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

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推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

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这“两种生产”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石，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一原理，对于研究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

人类自身生产是指人类为了世代延续，即为了自身的增殖或种的繁衍所进行的生产。人类自身生产是原有人口生命的生产和新一代人口生命生产的统一。所谓原有人口生命的生产，是指原有人口把自己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通过吃、喝、穿、住、乐、休息等消费转化为自己的体力、智力的过程，它包含原有人口生命的延续、体力的增强、智力的发展等等。所谓新一代人口生命的生产，是指种的延续，即现有人口通过生育、抚养等方式，使新一代人口诞生和成长。人类自身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原有人口生命的生产是新一代人口生命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新一代人口生命的生产，则是原有人口生命生产的结果和延续。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人类要生存，首先要有食物、衣服、住房等消费资料；而要获得这些消费资料就要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就需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并非自然界现成具备的，而是靠人生产出来的。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既包括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从具体内容而言，两种生产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具有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两种生产相互依赖表现在：两者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们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一方面，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这是因为，首先人的需要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人类自身的繁衍就没有人，从而也就没有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就失去了动力和目的。其次，如果没有人类的世代更新，没有人类一代代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传授和积累，就没有物质资料生产的继续和发展。最后，人口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和基础，没有一定量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另外，物质资料的生产也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这是因为，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出现。人类正是通过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才使自己最终脱离了动物状态。另外，如果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无法提供生活资料，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最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断地发展，是人类自身生产进步的物质基础，它使人类的智力和体力得到不断地提高。

两种生命相互渗透表现在：物质资料生产中有人的因素，人类自身生产中也有物的因素。物质资料生产中有人的因素表现在，首先人类自身生产的成果，即劳动力，是物质资料生产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每一环节都是在人的参与下进行的，都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其次，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为人的生产而存在，因此总是要适合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人类自身生产中有物质的因素表现在：首先在物质资料生产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对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等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会渗透到人类自身生产中去。其次，物质资料生产的成果——消费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满足人们的物质的、精神上的需要。

两种生产相互作用的表现：它们相互影响，制约着对方的发展、变化。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制约和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发展。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人类不能任意选择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人类自身的生产只能在已有的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条件上进行。其二，物质资料生产的状况决定着人类自身生产的状况，诸如质量、数量等等。其三，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形式决定着人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其四，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着各个社会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有什么样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生产对物质资料生产也起着反作用：其一，劳动者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现有客观条件为依据，改造世界，创造物质财富；其二，人类自身生产是否适应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会促进或延缓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人类自身生产适应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就会促进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反之则会延缓或阻碍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

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在制约社会发展的作用上，它们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人类自身生产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经济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口在受经济发展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口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人口作为一个经济要素，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作为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它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规模和速度。因此，人口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人口数量对经济的作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合群才有能力进行生产，从事经济活动，而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活，更无法生产的。因此，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生活、生产的一个前提。正如斯大林指出的：“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马克思也指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这个原则适合于任何社会。第二，当人口的数量适合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时，就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作为生产者，它总是要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力过多或过少，都会造成浪费。当劳动力过多，部分劳动力被闲置，而这部分又不可能不消费，这就造成了培养和继续赡养这部分人口的大量浪费。只有当人口数量适合于经济发展需求时，两者之间才会出现良性循环，创造出最佳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人口质量对经济的作用。人口质量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口身体素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现实的生产者的人首先必须具备健全的体魄和正常的智能，即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只有如此，他才能顺利地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在现实生产中发挥作用，创造财富。美国人口学家路易士•杜柏林在本世纪20年代经过计算得出，如果每个美国人每年平均因病七天不上班，将损失1253万美元以上。在现代社会，随着人均创造价值的飞速提高，这一损失肯定会大大增加。在1988年2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讨论会上，专家们认为，反艾滋病一项就使西方国家在1986年损失了70亿美元。由此可见，人口的身体素质对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其二，人口文化科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愈重要。据统计，在本世纪初，工业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5%-20％是靠科学技术的成就取得的，而现在这一百分比上升到了80%以上，甚至有些部门和行业的经济效益100％是依靠科学技术创造的。其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等。思想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并无直接关系，但却可以通过生产关系间接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高水平的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反之，则会延缓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搞好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其各族人民的人口质量，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

