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从民族宗教到世界宗教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的演变出现了世界性的宗教现象。
世界宗教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是指为人们所公认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世界三大宗教。它们产生于古代的特定国家，后来则超出国界，在许多国家传播、生根，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它们至今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保持着相当旺盛的生命力。
世界性宗教的出现是宗教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有其深刻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和宗教上的原因。
世界性宗教的出现是宗教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有其深刻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和宗教上的原因。
（一）世界宗教形成的社会原因
世界性宗教只有在各个民族之间出现世界性的交往和沟通日益增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以往的传统宗教，无论是原始时代的氏族宗教，还是古代社会的民族宗教，都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和种族的狭隘性。这是由于当时各个种族、民族之间缺乏密切的交往决定的。世界宗教是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民族宗教要发展到世界宗教，只有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发展，达到了各民族、各个国家、各地区之间能够进行互相交流和比较的时候才有可能。各种宗教通过交流和比较，有的被淘汰了，有的则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影响，有的就发展成为世界宗教。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大体上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的事情。
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产生的西亚地区，那里曾是各种种族激烈竞争的地方。不同种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各种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之间的竞争。在众多的神灵和宗教的角逐中，他们都要抬高自己所奉神灵和宗教的权能，压倒以至否定其他的神灵和宗教。一批一批的种族和国家在斗争中的失败和灭亡，最终促使它们的神灵和宗教的灭亡。作为胜利者的民族和国家，其所奉之神灵和宗教自然会从局部地区的神坛越升到高高的天堂。跨国度的和世界性的帝国是在民族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宰宇宙的神和世界性的宗教也是在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走向崩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像基督教形成为世界宗教，决不是靠罗马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有赖于罗马世界帝国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征服和各民族宗教观念在帝国范围中的竞争和融合。
另外，还要看到，世界性帝国虽然不能创造世界宗教，但一种世界宗教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却总是借助于世界帝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权威。基督教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雄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次，也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利用行政命令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有关。近代，基督教又进一步走向全世界，又依赖于欧洲列强对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样，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对于信奉多神教的麦加古莱氏贵族军事上的胜利，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多神殿是不会改变而崇奉真主安拉的。伊斯兰教的唯一神安拉的权威也是随着哈里发帝国的军事扩张而走向世界的。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初期，其传播还限于恒河流域的一些小国。而把佛教推广到印度全境，则有赖于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在印度全境的统治。贵霜王朝则把佛教从印度带到中亚细亚，进而影响并传播到中国。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有赖于历代皇帝对佛教的宽容和支持。而中华大帝国在东方世界的强大影响，又使佛教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
（二）世界宗教形成的宗教原因
在宗教观念上，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都摆脱了种族和地域的界限，具有了超世界的神性和形象。如果说，氏族国家和国家宗教所奉的神灵的神性不过是本氏族和本国家的人性的升华，那么，世界宗教的神的神性则是抽象出来的人类的共性的升华。在传统宗教发展到世界宗教时，许多神的全部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的身上，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万能的唯一神的观念，是对其他一切神灵的否定。它的唯一性，取消了各国信众对其他神灵的自由选择；他的万能性又为各国信众提供了可能的福佑，满足了他们对最终幸福的追求。例如，基督教的上帝已不再是犹太人的“父”和“主”，而被认为是一切人的“父”和“主”。伊斯兰教的安拉同样被认为是全世界的“主”。上帝和真主的全知全善和全能可以满足全世界各民族归信者的要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则宣称，他们的上帝和真主无形象，无方所，这就是说，上帝不是白种人，真主也不仅是阿拉伯人，这种神学观念也为世界其他种族的人们接受上帝和真主，免除了民族感情上的障碍。佛教也是如此，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佛神格化了，佛性泛存于世界上一切人，一切物之中，神格化的佛又被认为是志在“普度众生”，而不仅是古代印度人或某个特定的种族。这种佛性的观念，使佛教超出了种族和地域的狭隘性。[1]
（一）信仰超地域超国家的万能的惟一之神和所谓的极乐天国世界
信仰超民族超国家的万能的惟一神，是世界性宗教区别于一切民族宗教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三大宗教所信仰和崇拜的神，是宇宙之神，是统治、支配、影响全人类的最高之神，这样的神打破了一切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有可能为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所接受。这样的神也不会因某一民族的衰落而衰落。因此，世界宗教的信仰素质要高于其他宗教。促使人们去追求所谓的极乐的天国世界也是世界宗教比其他任何民族宗教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的一个方面。世界宗教在信仰方面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把世俗生活作为虚幻的暂时的生活，而把死后来世的天国生活作为永恒的生活，不对一切世俗的现实生活作出实际的彻底的解决，而是鼓励和指使人们期盼未来的天国生活，把生活的最终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并以在现实世俗生活的种种牺牲作为代价。人们的一切世俗生活，都是为了死后的灵魂达到未来的幻想的天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大都有这样的较高的信仰的素质，而民族宗教往往就缺乏这些特点。民族宗教的信仰者往往力图通过某些宗教活动来获取现实的结果，如向神求医、求子等。这样，就不免要同巫术、迷信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任何巫术和迷信都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而世界宗教的奥妙之处就在于永远不为人解决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以便达到使人永远沉湎于最高的天国之中。如我国的道教是中国本土自己产生的宗教，后来之所以被佛教所排挤，就因为它限于力图用炼丹的活动来解决现实问题，即达到求仙和长生不死。但现实生活没有人求到过神仙，也没有得到过长生不死，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失望，也就限制了道教的发展。佛教的信仰素质高就高在不具体解决世俗生活的问题，只解决彼岸问题，因此也就能促使一些人不会失望地永远去追求它。世界三大宗教中有时也有一些巫术、迷信的东西，但不是主要的。这就是它们优越于其他民族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有比较完整系统的神学理论体系
世界三大宗教同其他宗教相比，具有较高的神学理论素质，对宗教的一些基本命题，能够作出理论上的系统论述。关于宗教的一些基本命题如人和神、灵魂和肉体、天堂和地狱、生与死、善与恶，这正是人们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面前所迫切需要予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世界宗教的经典和教义为了回答这些基本命题，建立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神学观、生死观和伦理观。在神学观上，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世界的最高主宰者——神；在生死观上，要求人们去追求死后的天国幸福；在伦理上，要求人们去接受神的慈爱和恩赐等。这些规范化的宗教理论，是通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来表达的。佛教有《大藏经》，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等。经过规范化了的神学理论，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来统一信仰者的思想。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神学思想都有可能被任何民族所接受，这对于稳定它们的宗教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而一般的民族宗教和其他宗教都没有或确实缺少这种经典式的神学理论。这就使信徒们缺乏宗教上的理论素养，不能在信仰者的思想上形成一个理论化的神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不可能为任何民族所接受。印度教虽然有较著名的《吠陀》和《奥义书》等经典，但其内容庞杂，而且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加上印度教所强调的婆罗门至上的种姓制度，使印度教的神学理论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不具有为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普遍的神学理论形式，只能局限在印度民族本身的范围之内。犹太教也同样如此，它在神学理论上只遵循《旧约圣经》，加之犹太教把自己的民族看成是上帝最宠爱的第一子民，这就使犹太教的神学理论打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烙印，难以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
（三）宗教礼仪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
世界三大宗教的礼仪同民族宗教相比，实行了一种较为简便易行的规范化的宗教礼仪。尤其是基督教，信徒们可以通过最简单的礼仪和祈祷，就可以乞求上帝的祝福和宽恕。而且这些礼仪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佛教的礼仪则可繁可简，最简单的如对天焚香，向神像叩首念经。繁的则可根据信仰者的财力物力来决定。伊斯兰教的礼仪繁杂一些，但它不崇拜任何偶像，这一点比其他民族宗教来说就简便多了。而民族宗教的礼仪一般来说要复杂烦琐的多，有的还具有失去理智的狂热和野蛮性。宗教礼仪的贡物都比较繁重，如牛、羊、马等大牲畜，为一般信徒负担不起；有的礼仪则违反正常的生活，甚至达到违反人性的野蛮程度，如自我折磨，自我残害，甚至利用人祭，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世界三大宗教的礼仪的文明素质还表现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强化了宗教的感染力，对人们很有吸引力。基督教徒在具有艺术性的宏伟的教堂里做礼拜时，有唱诗班伴着音乐唱歌，有神职人员布道，使教徒们完全置于一个神圣的境地之中。这使信仰者不仅能激发宗教感情，而且也成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享受。特别是宗教的建筑、美术、音乐、文学形式对强化宗教礼仪的文化品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世界三大宗教同其他宗教相比，还具有更为严密的组织制度
这表现在它们具有一支庞大的宗教专业人员队伍、宗教机构和寺观教堂、神学院、修道院等，还有一套严密的教阶制度。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宗教势力起到了组织上的保证作用。尤其是天主教的罗马教皇，几乎将全世界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徒都置于其教权的统治之下。而其他宗教则难以与之相比。
总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绝非偶然，并非纯粹的人为，而是由其宗教本身的内在原因及其较高的宗教素质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是整个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的。这其中，宗教的信仰素质和理论素质尤为重要。没有较高的信仰素质、理论素质、文明素质和组织素质就不会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2]
以下，我们则具体阐述民族与世界三大宗教的关系，先从佛教与民族谈起。
