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民族

道教是中国特有的民族宗教，信仰道教的主要是汉族，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如壮族、白族、羌族中，道教也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在海外东南亚，北美的华人社会，也有许多人信仰道教。道教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族中，影响也逐步在扩大。

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后期（约公元1世纪），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步形成，它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一定的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它尊老子为教主，奉信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其进行了宗教性的阐释。”^[1]

道教的形成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首先是东汉中期已经出现的深重的社会危机，提供了道教产生的现实基础。东汉中期，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政治上逐渐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激烈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使本来就不稳定的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黑暗，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一部分沦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和雇佣，受到极其残酷的剥削，而更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再加上当时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疫病流行，广大人民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渴望摆脱苦难，获取幸福，而又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出路时，就常常幻想能有一种超之于人间之上的力量来替他们伸张正义，从而使自己得到拯救，帮助他们改善不幸的处境。此外，就统治阶级而言，在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危机面前，他们也极力想利用宗教来消除随时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反抗斗争。同时，也希望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统治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益寿延年，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道教就是在这种社会危机的催化下应运而生的。其次，两汉以来，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实际上已经宗教化。汉朝统治者深知，单靠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并不能使社会矛盾得到彻底解决，还必须要采用精神控制的治民经验，企图借鬼神的威力来加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使百姓黎民成为顺民。当时的思想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理论亦应运而生，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并加以提倡，从而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的思想工具。最后，当时，佛教已传入中国，它虽被人们称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但是，它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有完整的教义、教规以及教团组织，自传入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汉代已有较大的影响。这对当时的神仙方士创立道教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而且具有相当的激发作用。

从思想来源方面来看，道教的产生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中的有用成分。一是道家哲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和道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派别；道教乃是在东汉中后期形成的一种宗教。道教在创立的时候，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尊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后来，又把道家另一代表者庄子的著述《庄子》奉为道教经典之一，命名为《南华真经》。道家的基本思想是“道”、这个道是超时空的，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又含有规律的意思。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但他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道”的。把道说成是“神秘之手，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祈祖，万物之父母”。道教还从宗教神秘主义的角度将“道”人格化，把老子看作是“道”的化身。二是道教吸收了儒家的学说，特别是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道教在宣扬这些思想的时候，常常是把它与道教长生成仙思想相结合，以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侍奉。在此基础上，道教自己又提出了“天地君父师”的宗教道德说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尤为深远。三是吸收了以前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的东西。早在《庄子》和《楚辞》里，有关神仙思想的言论及对神仙的描述就有不少。战国时，燕、齐、楚等国都出现了一些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后来他们又以阴阳五行说来解释他们的方术，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神仙家，即方仙道。他们宣扬长生成仙信仰，把黄帝作为长生成仙的楷模而倍加推崇，俨然奉之为祖师，并提出了主要以寻求仙丹和不死之药，以及祠灶祭神等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其突出特点是倡导化丹砂为黄金的炼丹术，主张服食丹药成仙，还有行气、辟谷、祠灶等方术，均为后世道教所吸收。在后来的发展中，神仙方术演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演化为道士。除上述以外，道教还吸取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古代宗教思想与巫术。总之，由于各种条件的具备，因而在经过了从方仙道到黄老道的长期酝酿之后，到东汉顺帝、桓帝时，道教便正式诞生。^[2]

（一）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道教

早期道教形成的标志之一是道教经书的出现。最重要的经书是《太平经》，为东汉时期原始道教徒多人所著述。该书是以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传统的宗教思想、巫术以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吸收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建立庞杂的宗教神学体系，运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宣扬天人合一和善恶报应的思想以及帝王统治术和封建道德观念，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理想目标。该书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基础，特别是“乐生”的主旨，更是道教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的最显著的特点。有了经书，又有了类似道教组织的活动的存在，尤其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相继出现，标志着道教的正式诞生。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正一道。创教者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广义的“张天师”是指张陵及其后代嗣教天师。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时间是在东汉顺帝时，创教地点是在西蜀鹤鸣山。该山在今四川成都大邑县北，与道教另一圣地青城山相距不远。五斗米道名称的来源，主要是认为创教时要求奉道者和求治病者须缴纳五斗米为“信米”，故得名。太平道出现的时间和五斗米道相差不远，是侍奉黄老道的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创立的。因崇奉《太平经》，并以之为经典而得名。以“中黄太乙”为其奉祀的至尊天神。张角在当时社会动荡，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顺应时势，提出周穷救急。互相帮助，反对豪门大族对人民的掠夺，勾画了一幅“太平世道”的蓝图，广大流民和农民集中在太平道的旗帜下。在太平道日渐强大的基础上，派教徒四处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为其发动起义制造舆论。两大早期道教派别的理论和各具特色的实践，为道教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魏晋时期，道教出现了分化，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使统治者对于农民利用宗教组织进行反抗，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于是便对活动于民间的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加紧镇压，另一方面则进行利用和改造，加上这一时期道教本身出现的问题，遂促使道教发生了分化。第一，一部分道教徒接受统治者的利用和扶植，奔走于权贵之间，直接参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为他们出谋划策。如西晋初期，先后一度把持朝政的杨骏和贾后，都曾利用道士、术士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第二，道教被一些最高统治者接受，传播于世胄高门，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成为它的信徒，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师世家，随之也出现了适应统治者需要的道教的理论家，葛洪就是著名的代表。葛洪（283—343）是江苏丹阳人，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教理论。主要著作是《抱朴子》，该书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驱邪之事，集魏晋时代炼丹术之大成。主要思想是，在长生成仙的问题上，强调要想长生成仙，不能只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需积善立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在看待民间道教的态度上，他站在士族道教的立场上，把民间道教视为异端，称之为“妖道”、“邪道”，把信奉这些道教的人称为“散杂道士”尤其对太平道首领人物更是切齿痛恨；在儒道关系上，他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道是本，儒是末，道高于儒。以外儒内道来调和儒道的关系。他还提出修道者不能脱离人事，要顺服统治者。总之，葛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士族贵族和农民群众的对立。第三，由于高级士族大量参加道教，并把他们的思想带到道教中来，因而反映这种思想的上清、灵宝等派别也相继出现，并迅速得到了发展。第四，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宗教，并不断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如道士陈瑞在巴蜀犍为地区发动的起义；李特、李雄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等。