三、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

经济是基础。在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决定作用。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始终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渗透到人口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流动等。

1．经济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般说来，经济发展对人口数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制约着人口数量的变化。当经济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时，它会成为促进人口增长的动力；反之，则会成为人口增长的阻力。其二，生产力水平制约着人口数量的变化。生产力水平低的社会中，生产出的生活资料就少，所以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就少，从而使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人口的总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相反，生产力水平高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就多，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就多，从而允许该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总体人口数量适度增加。其三，生产关系的性质对人口数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生产关系既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又是人口再生产及其变化借以进行的社会形式。因此，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人口变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性质和基本特点。它通过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来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因此不同社会制度下形成了不同的人口发展规律。

人口“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它在数量上的变化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除上述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宗教的、伦理道德的、风俗习惯的、自然环境的和生理的因素等等。但在这众多的因素中，只有经济因素是根本的因素，经济发展的变化，最终影响和调节着人口的数量。

经济对人口的影响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说明，而且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手工劳动条件下，劳动的协作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因而劳动人口的数量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经济和人口数量一般说来是按相同的方向发展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必将引起人口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停滞，也必将导致人口数量的减少。例如，到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两个阶段之后，进行了产业革命，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工具，实现了生产社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社会上的生活资料比封建社会多得多，充实得多。资本主义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封建社会快得多，“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又如在我国历史上几次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都出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太平盛世，而几次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都出现在社会经济衰落的时期。

历史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按照相同方向变化的长波趋势，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越来越趋向于高度技术化。现代化的大生产对就业人口的要求，逐步从数量上的增加转移到质量上的提高。因此，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增加也就变成了按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情况就是如此。自1880年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先后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

2．经济对人口质量的影响。人口质量由健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因素所组成。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的高低。所谓人口身体健康素质，是指人的身体发育的健全程度，营养状况和体育锻炼程度、耐力的持久状况和动作的敏捷程度等等。人口的身体健康素质如何，主要是受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抚育、锻炼因素影响，又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相联系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人民生活水平和食物构成以及健康状况的客观基础。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国民收入也就相对高，食物构成较合理，营养较充足，从而反映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状况的各种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健康率、平均智力商数等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国民收入也就相对低，食物构成不合理，营养不足，从而使反映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状况的各种指标也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向不利方面变化。以食物消费水平为例，食物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口身体健康素质的好坏。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居民每日摄入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来自动物性食品所占比重的大小，是衡量该国家、该地区居民食物消费水平的重要标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1986～1988年全世界工业国每人每年摄人的热量中有30％来自动物性食物，而发展中国家每人每年摄人的热量中来自动物性食物的仅占9%。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食物消费水平较高，食物构成较合理，营养较充足，从而其人口的身体健康素质也会较理想。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其人口的食物消费水平自然会低，食物构成不够合理，营养不充足，进而必然会影响到其人口的质量。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人的智能，包括经过开发的智力——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从实践中探索、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等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同健康素质一样，直接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水平越高，人的文化科学素质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人的文化科学相对较低。在人类发展历史中，从远古至现代，人类知识增加了千百万倍。据估计，人类全部知识的一半是最近15年获得的。如果把1750年人类的知识量作为1，那么，到1900年便增加到2,1950年增加到4,1960年增加到8;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到90年代每3年或更短的时间增加一倍。这种趋势随人类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将继续保持下去。可见人类知识量的倍增时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缩短的。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影响和制约。事实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人口文化科学素质不断提高的历史。

