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

组织场域、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1]

杨　俊　张玉利

（南开大学商学院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作者简介］杨俊，四川省自贡市人，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与企业成长；张玉利，吉林省集安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小企业、创业管理和企业成长。联系方式：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商学院（300071），电话：13920735649。E-mail：nkyangjun@163.com

［摘　要］长期以来，创业研究过分关注创业行为的经济模型，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作用，这已引起了许多创业研究者的警觉。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选择组织场域为分析层次，挖掘社会结构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影响，解释企业家在开发创业机会时采纳不同方式和行为的成因，发现企业家在组织场域内不同位置的工作经验能塑造其异质性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导致了企业家采纳不同的创业机会开发模式，强调企业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创业机会开发活动的创新水平，并归纳了后续研究问题与方向。

［关键词］组织场域；人力资本；主导运作模式；实用合法性

一、引　言

创业研究正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其中，机会学派强调以机会为主线，旨在解释与企业家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活动相关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创造未来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为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存在；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为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发现、评价并开发这些机会；在开发创业机会时，企业家为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行为（Shane & Venkataraman，2000）。从研究现状上看，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机会发现和评价，关注创业机会开发的研究则相当匮乏，尚未认识企业家在创业机会开发过程中的角色（Shook et al.，2003），这引发了创业研究者尝试从不同理论视角解释创业机会开发活动的不懈努力。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家以知识和经验构成的人力资本在决定机会开发模式选择及效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因过分关注创业过程的经济模型，忽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导致现有研究缺乏对创业现象的解释力。本文借鉴制度理论的研究成果，选择组织场域为分析层次，认为社会结构塑造了企业家人力资本，进而决定着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模式选择特征，归纳了组织场域、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开发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探讨了理论模型的启示与意义，最后归纳了后续的研究问题与方向。

本文的结论表明：第一，企业家创业前在组织场域内特定企业内的工作经验能塑造其独特人力资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家对组织场域内现有实践，尤其是主导运作模式实用合法性的评价，最终形成不同的创业机会开发决策，即或者复制主导运作模式，或者改进主导运作模式，或者引入新的运作模式。第二，创业活动不仅是经济行为过程，也是社会行为过程。企业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差异不仅导致了创业机会开发活动的异质性，还影响着其创业机会开发模式的创新水平，企业家在创业前的工作经验偏离场域内核心企业越远，在场域外的工作经验越多，越可能创造性地组合其把握的可参考实践，外化为更具有创新性的机会开发活动。

二、企业家与创业机会开发

作为独特的研究领域，创业研究旨在以创业机会为主线，聚焦于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两种活动来审视创业，对创业机会开发活动而言，核心问题是在开发创业机会时，企业家为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行为（Shane & Venkataraman，2000）。从现有研究看，学者们对创业机会开发活动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谢恩认为它包括获取资源、执行创业战略、实施组织过程和收获创业绩效四个步骤（Shane，2003）；加特纳则认为它包括获取资源、营销产品和服务、生产产品、建立组织、回应政府和社会五种活动（Gartner，1985）。这些对创业机会开发活动概括的本质在于描述创业机会开发活动所包含的关键要素及其逻辑顺序，但是，作为动态的行为过程，这些活动的逻辑顺序及关键要素的平衡关系不可能拘泥于固定模式。因此，本文选择从目标—手段的视角概括创业机会开发活动，认为创业机会开发是企业家与创业机会互动以谋求创业机会价值实现的活动过程，也就是说，创业机会开发的目标在于谋求创业机会价值实现，其手段在于企业家与创业机会互动，其中，企业家是创业机会开发活动的关键决定因素，企业家差异决定了创业机会开发活动差异，最终外化为不同的创业机会开发模式。