魏晋道教发生了分化。然而，就整个道教的情况看，无论是创建于民间的，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来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天师道，还是创自士族地主知识分子之手的上清派和灵宝派，都需要整顿改造，充实提高。经过整顿改造，使一个民间宗教转变成适合于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官方宗教；经过充实提高，使一个不成熟的宗教变成比较成熟的宗教，这不仅是统治者所期望的，也是道教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南北朝的道教，则体现了这一特点。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是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他在北魏太武帝的大力支持下，对天师道进行了成功的改造。他改革天师道的总原则是“专以礼度为首”。这个“礼”就是儒家礼教。改革完全是为了维护父慈、子孝、臣忠的封建伦常关系，反对“犯上作乱”，斥责敢于犯上作乱的人为“臭肉奴狗”的恶人，必须加以革除。他还为道教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律规诫，要求道教徒严格遵守。在南朝统治地区，不仅存在对天师道进行改造，还有充实、提高、完善上清派和灵宝派的任务。道士陆修静适应形势的要求，担当起这一任务。他和寇谦之一样，也对道教的教规教戒进行了删改和修订，并逐步定型，各种规章制度更为全面系统，道教组织也较为严密，使道教向成熟迈进了一步。在这个基础上，齐梁时，茅山道士陶弘景继续吸收儒、释两家的思想来改造和充实道教的神仙理论和修炼学说，在道教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陶弘景对道教的贡献，一是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二是通过编著《真诰》一书，对道教传授历史作了整理。全书引用了众多的道经，提到大量道教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仙宫鬼神、具体的修行方术等。三是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强调服食药物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四是弘扬上清经，开创了茅山宗派。

（二）隋唐五代北宋时的道教

隋王朝的建立，使国家重新得到统一。尽管它的统治时间不长，一共不到40年（581—618），然而，其制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大多为唐王朝所沿袭，奠定了唐朝繁荣的基础。从道教发展的历史来看，隋代道教是处于道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的道教的兴盛与理论上的大发展做了准备。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本以崇信佛教为主，但也没有忘记利用道教。在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利用道士张宾等人为其大造舆论。当皇帝以后，他对道教更为尊重，重用为他出力的道士，而且把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此称就来自道教，具有道教神学的象征意义。他还广度道士，大建道观。隋炀帝也是既笃信佛教，也对道教加以扶植和利用。他还幻想长生不死，迷恋金丹方药，并在皇宫内仿照传说中的仙山琼阁建造了西苑。这都直接助长了道教的发展。就道教本身在隋代的情况看，随着国家的统一，南北间道士的交往就频繁起来，道教的地域性特征日渐被打破，茅山宗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南方的地位，而且在北方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这样，具有不同特征的南方道教和北方道教，也逐步融会。这种融会是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总之，隋代道教仍保持了朝上层化方向发展的势头，隋代统治者利用道教以及道士们依附上层统治者以求自身的发展等，都为唐代道教的兴盛准备了条件。

在隋朝末年群雄纷起的局面中，许多道士都认为李渊父子会夺得天下，于是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出力。李渊当上皇帝建立唐朝以后，努力提高道教的地位，并提出“道大佛小”的说法。李家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就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王朝帝室也姓李的关系，与老子续家谱，尊老子为其始祖，宣称自己是李老君的后代，为“神仙之苗裔”神化其统治，借此抬高李氏皇帝的身价、地位，把李氏取代隋王朝的统治说成是神意。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他认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合华俗，而老子是其祖宗；认为他之所以取得天下，乃是由于实行了老子之教的结果。基于上述理由，因而他发布了扬道抑佛的诏令。唐太宗起初对秦皇、汉武追求长生的行为持反对态度，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表现出对道教长生方术的极大兴趣而沉溺丹药，以致竟因服丹药而中毒致死。唐代皇帝差不多都相信炼制丹药的方术，因此而死的皇帝也有好几位。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唐朝最为兴盛时期。唐玄宗李隆基鉴于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夺取李家王朝的教训，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提高道教的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到了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道教开始走向衰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不仅使李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亡，而且，也打乱了唐玄宗的崇道狂热，道教受到战乱的冲击。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形势，尽管唐朝仍扶植道教，但道教走向衰落已成定势。五代十国，更是封建割据分裂的时代。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帝王们仍奉行崇道政策，进行崇道活动，但已无盛唐之势。