佛教起初并不是世界性的宗教，而只是释迦族这个民族创造的一种民族性的宗教。后来，由于佛教那种普度众生的人类终极关怀和救苦救难的博大精神，许多国家的民族都纷纷信仰了佛教之后，才使其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不过，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原因，佛教只是一种亚洲甚至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的宗教。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距离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经过漫长的岁月，佛教向北传到中亚地区、中国、蒙古、朝鲜、日本、越南，形成北传佛教；向南传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形成南传佛教。在世界各民族，包括在印度南部的僧伽罗人和北部汉人等民族的不懈努力下，加之佛教那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底蕴，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当代约有占世界人口6％的人信奉佛教。[3]又由于信仰佛教的民族人数居于世界的第四位（其他三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从而使得佛教成为当代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第四大宗教。
佛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还是一种哲学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拥有自己组织和信徒的社会力量”。佛教主要流传在东方，对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渐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习俗中，从而使佛教成为东方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异常璀璨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佛教以创始人佛陀得名。从渊源来看，佛教就是佛陀所说的教义。[4]
佛教的博大之处，在于其是作为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祭司阶级的剥削的对立面而演变成的一种特殊的普济主义。
在世界三大宗教史上，佛教是最早兴起的世界性宗教。佛教和其他两大世界宗教不同，被移植地区的教徒不是被迫信奉而是自愿信仰的。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印度，但确切地理位置并不在现在的印度，而在如今的尼泊尔境内，即当时的迦毗罗卫。
佛教最初是释迦族创造并信仰的一种宗教。佛教创始人是当时迦毗罗卫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也有说是公元前565—485年[5]），尊称为“释迦牟尼（Sakyamuni）”。释迦牟尼出生于古代印度迦毗罗卫（现今的尼泊尔南部）的释迦族。
“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也称“佛陀”）的本意是“觉悟者”，即达到觉悟的人。
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有各种说法。据佛教典籍记载，释迦牟尼享年80岁。所以人们便据此推算他的生卒年。由于人们推算根据不同旁证材料，所以释迦牟尼的生卒年就有了诸多说法。主要的分别是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区别。北传佛教中有三说：一说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是公元前466—前386年；另说公元前463—前383年；中国根据《历代三宝记》中关于“众圣点记”，推算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65—前485年。南传佛教中，也有不同说法。有说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3年，卒于公元前483年；也说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64—前484年。这不仅是一个生卒年的认识分歧问题，还关系到不同佛教徒的民族命运。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由印度向南渡海登上楞伽岛的时间正是佛陀圆寂的那年，即公元前483年。
释迦牟尼出身于贵族刹帝利种姓，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他生下来的第七天，母亲就去世了，由其姨母抚养成人。释迦牟尼自幼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8岁就开始学习吠陀和武艺，17岁娶妻并生有一子，由于受反传统的沙门思潮影响，见到自己周围的种种不幸而苦恼，感悟人生无常，转而寻求摆脱生死苦恼的道路。而舍弃了舒适优异的家庭，29岁时出家修行，过着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的生活。他出家后，先向阿罗逻和优陀罗学习禅定，后又修行了6年，还是不能达到目的，于是摒弃传统的苦修，到王舍城外尼连禅河畔伽耶的一棵毕钵罗树下参悟，经过7天7夜，使他豁然开朗，终于领悟到解脱人生苦难的真谛，达到“觉悟”，以后历经坎坷创立了佛教。当他悟透禅机后，最先到波罗奈的鹿野苑找到原来和他一起修行的五位侍者，把自己参悟到的禅机向他们诉说，后才收他们为弟子，从而创立了最早的佛教僧团，当时他35岁。以后，经过45年的传教，使佛教的影响不断扩大。佛陀曾经多次访问恒河流域的许多城镇和乡村，向各种类型的人传播佛法。他80岁时，在弟子围绕之下，于当时地名叫做拘尸罗（即现在印度北方省卡西亚地方）的一座娑罗树林中逝世。
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是印度非雅利安人对雅利安人享有特权的一种反叛，是对印度种姓制度的一种反抗。“佛教产生之前，古代印度奴隶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文化模式——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强烈的怀疑与冲击，这就是‘沙门思潮’的出现。……佛教是‘沙门思潮’影响最大的派别。”[6]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获得经济、政治特权的一种社会制度上的反映。由于印度经济上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富裕的商人特权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雅利安人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度怨恨，造成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关系上的紧张。非雅利安人对祭士占据支配地位极为不满。
佛教的产生一方面是释迦族部落对雅利安人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印度教的不足的一种扬弃。印度教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教义往往是比较死板的，不能提供对自由的追求。所以一部分富有才智的人开始与当时的印度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和沉思。因此，在印度发展起宗教改革运动，于是诞生了两个宗教改革运动，佛教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耆那教。
佛陀在开始并没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更没打算创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由于佛陀死后，其弟子的布道和传播，从精神上震撼了许多信奉者。佛教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往往靠武力的征服，而是靠文力即其博大精深的信仰魅力所吸引。确切地说，佛教的传播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信仰者的内心需要。
佛教这种信仰的精神需要根本不适合后来印度发展的种姓制度的社会，往往适合于其他国度。现代人总是把佛教与当今的印度人联系起来。其实不然，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可是在印度本土非但未能得到发展，却受到一定的抑制，结果使佛教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和开枝散叶的却是其他民族和国家。
佛陀生前就有大量的信徒，上有一国之君、刹帝利贵族，下有奴隶、乞丐和妓女，还有大量的商人。
佛教以其博大的领悟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人生是痛苦的，因为人有欲望。有了欲望，要么得到满足或得不到满足。然而，无论是欲望得到了满足还是得不到满足，人都将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是痛苦，而得到满足后将使人坠入空虚和寂寞的万丈深渊，成为更大的痛苦。所以，只有消灭了欲望，才能消灭苦恼，从根本上断绝苦果，进入涅槃境界。断绝苦果的途径是八正道。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在反种姓制度的基点上阐发的。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和“三法印”。这些基本教义都是反种姓制度的“良丹妙药”。
“四圣谛”即苦、集、灭、道四谛，是佛陀发现并教导人们的四条根本道理。“谛”的真意为“真理”。
“苦谛”，指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都充满了“痛苦”，人生是个充满痛苦的过程。“苦谛”为人们指出痛苦的真谛，人生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相互仇恨却仍要生活在一起）、爱别离苦（相爱的人却要分离）、求不得苦（想要的却得不到）、五阴炽盛苦（欲望太盛）。[7]
“集谛”为人们指出造成痛苦的原因。佛教认为人生痛苦的原因是贪求欲望，可谓之“爱”。贪和爱不可分，贪心在于爱，合称贪爱。贪爱有两种。一是业，是致苦的正因。人的一言一行都是作业。有业是因为人有五欲：色即视觉引起的欲望，声即听觉引起的欲望，香即嗅觉引起的欲望，味即味觉引起的欲望，触即触觉引起的欲望。二是烦恼，是致苦的助因。因为有了各种欲望从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任何一种业和烦恼都会产生苦果。
“灭谛”为人指出灭除产生苦果的贪爱、业和烦恼的根源，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这是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只要断了苦果，就可以得到解脱；只要不入六道轮回，才能达到永恒的涅槃（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
“集谛”为人指出超脱苦与集因果关系而达到出世进入这种最高境界的方法。而这种摆脱苦果的方法有八种，即八正道。
“八正道”即八种修行的方法。其一为“正见”，是对佛教四谛真理的正确见解。其二为“正思维”，是对四谛的正确思维。其三为“正语”，是指说话符合佛陀的教导。其四为“正行为”，是人的正确行为。其五为“正命”，指符合佛教戒律的正当生活。其六为“正精进”，是正确的修行努力。其七为“正念”，是不忘四谛真理的正确观念。其八为“正定”，是专心修习佛教禅定，以达涅槃境界。
“十二因缘”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都有一定的因缘。“因”是内因或根本原因。“缘”为外因和条件。缘也是一种原因。由因缘而生的叫做“缘起”，这就是佛经里讲的“此有彼则有，此无彼则无，此生彼则生，此灭则彼灭”。
十二因缘为世人概括了人生的整个历程，是芸芸众生会合而成的十二种因缘。由此决定了众生要处于三世流转、六道轮回的过程之中。这十二因缘在轮回中，因果相生，互为条件，次第相接。
十二因缘具体指的是：
1.无明，是指人的贪婪、烦恼心和惑乱心。
2.行，即由于前生的无明之惑造成的善恶诸业。所以，“无明”缘“行”。人因不明世间根本道理，所以才去追求什么事业。“无明”源于“痴”，是不明佛理成为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本原因。“行”是行为造成的一种影响作用、形成力，即“业力”。
3.识，即由前生造就的种种善恶诸业汇集成脱胎投生的生命主体，故“行缘识”。其是指人的业力源于人的意识。“识”即感觉和意识活动，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原始佛教有时也把“识”理解为独立的精神实体，即灵魂。
4.名色，指人脱胎后的身心状态。“名色”是指构成人的肉体和精神。“名”指五蕴中的受、想、行、识四蕴。“色”指五蕴中的色，相当于物质。名与色就是人的生命体的神形关系。所以，“识缘名色”。
5.六处，即“六入”，是人的感觉器官和意识机能，即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人的身心源于人的感觉六根，故“名色缘六处”。
6.触，是主客观接触所产生的触觉和知觉。“六处缘触”，是指人有感觉器官，就有了对世界万物的感知。那么“触”又缘于什么呢？
7.受，指感觉。有触觉和知觉，就有感觉。其道理是“触缘受”，即人的“触”源于人的感觉。“受”缘于什么？
8.爱，佛教所说的“爱”和日常人们所说的“爱”具有不同的含义。佛教所说的“爱”是指贪爱或贪欲，是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人的“受”源于人的“爱”，故“受缘爱”。
9.取，即执著地追求，占有各种事物和固执的错误。佛教讲“爱缘取”，是指人们对物质或精神的追求的根源是人拥有执著追求不肯舍弃的东西。
10.有，即众生和生存的环境。“取”缘“有”：人们虽然存有各种各样的追求，但又不得不面临无可选择的生存环境。
11.生，“有缘生”，“生”即生命的出生。“生”是“有”的前提。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首先是因为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12.老死，“生缘老死”，有生就有死。“老死”是人生的终结。生与死的矛盾和困惑是佛教思考或领悟的一个主题。
这十二因缘互为条件，构成轮回联系中的“三世二重因果”：无明、行是构成轮回链条的“过去因”；“识、名色、六处、触、受”构成轮回链条的“现在因”；“爱、取、有”构成轮回链条的“现在因”，“生、老死”构成轮回链条的“未来因”。
佛祖立足于现实人生对宇宙的观察，得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一切皆苦”）的三（四）法印学说。[8]“三法印”指三种印证是否是真正的佛教标准。世界万物变化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为因缘而合，没有独立的实体和主宰。最高境界寂静，信徒要断尽烦恼，才可超脱生死轮回。
“三法印”是早期佛教的教义。后来加上“一切诸行苦”和“一切法空”就变成了“四法印”和“五法印”。茫茫宇宙，一切皆动，一切皆变，因果相续，此有彼则有，此无彼则无，此生彼则生，此灭彼则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并无作者意义”，没有什么主宰世间的造物主，因此人们要领悟世界的禅机，修成正果，达到佛的境界。这就是不同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佛教精神。
佛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佛教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原始佛教，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的阶段。公元前3世纪，佛教首先传入锡兰（现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