目前，创业研究者主张从三个视角来解释创业机会开发活动。巴隆等认为，从识别企业家认知结构出发能有效解释创业机会开发活动（Baron，2004；Shook et al.，2003）；谢恩等强调从理解企业家先前知识和经验的构成出发能充分解释创业机会开发行为特征（Shane，2000；Schatzel et al.，2005）；还有一些学者则指出应吸纳多学科的交叉理论视角来考察企业家在创业机会开发中的角色（Kang和Unlenbruck，2002）。本文认同谢恩的观点，认为企业家以先前知识和经验构成的人力资本是创业机会开发的决定因素，因为在创业过程中，企业家极度依赖其先前知识和经验（Minniti和Bygrave，1999），表现为新企业采纳的新组织形式、新产品和服务生产方式等与企业家创业前的工作组织运作方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Aldrich和Wiedenmayer，1993）。

现有研究已开始尝试剖析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活动之间的关系（e.g.，Shane，2000，2003；Ravasi和Turati，2005；Schatzel et al.，2005）。例如，谢恩率先阐述了来自不同产业的企业家会对相同技术创新的最佳开发方案产生截然不同想法的原因，认为企业家由先前市场知识、先前市场服务方式知识以及先前顾客问题知识组成的知识结构形成了一个“知识通道”（Knowledge Corrido r），从而导致了企业家选择不同方式来开发相同的创业机会，即在开发创业机会时，企业家先前市场知识影响其市场选择，先前顾客问题知识影响其产品和服务选择，先前市场服务方式知识影响其市场服务方式选择（Shane，2000）。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并未揭示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之间的“黑匣子”（Cliff et al.，2006），这主要因为：第一，现有研究将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作为先验性假设，忽视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导致其未能准确把握影响创业机会开发活动的人力资本内涵，表现为研究结论浮于表面的事实；第二，现有研究过分强调企业家决策在创业机会开发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现有组织，尤其是企业家创业前工作组织对其机会开发决策的影响，导致了研究结论对创业现象解释力不足。

事实上，企业家并非在真空中实施创业机会开发活动。首先，任何个体行为都受到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影响（Granovetter，1985），社会结构内成型的范式、规范和惯例等因素会诱导甚至制约个体的行为选择，从这一点出发，企业家不可能靠凭空想象来设计创业机会开发活动，因为在任何领域都可能存在着现有的商业运作实践供企业家参考，企业家可以选择复制该实践，改进该实践，甚至打破并创造新实践，这取决于企业家对该实践的了解及评价。其次，从长期来看，企业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塑造了其人力资本（Granovetter，1985；Van de Ven，1993），在微观层次，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来自于其所嵌入社会结构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即使面对同样的创业机会，企业家仍可能选择不同机会开发模式的事实（Shane，2000）。也就是说，企业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不仅经由塑造企业家人力资本影响着创业机会开发，还通过为企业家提供可参考实践制约着创业机会开发模式选择。

那么，社会结构如何塑造出企业家异质性的人力资本，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又如何与现有可参考实践互动最终决定创业机会开发模式呢？对此，整合制度理论就大有裨益，因为制度理论一直强调个体在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内特定位置的工作经验能产出不同的知识结构（DiMaggio和Powell，1983；Kraaz和Moore，2002），从而导致个体对该场域内现有实践实用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的评价不同（Aldrich和Fiol，1994；Suchman，1995），最终形成不同的个体行为。因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理论出发，选择组织场域为分析层次，剖析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的成因与内涵，挖掘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模式之间的作用机制，旨在回应在开发创业机会时，企业家为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行为，进而加深对复杂创业现象的认识。

三、组织场域与人力资本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行为不仅受到经济利益最大化驱动，还受到很多社会结构因素的限制，这些社会结构因素的集合就构成了组织场域。作为制度理论分析的基本单元，组织场域一方面构成企业行为的空间，同时也构成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制度环境。现代制度理论的奠基人迪马乔和鲍威尔率先定义了组织场域，认为其由关键的供给者、资源和产品的消费者、管制性机构以及其他生产类似的产品或服务的组织共同构成，这些组织从总体上形成一种公认的制度空间（DiMaggio 和Powell，1983：148）。组织场域的本质在于其间弥散着驱动组织趋同的制度力量，形成一股强劲的同型化压力（Isomorphism），最终导致了场域内组织的同质性（DiMaggio和Powell，1983）。正因为此，在组织场域中，组织的基本生存法则是其能否与组织场域的制度化结构或规则相依从，从而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正如斯科特指出的，“组织（或个体） ……依从规则，因为这样做能给它们带来提高合法性、带来资源和提升生存能力等收益（Scott，1987：498）”。

