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

人力资本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早已出现。亚当·斯密(A.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明确把劳动者的才能看作是资本存量的一部分，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10](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劳动者才能的获得是投资的结果，而且其成本就是该劳动者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的花费)继斯密之后，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了较大理论贡献的是著名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Marshall)，他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一再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主张经济生产的要素，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外，应该再加上教育的因素。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靠两种能力，一种是普通能力，包括对职业的敏锐性、精力以及知识能力等;另一种是专门能力，包括有关某一类职业的特殊的熟练技术或知识能力等，而这两种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因此，马歇尔明确提出了“教育是国家投资”的观点，^[11]认为“所有资本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本身的投资”。^[12]

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T.W.Schultz)提出来的，他因此而获得了197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于20世纪50—60年代相继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成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这些文章包括:《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1958年)、《教育与经济增长》(1961年)、《人力资本投资》(1961年)以及《对人投资的思考》(1962年)等。他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轰动。舒尔茨认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前者体现在物质产品上，后者则附在劳动者身上，体现为凝聚在其身上的知识、技能等。依此，“人力资本”概念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13]舒尔茨批评了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固定的土地面积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将导致世界资源的枯竭，使人民陷入贫困。舒尔茨针锋相对反驳说:“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的才智的进化来决定。”^[14]

这样，舒尔茨的理论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一是扩大了资本含义，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资本总是有形的、物质的观点，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二是对现代经济增长作出了新解释。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前，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经济领域内若干总量之间关系的考察，以确定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目标的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总量分析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一些研究者发现，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投资额和相同的投资与国民收入之比的条件下，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却有较大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于各国投资量与产出量之间很不一致。这说明除了物质资本方面的原因外，经济增长还与劳动者的素质有密切的关系。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在其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15]用系数法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结论是，在此期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若考虑到知识增进的作用(丹尼森认为，知识增进作用中的3/5为教育的作用)，则同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为35%。但是最终完成人力资本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的，是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G.S.Becker)。贝克尔分别于1962年和1964年发表、出版了《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特别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后者被人们视为“经济思想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革命”，也就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最终确立的标志。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人力资本的微观分析上。他从家庭生产和个人资源(特别是时间)分配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他提出了孩子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家庭时间价值、时间配置、家庭中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等概念，为人力资本的性质、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贝克尔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自身理论体系不断深入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扩展，并大大推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进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势头更加猛烈。罗默(P.M.Romer)于1986年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R.E.Jt.Lucas)1988年在《货币经济学杂志》(第22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经济发展机制》的文章，这标志着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开始注意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强调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投资在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立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人力资本投资

同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是通过投资形成的。所谓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使人力资源的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在劳动产出增加上的一种投资行为。但是，如何来鉴别和衡量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结果，却不像物质资本形成那样简便直观。一方面，很难区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中哪些属于消费性投资(维持生存)，哪些属于生产性投资(形成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源的种种投资所形成的素质提高及科学技术、工作能力的增长总是潜在的，很难及时表现出来并给人以直观印象，更难以用数字准确表达。因此，舒尔茨主张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时，应该“是用它的产量而不是用它的成本来进行计算”。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教育投资又称为智力投资，是用于提高人的智力、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的投资，具体包括用在儿童早期教育、正规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职业培训(就业前、在职、继续教育等形式的职业教育)和专门技能训练等方面的各种费用支出。教育投资一般分为宏观教育投资和微观教育投资，前者主要是指国家用于教育的投资，后者是指劳动者个人或家庭用于本人在业培训和子女学校教育方面的费用支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用于保健方面的投资。保健投资包括穿衣、住房、医疗服务、营养卫生、自我调养等有关身体保健方面的费用支出。这种投资转化为健康资本存量，表现为健康或无病时间增多或寿命延长等。因此，从广义上讲，凡是用于影响人力资源的寿命、力量、耐久力、精力等方面的费用，都可以认为是对保健的投资。

第三，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费用。在一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地区，存在着人力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本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显然是人力资本的损失;而对那些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人来说，人力资本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各种费用支出，有助于调剂不同地区劳动力的余缺，并有利于发挥人才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因而也被视为是一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16]

第四，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移民入境是指国外的人力资源迁移到本国。如果入境的是专业人才，那就省去了本国的教育费用支出;即使是普通劳动者，那也等于省去了生育、抚养和入境前的保健费用。因此，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是一国人力资本形成的又一途径。然而，下述两种情形却是例外:一是如果入境的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则这类移民的入境费用不能被视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因为这不能增加一国的人力资本;二是如果入境的劳动者替代了国内的劳动者，从而使后者失去了工作岗位，但经济收益却并没有增加(假定两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相同，从而创造的国民收入一样多)，则用于移民入境的费用也不能被视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因为一国得以利用的人力资本绝对量并未增加。