综上所述，根据“两种生产”原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反作用，能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而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这些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同样适用于民族人口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它是民族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即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民族经济是民族人口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民族人口在受民族经济发展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反作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民族地区的人口经济问题可以作为人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尽管它有着自己的各种特点，但在它的产生、发展中，还必须要遵循人口经济学的有关基本规律。这就是说，民族地区的人口经济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就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其中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民族人口的发展状况，同时民族人口的发展状况反作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那么要想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对民族人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以便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对症下药，使民族人口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民族人口的过去

解放前，我国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处边疆边远地区，交通闭塞，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地方病、传染病的历年流行，以及早婚早育等传统陋习的影响，使得其人口状况十分恶化。民族人口呈现出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特征，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例如，据1943年在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调查，当地苗民的出生率为33.6‰，而死亡率为50.5‰，自然增长率仅为-16.9‰。以1939、1940年在东北定居的蒙古族为例，其出生率为37.3‰，死亡率为44.2‰，自然增长率仅为-6.9‰。与这种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相对应的是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和人口素质的低下。例如，解放前，云南的怒族，绝大部分人整年喝玉米稀饭，干饭难得一见。每年青黄不接时，大多数人只好用山芋野菜充饥。又如苦聪人，几乎生活于原始状态下，穿芭蕉叶衣，吃野薯、野菜和兽肉，住在用竹子、芭蕉叶做成的简陋的棚子中。人口素质的低下反映在少数民族人口的文盲比例高于当时全国文盲率80％的这个水平，有的少数民族仍停留在结绳记事的阶段。由于以上诸多原因造成民族人口数量日趋衰减，呈负增长状态。到1949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仅为3532万人，有的民族人口几乎濒临灭绝的边缘。如鄂伦春族在1915-1917年只有4111人，到1945年时仅剩下2000余人，短短30年中人口锐减了一半。

二、民族人口的现在

解放后，在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下，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民族人口的数量显著增加，呈现出由慢到快的增长趋势。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人，1964年第二次普查为3993万人，1982年第三次普查增加到6729万人，1990猛增至9132万人。

自6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不仅超过了汉族，而且两者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从1982年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3.89%，远高于汉族（1.29%）和全国（1.5%）的增长水平。到199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达913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8.08%。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是较快的。

从民族人口的发展现状看，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年龄结构轻，抚养比偏高。人口的年龄构成，直接影响到人口未来发展变化，进而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从1982年到199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看，我国民族人口的结构基本上属年轻型，或典型的年轻型。我国各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除汉族基本上属于成年型人口外，少数民族人口中只有朝鲜、高山和俄罗斯3个民族属于或基本上属于成年型人口。而其他52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则属于年轻型

民族人口的年龄结构轻，主要体现在：（1）以0-14岁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例，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0-14岁年龄组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比重超过40％的民族有33个。在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有维吾尔族、苗族、彝族、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和黎族。到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0-14岁年龄组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比重超过40％的民族下降到11个，他们是哈萨克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鄂温克族、德昂族、撒拉族、塔吉克族、怒族、独龙族、鄂伦春族和门巴族。虽然这一年龄组的高比重民族个数有所下降，但同时，这一比重处于20％-30％之间的民族个数，从1982年的2个上升到1990年的4个。（2）从年龄中位数上看，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年龄中数为21.9岁，全国为25.3岁，相差3.4岁。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朝鲜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27.7岁。（3）从少儿系数上看，民族人口为34.03％，而全国为27.69%，相差6.34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民族人口中，绝大多数人口的基底较大，是真正的增殖型人口。

抚养比，又叫抚养系数或负担比，是指每百名劳动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年轻型人口的抚养比一般相对较高或很高（见表7-4）。

从1982年和199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只有朝鲜族一个民族的总抚养比（54.25％和47.25%）低于全国（70.04％和56.91%）和汉族（69.15％和55.91%）的水平。其他17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的总抚养比均高于全国和汉族的水平。民族人口的抚养比普遍偏高即民族人口的负担比偏高。