佛教文化的传播需要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阿育王既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征服者，主要表现在佛教的传播上。他为了征服更广大的地区，不惜发动战争。后来他发现战争使生灵涂炭。他曾留下一座石刻诏谕，记述了他征服羯陵伽的战争情况：“十五万人被俘，十万人被杀，死亡者又超过此数的许多倍。”[9]于是，他痛恨自己的行为，谴责杀戮圣灵的罪过，决定对所有的人们广施仁爱。他皈依佛教，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在全国修建8.4万座佛舍利塔，把大量佛教人士派往周边各地，尤其是印度南端外的楞伽岛（今斯里兰卡）。据巴利文史籍记载，阿育王的使者摩哂陀来到该岛，向狮子国国王提婆南毗耶帝沙宣传佛法，国王心悦诚服，成为该国第一位佛教信徒。国王皈依佛教，震动朝野上下，王室百姓纷纷效仿。很快普及全国，并进一步向外传播。不久，南亚以斯里兰卡为主，东南亚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南传佛教文化圈）便形成了。
佛教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部派佛教时期。
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戒律产生了认识的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主要分歧在戒律问题上。约在释迦牟尼逝世100年后到四次结集前后，佛教最初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佛教的分歧是内在的分歧，是对“我”与“法”何者是“实有”觉悟的不同，或者是觉悟的角度不同，是对宇宙、人生感悟和领悟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且风习各异，加上僧团领导者对佛说的理解不同，佛教发生分裂难以避免。”[10]
佛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大乘佛教的创立时期。
大乘佛教是从原始佛教（原始的小乘佛教）演化而来。佛教演化的原因是原始佛教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只能满足少数僧人的精神需要，俗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做到。于是大乘佛教就应运而生了。大乘佛教中的“大”字，在于其兼容、蕴涵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和传播中各民族自己的民族精神。为了俗人的更多需求，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学习、奉行的训条。甚至，只要信仰，哪怕是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他的灵魂就能够得到拯救。于是，涅槃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以往把涅槃理解为很难进入的天国，现在把涅槃理解为很容易进入的天国来世，只要乐善好施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大乘佛教，佛教不可能流传得如此广泛。由于大乘佛教的简单易行的教义，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改变了原来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默祈祷的烦琐仪式，“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
大乘佛教大约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最初流行崇拜佛塔而组成菩萨众（即大乘教团），并在以后形成了大乘经。大乘佛教把原始佛教贬称为“小乘”，认为小乘佛教只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只征得阿罗汉果，而大乘佛教则要“普度众生”，修持成佛，并建立佛国净土。如果没有大乘佛教，佛教不可能流传得如此广泛。由于大乘佛教的简单易行的教义，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改变了原来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默祈祷的烦琐仪式，“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至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11]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主要区别有三点：
1.世界观的差别。在世界观上，小乘佛教主张众生和事物都是各种元素的因缘结合而成的，因此没有独立自存的本体（佛教称为“我”），但作为客观世界的法却是存在的。所以，这种观点叫做“我空法有”。大乘佛教则主张“法我皆空”。其经典《般若经》提出著名论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2.佛陀偶像观的差别。小乘佛教有些部派保持原始佛教的特点，认为佛陀是历史人物。大乘佛教接受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影响，把佛陀偶像化，提出佛有法身、应身和化身的说法。
3.修行目标的差别。小乘佛教一般主张个人解脱，目标是修得罗汉果；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目标是菩萨行。菩萨高于罗汉，只有为了解脱众生之苦，才能自由往返于生死之间。
大乘佛教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中亚和中国。最初传入是靠商人，以后则靠印度的传教士和中国的佛教徒。在大乘佛教的传播中，中国的皈依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积极到印度研习佛教，回国后便积极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12]更大的成绩是，通过中国人进一步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公元4世纪传播到了朝鲜，公元6世纪传播到日本，后来又传播到中国西藏和蒙古，甚至南下传播到越南等国。
约700年时，大乘佛教在中国达到了鼎盛阶段。
当然，大乘佛教也在发生着分歧。在万法之本在于“空”还是“识”上也发生了巨大分野，大乘佛教又被分为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前者把佛教万法之本归于“空”，后者则把万法归于“识”。中观派又称“大乘空宗”，产生于2—3世纪，创始人是龙树和提婆，宣扬“诸法皆空”的道理，主要著述有《中观本颂》、《百论》和《四百论》等。
瑜伽行派又称“大乘有宗”，创立于大约4—5世纪，创始人是无著和世亲兄弟俩，宣扬“万法唯识”，主要著述有《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等。
大乘佛教在中国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惧和迫害。由于大乘佛教的发达，兴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僧人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使僧人可以脱离统治阶级，发展自己独特的经济，这对统治阶级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威胁。于是，必然招致统治阶级的极端迫害。据记载，“841至855年期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寺庙40000余个给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13]
在印度，佛教的命运更悲惨。不仅印度的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兴盛的印度教，更为可怕的是，时至今日的印度，实际上已经找不到有多少佛教徒。就是说，如今在佛教的发祥地的印度，佛教根本就没占据什么生存空间。
不过也不能绝对地否认佛教对后来印度的影响。首先，从历史上看，佛教在印度成为印度教的对手长达数世纪之久。不幸的是，佛教在印度从未成为印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到了600年之后，就开始走向衰落。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是，其未能应付形成一套应变生活中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人的出生、去世、结婚，尤其是俗人生活提供种种的宗教仪式。相反，印度教则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种种宗教礼仪，因此在经历伊斯兰教的“洗礼”之后，依然保留婆罗门的宗教信仰风范。其次，佛教虽然作为一个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集团在印度消失了，但佛教的基本信条被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佛教在印度至今还“活着”。
佛教发展的第四阶段是密教兴盛时期。
历史上，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到最后，演变为密教，逐渐接近并最终溶解于印度教之中。[14]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其实，密教的产生是印度教和佛教互相影响的结果。6、7世纪，印度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印度教在广大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15]于是，佛教顺势而发展为密教。密教兴起于6、7世纪。密教的兴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7世纪印度教的盛行，使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另一方面，佛教为了发展，也吸收了印度教和地方民族的民间信仰，将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逐渐融合、统一。这两个因素使佛教发展进入到密教时期，到8世纪达到了鼎盛阶段。密教的最大特点是简化修行方法，提出“佛和众生体性相同”的观点，只要众生与佛三密相印，众生便可成佛。这三密是：口诵真言咒语为语密；手结印契为身密；心作观想为意密。
尽管密教意在抵制印度教而发展佛教，但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股力量的内外因的夹击下，使佛教在印度逐渐失去统治地位。公元8至9世纪，印度教的兴盛，使佛教在印度渐渐衰落。后来伊斯兰教大规模地传入印度，则使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消亡。
印度原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中世纪以后由于印度教的复兴、伊斯兰教的传入，以及基督教的东进，这三种宗教的势力使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衰落。近代以来，在印度，佛教曾一度呈复兴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有50万贱民集体改宗佛教，举行各类佛教活动，积极参政，建立佛教政党共和党，在印度成立了摩诃菩提会、国际佛陀教育研究所、阿育王协会、佛教徒国际中心等各种佛教组织，使佛教在印度达到高潮，在世界佛教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如今佛教教徒还远远不是印度的宗教主体，且占全国人口的1％还不足。
佛教虽然在印度衰落了，但在世界各地却得以发扬光大，这就是自贵霜王朝后，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就出现的一个奇特有趣此衰彼强的现象。一方面，佛教一再从印度走向世界。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分两路向世界各地传播。小乘佛教向南传播到印度南方的斯里兰卡（原锡兰）、泰国、缅甸、爪哇、柬埔寨、老挝等地。大乘佛教从中亚越过葱岭进入中国内地，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另一方面，在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一再向佛教进行挑战，终于10世纪战胜了佛教，在印度取得优势。到了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全面溃灭。于是，使佛教如同基督教一样，两者都在走向世界之后，在其诞生到被其他信仰所战胜成为历史的遗迹。
由于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各民族的努力下，使佛教不仅避免了印度那样衰亡的局面，而且使其得到发扬光大，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齐名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非常复杂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其超越阶级、种族、国家的限制，传播普度众生、众生平等的原则。
佛教传播的范围主要在亚洲，近现代在世界其他各洲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始终不能成为当地的宗教信仰主体。
在印度历史上，佛教曾经产生过三大派别（上座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这三大派系通过斯里兰卡、丝绸之路、西藏三个途径的传播，形成了三个佛教系统。一是南传佛教系统，二是汉语系佛教系统，三是藏传佛教系统。
佛教在世界分布的特点是：佛教三大派系在亚洲分别成为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主干，而在欧美近代则呈齐头并进结构状发展。
在佛教的传播中，世界各民族把佛教和自己民族文化进行相互作用、相互熏染，一方面通过传播保留了佛教精神，用佛教文化充实了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用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对佛教进行民族加工，使佛教演变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从而极大地发展了佛教文化。可以说，没有各民族对佛教的传播、并融进各自的民族文化，就不会有佛教的璀璨发展。
佛教在其北部的传播中，一方面佛教对各民族的本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佛教又结合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及其派别。
佛教的诞生地大致地处亚洲中心。因此，佛教开始传播的地区就是亚洲。佛教传入亚洲个系，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条路径。
佛陀逝世后，他的直属弟子把佛教推广到亚洲各地，成为超民族的世界性宗教。[16]
南传佛教是佛教通过以印度南面的斯里兰卡为路径而传播后发展的佛教形态。南传佛教是向世界各族传播的最早形态。
南传佛教还有别的称谓。南传佛教主要是印度上座部佛戒，信奉巴利文佛经，所以也称为巴利语佛教。[17]早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时，就由当时的古印度阿育王子马印达首先将佛教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13世纪后又传入我国的云南省。
由于南传佛教信徒信奉以巴利文书写的佛经，故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徒自称是“沙瓦卡”（巴利文为Savaka），意为继承了正宗的早期佛教，可谓正统教派。
大乘佛教产生后，上座部被称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不是其信徒的自称，而是大乘佛教对沙瓦卡的贬称。
南传佛教在教义上主张一切皆空，宣扬我空、生空和人空。不空要受惩罚，要下地狱；空才能成佛，才能上天堂。