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北宋王朝建立，中国大地结束了军阀割据，又归于统一。北宋的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并用和对道教的崇奉政策，使道教又有了新的发展。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年在位）在未做皇帝以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曾利用符命为自己制造夺权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就积极帮他争取群众。称帝以后，则对道教的发展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王朝统治日益巩固，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为了更好地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仿照唐代奉老子为圣祖的做法，也从道教中另创一个赵姓之神作为圣祖，重演唐皇室崇道的情况。他下诏书广修宫观、铸塑玉皇、圣祖神像，还亲自制定了有关朝拜圣祖等一些敬神的文章，还造作了一些道书。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时，又形成了北宋第二个崇道高潮。他编造梦见太上老君，天神下降的神话；大兴宫观土木；热衷于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和制定道教节日：仿照朝廷体制，设立道官、道职；多次下诏令天下郡县搜访通晓道法、有道术的道士，对道士给予优宠；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组织编修道教历史，访求道经和编修《道藏》。由于统治者的倡导，道教更为兴盛。就宋徽宗而言，其崇道之虔诚，直到他被金朝俘虏成为阶下囚时，仍常身穿紫道袍，头带逍遥巾，保持道士的装束。上述表明道教在北宋统治者的扶持崇信下，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道教的发展则告一段落，但其在理论上的成就又为以后道教的发展所继承。

（三）南宋金代的道教

南宋时期，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尖锐，经济停滞，人民饱受战火之害。南宋时期，统治者对道教有所抑制。但此时，金人和蒙古人又常常侵袭，外患严重。为消灾免难，统治者更需求神的护佑，对道教仍持扶植的政策。在道教信仰上，南宋王朝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崔府君”和“四圣真君”——北极紫微大帝管辖下的天蓬、天猷、圣、真武四将，作为皇室的保护神而加以祭祀。南宋道教以符录派为主。中国南方素为巫术的发源地，巫风盛行，正一、上清、灵宝三大符录道派，皆以南方为发祥地和主要的传播地区。符录道教在南方民间流传甚广，而且历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也主要是在由于其斋醮祈禳之术。道教的内丹修炼当时未得到朝廷的提倡利用，在道教内部和社会上却比较流行。不仅各符录道派吸收了内丹思想，分化出许多符录新派，而且内丹学也是流派很多，内丹学的理论也取得相当成就，强调性合双修，融会儒学、禅宗是这一时期内丹学的普遍特征。在南方道派分化的同时，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也先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派，主要是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派。在金代统治者的支持下，北方道教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四）元代道教

蒙古人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元王朝以后，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因此，元代统治者除了利用儒学外，也对道教表示尊崇。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远征时，就宣诏全真派首领丘处机。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丘处机是当时北方社会影响很大的道士，他不仅以道法高妙著称于世，而且还以其才学超群而著称。成吉思汗诏请丘处机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丘处机投成吉思汗，也是为了借用他的力量弘扬道教。史载，当丘处机接到成吉思汗的诏命后，即以73岁高龄“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领18个弟子前往漠北赴诏，及至到了漠北，成吉思汗立即向丘处机请教治国养生之道。从史料上看，更多的是在治国方面。丘处机一方面为成吉思汗献计献策，另一方面，抓住取得统治者宠遇的机会，大力发展全真教，从而使全真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其表现是，一是道门兴旺，门徒众多，且知名道士多，人才济济。二是大批修建宫观。以燕京地区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几乎凡是丘处机到过的地方，都修建宫观。但是，道教发展之快，又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和佛教的不满。到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由于加强了对佛教的扶植，而且元皇室崇奉的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这就势必导致对道教的限制甚至打击。不过，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统一江南，全真道就开始了向南方的传播，由于武当山地处南北交会点上，而且这里早有全真道士的活动，因而成为其南传的重要基地。这期间，道教其他派别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总之，在元蒙统一中国以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全真道在江南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他力量较弱的各道派则逐渐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从而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朝以后继续保持了这种格局。