2．身体素质尚有差距。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生活于边远的地区，自然环境艰苦，经济发展落后。营养、医疗卫生条件差，加上早婚、近亲结婚、生育水平高等传统不良习俗的影响，导致民族地区人口的素质一般比汉族人口要低。这主要表现在身体发育状况较差（平均身高、体重、胸围、坐高、青少年十年平均身高、体重增长速度、相对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等指标偏低），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平均预期寿命短，地方性疾病多等方面。

以0岁婴儿死亡率为例，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我国只有满族和朝鲜族两个民族的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侗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傣族、维吾尔族、藏族、哈尼族的0岁婴儿死亡率高于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51.22‰）。从总体上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0岁婴儿死亡率的平均水平高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左右。

从平均期望寿命这一反映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指标来看，民族人口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

由表7-5可以看出，新疆和西藏人口期望寿命比较低，广西人口期望寿命最高，内蒙古和宁夏比较接近。可以看出全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死亡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0岁婴儿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这两方面的数据来看，我国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确存在着差距。除先天遗传原因外，有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结果。首先民族地区多处于偏僻的边疆，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又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明显滞后于全国，物质生活虽在逐步改善，营养状况及医疗卫生条件虽有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造成了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实。

3．文化素质总体较低。

建国50年来，为迅速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使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就目前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而言仍然偏低。

从各类文化程度人口上看，民族人口中各类文化程度人口为5488.35万。其中大学33.52万，大专50.45万，高中（含中专）531.13万，初中1471.36万，小学3401.89万，比重依次为0.61%、0.92%、9.68%、26.81％和61.98%。除小学外，依次比全国构成低0.17、0.30、1.71和6.56个百分点。

从文盲、半文盲人口数量上看，情况不容乐观。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民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857.4万人，占其人口的30.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62个百分点，比汉族高9.30个百分点。在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文盲、半文盲人口2117.71万，占到90.6%。如果以每千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计算，民族人口为255.9人，比全国多74.7人。总之，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较低，无法满足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

4．思想道德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仍有一些旧思想、旧道德观念及旧的风俗习惯阻碍着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民族人口的发展现状具有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年龄结构轻、抚养比偏高、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尚有差距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无疑给民族人口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民族人口的未来

建国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人口兴旺”政策及多种优惠的措施，致使民族人口从彻底扭转民族人口下降甚至负增长的局面，发展为由缓慢增长转变为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的发展，为今后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预示着民族人口的未来。

1．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明显。由于目前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较轻，属增殖型人口。而在民族人口中，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方面看，形势更为严峻。虽然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由1979年、1980年、1981年的4.49、4.01和4.49下降到1986年的3.63,1989年的2.88。但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势必造成育龄妇女人数的逐年增多，进而造成民族人口的自然增殖数量居高不下。所以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民族人口的质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妇女生育率继续下降甚至达到低于民族人口再生产更替水平，那么在今后50年内，除了朝鲜族（1989年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56）外，其它各民族人口都将不断增加，这种自然增长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根据预测，在今后50年内，我国民族人口将由目前的0.91亿增加到1.43亿-1.78亿人，也就是说净增人口将达到5000万到8000万人。超过1000万人口的民族将由目前的1个增加到6-8个。大部分的民族人口将增加1倍以上。这种令人担忧的人口发展前景势必成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建设、繁荣与发展的障碍。因此在民族地区实行并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现在及未来。

