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已有的研究比较侧重于自上而下地考察东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对文化的观察也多集中注意力于政治文化和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例如“亚洲价值观”之类；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重视“威权主义”及其转型；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则过于看重一些增长的硬指标，而忽视了一些难以用数字表示但关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软指标。这些又似乎囿于某种既定思维模式、某种发展观念。随着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新问题的出现和发展观念的不断更新，在继续深入地探讨上述各领域问题的同时，我们今天似乎更应批判地看待既有的发展进程，检讨既有的思维方式，真正“以人为本”，以环境与社会为本，走向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密切结合的发展与现代化。
本书作者对东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新视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威权主义”、国家强干预等共性特征之下，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又各有其色彩。战后日本从“富国轻兵”的经济立国路线、从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开始，走上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一部分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甚至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待曾经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表现了日本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的轨迹。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曾经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强大，正是美苏冷战和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结果。
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在黎萨尔的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主张中已经埋下伏笔。即使面临“革命”危机时，政治精英主流仍坚持以和平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中国台湾地区在从“开发独裁”体制到民主化的转型中，出现了台独宣传的泛滥和台独政治势力的壮大，七次“修宪”实际上是在践行一条“零存整取”式的“台湾独立”路线，民主化畸变为“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
韩国政治转型亦即民主化进程中，青年学生和基层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民主抗争，对从威权主义军人政权到民选军人政权再到文人政权的转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在研究韩国民主化运动的课题中常常被忽略。“韩国民主化进程”一章源自一位韩国留学生的硕士论文，作者当年曾经亲身参与了民众的抗争，在据实而述的同时，写出了对“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切身体会。
（2）对市场与政府这一隐一显“两只手”的新思考。香港现在有一半左右的居民住在政府资助的“公屋”内。香港政府以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闻名，却对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社会消费品进行了密集的干预。与其类似，新加坡政府被认为创造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对住房市场干预更多，其居民的九成住在政府资助的“组屋”内。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的措施与情形相近，并且都有积极的效果，说明在直接关乎民生的衣、食、住、行问题上不可过于依赖市场化。“住屋局”模式可供正在从房价高企的困境中寻求突围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
对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城市农业”的考察另备一格，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重视并欲积极推广的大都市市区农业，或许可以启发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打开协调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生存环境的新思路。而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农业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经历所做考察，则显示了政府作用的另一面和整个东亚由推行发展主义而带来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第十五章的作者经过在韩国的实地研究考察，讨论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局限性——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大规模的政治性全民动员。运动的推进机构不是农林部而是内务部，所有参与新村运动的道、郡、乡等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受内务部的管辖。这些都决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效果值得肯定。但它并不是成功的农村现代化模式。
第十六章重新考察了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及其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分流教育的明确目的是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政府做出的明智选择，对我们和东亚其他国家推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很有借鉴意义。第十七章讨论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独立前具有种族性质的社区组织进行改造和打击，并通过建设新的社区组织将多元化的种族平等思想贯彻到民众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改造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新加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创造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和谐的种族关系。其间，新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功不可没。
（3）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培育市场经济新经验的探讨。1975年以来，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推行与调整（1975-1990）、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定位（1991-2000）、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确立（2001年以来）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突破，也是其革新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结果。本书第十八章的研究表明：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越南经济社会发展以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目标已经促成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利用和限制私人经济、以建设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转变到允许、保护和鼓励私人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以建设公有制主导的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为目标；二是对经济成分的评判由原来以所有制为核心指标，发展到以资本和资源运营主体为核心指标，经济领域的区分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私人、个体经济，逐渐过渡到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分类。前一个转变已基本完成，后一个转变还在继续进行中。
尽管越南经济最近出了一些问题，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定的。越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相比中国只能算是后来者，但两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都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其经验教训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对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探讨。全书最后一章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更愿意强调双边机制，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而不愿意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交往不断加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组织。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
环顾“全球化”热浪中的今日世界，欧洲、北美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局部地区如东南亚，都已经有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涵盖整个东亚甚至东亚与南亚、继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合作区的建立，也是势在必行、或早或晚的事。打从开始，东亚现代化就是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东亚发展跟全世界发展的关系今后也只能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我们在研究东亚现代化历史和“个性”特点的时候，不能不具备这种全球眼光。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产物。作者中除了少数几位长期研究东亚的政治学、历史学从业者，绝大多数是入门不久甚至初入本领域的青年学者。奉献给读者的基本上是他们的学位论文或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的阶段性成果；初次尝试，个别地方或不免青涩，但细细读来，却能感觉到他（她）们勇于进取的精神、对反思东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热心、尤其是对基层社会与人的发展的钟情。本书各章作者简介如下：
陈峰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第一章）
王泰历史学硕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讲师（第二章）
郑振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第三章）
孙静涛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第四章）
董正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代前言、第五章、第十三章、文献索引的收集整理）
陈嘉渊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第六章）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七章）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第八章）
周东华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第九章）
林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福建莆田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第十章）
柳宗秀（韩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第十一章）
宋培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第十二章）
袁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第十四章）
董向荣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研究员（第十五章）
吕媛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第十六章）
严艳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旅游出版社编辑（第十七章）
游明谦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第十八章）
管晓宁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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