南传佛教主张，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不是乐，都是苦；要想摆脱痛苦，自我解脱，必须积德行善，提倡布施，修行得道才能成佛升天，否则就会被打入地狱，转生为饿鬼或畜生，要受三恶的惩罚。
为此，南传佛教特别重视戒律，主要有四种：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其十戒为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戒午后进食、戒歌舞戏剧、戒饰物香料、戒卧高床、戒受钱财。
在信奉南传佛教的民族里，一般要求每个男子在一生中都要履行一段时间（多半在婚前）的僧侣生活，即便是国王也不能例外。但南传佛教在各民族中，以僧侣为终身职业的毕竟是少数。按照上座部佛教的戒律规定，男子入寺院要专修僧侣的清静生活，方能实践十戒和具足戒的戒律；僧侣分等级晋升，而且其所拥有的个人财产仅仅限于衣、钵和卧具，僧人常托钵化缘为生，受到世人的尊敬和供奉。南传佛教的佛经总称三藏，一为经藏或称修多罗藏，二为律藏或毗奈耶藏，三为论藏或阿毗达摩藏。
和南传佛教相对应的是，北传佛教是从印度西北，越过阿富汗中部，进入我国的新疆，再由河西走廊传到长安和洛阳，然后由中国本土传入东北亚地区。[18]佛教在其北部的传播中，一方面佛教对各民族的本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佛教又结合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及其派别。
佛教传播到中国，使其变成汉传佛教，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又演变成日本民族色彩、朝鲜民族色彩和越南民族色彩的佛教。
汉语系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公元前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就开始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进入内地，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由于佛教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佛教在中国深深打上了中华民族的色彩，体现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汉文化的儒家及道家学说）相融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派。其中主要有三论宗、净土宗（莲宗）、法相宗（唯识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在这些宗派中，尤其以禅宗的影响最广。
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公元552年汉语系佛教再经朝鲜传入日本，公元7世纪，日本又从中国唐代大量输入经论，逐渐形成了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后又出现了日本本土的日莲宗。
公元4世纪由中国晋代僧人法显西行求法，途经越南，在越南建寺，到公元10世纪，越南的佛寺已经遍布全国。
汉语系佛教最初使用梵文佛经，后来又陆续翻译成汉文、高丽文和日文等。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印度大乘密教大约在7世纪传入西藏后，逐步同当地民间本土宗教相结合的产物。
藏传佛教是佛教向北传播的另一大系统。其路线是经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进入我国的西藏地区，后再传入我国的内地、蒙古、后贝加尔湖等地。
在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宁玛（俗称红教）、噶举（俗称白教）、萨迦（俗称花教）、格鲁（俗称黄教）、夏鲁等教派。
目前，在藏传佛教中，以格鲁派势力最大。此流派主要流传于我国的西藏、云南、内蒙古、青海、四川、甘肃等地，在国外主要流传于蒙古共和国、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及印度北部等地区。
近二十多年来，藏传佛教在欧美一些地区随着移民的不断迁徙也开始传播开来，并发展教徒。
近二十多年来，藏传佛教在欧美一些地区随着移民的不断到来也开始传播开来，并发展教徒。藏传佛教是北传佛教的一支，俗称“喇嘛教”。其发源于中国西藏地区，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为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在中国最流行的一种含义，也称为喇嘛教，其是指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佛教。开始佛教传入西藏大约是公元7世纪。从辐射的范围看，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在藏族地区形成的，以经藏族地区为中心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和不丹等地）的佛教。其二，是“藏语系佛教”，因其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非藏族的民族即使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在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时，仍用藏语和藏文。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本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误解。无论是佛教的传承，还是三藏经典，以及戒律体系，甚至是比丘、比丘尼和居士瑜伽士等，有关佛教的一应俱全。可以说，藏传佛教完整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喇嘛教在西藏发展到一定时期，上层喇嘛逐渐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佛教大规模传入西藏应始于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佛教主要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藏传佛教发展的著名历史划界一般是前弘期和后弘期。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弘期是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藏传佛教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为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11世纪后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其中的主要支派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教义特征主要包括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并吸收了本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是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政教合一”是喇嘛教的另一特点。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多数派别都和一定的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其行为规范是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彼此依存。这种制度在吐蕃赤祖德赞赞普时初见雏形，至萨迦派时正式确立，后来不断完善，格鲁派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而达鼎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废除。藏传佛教六字真言，也叫六字真经或六字大明咒，是藏传佛教诵咒“嗡、嘛、呢、叭、咪、吽”六个字。“六字真言”在印度原本是一句祷祝词，被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继承下来，更为密教所吸取。作为密教的诵咒，辗转流播，它的古意渐渐被人淡忘，知其然而不解其所以然了。据说，“六字真言”的首尾两字是虚词，中间两字是实词。梵文原意读为“嗡！嘛呢叭、咪，吽！”。“嗡”、“吽”为虚词，在印度古文化中是“神圣”和“吉祥”意思。“嘛呢”汉译“摩尼”，梵文原意为“宝珠”。“叭、咪”意为“红莲花”。所以，如将“六宇真言”按梵文原意汉译为“神圣呵！红莲花上的宝珠，吉祥！”足见“六字真言”容纳了藏传佛教极其丰富的义理精髓。
佛教的礼仪包括忏悔、供养、持诵、修炼、布施、律戒等多种形式。但随着佛教历史的发展及传播地区文化环境和宗派的不同，佛教徒所奉行的礼仪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礼仪对于宗教教职人员和一般信徒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戒律上的不同。在汉地佛教中，十戒是要求未成年人的僧侣沙弥（男）和沙弥尼（女）所要遵守的。成年男女僧人中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有348条。喇嘛教有450条。南传佛教为227条。
僧人一般不能结婚，俗称“出家”。可是，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部分僧人却可以结婚，庙产由子继承。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也是可以结婚传子的。汉地僧人一般不食荤腥，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则无此禁忌。
信徒一般称居士，要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佛教徒要求信徒侍奉佛、法（佛教教义）、僧“三宝”。
佛教节日主要有佛诞节、佛成道节、佛涅槃节、盂兰盆节。
佛诞节即释迦牟尼诞生纪念日，又称浴佛节、泼水和花节。由于各地的历法和风俗不同，佛诞节也就不同。在中国的汉地一般在农历四月初八，蒙藏等地则为公历的4月8—15日，日本在公历的4月8日，东南亚一带把佛诞、成道和涅槃三节合一，称为“世界佛陀日”，时间在公历5月的月圆日。
佛成道节是纪念释迦牟尼成佛的节日，汉地佛教一般在农历腊月初八。
佛涅槃节，纪念释迦牟尼逝世的节日，由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对佛陀的生卒年月的说法存在很大分歧，几乎相差百年。汉地佛教一般认为在农历的二月十五。
盂兰盆节，俗称“鬼节”。梵文的意思是“救倒悬”，中国和日本等国在农历七月十五举行，以纪念祖先亡灵。
另外，佛教和各地的民俗相结合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节日，如汉地佛教的观音菩萨纪念日，泰国的三重宝节，斯里兰卡的佛牙节等。
全球的佛教徒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此外佛教在欧美、非洲和大洋洲也有一定的传播和发展。
全世界佛教徒总数为3.11亿，占世界总人数的6％，其中有56％为大乘佛教徒，38％为小乘佛教徒，6％为喇嘛佛教徒。
亚洲的佛教徒总数约占世界佛教徒的95％以上，东亚为1.54亿，南亚为1.56亿。佛教徒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西欧的佛教徒有数十万，集中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苏联的佛教徒约有100万，美国约有30万，拉美约有50万，大洋洲约有2万，非洲约1万强。
佛教比例最多的国家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在柬埔寨，佛教徒占总人口高达99％。泰国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4％，信奉的民族主要有泰族、老挝族、汉族。老挝佛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58％，主要的信奉者是佬族和泰族。越南佛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51％。日本的佛教徒达到全国人口的74％，主要是大和民族。蒙古的佛教徒占90％。韩国的佛教徒占37％。
虽然在印度如今的佛教教徒人数极少，但佛教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佛教主张非暴力主义（即杀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据说，圣雄·甘地虽然不是佛教的成员，但他受到戒杀教义的影响很深。
在三大世界宗教中，由于佛教的“出世”精神，而使其教徒人数最少，传播的范围也最小。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佛教的世俗化即“入世”的精神，而使佛教在世界一些地区呈现一派复苏的景象。
宗教的世俗化开始于近代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强大的潮流和系统的理论。
其一，这种潮流和理论导致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立，使宗教成为个人的事情，使宗教观念对社会事务的影响越来越深，教徒介入更多的世俗事务中，更多关注的不再是人在彼岸世界的精神解脱，而是人在此岸世界的现世幸福。
其二，宗教的世俗化反映了现代宗教受不可知论、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受这种思潮影响的教徒人数，从1990年的占世界人口的0.2％发展到目前的21％。
其三，宗教的世俗化努力协调宗教和科学、理性和神祇、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关系，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环境保护问题，甚至是直接介入到国际圈子内，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维护世界和平及个人尊严，调节国际争端。在佛教的这种世俗化中，集中体现在其主张的要建立“人间佛国”上。
总之，宗教的世俗化，使教徒努力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宗教权威的束缚，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20世纪，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佛教从衰落走向复苏。这些地区原本是佛教传统上集中的地区，但中世纪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佛教逐渐走向衰落。19世纪后，把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把佛教作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唤醒民族主义的重要武器。所以，19世纪下半叶，在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缅甸、孟加拉，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这样，在传统佛教文化抵制西方文化侵略过程中，佛教徒直接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便从出世转入入世。