（五）明代道教

明朝第一代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也利用道教为其服务，大造他是所谓“真命天子”的舆论，利用道士之口说他家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宣称其母孕妊他时，吞食了道士给的丸药，故其降生之时有“红光满室”之吉兆。朱元璋作为明代开国皇帝，曾作过几年和尚，懂得如何利用儒、释、道三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朱元璋首先推崇儒教，其次才以佛教和道教为辅。他鉴于元末道教发展过滥，道士的腐化堕落及有些道士利用民间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的情况，建立起了一套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特别是强调要由国家严格颁发僧道的身份凭证——度牒。在宫观管理上，严格控制宫观数量，并严禁私建寺院。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僧道的发展，便于集中管理，防止社会上图谋不轨的邪教之徒混迹其中，防范当时的秘密结社、阴谋颠覆明朝政府的明教、白莲教等。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时，鉴于武当山“护国有功”，则拨巨款大规模营造武当山宫观，费时六年建成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的庞大道教宫观群。像这样由皇室出巨资，一次性建成如此宏大的道教宫观群，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明世宗（1522—1566年在位）是明代诸皇帝中崇道最盛的一个皇帝。他崇信道徒方士，授予高官厚禄；广建斋醮，迷焦乩仙；不惜耗民财，建筑宫室；迷信丹药方术；甚至为其父母和本人加封道号，这种做法，在中国历代崇道统治者中绝无仅有。由于他的崇道，致使一些道士位极人臣，把持朝纲，干扰政事。自元代中后期道教便逐渐归流为以符录为主的正一道和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明朝则正式钦定，道教派别正式由官方划为正一、全真两大教派，从而决定了社会上人们对道教派别的一般概念。尽管从道教本身来看，由于其传承、宫观的不同而区分为许多派别，即使正一、全真两派的教义教制已互相混融，但人们还是视道教为全真、正一两大派。正一道在明代受到统治者的扶植，一度贵盛无比，但是素质却较差，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并无建树，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而全真道，因不受朝廷重视而失去了元代的声势，但道士们则进一步苦修道教的教理、教义，在社会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一时期，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的道理、教义，在社会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一时期，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也非常活跃。特别是以各种宗教融合为特征的民间宗教，大都同道教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白莲教、黄天教、八卦教、红阳教，长生教等都具有浓烈的道教色彩。可以说，民间秘密宗教的活跃乃是深刻地折射出道教在明代社会的影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的儒者竟将儒学演化为宗教，成为宗旨教主。林兆恩（1517—1598）创造的三一教就是一个典型。该教以儒教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助，在“归儒宗孔”的立教基本宗旨下，合三为一，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教义。三一教出现后，发展很快。在民间产生很大影响，从福建传播到浙江、安徽、江西、直隶、北京等地，甚至到达台湾及东南亚等地。

（六）清代、民国的道教

清朝总的来说是道教的衰落时期。康熙皇帝对道教一方面加以抑制，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对明朝时处于受宠地位的道教也是有很大限制的；另一方面，康熙对正一道首领又加以利用，如命五十四代宗师张继宗为其进香五岳，设醮祈雨治河。雍正皇帝则从三教一体的角度来看儒、释、道，利用道教来祈晴祷雨，治病趋邪。乾隆皇帝即位后，就开始对道教一再加以贬抑，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特别是正一派的地位更为下降。民国时期，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有一定的关系。如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与道教正一道首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以田子久为首的一些北京道士组织伪华北道教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徒是爱国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作出了种种爱国义举。民国初年，道教结为组织，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民国时期道教界总的来说，仍是一盘散沙。为了重振道教，当时道教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陈樱宁（1880—1969）等人，提出不少改革道教的积极的思想和措施。其中陈樱宁的“仙学”最为有名。主要强调，学理，重研究不重崇拜；功夫，尚实践不尚空谈；思想，要积极不要消极；精神，图自力不图依赖；能力，宜团结不宜分散；事业，贵创造不贵模仿；幸福，讲生前不讲死后；信仰，凭实验不凭经典；住世，是长存不是速配；出世，在超脱不在皈依。但是，近代中国道教，从总体上说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下，逐渐失去应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谋生的手段，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做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由从音舞结合的道场获得娱乐。在道教世俗化的潮流中，向来口口相传的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了社会。^[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才获得了新生和进一步的健康发展。

道教以“道”为其基本信仰，道教的一切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都来源于“道”。“道”被认为无时不在，无时不有，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最终依据。“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只要认真修道，就能使自己的精神和“道”相合，即得道，就会与道同久，成为神仙。

长生成仙是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修炼各种道功，如服食、行气、房中术、守一、外丹、内丹以及斋醮、符录、禁咒、守庚申等。道教的修炼方术，还贯穿了一个“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寿夭存亡，完全取决于自身是否善于修道养生。

对神仙的追求是道教的特色之一。这点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所谓神仙，就是道教理想中的修真得道，神通广大的长生不死者，所以又称神人和仙人。道教所尊奉的最高尊神是“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三神各为教主，统御诸天神灵，宇宙万物皆为其所创。

道教是一种多神教，其所奉神灵除“三清”外，还有各种天神、地祇、人鬼及众多的仙真，构成一个庞杂的系统。各个神仙之间，又有品位高低之分，等级极为森严。道教神谱约有3000个神仙。

与道教的信仰相联系，道教还有自己主张的仙境、宫观、组织、戒律和清规。道教称神仙所居之境为仙境，主要是指昆仑、方丈、蓬丘三个神山，也称三岛。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也是其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是道宫和道观的合称。宫观建筑格式一是以天尊殿为中心。主要建筑摆在南北中轴线上，中心建筑为三清殿。道教宫观按其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不同，逐步形成了子孙庙和十方丛林两种类型。子孙庙又称小庙，道士不多，结构简单，师父即住持，也称当家，像一个家庭。正一道宫观多采用子孙庙制。十方丛林规模较大，常住道众较多，所以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体制。全真道宫观多用十方丛林制。戒律是道教用以约束道士思想言行，防非止恶的条文，是道士修道必须遵守的法规，具有强制性，最基本的是五戒、八戒、十戒，从这些基本戒条又演变出更多的戒律，最多甚至达到1200戒。清规与戒律一样，但侧重于对犯事的道士事后进行处罚的准则。一般来说，清规是由道观自行制定的，处罚的方式主要是跪香、催单（劝离）、革出、杖革，最重的处罚则是处死。