在商业领域，这种制度力量表现为特定的主导运作模式，即被场域内组织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有关实施商业活动“恰当”方式的逻辑或想法（DiMaggio和Powell，1991：28）。制度理论指出，模仿是驱动主导运作模式形成的主要力量。在组织场域中，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和获取合法性，新组织倾向于模仿组织场域内威望和社会地位最高、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最认同的企业，制度理论将其界定为核心企业。随着模仿活动的扩散和强化，核心企业逐渐被追捧为典范，其运作模式的主导地位就变得更加明确，广为流传，最终提升为一种制度化的主导运作模式（Meyer和Rowan，1977），作为被模仿对象，核心企业就成为场域内主导运作模式的制定者与追随者（DiMaggio和Powell，1983；Kraatz和Moore，2002）。

早期制度理论认为，在组织场域内，主导运作模式因其高度规则化往往不可能被质疑，被认为是完成商业活动最恰当方式（Meyer和Rowan，1977；DiMaggio和Powell，1983），为了获取合法性，场域内新企业不得不依从或模仿主导运作模式。但是，近期研究表明，主导运行模式并非场域内唯一实践，因为虽然场域内核心企业是主导运作模式的紧密追随者，但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和生存利基，场域内的边缘企业尤其是新企业可能挑战主导运作模式，甚至塑造新的运作方式（e.g.，Aldrich和Fiol，1994；Greenwood和Hinings，1996；Oliver，1991，1992）。与此同时，制度理论进一步指出，个体在组织场域中不同类型企业内的工作经验能导致其异质性人力资本。具体而言，本文借鉴迪马乔和鲍威尔（1983）、克纳兹和摩尔（2002）的观点，认为企业家创业前在组织场域核心企业、在组织场域边缘企业和在组织场域之外企业的工作经验能导致其异质性人力资本（见表1）。

表1　组织场域与人力资本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DiMaggio， P.， Powell， W.W.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147-160和Kraaz，M.S.，Moore，J.H.Executive Mi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120-143整理。

表1表明，第一，核心企业是主导运行模式的紧密追随者，因为作为规则制定者，它们能从中获益，不仅缺乏打破它们的动机，反而不断强化主导运行模式，在组织内部将其制度化，形成一套关于主导运行模式的惯例化知识和经验，通过在核心企业内学习，企业家收获的人力资本以关于主导运行模式的惯例化知识和经验为主要内容。第二，边缘企业往往因被动追随主导运作模式而处于劣势，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它们往往有很大动力引入创新性实践来挑战主导运作模式（e.g.，Greenwood和Suddaby，2003；Kraatz和Moore，2002），因此，在这些组织中，非主导运作模式更为常见（Greenwood和Hinings，1996：1041；Tushman和Anderson，1986）。通过在边缘组织学习，企业家能收获以有关非主导运作方式的惯例知识和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第三，在场域之外的企业学习，企业家能获取不同于场域内的知识和经验，能知晓完全不同于场域内主导运作模式的实践，此时，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关于其他场域内运行模式的知识和经验为主要内容，由于引入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企业家更可能创造出创新性实践，正如格林伍德和海宁斯指出的，只有知晓不同于主导模式的方式时，突破性变革才可能发生（Greenwood和Hinings，1996：1039）。

这些观点表明，企业家不可能靠凭空想象来设计机会开发模式，因为在选择创业机会开发模式时，组织场域内的主导和非主导运作模式构成了企业家可参考实践，与此同时，企业家创业前在组织场域内的不同位置导致其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企业家人力资本可能影响其对现有实践的评价，从而决策创业开发模式选择：或者选择复制主导运作模式，或者选择改进主导运作模式，甚至打破并塑造新的运作模式。