来自东方的佛教徒移民不断涌入欧美，将佛教传入许多欧美国家。这些来自东方的佛教徒，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便不断改变传统佛教的仪式和戒律，调整佛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佛教受现代化和世俗的影响日益增强，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佛教徒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佛教世俗化运动。日莲宗佛教徒一改佛教传统隐居、出世、不结婚的习俗，提出建立“人间佛国”和“即身成佛”的现代化主张，大部分的僧侣像人世间凡人一样，过上了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享受一般公职人员的待遇。在这种根本主张的带领下，使日莲宗佛教拥有了最多的信徒。“二战”后，佛教徒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佛教组织，有的甚至建立了政党，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以组织的力量和自己的政敌进行斗争。
印度安培克于1956年发起贱民改信运动，在纪念释迦牟尼诞生2500年之际，动员上百万的贱民皈依佛教，主张新佛教学说，反对印度种姓制度。后来这种改信运动不断扩大，佛教徒的人数不断增加，由1951年的18万增长到1971年的3000多万。印度有的邦由印度教改信佛教的人数高达80％以上。
印度的佛教徒，最明显的活动特点就是成立自己的佛教政党，以政党的力量和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现代印度佛教徒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许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尤其组成佛教政党——共和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后来佛教改革运动更加彻底。彻底的改革派于1974年从共和党分离出来，成立“困豹党”，想从根本上改变贱民被压迫的命运，为此倡导“全面革命”，主张暴力推翻政权，结果被政府当局所镇压。
此外，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缅甸的吴努总理，都提出了“佛教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即主张将佛教的教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提出“佛陀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合理分配、集体、义务及和平共处这些社会主义原则的，因此，社会主义与佛教是一致的”，进而提出“要用佛陀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来适应时代的潮流”。
第二，建立国际性的佛教组织，关注人类的和平、妇女问题、社会改革和公共道德，加速佛教的现代化，促进佛教进一步的世俗化。
随着佛教影响的不断扩大，佛教徒不仅在各自的国家内成立各类佛教组织即学会，而且创建了国际性的佛教组织，以加强世界佛教徒的国际联系。1950年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70年建立了“亚洲佛教和平会”。1975年成立了“欧洲佛教徒联盟”。1991年成立了“台湾中华佛光会”，以后在此基础上，于1992年5月成立“佛光会世界总会”，总部设在美国的洛杉矶，该会的宗旨是推崇“人间佛国”；而在这个“人间佛国”中，提倡世界不分国家、种族，实现融合，使每个人都成为“地球人”和“能忍耐的人”。其成员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佛教徒，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等地有21个协会，130个分会。
第三，传道方式和戒律的现代化。
现代的佛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并克服了传统出家修行、只烧香拜佛、内省的习惯方式的局限，效仿基督教积极向外发展的传教方式，并利用现代化的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报刊等手段，弘扬佛法，提倡生动活泼的布道方式。尤其在西方，佛教已经“西化”，佛教组织也被称为教会，宗教活动也把代替传统的那种晨钟暮鼓及焚香叩拜，改为星期天举行，在钢琴的伴奏中诵读英文佛经。
第四，佛教徒创办各种福利事业。
当代佛教组织领导人，纷纷改变在彼岸世界谋求芸芸众生的精神解脱，主张在此岸世界谋求人们的幸福生活，即建立此岸世界的“人间佛教”。在政教分离的国家，佛教团体超出只致力于人的精神解脱的局限，重点关心在社会兴办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事业。如日本的创价学会，是在家居士的社团，并具有企业化的特点，以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为目的。在泰国、斯里兰卡和老挝等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里，佛教组织既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更是国民教育事业和其他公共事业的重要力量，拥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地位。
佛教在中国主要有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公元前后，佛教便从古代印度途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开始只是在社会上层的少数人中间流行，到了公元四五世纪才渐渐普及整个社会。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思想相互作用，相互融合，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的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佛陀事迹，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开始传播。
东汉明帝曾派人到印度求法，请回摄摩腾、竺法兰三僧到洛阳，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的第一座寺院，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佛教初传到中国，政府禁止汉人出家，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成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当时的中国社会盛行黄老、神仙方术，追求通过祭祀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病得福，延年益寿。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把佛与黄老并祀。其祭祀佛与黄老的目的是求福求祥，是为了飞升成仙。
东汉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都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协助外来僧，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
魏晋时期盛行老庄玄学，由于大乘般若学说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故很快风行社会。加之，东晋时期，北方胡族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社会不安定，就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过排佛事件，但总体上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19]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为隋唐时期创立中国色彩的佛教准备了条件。[20]由于儒家传统观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就有意扶植佛教这种“夷狄之教”作为统治的依据，废除以往汉人出家之令，并大力发展佛教。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佛教经典《经录》，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
卢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写下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提出在家信徒应该忠君孝亲，出家僧众虽然不守世俗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利于国家治理。
到了北朝，已有寺庙30886所，共有僧尼200万人，使佛教普及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众多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等。这标志着基本完成了佛教在中国民族化的过程。隋唐时代，国力雄厚、文化繁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随之进入到鼎盛时代。[21]
中国的汉地佛教，在唐朝以后，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在宋朝之后，宋明理学占据了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理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佛教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某些思想和论证方式。从此后，儒、释、道三教会通合流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总趋势。
在佛教传入藏地之前，藏地盛行本教信仰。佛教传入后，佛教与本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在相互冲突中，两教也相互吸收、相互促进。
藏传佛教又称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是指流传于西藏地区的佛教。一般认为，佛教传入西藏是在公园7世纪前期。[22]佛教传入西藏的主要路径有两条，即佛教主要是从中国的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地区的。“当时西藏的执政者赞普松赞干布娶了两位妻子，一位是唐朝文成公主，一个是尼泊尔布丽库蒂公主。她们分别从中国内地和尼泊尔带去了一些佛教经典、佛像和佛戒用具。佛教开始受到松赞干布的重视，佛教因此开始在西藏地区传播”。[23]7世纪后，佛教从中国的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地区。9世纪中叶，吐蕃王朗达玛（约838—842年在位）扶植本教，严禁佛教，使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中断了百余年。
10世纪末叶，佛教从今青海地区传入。吐蕃王室的后裔，在今天西藏的西部阿里的地方政权积极引入并扶植佛教，在当地兴建佛教寺院，还派人到印度求法，也从印度请来高僧传教。密教高僧阿底峡（982—1054）著有《普提道灯论》，对后来藏传佛教有很大影响。
11—12世纪佛教深入民间，并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还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宗派。
密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最大。密教把以释迦名义编写的大小乘佛法统称为显教，并自称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的教法，称为秘密教或密教。
藏传佛教的各派虽然吸取了佛教的宗旨，但也保留了本教的某些成分，在教义上把密教和显教结合起来，提倡两教兼学和兼修。
藏传佛教的主要派别有11世纪形成的宁玛派、噶丹派、噶举派、萨迦派，还有创立于15世纪初叶的格鲁派。
萨迦派是14世纪以前对藏族地区影响最大的一派。自八思巴（1235—1280）任元朝国师后，历任国师几乎都由此派的僧侣担任。萨迦派除控制藏族地区的政、教大权外，还掌管着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
虽然格鲁派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迅速，到17世纪中叶，此派成为藏族地区占统治的教派，并对藏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该派僧众戴黄帽，故俗称黄教。该派是宗喀巴（1357—1419）创立的。宗喀巴出生于现今的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之地，出家后先后向噶丹派和萨迦派的僧人学习密教和显教经论，15世纪初叶通过辩论和著述而名声大振。他在广泛吸收显、密二教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教义思想。他十分重视瑜伽行派的弥勒著的《现观庄严论》、无著的《瑜伽师地论》和《大乘庄严经论》等。在密教方面，他系统学习了各地的密法，将几部大的密教经典注释和仪规与显教的教义结合起来。他主要著述有《普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和《普提戒品释》等。他反对以往佛教界戒律松弛和借修密法而强娶民间处女的败坏风气的做法，特别强调遵守佛戒，讲求修密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和严守戒律，一切修法唯以观想为重；提出本派僧人必须学习《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量释论》、《俱舍论》、《戒经》，被后人称为黄教五部论。
宗喀巴及其弟子的传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得到了控制前后藏地区的帕竹地方政权的大力支持，还先后在拉萨兴建了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与在日喀则兴建的扎什伦布寺，合称西藏地区的四大寺，使黄教势力日增。在黄教领袖、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1543—1588）时代，形成了达赖的活佛转世制度，他在后来也被称为三世达赖（在他之前追认了两世的达赖）。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确吉坚赞（1567—1662），形成了班禅的活佛转世制度。
16世纪末叶，由于蒙古王土默特部俺答汗（1507—1583）信奉黄教，请索南嘉措经青海到土默特传教，而后黄教在漠南蒙古各部和漠北蒙古各部流行起来。17世纪中叶，蒙古应黄教之请率兵入藏，在拉萨建立政权，奉达赖为精神领袖，并由达赖委命负责管理庄园及农奴等世俗事务的第巴为副职。这样，黄教就成为藏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从那以后形成了长达约300余年的由黄教统治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1652年（清代顺治九年）清政府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而特意在北京建造西黄寺。一年后又建东黄寺。双黄寺成为藏蒙宗教上层人士与中央政府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解放后，赵朴初与十世班禅在双黄寺有过重要会谈。
佛教传播到中国的流派，除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之外，还有上座部佛教。中国的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也称为中国南传佛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截止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约有信徒100多万。上座部佛教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
