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劳动价值理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功利主义效用理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人口理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农业中的收益递减理论作为基石，但这些理论没有专题论及人力资本问题。不过，亚当·斯密有关于把接受教育所需花费当作资本的理念，可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也没有把这种理念贯穿始终。一方面，他把接受教育所费资本看作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和社会上的固定资本，这奠定了后来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把教育视为非生产性活动，这就割裂了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人力资本问题长期遭到冷落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接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1]从亚当·斯密的这一精辟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端倪，然而，从他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中，我们又理解了人力资本问题为什么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的一些根源。亚当·斯密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2]他对生产性劳动的过窄界定，进而把教师劳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同他把接受教育所费看作资本的观点，是有矛盾的。亚当·斯密理论体系中的这种矛盾至少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教育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

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效用理论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错觉。19世纪的经济学家因受牛顿的影响而充满测量激情。边沁的福利测量理论达到了这一激情的最高峰。边沁认为，集体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是按照个人利益加总来测量的，而每个人得到的利益是按照快乐和痛苦的尺度来测量的。他把探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视为人的本性。在他看来，没有关于探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坏的”动机，只有关于探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愚蠢的”计算，不过这种“愚蠢的”计算可以通过教育得到纠正，因而，教育是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观点也反映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大卫·李嘉图农业中的收益递减理论之中。

马尔萨斯断言，人口在不加限制时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则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长。他把由战争、饥荒和瘟疫引起的增加死亡的限制叫做积极限制，把由道德、避孕和堕胎引起的减少出生的限制叫做预防性限制。在他看来，教育在限制人口增长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李嘉图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但并没有接受亚当·斯密关于把接受教育所需花费当作资本的理念。他说:“有些国家肥沃土地很多，但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化而遭受着贫困与饥饿的一切灾害。……灾害来自政治不良、财产不安全和各阶层人民缺乏教育。只要刷新政治、改良教育，便可以增进他们的幸福。”^[3]在李嘉图看来，教育跟政治一样，是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

这说明，亚当·斯密虽然有了“人力资本”理念，但这种理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并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得到发扬光大，从亚当·斯密到舒尔茨的近200年时间里，经济学家们的目光总是难以聚焦在人力资本问题上。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教育支出规模的迅速增大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在教育上的支出高达数千亿美元，每个家庭花费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有人质疑:这是否值得?随着教育支出总量的不断增加，关于教育支出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何在的问题就日益迫切需要经济理论作出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和西德，凭借雄厚的人才储备而迅速发展起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人才储备不足而难以将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持续地转化为生产力。这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人才、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迫切需要对“索洛余值”作出教育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这就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于1961年问世。这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1963年，他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面世。1980年，他的《人口质量经济学:对人的投资》一书出版。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舒尔茨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批判了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中长期忽视人力资本和坚持资本同质性、劳动同质性的传统观点，阐述了人力资本的一般属性，对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做了不同质的论证，阐发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把教育视为人力资本投资，对教育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他的努力下，人力资本理论有了基本框架。他对人力资本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使他获得了人力资本理论之父的尊称。197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是贝克尔。1960年，他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书问世。1964年，他的《人力资本》一书出版。他的两本专著《人力资本和个人收入分配》和《家庭经济分析》又分别于1967年和1981年出版。在《人力资本》一书中，他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认为一般培训费用应该由受训者个人支付，特殊培训费用应该由企业支付，从而成为在职培训的重要经济学依据;他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的均衡条件，用某种工作的纯收入流量的现值和市场贴现率来计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计算纳入了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轨道，从而为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该书由此也成为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经典文献。199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