四、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

早在1965年，斯丁克姆就指出，新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新进入负担（Liability of Newness），即新企业因缺乏现有企业所拥有的合法性而难以获取必需资源，同时也因缺乏现有企业所拥有的顾客和供应商关系而难以谋求生存（Stinchombe，1965），为了缓解新进入负担，企业家必须通过直接满足公众利益而获取合法性，从而尽快建立与外界的资源交换关系，即谋求实用合法性（Suchman，1995）。虽然场域中的主导运作模式往往被场域内现有企业认为最具备实用合法性，但是与场域内现有企业相比较，企业家可能对主导运作模式的实用合法性做出不同的评价（Aldrich和Fiol，1994；Suchman，1995），即企业家可能对依从主导运作模式能否经由满足公众利益而获取合法性，从而建立与外界的资源交换关系产生不同的评价，从而导致不同的机会开发模式选择，与此类似，谢帕德和狄特妮的研究也表明企业家有关现有实践实用合法性的评价可能导致企业家不同的创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企业运作模式的创新程度（Shepherd和DeTiene，2001）。本文认为，场域内主导运作模式给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提供了可参考实践，与此同时，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决策取决于其基于人力资本的主导运作模式评价，即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经由影响企业家对主导运作模式实用合法性的评价导致了创业机会开发模式的差异。

从基于组织场域核心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看，企业家充分掌握了有关主导运行模式的知识和经验，知晓在场域内如何有效实施该模式，这会从两个角度制约企业家的创业机会开发模式选择。企业家在核心企业内的工作经验使其一方面充分了解核心企业依从主导运行模式所能带来的收益，因为核心企业在场域内的优秀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其对主导运行模式的紧密追随；另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家对抵抗或排斥主导运行模式而引发的风险，即未满足场域内的制度期望导致的社会排斥和支持退出，即那些抵抗或排斥主导运行模式的企业，尤其是边缘企业往往因未能收获社会认可而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支持，从而举步维艰。从这一点出发，企业家在核心企业的经验往往导致其对主导运行模式实用合法性的积极评价，认为更优越的组织绩效是依从主导运作模式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对特定模式的深度经验能导致僵化的认知框架，从而带来知觉盲点和习惯反应（Perry-Smith和Shalley，2003），这会进一步强化企业家对主导运作模式的依赖，其原因在于，具有丰富核心企业经验的企业家往往难以发觉新奇性的不同实践方式，并且即使察觉了其他选择，企业家仍会对此犹豫不决，因为其惧怕放弃主导运作模式所带来的合法化风险（Cliff et al.，2006）。

因此，对于具备场域内核心企业丰富经验的企业家而言，企业家以有关主导运行模式的惯例化知识和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结构一方面导致其固守主导运行模式的实用合法性，另一方面因生成僵化的认知框架导致其难以识别其他选择，从而加剧了其对主导运行模式的依赖。换句话说，具备这种人力资本结构的企业家会选择复制主导运作模式来开发创业机会价值，因为他认为，依从主导运作模式能给新企业迅速带来合法性，能尽快获得场域内顾客、资源提供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达成资源交换关系从而跨越新企业面临的新进入负担，同时，还有利于新企业规避因对抗主导运作模式而带来的合法化风险，从而加剧新企业承担的新进入负担，增加创业失败的风险。

从基于组织场域边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看，企业家掌握着一些非主导运作模式的惯例知识和经验。一旦企业家离开边缘企业创业，他就会质疑，甚至挑战主导运作模式实用合法性，因为在边缘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塑造了其独特的认知结构，即固守主导运作模式并非最佳选择；与之相反，质疑并挑战主导运作模式，不断引入那些功能更优越的实践才是生存法则（Oliver，1991，1992）。与此类似，克纳兹和扎加克有关制度变革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组织场域中的边缘企业，尤其是新企业是当前主导运作模式的潜在颠覆者（Kraatz和Zajac，1996）。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边缘企业学习而获得多种惯例知识，而非因仅了解主导惯例而固执己见（Aldrich，1999：95），企业家在开发创业机会价值时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大，从而可能经由这些实践的不同组合而导致不同于主导运作模式的创新性实践（Schumpeter，1934）。换句话说，通过在边缘企业学习，企业家不仅有动力去挑战主导运作模式，而且有能力根据其经验带来的可选择方案去构思不同的机会开发方式。