傣族是信奉上座部佛教的主要民族，以傣族为中心，向周边民族发展，主要有德昂族、佤族、阿昌族、布朗族。傣族是我国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主要居住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之前，傣族人信奉原始宗教，崇尚巫师、鬼神。傣族人相信农作物本身有精灵，所以在每年的放水、栽秧、收获时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傣族没有祖宗崇拜的习俗。傣族人崇拜民族英雄祖先，留有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等。傣民不务工商，耕种稻谷。
据我国学者考证，在6—8世纪，佛教首先传入西双版纳一带后逐渐传入德宏地区，是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勐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
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给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久缅僧又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与在其他地区传播的情况一样，佛教初传我国版纳时期，遭到当地原始宗教势力的抵制，佛教徒在村民中并无立足之地，因此多数只好居于山林。从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以及傣族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傣族首领与佛作对的故事，也有谷魂与佛主斗法以及谷魂取胜的传说。佛教广泛传播后亦受到一些傣族有识之士的批判与指责。这些批评多指责佛教使人脱离现实生活，有害于现世的物质生活，有害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的思想家否定诗歌和文字是佛祖赐予人类的，指出“智慧来自小百姓，文字出自人之手”。这些交锋与争论，促进了傣族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和无神论思想的形成。
尽管后来佛教在傣族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但原始宗教信仰并未销声匿迹，二者和平共处，各司其职。在大部分傣族地区，原始宗教供奉的神灵中包括佛、菩萨、佛爷，而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可以在佛寺举行。在西双版纳的一些村寨，傣族在举行祭寨神仪式时，禁止外人、佛爷、和尚进寨。如果此类人进了寨，被认为冒犯了神灵，要受罚，赔偿祭祀的耗费，重新择日祭祀。
后来佛教战胜了原始宗教信仰，在傣族地区扎根发展，形成政教合一、寨寨有佛寺的盛况。佛教传入我国傣族地区时，当地盛行的原始宗教信仰中，还未形成统一的至上神，因此外来的小乘佛教崇拜的佛祖自然成为相当于天神的至上神，佛教也就演化为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主流。
由于地理和族源方面的原因，傣族地区主要从泰国和缅甸输入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较多地保持了部派时期佛教的教理。修行方式上提倡个人修行，鼓励入寺出家，次递升级，在现世修成阿罗汉果为修行的最高果位。
佛教传入傣族地区，为那里带来先进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促进了傣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双版纳地区的佛教不分宗派，德宏地区的佛教则分为摆总、润、左抵、朵列四大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僧侣不事生产，生活完全由人民供给。僧侣分为十个等级，渐次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只有两人，一为傣族，一为布朗族，是地区最高宗教领袖。
傣族地区在其封建社会，政治上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土司职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传袭。信仰上，西双版纳的佛寺形成上下隶属的组织关系，呈基层寺院、中心寺院、最高寺院逐级向上结构。每一级佛寺与同级的政权组织相适应，基层佛寺与村社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世俗法律根据佛法而定，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佛法与王法统一。因此，统治者具有双重身份，当地最高土司被尊称为“至尊佛主”；本寨头人称为“佛主命令的执行人”。在西双版纳，每逢佛教的关门、开门节等重大宗教活动，土司要亲自主持最高二级佛寺的祭祀事宜，加封僧侣，任免各级头人，而最高一级的僧侣和佛寺主持只能由土司的亲属充任。
据傣族史料记载，傣族佛教经典有贝叶经和纸本经，分音译和意译两种，内容包括经、律、论三藏。傣族地区的佛教徒与内地不同的是，和尚不忌荤腥，不戒烟，不受皈戒，无度牒，头顶不烧香疤，可以随时还俗。教内戒律严格，禁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不午食，不卧高床，不受金钱，不歌舞观剧，不用饰物香料。
在傣族地区，和泰国有些类似，佛教支配着每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婴儿一出生就自然成为佛教信徒，就要取教名。男孩子10岁左右就到佛寺里做和尚，少则一两年，多则一二十年，然后才能还俗娶妻生子。只有优秀者才能留在寺院中深造，日后才可逐步升为正式僧侣。男孩出家时，先要寻找一名义父（施主），一切费用由义父筹办，亲戚布施财物，集体举行出家仪式。男童进入佛殿，跪受教戒，仪式非常隆重。出家后，小沙弥托钵挨户乞食，或各家轮流把食物送到佛寺中去。
在德宏，一个小和尚有数个义父母，由他们供给衣物、日常用品。此外，每个傣民的婚丧嫁娶、治病盖房，都要请佛爷（大和尚）念经。每个傣族村寨都有佛寺，大寨甚至有数个。每家设有佛坛，早上去佛寺献花拜佛，晚上在家焚香祷告。傣历一年中有若干固定的佛教节日。节日期间停止生产劳动，参加宗教活动，用钱物赕佛斋僧。平时私人可临时做赕，超度祖宗。做大赕时，十二版纳头人都要参加。大赕通常要做五天，和尚每日念经，轮流更换，昼夜不停。晚上广场施放烟花灯火，表演宗教内容的歌舞和戏剧。6至9月为夏安居，傣民都到佛寺中静坐参佛，听大佛爷讲经说法，男子居于寺中，不午食。夏安居结束时（叫做“出洼”），要举行盛大集会，全民到佛寺中拜佛祷告，忏悔一年的罪恶。
傣族的经济收入，大部分用在宗教上，只要略有余蓄，便全部用在宗教活动上，为此有人终身负债贫困致死。一旦建造佛寺，本寨人须出钱出力，邻寨人也要捐助。傣民生活极为俭朴，但所建佛寺佛塔，却要雄伟壮丽，非常豪华。
佛教对傣族人的人生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由于以前政教合一，佛教在傣族社会中得到政权的支持，具有法律地位，尊崇佛教成为社会规范，信仰佛教逐渐成为傣族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佛教的传入，使傣族人民的宗教意识、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佛教对傣族的文字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佛教传入前，傣族没有文字，靠刻木记事。小乘佛教的传播，促进傣族文字的形成。西双版纳使用傣泐文，德宏地区使用傣那文，字母的读音顺序均受到古印度巴利文的影响。傣文在本民族中非常通行，傣族男子几乎都识傣文。因为傣族男孩在10岁左右都要到寺庙出家，做和尚的日常功课就是学习傣文佛经，因而佛寺是傣文教学的唯一场所。傣文经典从语言形式分有三大类，一类为傣语译文，仅夹杂少量巴利语词；一类为半傣语半巴利语；还有一类为傣文字母拼读巴利语。
佛教对傣族人文化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文字形式方面，而且丰富了傣族人的文化内涵。现存傣文文献非常丰富，内容包罗万象，可分为政治历史、道德法律、天文历法、宗教经典、农业知识、医药科技、文学唱词、占卜祭文几大类。傣文经典不仅保存了上座部佛教早期经典的面貌，而且还包括傣族僧人自己的撰述，内容涉及傣族地区的历史、地理、语言等。傣文经书中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佛经故事如《百喻经》以及印度古代民间传说等，也有傣族人民创作的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等。这些经典对傣族人民的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产生了很大影响。所有这些文献对研究傣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佛经文学对傣族的文学、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中所记载的印度、尼泊尔、锡兰以及西域诸国的传说、故事为傣族的文学创造提供了广泛的题材。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思想虽然构成傣族的基本思想，但也有其特点。傣族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宣扬“唯我独尊”，不供奉其他菩萨。在教理上受“说一切有部”的影响，持“人空法有”的见解，认为人空、我空，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反对大乘佛教“四大皆空”的观点。傣族佛教极为推崇轮回和业报的思想。人的身业、语业、口业、意业都分为善恶两种，都将得到报应，报应发生在作业者死后或来生。作恶业者死后下地狱受折磨，或来生轮回转世为禽兽，也有的转生为人，但终受痛苦折磨。作善业者死后升入天堂，或来生轮回转世为人，永享荣华富贵。也有的报应为现世现报。区分善业和恶业的界限就是信仰佛教与否，是否遵循佛教戒律。
除了傣族之外，我国信仰上座部佛教还有德昂族、佤族、阿昌族、布朗族。
我国的德昂族人数虽少，分布却很广，主要聚居云南德宏潞西县三台山和临枪镇康县军弄。此外，瑞丽、梁河、陇川、保山、水德，耿马、澜沧等地也有少量分布，与汉、傣、佤、景颇、傈僳等族交错而居。
据史料记载，明代前德昂族先民信奉原始崇拜。后佛教传入德昂地区，逐渐取代原始巫术的统治地位，并与巫术崇拜融合为一体，成为德昂族的普遍信仰。德昂族有关于祖先的神话传说《古歌》，叙述了远古时代德昂族的历史，其产生早于佛教的传入，但在流传过程中，融入了不少佛教的思想内容。
德昂族的佛教又分为数种教派，黑德昂信奉“润教”，红德昂、花德昂信奉“左抵教”和“多列教”。
云南西南边陲的佤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佤族受傣族文化影响，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
居于德宏州境内的阿昌族，历史上一直同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受汉族、白族，特别是傣族的影响。近代以来，阿昌族主要侍奉上座部佛教。
信仰上座部佛教的还有布朗族。
在中国，佛教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
佛教在中国民族化的第一步是用中国特色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来理解佛经。
佛教经典，在中国原来主要是用梵文来书写的，有一系列的专门术语。由于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就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以人们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点上来理解和对待佛教文化，总是借用中国人所熟悉的用语和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经。中国历史上各代，在翻译佛教经典时，大都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用汉文的文法进行表述。所以，翻译家们便自然把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民族特色的汉文的中国文化掺杂到佛经中去。首先，把道教的东西掺杂到佛经中，如把“真如”翻译为“本无”，把“涅槃”翻译为“无为”和“自然”，把“禅定”翻译为“守一”。其次，把儒教的精神掺杂到佛经中，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伦理观念加到某些佛经中。
于是，佛经翻译为汉文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佛经了，而是中国化的佛经。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是因为传教必须经过讲经和说法为重要手段，而讲经说法的人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便借用中国民众所熟悉的语言，运用中国民众的道理来加以比附，用专家的话来说，就是“格义佛教”。“格义佛教”实际上是融会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为佛教在中国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佛教在中国民族化的第二步是通过中国式的研究把佛教中国化。
由于人们对佛教所提出的问题理解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学说，并产生不同的学派，使佛教进一步民族化，使佛教成为民族性的佛教。在两晋之间，佛学界因为对《般若经》中的“诸法皆空”的基本思想产生不同的见解，就形成了七家般若的学说。这就是历史所说的“六家七宗”。可以说，这是当时的学僧为了迎合玄学而风行的社会时尚，借助玄学概念的论证方式来论证佛学“一切皆空”的本体论，为此可以看出，这是玄学与般若学说相互结合的产物。
这种把中国玄学与佛学相结合，进一步把佛学中国化了。南北朝时，出现了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有的研究《大涅槃经》，形成涅槃学派；有的研究《摄大乘论》，形成摄论学派；有的研究《成实论》，形成成实学派；有的研究《十地经论》，形成地论学派；有的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形成三论学派。这些学派，在研究问题时，大都从本体论和心性论两个方面去读解佛经。从本体上讲“空”，以论述世俗世界的虚幻不实，从“中道”论证“色”（指物质世界的“物质”），说明“色”和“空”并不是两个东西，实质上是一个东西。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内在根据，所以任何人都可成佛。人可见性成佛，达到觉悟即可成佛。心性论者，从中国儒家的“性善”、“性恶”、“性善恶”的人性论来理解佛性。
经南北朝的社会普及发展，佛教在中国隋朝时期，形成了佛教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佛教在中国民族化过程的完成是在隋唐时代。
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五六百年的传播，到了隋唐，已经完全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并使得佛教拥有与儒教、道教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当时儒家仍然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但在隋朝佛教寺院已多达3985所，僧尼多达23.62万人，到了唐代又有了空前的发展，使佛教的发展形成气候，并成为不可毁灭的一种宗教文化。如在唐武宗时代，掀起灭佛运动，仅仅在中央可控制的地区就毁灭了寺院4600余所，但不久后佛教便得以恢复。
佛教在中国的隋唐时代，形成了众多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等。[24]这标志着基本完成了佛教在中国民族化的过程。