2.民族人口素质不适应民族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仍将持续下去。民族人口素质即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与汉族或全国平均的人口素质水平相比差距是明显的。而民族人口素质的改变又非一朝一夕的事。以文化科学素质为例，既有赖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教育的投入，又有赖于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观念的更新，领导的重视。而就目前情况看，在某些方面民族人口素质的现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虽然民族人口的文盲率逐步下降，但新增文盲人口数量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合计的文盲比率与1982年相比虽然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但文盲人数却由1820.03万人增加到1857.44万人，使文盲人数扩大了37.41万人，即增多了2.06%。近年来，某些民族地区厌学、辍学风一度较严重，新的文盲、半文盲人数急剧上升。造成旧文盲没有消除，新文盲又出现的情况。而这种民族人口素质无法满足民族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会持续下去，也不排除有进一步加剧局面的产生。因此要引起必要的重视。

总之，民族人口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而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本就与汉族及全国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明显，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民族人口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民族人口未来发展的严峻形势，我们更应该采取有力、有效的策略尽快改进民族人口发展中的不利方面，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

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推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加快民族地区繁荣进步的步伐。但民族人口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增长，给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造成种种人口经济问题。

一、人口过快增长，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扩大再生产的进行

据推算，人口年平均增长1%，国民收入必须相应地增长3%-4％才能保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原来的生活水平。民族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会影响民族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影响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尽管民族地区农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均纯收入仍低于全国。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46元，而民族地区仅为508元。1992年，8个民族省区的人均GNP、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占全国人均数额的比重与198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9％和17.3%。

民族人口的过快增长也造成消费额的相应增加，使国民收入中本来用于社会积累的部分，拿来被新增人口的吃、穿、住、行消耗掉了，这势必影响到资金积累，而积累的减少又制约了扩大再生产，使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徘徊于低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提高，经济的发展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二、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日益恶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民族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出现了诸如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盲目开垦草原、过度放牧、污染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例如：由于过度放牧和牲畜超载，西藏自治区已有1/3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复退化占50％左右，还有约10％的草地明显沙化。青海省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达到733公顷，占草地面积的19%，其中约20％左右为重度退化面积。90年代天然草地产草量比50年代减少了30-60%。据统计，云南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已由解放初期的60％下降到现在的28%。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支撑力和承载力。要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就必须做好自然环境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造福于人民，使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得到控制。

三、就业压力大，产业结构转变慢

民族人口年龄结构轻，基数大。据1990年人口资料统计，民族人口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4.95%，少儿系数在39％以上的民族有15个，年龄中位数不足20岁的还有17个民族。少年儿童占人口比重高，不仅增加了抚养、教育的费用，减少了资金积累，制约了扩大再生产，更为严重的是为劳动就业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压力。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结构要加快转变，第一产业的人口不断向第

二、三产业流动，造就合理的三大产业比例。而由于民族人口数量多，劳动力素质差，从事第一产业人员占绝大多数，从事

二、三产业的人员数量较少。从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上看，民族人口中，从事智力型职业人口（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党政群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办事人员）比重很低，在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智力型职业人口与体力型职业人口（包括商业人员、服务人员和农、工劳动者及其他）的比例在1:40以上的有7个民族，1:10以下的只有5个民族。由此可见，我国民族人口中各类科技人员、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劳动生产率偏低。这一切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慢，民族经济长期停滞在低水平的发展层次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日趋明显。