但是，在挑战主导运作模式的同时，为了缓解新企业面临的新进入负担，企业家不可能忽视依从主导运作模式而带来的合法性收益，在此时，企业家会选择象征性的依从主导运作模式，即仅采纳那些有着重大社会意义和较高显示度的主导运作模式要素。与此同时，将其从边缘企业中学习的可选择实践创新性融合到新企业的机会开发活动中，一方面，赢得场域内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另一方面，有利于收获较场域内核心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基于边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其选择改进主导运作模式作为创业机会开发模式，即一方面保留一些主导运作模式的特征，另一方面包含着一些非主导运作模式的特征。

从基于组织场域之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看，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关于其他场域内运行模式的知识和经验为主要内容，并且往往不同于新企业运营场域的知识和经验。作为新进入者，企业家几乎不具备有关新企业所在场域内现有实践的知识和经验，为此，企业家不仅难以评价主导运行模式的实用合法性，还难以复制和模仿场域内的现有实践。取而代之，企业家不得不利用现有知识和经验，直接将其他场域内的运作模式嫁接到创业活动所在场域，从而形成了几乎完全不同于场域内现有实践的机会开发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创新性，这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例如，奥尔德里奇指出“真正的创新性新企业往往是创造性试验来自场域外部新创意的结果”（Aldrich，1999：112）。克纳兹和摩尔的研究发现，由于先前在不同场域内的经验，外来经理往往引入一些差别很大的合理新概念，从而克服现有运作模式的局限性（Kraatz和Moore，2002：124）。苏达蓓和格林伍德对会计产业内新组织形式出现的分析也阐述了全球五大会计咨询企业如何通过整合来自于其客户组织的创意而引发变革的过程（Suddaby和Greenwood，2005）。因此，企业家基于组织场域之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其熟悉其他场域运作模式而不了解创业所在场域运作模式的事实，最终导致其将其他场域的运作模式嫁接到机会开发活动，形成了新的运作开发模式。

五、理论模型及其启示

创业活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家所嵌入社会结构的作用，具体而言，组织场域不仅给企业家提供了可参考的机会开发实践，还塑造了企业家独特的人力资本，外化为企业家所掌握的有关不同实践活动的知识和经验，或者是基于主导运作模式的知识和经验，或者是基于非主导运作模式的知识和经验，甚至是基于场域外其他运作模式的知识和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两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家在创业机会开发活动中的异质性，表现为或者直接复制主导运作模式，或者改进主导运作模式，或者引入新的运作模式。简而言之，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模式选择与其人力资本紧密相关，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了创业机会开发模式的异质性（见图1）。

图1　组织场域、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开发的作用关系

长期以来，创业研究过分关注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作用，这已引起了很多创业研究者的警觉（Sarason et al.，2006）。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将社会结构因素嵌入企业家的机会开发模式选择，解释了社会结构如何经由塑造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来影响着企业家的机会开发活动，是对创业活动经济模型的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创业研究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该模型提供了两个重要启示。

首先，该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实施创业机会开发活动时，企业家采取不同方式和行为的深层次原因。从既定组织场域内看，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模式选择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结构，最终表现为企业家参考组织场域内主导运作模式做出的不同选择，从这一点出发，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活动异质性的根源在于其较组织场域内主导运作模式的差异程度不同，如模型显示，即使在同一场域内，企业家可能复制或改进主导运作模式，甚至是创造出新的运作模式。从组织场域间看，不同组织场域的主导运作模式必然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不同场域内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必然存在差异，从而必然带来机会开发模式的差异。这表明，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差异，即企业家所嵌入社会结构的差异经由塑造其异质性的人力资本结构最终导致了不同的创业机会开发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场域内与场域间人力资本结构差异的交互作用最终外化为宏观层面上千差万别的创业机会开发活动。