南亚各民族所信仰的佛教是印度原始佛教，是通过斯里兰卡为途径传播后发展的佛教形态。南传佛教是被大乘佛教徒称为小乘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向南亚各国的时间最早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是由当时的古印度阿育王子首先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13世纪后又传入我国的云南省。由于南传佛教信徒继承了正宗的早期佛教，可谓正统教派。
印度是佛教的故乡。佛教曾在因促有过辉煌的时代，佛教对印度宗教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25]印度本是佛教的发祥地，佛教在印度也源远流长，但如今的佛教徒却只占其全国人口不足1％。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印度种姓制度和佛教精神的水火不能相容。其历史原因，是印度教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在13世纪最终在印度消亡。[26]印度教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种姓。种姓制度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种姓对一个人来说，常常决定着他们的职业、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全国曾有3500个种姓，支配了75％的居民，属于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的人达8500万。印度宪法虽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歧视和种姓压迫，然而种姓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曾产生过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大著名佛教派别。这三大教派对世界各国的佛教影响都很大。
8、9世纪之后，由于印度教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入，使印度的佛教由兴盛转向没落，至13世纪时已经趋于衰亡。
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印度的佛教受到两股外力的支持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一是受西方基督教的一些神职人员的支持，二是斯里兰卡青年贵族达摩波罗发起佛教复兴运动，在印度修佛教圣地、修庙寺、兴办佛教学校和慈善事业，出版书刊和巴利文三藏经典，发展佛教徒，才使印度的佛教有所恢复。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显著的发展。1956年，印度政府利用佛陀涅槃2500年的机会，大规模组织国际性纪念活动，极大提高了佛教的地位。1957年组织了佛教政党——共和党。截至1971年，竟然有3000多万贱民改信佛教。
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在使佛教成为世界宗教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里兰卡是佛教较早流行的地区之一，属于巴利语系佛教，亦称为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如今的佛教教徒约占其全国人口的67％左右，都是僧伽罗人。[27]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5世纪，佛教就成为当地的传统民族宗教。[28]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儿子摹哂陀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宣传佛教上座部，锡兰岛天王爱帝须举族皈依佛门，还在首都阿努罗达普兴建“大寺”，成为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为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特在无畏山修建了无畏山寺，此后摩诃帝沙无畏山寺与印度僧人共同建立了无畏山派。
4世纪时，萨伽利长老又从无畏山派中另立一派——陀林寺派（也称萨伽利派，属大乘）。5世纪前期三派并行发展，这时印度佛教大师觉音到斯里兰卡，将上座部佛教三藏的僧伽罗文注释全部改写成巴利语并详细注解，写出了《清净道论》这部论述大寺派所传上座部教义的纲要。8世纪，大乘密教又传入，在斯里兰卡流行200余年。
6世纪末由于王室对大寺派的扶持，使其余两派均附属在大寺派之下。7世纪密教传入斯里兰卡，并且得到广泛流传。
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已失去地位。11世纪后期，波罗迦罗摩跋忽一世继位，派使者到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持戒高僧到斯重建上座部佛教。
12世纪，波罗迦罗摩跋忽一世把上座部寺派确立为国教，取缔其他佛教派别。
16世纪以后，由于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入侵，他们推行基督教，打击佛教，使佛教受到很大破坏。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斯里兰卡比丘在泰国和缅甸比丘的协助下，分别于1750年、1799年、1862年创建了斯里兰卡的佛教暹罗派、阿摩普罗派和罗曼那派。1880年，美国的神智学者奥尔科特等人到斯里兰卡创立佛教神智会，兴办佛教学校，从事佛教复兴活动。
20世纪早期，一些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利用佛教来提高民族意识，开展反英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科特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在科伦坡创立了佛教神智学会，推动佛教复兴运动。1891年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在奥尔科特等人的支持下，建立了摩诃菩提会，进而形成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1948年2月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积极支持佛教复兴运动，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斯里兰卡独立后，佛教不仅在国内迅速发展，并对世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1950年，斯里兰卡著名学者马拉拉色克拉在康提发起召开第一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目前该组织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组成成员。1958年成立的康提佛教出版社已经出版了150多万册佛教书刊，发行到将近90个国家，在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兴办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组织的自由党，提出了复兴佛教运动和民族文化口号。
在班达拉奈克政府之后，佛教受到其他几大宗教的冲击，一度沉默，到70年代佛教复兴运动又开始恢复，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后，在1972年新颁布的宪法里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将把佛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因此国家有义务保护和培养它。”同年在科伦坡召开了第十届世佛联大会。1958年班达拉奈克将智严和智僧两所佛学院改为佛教大学，成为国内最高佛教研究机构。同年成立的康提佛教出版社已出版了150多万册佛教书刊，发行到90个国家和地区。斯里兰卡的寺院遍布世界各大洲。1978年，贾亚瓦德纳总统提出了要斯里兰卡成为一个“佛法化社会”，使佛教进一步得到发展。不过，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运动搞到了排斥其他民族的极端，受到了泰米尔人的极力反对。
1982年1月，斯里兰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佛教大学，由斯里兰卡总统直接领导，该校规定佛法和巴利语为必修课，选修课有梵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法语、德语、中国历史、考古、佛教文化、佛教史等。该校宗旨是弘扬佛法，提高全世界的巴利语水平，促进世界各国佛教文化交流。
斯里兰卡的佛教教派主要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和罗曼那派。暹罗派成立于1750年，是斯里兰卡佛教派别中势力最大的一派，分摩尔伐多派和阿斯竭利派等5个派别，成员是上等种姓人。他们把头发、眉毛全都剃光，僧衣只披盖左肩，袒露右肩，对佛舍利特别敬重，但不提倡拜佛像。其活动中心在康提，康提拥有一座佛牙寺，寺里珍藏了佛牙舍利。每年的迎送佛牙仪式，都吸引大批的佛教徒。该派建立了自己的僧官制度，在全国24个地区拥有自己的佛寺和僧人。
阿摩罗普罗派创建于1799年，因当时有一部分佛教徒社会地位低贱，本国僧人不予受戒，于是他们到缅甸的阿摩罗普罗，从当地长老受戒，回国后创立此派。该派是斯里兰卡佛教的第二大宗派，成员主要为僧伽罗族卡拉瓦（渔民）等三种种姓，反对只吸收上等种姓。此派比丘和暹罗派不同的特点是，不剃眉毛，只剃光头，僧衣披盖双肩。主张礼敬佛像。目前该派有22个支派，活动中心在斯岛的西部等地。1966年各派僧伽代表成立了“斯里兰卡阿摩罗普罗大僧伽协会”的联合组织。大僧长是本派僧伽领袖，最高领导机构是最高僧伽会。该派约有1940座寺庙。
罗曼那派成立于1862年，成立的地点是缅甸的罗曼那地区，创始人是安巴伽诃婆提·室利·萨罗难伽罗和普婆伽昙陀毗·室利·般若难陀。该派接受任何种姓的人出家，积极进行弘法事业。该派戒律森严——规定寺庙不得拥有土地等财产，比丘外出不得持伞，不得信奉佛陀以外的神，不得朝觐康提佛牙寺，不许进入印度教寺庙和参加印度教仪式，该派信徒不得向其他派别比丘布施。此派组织严密，以寺庙为单位，由若干寺庙组成一个支部，支部以上有地区、省和中央理事会。办有多所佛学院和佛教大学。在佛教复兴运动中有突出表现。此派比丘特点同阿摩罗普罗派相同。该派主要在斯的西南沿一带活动，分布在34个地区，拥有1166座寺庙。
斯里兰卡的佛教组织主要有：（1）摩诃菩提会斯里兰卡分会，成立于1891年，由达摩波罗创立，出版佛教书籍、报纸，编写佛典、发掘和保护佛教遗迹，在国内外宣传佛教。（2）全锡兰佛教大会，1918年成立，是由赫瓦维塔内等创立的，前身是“青年佛教联合会全锡兰佛教大会”，1940年改为现名。1937—1957年由马拉拉色克拉担任主席，该组织有300多个团体，在各地区设有分会。（3）佛教神智学会，成立于1880年，由美国的奥尔科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在科伦坡成立，总部设在印度。宗旨是创办佛教教育事业，故办有许多锡兰文和英文的中、小学，以供佛教徒子弟读书，复兴佛教运动。（4）锡兰佛教学生联盟，成立于1956年，拥有1万多所学校、30万学生会员和3000个支部。（5）全锡兰佛教妇女大会，成立于1949年，有20多个分会。（6）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成立于1908年，设有近1万个青年佛教会，还拥有5000多座佛教星期日学校。
尼泊尔是佛教创始人的诞生地。2000多年，佛教一直在这里进行着输出、融合、斗争、盛衰交替的复杂过程。现在，尼泊尔的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1％，[29]多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信佛教的有尼瓦尔人，信喇嘛教的有拉伊人，林布人、塔芒人、夏尔巴人、马嘉人、古隆人和普提亚人。尼泊尔是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全国大小寺庙难以计数，素称寺庙林立的国度。此外，各地山区和盆地还有诸如蓝毗尼等许多佛教圣地。尼泊尔是佛教创始人的诞生地。公元前520年，释迦牟尼率领1250人到尼泊尔各地宣扬佛法。尼泊尔成为当时佛教徒的朝拜中心。公元前265年，印度阿育王带女子恰鲁玛蒂来到尼泊尔，朝拜了蓝毗尼。阿育王派遣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萨帕嗄陀等人到尼泊尔传播佛教。在尼泊尔佛教中对于文殊和观音崇拜最盛，认为文殊是大智的表现，观音是势力的象征，一般被奉为保护神。释迦牟尼南归印度后，其弟子若干人留居尼泊尔继续传教。
6、7世纪，佛教在尼泊尔达到鼎盛阶段并形成自己的佛学理论，产生四个派别：（1）斯伐跋维迦是自性派。其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自性。事物的自性有时表现为潜在的，有时表现为展开的。（2）阿尸伐哩迦是自在天派。其信仰没有他力的、无限而至善的神。（3）伽尔弥迦是业因派，主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于无明（是指人的愚昧无知）所作的努力。（4）耶多哩迦是修行派，相信人类智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这些佛学理论，都是建立在继承印度佛学和中国西藏佛学两种思想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
公元5世纪到7世纪，中国著名僧人法显、玄奘等曾到尼泊尔瞻礼佛教遗迹。
8、9世纪，佛教在尼泊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印度教在尼泊尔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后来的几个世纪，尼泊尔在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相互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混合的“新佛教”，即密教，于是尼泊尔的大乘密教和印度教相融合，形成了法身佛的思想。之后，印度密教的真言乘、金刚乘、易行乘和时轮乘等几个主要派别都在尼泊尔得到传播。尼泊尔国内有的佛教寺院与印度教寺院混为一体，在佛教寺庙中又可以见到印度教的神祇，这种混合的方式到现在还很流行。
11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中国西藏喇嘛教的许多宗派形成后，也传到了尼泊尔，并在尼泊尔传播开来。
17世纪，大乘密教在尼泊尔开始同印度教相融合，产生了第一佛思想。
尼泊尔寺庙之多，素有“与家屋同多”之称。在加德满都、古都巴坦、巴特公等地共有2700多座寺庙。著名的是斯瓦扬布纳特寺、波特寺。
尼泊尔的佛教艺术，自古以来就以精巧著称于世；庄严的寺院和塔的建筑，在纯木雕刻、各种金铜佛像以及装饰、绘画等工艺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及艺术欣赏价值。相传古代西藏喇嘛加沙死于加德满都以东平原上，波特寺是特意为他而建。该寺是尼泊尔最大的佛教寺院，甚至信仰印度教的尼泊尔人也常进寺礼拜。
尼泊尔政府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此，近百年来佛教在尼泊尔又有较大的发展。其佛教组织有尼泊尔佛教联合会、尼泊尔青年佛教大会等。尼泊尔保存有大量梵文佛经。19世纪，仅仅欧美、日本学者官员先后从尼泊尔弄走梵文佛经就多达1600多部。
尼泊尔的佛教组织有尼泊尔联合会和尼泊尔青年佛教大会等。1944年，尼泊尔僧人达摩罗伽、甘露喜和释迦难陀在印度鹿野苑创立了“佛教复兴会”，专门从事南方上座部佛教的宣传工作。后来由于尼泊尔发生革命，新政府建立后，佛教复兴会的总部迁往加德满都的舍利寺，这里成为尼泊尔上座部佛教的中心。1950年该会参加了世佛联成立大会。1954年5月、12月佛教复兴会两次派遣以甘露喜、释迦难陀为首的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参加在缅甸仰光举行的第六次佛典结集大会。1956年该会与尼泊尔政府一起在加德满都举行了世佛联第四次会议。由于该会的努力，尼泊尔的佛教有了显著的发展，1968年该会与尼泊尔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成立了兰毗尼发展委员会，致力于重建兰毗尼活动。1986年底该会再次与政府合作在加德满都举行了世佛联第十五次会议。现该会有摩诃摩耶神寺、阿育王敕柱新佛寺等庙，经常举办各类社会服务、文化娱乐活动。