道教的经典为《道藏》，内容分为十二类：本文类，是经教的真文；神符类，是龙章凤录，灵迹符书的文字；玉诀类，是对道经的注释；灵图类，是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主的著作；谱录类，是记录神仙事迹的道书；戒律类，是关于戒规的经术；威仪类，是斋法、醮仪及道教科仪制度的书；方法类，是论修身养性和设坛祭练等各种方法的书；赞颂类，赞颂神灵，如步虚、赞颂灵章等；章表类，为建斋、设醮时上昊天帝的奏章、词等。

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教派。元代以后，大都归并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教派。正一道又称正一教、正一派。原为五斗米道。元朝以后，则为道教上清派、灵宝派和天师派等符录派的总称。相传张陵在创教时，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又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伐诛邪伪，与天下万神分赴为盟，悉承正一之道”。张陵之子张衡继续其父之道，“彰显正一之道”。又传说张陵四代孙张盛在江西龙虎山创道教龙虎宗后，尊张陵为“正一天师”。正一道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崇拜神仙，画符念咒，降神驱邪，祈福消灾。唐宋时期，南北天师道和上清、灵宝等教派逐渐合流，龙虎山正一天师遂为各符录道派之首。元朝同样推崇道教，1304年，元成宗敕封张陵第38代孙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录。这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形成。正一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以张陵后代为教主。第二，在组织上，由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太一道、净明道以及其他新旧符录教派组成，在正一教主的管理之下。但组织机构比较松散，具有联盟性质。第三，宫观规模小，戒律也不严格，正一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不住宫观，俗称“火居道士”。

全真道，也称全真教或全真派。于金代初期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牟平）自题所居之上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教派吸取了儒、佛的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合一。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全真道的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像正一道那样重视符录。该派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才能返璞存真，识心见性。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处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王重阳死后，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继续传教，并创立分支教派。但教旨和修炼方式则大同小异。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丘处机被命掌管道教，在各地大修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期。在发展中因不断侵犯佛教的寺院，并宣传“老子化胡”说，引起僧人不满，而导致元宪宗八年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元宪宗下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又令道士落发，焚烧《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僧道大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元成宗时，禁令渐松，全真道有所恢复。明朝皇帝重视正一道，全真道相对削弱。清代以后更为削弱。^[4]

道教产生于汉族地区，但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向其他民族中传播。主要是向少数民族中的传播。道教对我国西南和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影响最大。特别是瑶、壮、白、苗、侗、京、羌、黎、彝、毛南、土家等民族的宗教信仰中，道教成分较浓。道教在少数民族中，更多的是采取不建宫观，不作职业道士，而是将道教信仰不同程度地纳入本民族宗教信仰中的形式。

道教于唐宋时期传到广西壮族地区，逐渐和壮族的原始宗教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名为“师公”的宗教。入教者称为师公，均为男性，大多为农民，可建家室，不忌酒肉。一个师公班子通常有5—12人不等，为首的领班叫掌坛师公，他不但是跳神的总导演，而且是整个法事活动和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师公的宗教职能是为民间符录消灾，驱鬼酬神，特别注重对不正常的死亡者超度亡灵。其祭祀仪式深受道教的影响，主要有，第一，打醮，是群众性的祭天求雨、驱瘟疫、丰收酬神等；第二，做斋，即为成年死者超度亡灵；第三，游神，在某神生日期间从庙中抬出该神的塑像或画像游祭，所到之处，各户燃放爆竹，并从屋里撒出几把谷米以示敬神；第四，赶鬼，村上有人生病，便请巫婆问卦，如说某家有鬼，便请师公到他家去赶鬼。这是小型法事活动，仅用师公一人。他手执宝剑，舞蹈跳跃，画符念咒，最后口含一口清水喷到沸腾燃烧的油锅去，当即燃起一团火焰，伴随火焰腾空而去算是已把鬼神驱散，仪式即告结束。师公所奉祀的神灵很多，据调查有200余种，十分庞杂。属于道教系统的有玉皇大帝、三清（太清、上清、玉清）、天师（张道陵）、真武（或称玄武）、九天玄女、风伯、雨师、雷公、龟蛇二神、社王、五通、五祖、盘古、伏羲、玉女等。师公有多种流派，其中的茅山派和梅山派受道教影响较深，故又称道师。

在与汉族杂居、长期往来的过程中，道教在云南白族中也获得了广泛传播。传入大理的道教为清虚和火居两派。清虚派出家，火居派则从俗。火居派又分两种，即先天派和龙门派。龙门派主要流行于大理喜州一带。道士在民间称为端公，其主要活动是给死人开烟火和超度亡魂，或在某些节日中为人们诵经。许多白族群众都崇奉太上老君、三皇、玉帝、文昌、关帝等诸神，家堂上除了祖先牌位外，还供奉天地君亲师和灶君牌位。

主要居住在广西的京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道教。长期以来，京族与汉族亲密相处，频繁往来，受到汉族道教的深刻影响，多数群众笃信道教。过去每村都有三四个执行法事的道士，京族群众称之为师傅，师傅也不是专门的神职人员，并不专门以此为业，多系父子相传，一般来说，京族的师傅信奉的是道教正一派，作法事时，以静坐念经为主，念经是用京语。除了师傅外，在京族的道教活动中还有另一神职人员叫“生童”，俗称“降生童”，即降神扶乩，这种人自命是神人之间的沟通者，能够平妖除怪，在京族地区很有影响。“降生童”全是男性，非职业者，每村少者5—6人，多则十几人。“降生童”作法的情况大致是，当“降生童”应邀来到事主家后，便立在神位前，手持一长方形的木头，边敲边念咒，头向左右摇摆，顿足捶胸，再以两根约二尺长的铁棒，横移过两颊，到此，消灾免祸，保佑平安。宗教活动主要是，第一，赎魂，认为人患了病，以为是魂魄离身，于是请师傅作法将灵魂赎回；第二，收犯，人犯病，去请“降生童”作法以恢复患者的安宁；第三，做十保，老年人有病时，认为脉络细微，于是请师傅念咒；第四，饮符水，这是在孕妇遇到难产时所作的法事。