四、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无法满足民族经济发展的要求

由于民族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总体水平较低，普通中等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够发达，造成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企业管理不善，产品质量难以过关，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取胜。另外，由于文化科学素质水平的局限，造成民族地区的劳动者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安于现状，依赖性强，缺乏追求自我发展的进取精神。大多数劳动者一无专长，二无技术，只有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极限开发。又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环境水平较低，无法吸引域外科技人员，连域内部分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流向内地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例如，自1988年以来，全国有近30万人报名到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以及海南省工作，其中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贵州等10个省区占总数的65%还多。不少民族地区流失人才比引进人才要多。如广西1990-1994年调入人才3749人，其中高级职称151人，而调出人才6541人，其中高级职称289人。调出人才比调入人才还多2792人，其中高级职称138人。民族地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无法满足民族经济的需要，而民族地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又大量短缺，这些无疑严重影响到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全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县大部分分布在民族地区，而民族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从全国民族地区来看，从1978年到1994年，总人口从11077万增长为15975万人，增长了44%。而少数民族人口则从4342万人增长为7287万人，增长了68%。而同时粮食总产量从3124万吨增加到5092万吨，增长了63%。即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要高于粮食增长5个百分点。以各省区为例，1982-1988年，广西人均占有粮食由多于全国25公斤变为少于101公斤。云南省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2.94％上升到1990年的3.26%，而粮食产量只占2.3%。民族八省区中除新疆与宁夏外，其余的人均占有粮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人均收入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目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正在不断扩大，1981年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差距为79.12元，到1993年差距扩大到637.82元，差距扩大到8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986年西部民族地区为640.3元，比全国的827.9元少187.6元。到1993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为2583.16元，而民族自治地方居民人均收入仅为1503.70元，少1079.46元，7年间差距扩大了5.75倍。收入差距的扩大既说明贫困问题仍未较好地解决，也说明生活水平的差距也相应扩大了。

六、落后的风俗习惯严重影响民族人口质量的提高

风俗习惯作为民族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一个体现，虽然不直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作用，但由于它对民族人口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良好的风俗习惯会直接对民族人口的素质产生影响，要发扬光大那些优良的风俗习惯，而对那些旧的风俗习惯要摒弃要改进。我国民族地区在婚姻生育方面有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近亲结婚等旧的风俗。像回族聚居的宁夏南部地区换亲、近亲结婚大量存在，在1987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宁夏回族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精神病及综合病残率达4.38%,高出当地汉族1.27%，而且智力残疾占20.53%,高出汉族7.2%。像云南拉祜族，盛行近亲结婚，族外通婚较少，因此其形态发育指标等身体素质指标较差。我国的苗、瑶、布依、维吾尔等14个民族实行姑舅表婚。这些旧的风俗习惯造成早婚、早育、多育且由遗传因素决定的疾病发病率有上升趋势，人口素质降低。而“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也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人口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民族经济的发展。

总之，民族地区目前存在的诸多人口经济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民族人口的良性发展，并对民族经济的振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尽快采取有利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 亟待解决的一项工作。

民族地区人口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种种人口经济问题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制约了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目前来看，民族地区人口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多种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改善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更好地促进“两种生产”的协调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地区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逐步走向繁荣、发展，尽快赶上发达地区，加快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一、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民族经济的起飞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要促进民族地区“两种生产”的协调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上。对人口增长的控制首先要在坚持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前提下，认真做好民族人口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工作。目前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壮族除外）实行的是较为宽松的人口政策。即除了对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民族和居住在大城市的少数民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外，一般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居住在偏远地区和牧区的少数民族以及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还可生育三胎，但近年来，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各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民族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有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计划生育，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民族繁荣的标志应该是民族人口的适度增长、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及民族经济适应于时代发展需要的高速增长。而非单纯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因此针对这种情况，要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针对民族人口年龄结构轻的特点，对计划生育工作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盲目地发展人口，而应在提高人口质量上下大功夫，靠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来促进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要摆脱那种“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控制住民族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并适度地发展人口，促进民族经济的振兴，达到真正的民族繁荣。

二、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民族人口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民族经济的发展进程，影响到民族人口的质量和数量。要把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住了，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民族人口的质量没上去，民族教育的发展落后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也会严重地阻碍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要达到“人口、教育、经济”的良性循环，就要紧紧抓教育这一中心环节。民族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建立和完善较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要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条件。通过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的普及工作，逐步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使他们改变落后的生育观，形成重视人口质量的生育观念，自觉自愿地计划生育。同时要大力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还未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要变自然优势为现实优势，离不开智力投资，离不开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因此要采取优惠的政策大力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目前民族地区一方面严重缺乏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又有大批人才“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人才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大力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刻不容缓。留住现有的专门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好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谈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时说，由于千百年来多少次战乱、多少次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的原因，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并不断向东推进。因此，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因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好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利用资源，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要建立相应的奖励与惩罚制度，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使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真正落实到实处，为民族地区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民族地区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变