与物质资本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连续性、动态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连续性体现为在生命历程的各阶段上都需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人在接受一定的正规教育之后，进入社会从事生产劳动，期间要接受各种在职培训;退出劳动过程后，还要参与多种继续教育。不能因为处于生命历程中的某个阶段而中断人力资本投资，中断即是人力资本的贬值。从时间跨度上讲，人力资本投资要贯穿人的一生，这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另外，不同时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内容、目的等都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源逐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适应高科技发展的要求，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的要求，最终带来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的受益者与投资者不完全一致。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收益，但是，由于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它潜藏于人体之中，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只有通过其载体即人力资源的活动才能获得。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首先获益的往往是人力资源个体，即被投资者，而投资者则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的各种活动才能受益。此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由社会、企业或个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或几方承担，但收益却三方都可获得。人力资本投资获益的顺序一般是:被投资者首先受益，即各种技能的提高;企业受益——企业效益提高;社会受益——社会政治经济进步。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多方面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不同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并且其具体内容繁多。除了经济收益外，人力资本还可以带来社会效益。用于教育、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投资，可以通过提高人的教育水平、素质和修养来提高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减少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等。

(三)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当把教育作为提高未来收入的经济行为来考察时，就有必要分析教育的成本与收益。同时，鉴于目前发展中国家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1.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是为了培养一定熟练程度的劳动后备力量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而耗费的教育费用。教育成本是教育机构为了培养人才所耗费资源的尺度，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成本按其来源不同，可以划分为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而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教育社会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教育社会成本是指教育个人成本与教育社会成本的总和。教育个人成本包含在教育社会成本之中，教育社会成本大于教育个人成本。狭义的教育社会成本不包括教育个人成本，只指国家或社会所支付的教育公共成本。我们这里使用的是狭义的教育社会成本，是除去教育个人成本以外的全部教育费用。

(1)教育个人成本。教育个人成本，是指学生为了就学由个人或家庭直接支付的各种费用和发生的机会成本。个人直接成本包括:学杂费、书本等学习用品费;学生往返学校的交通费;额外的吃、穿、住费用，即学生因就学在吃、穿等方面多支出的费用和在校住宿学生的住宿费用;文娱体育费用，即学生因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娱体育活动而支出的费用。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学生在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后因继续就学所放弃的劳动收入。学生上学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或少年就业，因此，计算所放弃的收入，一般从14岁以上的中学生开始。

(2)教育社会成本。教育社会成本，是指由社会支付的教育费用和间接成本。社会直接成本主要是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社会间接成本包括社会所放弃的收入、免税成本、潜在的租金和折旧费。社会所放弃的收入，是指由于需要和允许一部分学生在义务教育后继续上学，必然损失一部分劳动力资源，从而减少所得税收入;免税成本，是指教育部门免交的税的价值。为了资助教育事业，许多国家都规定教育部门免交财产税、所得税和营业税。政府免除了学校的税，实际上等于间接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因此，教育部门所免交的税的价值，构成了教育间接成本的一部分;潜在的租金，是指所放弃的把学校的土地、建筑物和设备租给非教育部门使用而获得的租金，是教育的一种机会成本;折旧费反映的是学校系统所有固定资产因磨损或废旧过时而造成的价值损失。由于潜在的租金和折旧两者都与学校的固定资产相联系，所以往往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估算。

2.教育的收益

办教育虽然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是教育可以增加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从而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教育的收益是教育通过增加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种种有益效果，也称教育的经济收益。教育的收益按其受益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同样，无论个人收益还是社会收益，它们都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两部分。

(1)教育个人收益

一个人通过受教育所形成或提高的劳动能力，可以使他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获得种种好处。受教育者个人通过受教育所获得的这些好处，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教育的个人收益，按其是否以货币的形式获得，又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从教育的直接个人收益看，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和受过较少教育的人相比，在一生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之间的这种终生收入差别，就是教育给个人带来的直接收益。教育的这种直接收益可以通过如下年龄—收入曲线图来加以说明。

在图4-6中，横轴表示一个人的年龄，纵轴表示他的收入。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年龄—收入曲线越高，反之则越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收入是最低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最高的。第二，每条年龄—收入曲线都是先上升而后下降，到50岁左右，收入达到最大，这说明一个劳动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收入水平。第三，文盲在年龄很小时就挣得收入，但起点收入很低。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获得最初收入的年龄就不断变大，但起点收入也在增加。

图4-6　教育的年龄—收入曲线

教育的间接个人收益，既包括受教育者个人较强的职业适应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也包括受教育者因个人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等。具体地说，教育的间接个人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较强的职业适应性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与受过较少教育的人相比，具有较大的职业适应性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教育给个人带来的另一种收益。由于这种收益并不是直接表现为货币收入，所以它是教育的一种间接收益。

第二，由于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市场知识和商品知识，因而就有可能在商品选购方面实现支出的节省，或者在支出相等的情况下得到更大的满足。同样，受教育较多的人由于具有更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更高的劳动技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从而就可以减少对他人劳务的依赖，在购买他人劳务方面实现支出的节省。