其次，该模型有助于解释影响创业活动创新程度差异的原因。作为一种经验现象，许多研究都发现新企业在创新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即大多数新企业都仅是模仿现有实践，而仅有少部分才表现出创新性（Aldrich，1999：80）。毫无疑问，创新来自于对现有信息的创造性组合（Schumpeter，1934），从创业机会开发活动角度看，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其人力资本较特定场域中主导运作模式的异质性水平，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创业前的工作经验偏离场域内核心企业越远，在场域外的工作经验越多，就能掌握更多的有关机会运作模式的信息，从而越可能创造性地组合其把握的可参考实践，外化为更具有创新性的机会开发活动。但是在现实中，少有企业家能真正横跨组织场域去实施创业活动，如200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Inc.500中有75%的创业者在其工作的产业内发现创业机会并实施创业活动的，23%是在其工作相关产业内发现创业机会并创业的（Bygrave，2002），从而导致了现实中的创业活动以模仿为主的事实。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选择组织场域为分析层次，剖析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了企业家在开发创业机会时会采纳不同的方式和行为的原因。本文发现，在创业前，企业家在组织场域内不同结构化位置的工作经验能塑造其异质性的人力资本结构，最终导致企业家采纳不同的机会开发模式。具体而言，对于场域内核心企业工作经验较丰富的企业家，在实施机会开发活动时，倾向于复制场域内的主导运作模式；对于场域内边缘企业工作经验较丰富的企业家，倾向于采纳改进的主导运作模式；而来自场域外的企业家，则会引入新的运作模式来开发创业机会价值。本文强调企业家所嵌入社会结构对其实施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解释了社会结构如何经由塑造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来影响着企业家的机会开发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创业研究过分强调经济模型而忽视社会结构的不足，还引发了一些亟待深入挖掘的理论问题。

首先，创业机会开发模式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近期研究认为，谋求合法性是新企业赢得生存的关键，强调通过依从主导运作模式，企业家能为新企业较早地获取合法性（Zimmerman 和Zeitz，2002），从而更快地跨越新进入负担从而提升生存可能性。那么，那些复制主导运作模式的新企业是否更可能生存并具备更优越的绩效，更为重要的是，那些采取其他模式开发创业机会的企业家，尤其是采取新运作模式来开发创业机会的企业家又如何为新企业赢得合法性，其方式是否与那些采取复制主导运作模式的企业家相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未来研究关注。

其次，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模式的关系。资源观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自于不可复制、难以模仿和替代的有价值资源，在创业过程中，无论采取哪种创业机会开发模式，都需要匹配相应的资源。创业研究一直强调企业家社会资本不仅能给创业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还能帮助企业家获取大量的低成本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是企业家获取资源以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手段（杨俊、张玉利，2004）。那么，企业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如何塑造其社会资本结构，而企业家社会资本结构又如何与人力资本一起共同作用于机会开发模式，这是未来研究的又一方向。

最后，创业机会、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开发模式的关系。本文虽然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同创业机会开发模式的关系，但并没有分析创业机会的影响。有研究强调了创业机会的重要性，发现以先前产业和创业经验为形式的隐性知识影响着创新性机会的开发，而对均衡性（模仿性）机会却没有作用（Samuelsson，2001），这表明，创业机会可能影响着人力资本结构与创业机会开发之间的关系，那么，创业机会的哪些特征能产生影响，是起到调节作用，还是中介作用，有待我们的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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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Study on Organizational Field，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xploitation

Yang Jun，Zhang Yu-li

（Nankai Business School，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Most extant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typically focus on the econo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while without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structure，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by many researchers.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effe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ntrepreneur’ s human capital and explain why entrepreneur exploi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n different 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field based on institutional theory.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prior work experiences from certain type of enterprise within organizational field can shape entrepreneur’ s 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which determines that entrepreneur will exploi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n certain way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o some extent，the social structure which entrepreneur embedded in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venes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xploitation.At last，future research is discussed.

Key Words：Organizational Field；Human Capital；Dominant Template of Organizing；Pragmatic Legitimacy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新企业创业机理与成长模式研究”（项目编号：7073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