民族地区解决人口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民族经济。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民族人口质量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才能真正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也才能使民族地区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变。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第

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第一、二、三产业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目前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第一产业占70％以上，第二、三产业比重极小，三大产业比例严重失调。因此要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加强邮电、交通、通信、商业、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三产业。例如：民族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业，搞民族节日、民族风情为内容的旅游。又如像昆明“世博会”，通过世博会既可吸引外资、积累资金，洽谈合作项目，增加就业机会，又可以在开世博会的同时，开拓人们的眼界，学习和掌握一些新的知识技能，培养和锻炼了人才，带动民族经济中乡镇经济、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可谓一举多得。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创造条件。

2．转变观念，促进劳动力流动。针对目前民族地区劳动力人口素质较低，职业技能无法满足经济发展要求，且有的地区劳动力过剩的现状，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转变观念，促进劳动力流动。

要转变观念，首先要打破原有的封闭式思维模式。由于民族地区大多是处于边远、闭塞，交通不便的边疆地区，历史上长期的封闭环境使民族地区的群众形成“闭关自守、深居简出”的习惯，加上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使民族地区的劳动力长期处于滞流状况，与汉族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处于长期隔绝的局面。即使在当今经济日益发展的高科技时代，许多民族地区仍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这极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要鼓励民族地区过剩的劳动力转变观念，走出闭塞的家乡，去发达地区培训、学习。把过剩的劳动力输出到发达地区去即使这些人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习和掌握了新的知识与技能，又可以增加收入，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同时也会培养出一批人才、能人来，更好地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

3．加强乡镇企业建设。农业是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建设，是民族地区振兴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所在。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真正落后的地方就在农村，因此要采取优惠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并注意加强东西部横向经济联合，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东西部互补，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

4．发展边贸，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改革开放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向多极化的转化，为民族地区提供了开展边贸的良好机遇和条件，也提供了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契机。为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就一定要利用民族地区现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优势，来开展经济互补、互惠互利的多层次、多种类、多渠道的贸易往来，以达到改变边疆封闭落后的局面，激活民族经济，加快脱贫致富的作用。边贸的开展开阔了各族人民的眼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边贸人才，提高了民族人口的素质，也使民族经济走出国门，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到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去。

5．加强对口支援，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社会的、自然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原因，造成人口经济水平低，整体发展极不平衡。一方面民族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且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且有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人口的素质又严重滞后于民族经济的发展要求，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一切给民族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各族人民心理产生消极影响。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正常差距有利于激烈竞争，调动积极性。但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面对长期形成的差距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民族地区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国家进一步给予优惠政策，发达地区加强对口支援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对口支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和各级政府领导下，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扶持和帮助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种活动。十几年来，对口支援工作发展很快。发达地区的一些经济部门、教育部门、医药卫生部门对口给予了民族地区以帮助和扶持，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提高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对改善民族地区人口经济水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对口支援，既解决了北京市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又使内蒙古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得到了支持和帮助，是互利式的对口支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应该适应形势的变化，制定和完善支持对口支援的政策法规，而不能只讲支援，不讲互利。在资金政策、价格政策、利益保护政策、荣誉和奖励政策上给予优惠，以使发达地区在支援民族地区的同时，自身也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做到互惠互利，从而保证对口支援不仅能够延续下去，而且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形成对口支援的新局面，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

总之，要改善民族地区目前人口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的现状，促进民族人口与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除以上对策外，在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金福利制度、对民族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加强管理、对消除贫困问题加以重视、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多方面也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当然这些措施和对策也要随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新形势，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进行修改、补充，以使其更切合实践并行之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的“两种生产”的进行，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