道教对瑶族的宗教信仰影响也很大。如广西的金秀大瑶山，敬奉的神更是多样。其中，所谓祖师神，就包括道教的三清（太清、玉清、上清）神。还有如关帝、灶君、社王、雷王、雨师等。广东加南的部分瑶族，则直接接受了道教的“太上老君”作为自己的最大的神，除了它以外，其余的都是鬼。广西南丹的大瑶寨的盘古庙，则一起供奉着盘古、天神菩萨和玉皇大帝。

在毛南族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就有道士，他们所作的法事就是打斋超度亡灵，还愿赶鬼。还有称为鬼师的，是一些学梅山派的道教徒，主要也是打鬼。

道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早就随着中华民族对外的交往而走向了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影响更深。它还传播到了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扩大和加强。中国道教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博大精深的体系，吸引了国际上许多研究者，正在形成一股研究道教文化的热潮。

早在1952年，台湾《中华日报》编印的《世界要览》及台北“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统计，海外道教活动场所及道士，信众分布情况为：北美洲设坛或庙54座，道教徒25000人；南美洲设坛或庙85座，道教徒27000人；大洋洲设坛或庙130座，道教徒9500人；欧洲设坛或庙98座，道教徒29000人；非洲设坛或庙54座，道教徒3400人；亚洲：日本设坛或庙12座，道教徒3400人；泰国设坛或庙9座，道教徒5200人；印尼设坛或庙4座，道教徒820人；缅甸设坛或庙7座，道教徒2700人；印度设坛或庙2座，道教徒120人；菲律宾设坛或庙58座，道教徒38000人；马来西亚设坛或庙135座，道教徒12500人；新加坡设坛或庙198座，道教徒27000人。韩国现有道教宫观11座，道教徒3000人。台湾的“天师府”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设有办事处。^[5]

国外对道教有较深了解和研究的是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及韩国的一些学者和学术团体。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日本，早在7世纪末编集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就收有与道教有关的书籍。如《老子化胡经》、《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经》、《本际经》、《太上灵宝经》、《太一经》、《玄女经》、《黄帝龙首经》、《龙虎上经》、《太清神丹经》、《神仙服药食方经》等约60多种。由此可知，道教当时已传入了日本。8世纪末，日本僧人空海入唐求法，回日本后撰写了《三教指归》，对儒、佛、道三教优劣作了比较。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很明显地运用道教的哲学思想为主旨来论述宇宙生理论。由藤原明衡于11世纪写成的《本朝文粹》一书，就载有春澄善绳和都良香二人关于神仙答问的文章，不仅大量运用描述道教仙境、道术的词语，而且还提及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和青童君。这些史料表明，在唐朝时，道教文化已在日本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在哲学、民俗、医学、神道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以致后来日本学者甚至提出“日本的道教”的名称。19世纪末，日本学者对研究道教进一步加强，他们既对道教本身进行研究，也对道教传入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如黑反盛美写的《我国古代的道教思想及道教》一书，就推断以大和的田身岭、葛成山为中心的四周的群山上筑有道观，得出道教不仅作为一种文化思想，而且作为宗教教团也早就传到日本的结论。到了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则涌现出一大批道教文化的研究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从日本古代文献中对道教进行研究，而且许多人还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道教界、学术界接触，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专著，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注目。1950年，为促进对道教、东方民族宗教、文化诸方面的研究，以研究宗教的学者为主，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并创办了《东方宗教》杂志，著名学者酒井忠夫、福井康顺等人都是其核心成员。近些年，日本学者到中国进行道教考察、进修的人逐年增多，中日学者的互访、交流活动也越来越多，与中国道教界的交往也日益密切。1991年5月，号称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弟子的早岛正雄道长，首次到北京白云观朝拜圣祖。他在日本先后开办了30多处道场有信徒30多万人。他还撰写了《老子庄子事典》、《道家入门》等道教方面的专著。他表示要在日本建立一所白云观下院，要按照道教全真龙门派的仪范武装信徒，还邀请中国道教学院与日本道教学院互访和交流。1991年10月，在早岛正雄道长的率领下，由124名日本道教信徒组成的朝圣团，又来到白云观拜祖朝圣，白云观经师还为他们举行了“祈福、消灾、延寿法会”，向每一位日本道友赠送了道服，道市和参访朝圣的证书。

