自己设置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今天面临的种种困难，全是他自己造成的。早在十多年前，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便发出了呼吁：人类的生产，如果照目前这样继续下去，那么，人在地球上可以生存的年月，将是屈指可数了。更为愚蠢的是：人还捏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神，希望这种莫须有的最高存在来为人类解决自己似乎无力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源于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这是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中的生存悖论。否定了这种悖论，也就否定了人的存在。人并不是某种永恒存在物，也不是神特殊创造的宠儿。人是从自然动物发展而来的。但是仅有自然的发展，还不会有人；人是人的产物，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人是在改造自然、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才超出自然界，上升成为人的。所以，人的存在方式不同于自然动物的存在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生活资料不是由自然界直接提供的，而是由他自己生产的。生产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既定的自然资源的扬弃和超越。这样便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所特有的内在规定和内在矛盾：一方面人的存在和发展仍有赖于自然界，即要尊重给定的现实；另一方面，人要成为人，又必须克服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扬弃和超越给定的现实。从这个侧面看，我们也可以简单化点说，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动物；不断地超越给定的现实，是他永恒生命力之所在。

怎样看待人这个高级动物？夏甄陶先生作过精辟的辩证分析，他说，人是世界上最奇特、最不确定的存在物，在人的身上充满着矛盾的规定，任何一种肯定，都有其否定的方面。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常常非理性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但人又常常作出最愚蠢的事；人是最有创造性的，但人的创造总是伴随破坏；人是有道德的，但最不道德的也是人。人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二重的，要么保护自然，要么破坏自然。人与自然不仅相互渗透，更是根本合一。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类只是它的一个部分。人类既没有资格也没有道理把自己与自然相提并论。人类只有认识到大自然的丰富内涵，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大自然合而为一，才能在情感与理智上接近它，培养一种忘我精神，从而有效限制人类对大自然的盲目进攻及其所导致的生态危机。

自然界经过亿万年的发展，创造出了自己发展的最高形式：“思维着的精神”的人，自然界因此破天荒第一次达到了自我意识。但是发展变化的脚步并没有停滞，自然界创生出人的目的不是从发展的链条上撤退，而是以此为基点并通过他的发展实现自己更高的目标。这是永恒发展的自然必然性之所在。而人，这个自然界的精灵，一旦从地球上站立起来，就毅然揖别芸芸众类，就要赋予生命以超生物学的意义：他要向自然界证明他的存在、他的意义、他的价值、他的自由。这是思维着的精神固有的超越性之所在。很显然，人的出现使世界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自然界物质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类意识固有的超越性交汇在一起，构筑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平台：自然通过人的发展和人通过自然的发展开始了，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发展、共同进化的最高形式出现了。而这就是以科学技术的物化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器官发展的实质。以科学技术的物化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器官的发展是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发展、共同进化的最高形式。

人类社会器官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物化，科学技术构成其灵魂和核心。石器、弓箭和手工工具是人类早期主要的社会器官，其制造主要依靠模仿、经验和技能，更多的是经验技术的产物，但其中也渗透着人们初步的科学认识。在近代，机器系统的建立，根本改变了社会器官的性质和面貌，第一次凸显了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我们知道，作为人类新的社会器官，机器系统的建立是以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为依据，是在科学认识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它不再是直观模仿的产物，而是对自然规律深刻把握后的对象性再现；不再是对自然物质属性的直接简单利用，而是对客观事物的结构、功能和属性的再创造和间接利用。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是正确认识的对象化。在现代，智能机器系统的建立，又一次根本改观了社会器官的面貌，大大凸显了科学技术的灵魂作用和第一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这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⁴⁷⁾

人类社会器官的发展是人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互动发展和相互转化的中介和桥梁。通过社会器官，人类不断变革自然，改造自然，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界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为人类自己创造了越来越美好的属人世界，实现着自然向人的转化。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器官，不断地丰富主体，改造主观世界，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使主体不断客体化。正是通过社会器官这一中介，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互动发展才具体地、历史地得以展开和完成，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才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事实。

以科学技术的物化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器官，它的形成和发展目的是为了人，社会器官的命运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社会器官的发展必须纳入人类进化的发展机制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发现真谛和价值；同样地，社会器官的发展只有纳入自然进化的发展机制中去加以考察，才能找到其根基和保证。

完美的人性是真、善、美的统一。人性之真是人的本质显露的一种理想的自然状态；人性之善是社会化的人对自身行为进行有效调节的最高价值；人性之美是真与善有机结合的形象化。真、善、美分别从不同方面体现人性真谛，展示出人性的迷人光彩。因此，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追求人性的真、善、美。

人性之真，应该是指大自然对人性的一种规定性——合规律性，它确定人的自然价值。这种规定性确立了人的地位并非凌驾自然之上，而是与大自然平等相处，人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自然，都要参与自然的进化运动，但是人类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结构的实际存在和潜在影响，人性之真便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新和谐。

人性之善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规定性——合道德性，它确立人性的社会价值。休谟曾经对善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在人生的任何关系中间，我都愿意和某一个人交往，那么他的人性在那种范围内必然可以认为不完善的，如果他对己对人都没有什么缺陷，那么他的性格就是尽美尽善的了。这是价值和道德的最后标准。”⁽⁴⁸⁾由此可见，人性之善是在人际关系中实现的，或者说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善的最终实现是能和所有的人维持友好关系。人性之善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而进行的自觉行为。它作为一种价值，使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能有效地进行自身调节。它是对社会伦理的主动承受，而不是屈从。相反，社会环境的压力已经被内化为人自身发展的动力，推动着人性朝自我实现的道路前进。人性之善还是保证人类永恒之爱的一种存在性规定。善性最大的特点便是“爱”，而且是一种博爱。费尔巴哈认为，爱是人的本质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基本手段。他说：“爱，是完善的东西跟非完善的东西，无罪者跟有罪者，一般的东西跟个体的东西，法律跟心，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之间的纽带、媒介原则……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之真正的统一。”⁽⁴⁹⁾

人性之美是人对自我价值的最高评价——合情意性，它确立人性的自我价值。人性之真与人性之善的有机统一，是人性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在人性之美的境界里，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和谐统一，人性中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水乳交融，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到自然和社会，并和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