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迁移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四节　加强迁移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相比劳动力数量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更大，这一转变说明我国城镇化发展将越来越强调质量型的人口迁移。依靠简单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数量推动的城镇化发展必须转变。在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需要重视对迁移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

一、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意义

人力资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一定程度超越物质资本，城镇化需要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的双重协调。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发展一方面渴望劳动力的注入，另一方面又担心低端劳动力的过度涌入阻碍城市发展。因为缺乏人力资本转化和再投资的简单人口数量迁移，对城市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Borjas（1987）和Chiswick（1999）提出教育带给迁移劳动力正向选择，这一正向选择对城市发展极为重要。我国当前的迁移也具有正向选择性，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并扩大选择性人口迁移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作用。忽略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简单延续人口数量驱动的城镇化，我国也会走向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和“假城市化”的困局。

宏观上说，随我国整体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对我国城市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已初见端倪。随我国城市化阶段提升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简单人口迁移带来的双刃剑矛盾更加明显，对迁移人口的关注急需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力资本结构，否则城市低端劳动力的积压会成为城市长远发展的包袱。我国城市化以粗放、外延式经济增长为主，城市自然资源供给出现短缺，城市技工荒日益严重；由于半城市化的持续，城市对流动人口用而不养，流动人口就业非正规化和低端化、外来人口工资收入低端扭曲，并带来城市消费不足等，抑制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也使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过早出现；城市间因产业低端化和产业重构，城市间存在严重的营销式竞争，城市区域的知识外溢和产业分工合作不足，阻碍了城市区域的产业升级和城市的持续成长，等等。

微观上说，人力资本投资能驱动农民工群体转化为市民，解决我国城镇化不协调、质量不高的问题。受教育程度不仅对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即使迁入城市后，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于迁移和流动人口逐步沉淀和融入当地社会也有显著影响。很多学者的微观调查研究都证实，教育与迁移存在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迁移越活跃（Sjaastad，1962；Greenwood，1969；Borsch-Supan，1990；赵耀辉，1997；胡士华，2005；吴克明，2009）。因为教育水平更高的流动人口，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决策能力会上升，迁移的地域更广并且产业的选择能力更强，能获得更大的迁移成功率和巩固率（Huffman，1980；周其仁，1997；赵耀辉，1997；朱镜德，1999；李治邦，2004；姚先国、俞玲，2006；谢童伟，2011）。农民工身份转换与城市融合所需的能力离不开人力资本条件（王竹林，2010）。人力资本有助于增加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农民工的城市定居选择有一个根据教育水平的自我选择过程，同时，流动人口不断的迁移、融入和沉淀的进程，正是农民工向现代市民转化的过程（李若建；2007；续田曾，2010；邢春冰，2010；任远、邬民乐，2006；唐家龙、马忠东，2007）。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或二代农民工），他们相对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融入城市且融入能力更强，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整体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刘传江、程建林，2010）。总之，教育水平显著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迁入收入和嵌入城市的层级，等等。

二、城镇化过程中加强迁移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

第一，提升学历教育水平是迁移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提，且重点在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双重重视。上一节以移流动人口人均教育水平代替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看到教育水平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农民工进城后参加夜大、电大、函大、职大、自考等教育学习，以及在工作中被动的“干中学”以及获得企业支持的“岗位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前提。教育水平也是人口迁入城镇并在城镇成功沉淀的基础。但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是很低的，近年来，我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4%，而在实物资本方面的投入占了GDP的30%左右，同期的美国该比例分别是5%、17%左右。基于各个地区和不同层次的投资分配的不公平和缺乏效率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获得的投资资源就更少。这一点从当前我国城乡人均教育年限仍然存在跳跃性差距，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即使其人均人力资本已是农村常住人口的1.22倍，却仍低于城市常住人口的事实上不难看出。

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很难降低教育的不平等性，人口迁移后也很难再继续正规学历教育。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以成年劳动人口迁移为主，这意味着人口在迁入城市前基本已经完成正规学历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重在迁移前的投入。因此，鼓励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落差仍是当务之急。

第二，迁移流动人口处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状态，人力资本投资束缚需要依托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来解决。我国的教育负担对于农村家庭是很沉重的，很多地区即使中等教育的支出也会占到农村家庭收入的20%—40%。九年义务教育后，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拨款有所增加，但于国民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而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放开可以打破现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困局。

宏观而言，投资于我国人力资本的实际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却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中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就认为，用传统的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适当，他认为中国实际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30%—40%。然而，教育投资回报率如此之大，在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市场中却无法完全体现。劳动力工资收入远远低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参与的收益分配明显不公平，在迁移流动人口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尤甚。由此，现有主流投资选择倾向是由人力资本转向实物资本的投资，微观主体的理性选择恰恰违背了宏观发展的韵律。

教育回报率的“马太效应”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下迁移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扭曲进一步弱化了迁移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一方面，教育回报率呈现“马太效应”：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最高，高中次之，中小学最低，流动人口接受的正规学历教育相对不高，很难获取高学历下的高教育回报率。另一方面，我国迁移流动人口面临的劳务市场非常特殊，虽然不是完全管制，但也不是完全开放，不少就业岗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迁移流动人口就业福利也因无本地户籍而削弱。这些进一步造成迁移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更低的事实，结果农民工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的兴趣减弱，农村中还隐隐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苗头。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劳务市场，增加迁移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与物质资本一样，让人力资本投资市场化，建立并完善人力资本投资、融资的资本市场。只有聚集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不再集中在低层次职业就业，只有流动人口进城后的人力资本转化和再投资有合理的市场，才能彻底改变我国物质资本投资过剩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局面。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策略需随城镇化发展阶段调整。

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对人口人力资本的需求标准不一，并不是所有的城镇化发展阶段都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支撑。从产业发展角度，大部分城市会依次经历劳动力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型再到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城市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赖人力资源优势的发展模式，有一个过程，很难直接跳跃。

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策略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调整，这实际也是适应城镇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提出的需求。产业发展需求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策略的核心尺度之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使迁移流动人口中的低端劳动力更好地融入城市生产、生活中，使之不但适应，更要促进城市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如果能沿着产业链，以转岗培训的形式，开展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既能解决低端劳动力到高端劳动力不同环节的人力资本供需矛盾，也是实现已迁入城镇劳动力最大潜力挖掘的不错选择。

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必然选择。然而，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区域不平衡相当明显，我们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要有更深刻的理解。中西部很多省市的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并不足以达到反哺农村的实力，中西部很多区域尚未处于依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与之相反，东部沿海大城市已经朝后工业化阶段迈进，有实力也有需要提升农村迁入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这些地区自身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挖掘潜力有限，迁入的外来人口大都来自中西农村地区。基于利益追逐，我国内陆省市的人力资本流向了沿海省市，但城镇反哺带给内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效应却不明显。基于区域划分的隔阂，我国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需要打破空间壁垒。人力资本投资是城镇反哺农村以及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动，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如何由城市转向农村，尤其是由东部城镇转向中西部农村，也是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策略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