第三，较健康的身体。受教育程度和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未受教育或受教育较少的人，由于缺乏保健知识、预防传染病的知识和安全知识，患病、受伤或致残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由于具有必要的卫生常识、保健常识和安全常识，患病、受伤或致残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此外，学校的体育课教给了他们体育锻炼的方法，使他们养成了进行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从而使他们的体魄更加健壮。这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就有可能节省医疗保健费用的支出。

第四，世代影响。所谓世代影响，是指一代人以后才能感觉到的潜在的教育收益，即由父母的受教育增量所引起的他们的子女的受教育增量。许多调查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明确，也能够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因此，时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可以对子女的文化学习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

(2)教育社会收益

教育社会收益，是指受教育者本人不能占有的、为社会其他成员所得到收益。教育的社会收益也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收益。

从教育的直接社会收益看，教育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的增长。在归因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增量中，扣除受教育者个人因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而多得的个人收入后，余下的就是教育的直接社会收益。教育的直接社会收益集中体现在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而教育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教育可以增加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可以较快地掌握生产专业技术，并达到高度熟练的程度，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使用同样的机器设备可以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

第二，教育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教育是传播科学技术的最有效形式，它可以把浩如烟海的知识经过有目的的选择和提炼，以系统的、概括的形式传授给学生，使社会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得以保存、传播、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能为社会提供一支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劳动者队伍，所以，它必然成为把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的桥梁。任何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都必须借助于教育，才能以较短的时间在广阔的范围内为劳动者所掌握和运用。

第三，教育可以加强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加强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就是加强生产管理或企业管理。科学的生产管理可以协调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合理组织劳动，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加强生产管理，就需要有管理人才。而教育则能够为社会提供一支适应于工业化水平的生产管理人员队伍。

第四，教育可以促进生产资料规模的扩大和效能的提高，同时也能够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自然力的应用。

教育的间接社会收益，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收益。政治上的收益，是指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全体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能力，更为自觉地运用社会政治民主所赋予每个人的权利;道德上的收益，是指使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道德风范，即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树立人们的道德信念，坚定人们的道德意志，并不断校正人们的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尽管教育的间接社会收益不能精确地计量，但是，它是可以观察到且确实存在的。

通过上述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对教育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个人的教育成本和收益同社会的教育成本和收益相比较，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矛盾的。

3.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教育投资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投入的，称为个人教育投资;另一种是政府或社会投入的，称为社会教育投资。

就个人教育投资来说，如果随着教育级别的上升，教育收益逐渐增加，而教育成本的增加不如教育收益增加之快，则这个家庭让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是有利的。相反，如果随着教育级别的上升，教育收益不增加或增加很少，而教育成本的增加很快，甚至超过教育收益，则这个家庭就不愿意把子女送入级别更高的学校。但教育收益在投资时不是现实的，而是预期的，因此，在估算教育收益时要对某级教育在未来年份的收益进行贴现。未来某一年预期教育收益的贴现值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V0=Et(1+r)－t

式中，V0表示t年预期教育收益的贴现值，Et表示t年的预期教育收益，r表示利率。某级教育n年中所有预期收益贴现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V表示n年中所有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的总和。

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分两个部分:一是显性成本(Explicit Costs)，也就是直接成本，指父母对子女完成某级教育的全部实际货币支出，如学费、伙食费、书籍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二是隐性成本(Implicit Costs)，指子女在就学期间所不得不放弃的收入，也就是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可以设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接受的教育越多放弃的收入就越大，隐性成本就越大，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部分在内的个人教育投资成本也是预期的，也需要贴现为现值。n年中所有预期教育投资成本贴现值总和的计算如下:

式中，C表示n年中全部预期教育投资成本贴现值的总和，Cet表示t年的教育显性成本，Cit表示t年的教育隐性成本，Ct表示t年的全部教育成本。

如果V＞C，则教育投资是有利的;如果V＜C，则教育投资是不利的。

确定教育投资是否处于最优状态，要计算内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它是贴现成本之和与贴现收益相等时的贴现率，可通过下式计算:或

式中，i表示内在收益率。通过计算内在收益率，还可以把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其他投资收益率进行比较，从而可以看出教育投资是不是最合算的。

上述的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也可以用于社会教育投资的评估。

世界银行的统计学家们曾经以“社会收益率”(Social Rates of Return)作为衡量社会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

社会教育投资的分析方法与个人教育投资的分析方法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中包含税款，即这里的收益是税前收入;教育投资的社会成本除了私人教育成本外，还包含公共教育支出。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用收入来表示的，例如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对政治参与能力的促进，确实很难量化。因此，计算出来的社会收益率低于实际的社会收益率。对不同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的平均估计见表4-1。有关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的大量研究表明，各国的教育投资收益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表4-1　对不同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的平均估计(%)

资料来源:［美］吉利斯、帕金斯等著:《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1)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而且研究表明，其教育收益率还高过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这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是合理的。

(2)不同教育程度的收益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最高的社会收益率是从初等教育中获得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

(3)从收益率来看，个人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社会收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为了尽快获得本国急需的人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不仅没有使教育收益率达到最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极分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