道教在唐朝初期就已传入朝鲜，以后对朝鲜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朝鲜的宝藏王把道教看作是治国法宝之一。8—15世纪，朝鲜的士大夫和庶民阶层都热衷于道教，不仅修建了大型道观，还确立了道士制度和祭祀制度，并举行大规模的斋醮活动。后来，道教又与朝鲜固有的桓雄、檀君、王俭三神崇拜相结合，创立了道教在朝鲜的道统，三神被视为朝鲜道教的始祖。17世纪时，则编成了朝鲜道教道派传承书《海东传道录》和反映道士隐居生活的诗文集《青鹤集》。19世纪60年代，崔济愚在道教的基础上综合佛教和朝鲜民族信仰，创立了天道教。“天道教”在传播中，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朝鲜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的炼丹术和服食等养生术也传播到朝鲜，并逐步形成了朝鲜的炼丹派和道教医学。近年来，韩国的学者也出现了道教研究热，从事道教研究的人逐步增多，并成立了韩国道教学会、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学者李能和著有《韩国道教史》，车柱环著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李成焕著有《韩国朝鲜中期的关帝信仰》等著作，均有很大影响。

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各国的人口比例中，华侨和华裔占有相当大的部分，有的国家甚至主要以华裔为主。道教至迟于唐代就传入东南亚地区，直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的现实生活中，也可看到道教的影响，道教的航海神“妈祖”仍受崇奉。缅甸、泰国的信道者在每年的立冬后，清明前都要到云南省滕冲县的云峰道观谒拜。1990年，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这是由近30座道观和道教团体组成，协调新加坡道教团体的中央机构。该会应中国道教协会之邀，在总会主席陈国显的率领下，于1991年9月，对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地的道观进行参访，陈国显主席还在天师府受录。他表示，今后双方要加强交往，为弘扬道教文化共同多做工作。1991年9月，马来西亚茅山教支流是到茅山祭祖认同的第一个团体。在茅山教五馆总坛李天师带领下，赴江苏茅山道院祖坛奉香，并到江西龙虎山参加天师府举办的设醮受录传度大典。

随着华侨进入欧美各国，道教也就在这些国家传播开来并逐渐产生影响。欧美各国的道教信仰者以华侨为主。欧美本土居民中，道教信仰和道教团体也有，但历史不长，人数不多。然而，对道教的养生、内丹修炼等感兴趣的人却很多。此外，对道教理论感兴趣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欧美学者也越来越多。欧美人士对中国道教的直接了解，进而对此进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代。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的大门被迫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于是许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利用传教的便利条件，在驻华外交官的帮助下，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对道教有了认识，并撰写出一批研究著述，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中国的宗教》、《道教经典》；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的《道教》和《中国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中国的宗教》等。法国的道教研究者中，早期代表人物为葛耐、马伯乐、石泰安、康德模、施伯尔等。其中，康德模是世界驰名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尤其精于道教学研究。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施伯尔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道教学者，他曾在台湾的台南居住过7年，拜曾赐等道士为师，修习正一道科仪，写了大量的有关道教的著述。当代，在美国、英国、瑞士、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有一些研究道教的机构和著名的专家。^[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道教也进入了新时代。首先，道教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根本转变，逐步改变了超脱尘世，不问政治的状况，能够适应新社会的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宫观经济方面也发生重大改变。土地改革没收了宫观的多余土地，取消了地租收入，道士们开始从事生产性劳动以自食其力。对道教界生活困难者，政府则给予适当的照顾。第三，在思想面貌方面，道教界反帝爱国观念增强；劳动光荣，按劳取酬的观念逐步确立；逐步关心国家大事，消极出世的思想有所改变；开始接受新文化，剔除了一些迷信的方术；重视了与其他宗教及各界人民的团结。第四，宫观管理制度也发生了改变。改变了封建宗法性很强，等级森严的制度。通过选举组成了宫观的民主管理委员会。1957年4月12日，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明确了协会的宗旨为联系与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本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热爱祖国，积极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著名道教界人士岳崇岱、陈樱宁被推选为会长、副会长。道教协会成立后，按照协会的宗旨，开展了不少工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从1978年以后，道教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首先，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陆续开放了100多处宫观；其次，开办了道教知识专修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具备道教基础知识的爱国的道教人才，从事名山宫观的管理工作和教务工作；第三，推动道教徒为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逐步实现宫观自养。如著名的青城山道协办了道家酒厂，武当山道协办了制药厂，茅山道院办了泥塑厂，手工业、育林护林、种植果木、采药等；第四，恢复了一些地方性的道协组织并开展了工作，组织形势政策的学习，帮助道教界人士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第五，发扬道教界的优良传统，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工作，如编写了《中国道教史》和《道教知识》等著作；第六，接待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外宾的参观访问。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道教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并走向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又就道教今后的发展作了深层次的思考，指出教义思想必须增加新的内容，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观和神仙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教义的解释；要求宗教生活要作出新的调整，根据当代道教徒的要求，对科仪和道德的内容作出取舍，淘汰不合时代的东西；强调教徒规诫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要求和教义思想，制定符合当代生活实际的规诫，既保证教徒队伍的纯洁，又能吸引朋友和留住教徒；积极进行各种服务社会、壮大自己的入世活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服务，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出版道教经典和书刊，建立和扩大同教徒信众的联系，为教徒排忧解难；在团体和宫观管理中，借鉴社会成功的经验，培养人才，提倡民主，奖勤罚懒，不断增强道教发展的活力。

台湾道教最初是随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发而从福建、广东一带传入的，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49年大陆解放后，道教各派在台湾都有传播。主要有积善、经典、丹鼎、符录、占验等五派。江西龙虎山正一教首领第63代天师张恩溥也迁到了台湾，并在1951年成立了台湾道教会，得到了中国台湾当局的支持。1958年7月，张恩溥等人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会”，并依法立案，其总会设在台北，由张恩溥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到1960年底，全台湾的道教宫观有2305座，信徒有约123万人，但大部分是散杂的民间信仰者。1962年，张恩溥去世，由其堂侄张源先摄理第63代天师位。近几十年来，台湾道教因社会经济的发达而香火鼎盛，发展也很快，道教宫观纷纷建立，还建立了一些道教团体。1989年，又成立了“中华道教学院”，广招学员从事道教研究，以弘扬老庄哲学、道教文化、经典、礼仪为宗旨，聘请知名学者为教授。近年来，台湾道教还开展了归教运动，力图用道教思想来统领各派民间宗教。后来，理教、德教、斋教、天德盛教、轩辕教等多归入道教。致使道教宫观的数量在民间也迅速增长，信徒数量大量增加。道教宫观的建立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偏僻的山区，早期以道教宫观为中心形成集镇，而现代则可以结合旅游，吸引大批的游客。目前，台湾的道教宫观已有8084座，神职人员达到了3万人，信徒增加到350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15％。道教在台湾的发展依然受到政界人士的支持，道教本身也积极介入世俗政治生活，并对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台湾的道教人士不断组团到内地探亲、参观和旅游，或以道教文化交流的名义与大陆的有关机构往来，促进了两岸道教的交流。特别是对人类作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多被奉为尊神，广建庙观，供奉香火。其次，受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影响深刻。台湾的道教宫观里往往是前殿祀道教的神仙，后殿或侧殿供儒家的先人和佛教的菩萨。如观音菩萨属于佛教的神，但常常供奉在台湾道教的宫观里，被称为“观音妈”，且受酒肉之供，服饰也改变了。道士们在作法时更附会了儒家和佛教的教义。第三，道教对台湾民间生活的影响广泛。除了道教自身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民间的婚丧喜庆，逢年过节，都要对神仙祭拜，平时请道士祈福消灾也是十分经常的。第四，经典缺乏，组织松散。由于历史的原因，清代以来，台湾道教界所藏经典很有限，与内地道教的情况无法相比。“道教会”实质上是一个联谊性的组织，虽然道教信徒很多，但缺乏社会凝聚力。除天师道的社会影响较大外，其他宗派如武当派、茅山派等势力较弱，民众不太熟悉。第五，道教的世俗化倾向不断增强。由于大量的民间祭祀活动都要由道士承担，致使台湾道教仅停留在民间活动的表面，没有更深层次的道教文化的修养，更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台湾道士都有家室，同时也从事其他职业。

香港的道教同样与民间的宗教信仰相混杂，并且历史悠久。早在东晋时，道教已在香港地区流传。到了南宋时期，香港已有了较大的天后庙建成。明清时期，拜天后在民间更是一种风俗，同时道教的各派在民间也以各种形式流传，并建立宫观庙堂。香港开港以后，随着内地移民的增加，道教信徒日益增加，但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道教仅限于民间。5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剧增，道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小庙宇纷纷建立，且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1961年，由香港各道堂筹组成立了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的道教向组织化过渡。但是道教联合会仅为一联谊性的组织，内部联系松散，派别林立。道教在香港社会影响广泛，特别是在老一代人中影响更为深刻。道教界的大多数领袖也都是工商界的名流或社会威望较高的人士。由于香港道教常常与佛教和儒教相混，香港的道教徒难以统计，目前估计有约20余万人，道士女冠约千人，宫观100余处，大多分布于闹市区，著名的有松荫园、园玄学院、青松观等。香港道教派别林立，有纯阳派、全真派、先天道等。道教的团体众多，并且都要向政府登记注册，才能公开活动。香港道教联合会是香港最大的道教组织，其会员包括了香港道教团体的一半以上，它还是香港六大宗教的代表组织之一。道教除为人们提供精神寄托外，道教团体也积极承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为市民提供医疗、教育、文化及社会公益等项服务。近年来香港对道教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出版的《道教与文学》、《道教学者张三丰研究》等也有较大影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香港道教界经常组团访问内地，并捐资修缮道教宫观。1994年，以赵镇东为团长的香港道教联合会高层成员赴京访问，并资助了中国道教协会创办的道教学院。

澳门的道教主要表现为民间信仰，而且往往是道儒佛三教合一。据说道教在宋朝时就传播到了澳门。因澳门原属香山县（即今中山县），而道教在宋朝时就已广泛传播于香山地区，并建有宏伟的道观，崇拜三清。明代澳门已建立了妈祖庙，距今已有500余年。另外还有8处拜天后的庙宇。因此，从总体上说，澳门民间信仰其实是一个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崇拜。传统的道教目前只限于超度、拜忏。不少居民还信奉其他一些道教神灵，如土地、财神、鲁班、关帝等。历史上澳门也有先天道传播，主张三教合一，也流传过一贯道。另外，著名的妈祖阁早已成为澳门的象征，而莲峰庙、康公庙、包公庙、沙梨头土地庙等也被澳门政府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建筑之列。

[1] 参见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 参见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页。

[3] 本目依据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第2—7章内容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参阅有关道教知识读物编写。

[5] 参见李养正著《当代中国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205页。

[6] 参见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382页。

[7] 参见李养正编《当代道教》有关部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