藏传佛教是锡金的国教（但也允许其他宗教的存在），信仰的主体民族是尼泊尔人。
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面积7298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1991），全国有尼泊尔、拉依、林布、达芒、苏奴瓦尔、马嘉尔、古隆、谢尔巴、尼瓦尔、塔鲁等30多个民族，75％为尼泊尔族，另外还有锡金族和雷布查族等，现有的佛教教徒占全国人口的31％。其中有移民尼泊尔人、古隆人、马喜人信仰喇嘛教。本地居民布霍阿人和雷布查人占居民总数的20％，大都信仰喇嘛教红帽派教义。藏传佛教是锡金的官方宗教。几乎所有的藏民和不丹民族及大部分本地雷布查人都信奉藏传佛教。
大约公元8世纪中期，印度高僧莲花生，经尼泊尔到西藏传大乘密教，后传入锡金。约1730年，在锡金拉兰地区兴建了喇嘛教的噶举派主寺。宁玛派和噶举派成为其占统治地位的教派。1642年，喇嘛教佛爷赠锡金国王佐伽亚罗称号，意为神授国王，使锡金成为政教合一的王国。1975年，印度强行将锡金并为印度的第12邦，结束了其政教合一的局面。
1958年首都甘托克成立喇嘛教研究中心，开展对西藏、中亚和喇嘛教的研究，1964年派人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专门讨论西藏学的东方学者国际会议，1976年开始出版62卷集喇嘛教宁玛派教典。该研究院是除了北京和列宁格勒之外的世界上第三大藏文书籍收藏点。
不丹王国的不丹族人主要信仰西藏喇嘛教的宁玛派和噶举派，约占全国人口的63％。目前不丹大约有5000个喇嘛，最高首领是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噶玛巴。国家对喇嘛教进行政策性的保护和扶植，政府和人民供养喇嘛的全部生活，喇嘛还是国家的当然免税人。每个村庄或村社都有喇嘛庙。喇嘛庙是不丹最精美的建筑物。
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印度高僧得玛赛巴瓦到不丹传播佛教。目前，不丹还保存着一尊象征他的金面罩高大神像，僧徒经常用奶油洗试该神像。约12世纪末，西藏喇嘛教噶举派高僧南摩伽罗喇嘛到不丹传教。后来，宁玛派也传入不丹。
20世纪前，不丹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喇嘛教是国教。1931年由于转世喇嘛被暗杀，不丹的活佛转世制度宣告终止。
不丹的喇嘛教具有自己的地方色彩，是与不丹原始部落宗教相结合的产物。例如喇嘛教徒很崇拜喇嘛和乌鸦两种圣物，将喇嘛和乌鸦视为神物，认为杀一只乌鸦等于杀一个喇嘛。不丹的原始地方宗教是苯教，崇拜和巫术相结合的一种精灵，而且日、月、星、辰、天、地、山、川、雷、电、森林和动物都是崇拜的对象。人们认为，在山顶上、天空中，在树林丛、岩洞里都有精灵在游荡。精灵分两种。善良的精灵为人降福。邪恶的精灵给人带来灾难和疾病。
孟加拉国的佛教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0.7％。其信仰的佛教是大乘佛教。其佛教教徒大多是几个藏缅语族的民族，如查克玛族、玛尔玛族等。8—13世纪是孟加拉佛教的黄金时代。[30]
巴基斯坦由于将伊斯兰教奉为国教，佛教没有什么地位。
泰国古称暹罗。现代世界的佛教国家，从上到下完全体现佛教气氛的，只有泰国。[31]无论是信徒比例很高，泰国古称暹罗。泰国的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4％，信奉的民族主要有泰族、老挝族、汉族等。
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人对佛教的信奉程度令全世界惊撼：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逐渐放弃佛教的国教地位后的今天，泰国却是目前唯一保留佛教为国教地位的国家。在泰国，从出生到受教育，以及结婚仪式，出家为僧，生老病死，甚至是店铺开张，新建房屋等，都要举行一定的佛教仪式，请高僧诵经念佛，滴水点粉。
泰国的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3世纪前后，佛教传入泰国。早在公元前阿育王时期，小乘佛教就已传入泰国。以后，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又从印度传入南暹罗及其沿海邻国，从而大乘佛教特别是密宗得到进一步发展。4—11世纪，大乘佛教在泰国北部、中部盛行。7—13世纪，大乘密教曾在泰国南部流传。
11世纪，缅甸和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先后传入泰国。13世纪，素可泰王朝第三代国王兰摩甘亨确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中期，国王拉玛四世亲自对佛教进行改革，组织了法相应部，当时只许王族、贵族参加。1932年政变后，开始允许平民参加。法相应部之外的僧侣成为大部派，是泰国正统的上座部佛教派，参加者都是中下层平民。20世纪50年代，在该派中开始形成了以佛陀达萨为首的革新派，强调研究佛教原始教义和坐禅入定。
曼谷王朝初期，国王极力倡导佛教，恢复僧侣的权威，大力兴建土木修建佛寺，推动佛教的传播。
佛教在泰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泰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自1932年以来，泰国宪法虽然都承认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但却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王是佛教的最高赞助人并必须是虔诚的佛教徒。全国通行佛历。泰王国三色国旗中的白色就代表佛教。每个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才能取得成年人资格，王族也不例外。从1966年开始，泰国佛教界配合政府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培训并派遣比丘到全国各地。对人民进行宗教道德教育，还宣传政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以此来维护和提高比丘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其次，佛教对泰国教育的影响最为突出。各大、中、小学校每星期设有一二节佛学课。全国在陆海空各军校都设有佛学课。全国最大的佛教大学——大部派主办的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和法相应派主办的摩诃蒙骨大学，也是泰国的高级佛教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摩诃朱拉隆功大学设于摩诃头陀寺，由朱拉隆功国王于1890年创办，下设佛教学院、星期日佛学校、佛教研究系、三藏修订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等。泰国的寺院学校共约25000座。全国大多数青少年从小就在寺庙接受佛教教育，学习文化知识、佛教思想和佛教仪规。
再次，佛教对泰国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1966年，泰国佛教界就开始配合泰国发展社会经济需要，培训和派遣比丘到全国各地宣传泰国政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主要实行了3项计划：其一是由曼谷摩诃头陀寺阿毗达摩基金会会长吉提吴陀长老发起的精神发展计划，对比丘进行经济学、社会学与城市生活、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教育，然后派他们到各地从事宣传和慈善活动。其二是由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和摩诃蒙骨佛教大学发起的鼓励比丘参加社会发展计划，目的是通过对人民进行宗教教育及一般社会发展知识教育来维护和提高比丘的地位，鼓励比丘和沙弥参加社会发展。其三是由清迈加拍僧诃寺主办的达摩发展计划，不仅有比丘参加，而且有政府官员和学生的参加。
最后，佛教在泰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也很突出。文学、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无不充满佛教内容。政府的教育部和文化部常常进行“道德振兴运动”，要求公民实现佛教的理想。此外，佛教与泰国民俗风情也有着密切联系，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等都采用佛教礼仪，每逢过年过节，民众都喜欢在佛寺里举行盛会。
目前泰国的佛教主要派别是法相应部和大部两派，最高首领是僧王。中央机构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高僧委员会，下属有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平行的各级僧伽组织。宗教事务部总监兼高僧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全国宗教事务。全国寺院共有25000座左右，属上座部佛教寺院的占99％，佛塔达10万座以上，平均每个乡村有一座寺庙，大部分寺庙集中在城市，而曼谷的佛寺约占全市的1/5的土地面积。全国共有100多个佛教组织，主要有“泰国佛教会”（成立于1934年）和“泰国佛教青年会”（成立于1950年）。
泰国有华侨约300万人，相当一部分信奉大乘佛教。19世纪中国续行和尚到泰国创立华僧宗派，泰国国王拉玛五世敕任续行为第一任大尊长。到目前华僧有几百人，寺庙30多座。现任泰国华宗第六代大尊长的是普净，也被誉为中国律宗第十九代法祖，地位仅次于泰国僧王。
泰国佛教组织非常发达，现有100多个佛教组织和团体。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成立于1934年的“泰国佛教会”，由泰国在家佛教徒组成，原名佛法弘扬会，1969年改为现名，总部设在曼谷。下设有70多个分会，主办会刊《佛法》月刊，每年出版《卫塞节》专刊和大量佛教书籍，定期举办佛法研究会，设有志愿弘法团和静坐班等。二是成立于1950年的“泰国佛教青年会”，1960年获泰国国王允许，在会名前加皇家赞助之衔，泰国一位王子和三位公主都是该会名誉会员。总部设在曼谷，全国设45个分会，开办了5所星期日佛教学校等教育机构。出版《青年佛教徒》杂志和大量青少年佛教读物。三是“泰国佛教协会”，也是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它的分会，泰国两大宗派的长老应聘为该会顾问。四是“佛陀社”，它是泰国北部最大的佛教组织，总部设在清迈，其影响遍及泰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创始人为班雅难塔（与禅社关系比较密切）。该组织主张佛教介入世事，号召佛教徒从事慈善事业，互助互济。该社在年轻的比丘和知识分子教徒中有较大影响。出版的机关刊物为《佛教徒》。此外还有“莫社”，其创始人是帕披蒙拉达摩，总部设在摩诃塔寺，全国各地设有分社，在老挝设有分支机构，并同印度和缅甸的佛教界保持密切联系。该社主要宣传阿毗昙和修行。在陆海空军中都有它的支持者，尤其在海军中影响更大。社员中大部分为和尚，也有一部分是居士，这些社员有的公开，有的不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是《禅报》。
泰国的佛教节日很多，并且大多已和民间节日结合在一起，主要的有宋干节、吠舍伎节等。宋干节，即佛历新年，开始于4月12日，历时5天。节日期间，人们要向寺院赠送食品，并分送给村里的老人；燃放爆竹驱鬼；佛教徒用净水洗佛像，青年人相互泼水，在院子里用沙土堆成佛塔形状，然后再把沙土撒在院子里，堆成一定形状，向佛陀进行奉献，向比丘布施特制食品。节日期间，僧人们在寺院里连续举行法会。吠舍伎节，在5月的月圆日举行3天，纪念佛陀的诞生、成道。雨季安居（也称结夏），每年7—10月，比丘集体住在寺院里，反省检讨犯戒言行，背诵佛经，修禅入定，在安居期结束时，举行仪式，信徒向比丘布施僧衣及其他用品。灯节是于11月的月圆期间举行3天，主要活动是把纸制或竹制的小船放进河里，小船上面载着供品和椰子壳做的灯笼或蜡烛，任船漂流。灯节主要盛行于北部地区。即使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也很重视灯节，用沟渠代替河流。对于灯节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灯节是对河神的祭典，有的认为是向佛赎罪，因为他们认为佛的足迹被埋在河流的沙里，纸船要通过佛的足迹。
越南的佛教，无论是在其传播上，还是在其发展历程中，都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
越南信奉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其教徒占全国人口的51％。越南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的禅宗和净土宗在越南的佛教界影响最大，流传也最广。从古至今，越南僧侣和佛教徒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经，诵中国佛教著作，受戒仪式也和中国相同。
佛教特别适合越南，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越南后，至今就一直延绵不衰。[32]2世纪末，中国学者牟融到越南境内的交趾避难，从事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和宣传工作。3世纪中期，印度僧人康僧会等人在交趾译经，传播佛教。580年，天竺僧人灭喜从中国前赴越南，于越南河东省法云寺创建中国禅宗的灭喜派，传播中国慧能的南宗禅。820年，中国和尚无言通在北宁建初寺创立无言通禅派，宣传中国百丈怀海的南宗禅。
15世纪以前，大乘佛教在越南北部一直占优势，在越南中部和南部普遍流行的却是高棉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和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
11—13世纪，是越南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出现了“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和尚直接参政并拥有大量寺田和寺奴的局面。中越两国僧侣来往频繁，共同译注佛教经典，促进两国佛教学术思想的交流。1072年左右，李朝朝廷国师、中国和尚草堂首创草堂禅派，受到越南帝王敬仰。1293年，越南和尚自己创立了第一个佛教派别，即陈朝第三代国王仁宗创建竹林禅派，总道场设于安子山花烟寺。它宣传中国禅宗大慧宗杲的临济禅法，将道教和儒家学说综合到禅定经验中，提倡慈悲仁爱。该派到15世纪逐渐衰落。
15世纪，越南继中国奉儒学为国学，提倡孔子和程朱等人的哲学，使佛教逐渐削弱。17世纪末，佛教开始复兴，并把禅宗和净土宗进一步结合起来。1696年，竹林禅派和尚麟角在升龙城创立莲宗派，将临济禅法和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结合起来，并吸收中国宋朝白莲教教义，在越南北部农民中广泛流传。
17世纪末，中国和尚元绍创建的元绍禅派，在越南中、南部流传。至今，它的寺院占南方寺院总数的70％。主要的寺院有顺化的圆恩寺，平定省的十塔寺，广南省的祝圣寺。
18世纪初，越南和尚了观对临济宗进行改革，在顺化创立了观禅派，至今在越南中部佛教界仍然占统治地位。
1848年，越南南部西安寺住持段明媛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两无和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佛、法、僧）及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湄公河三角洲广泛流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佛教界在中国佛教界的影响下，也发起了佛教复兴运动，一些佛教居士主张用现代新观点重新解释古典佛教教义，创办佛教医院等慈善事业，试图利用佛教作为提高民族意识的一种手段，开展反法斗争。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1932年，在顺化附近的印宗寺成立越南佛学会，并相应成立省、市、区、村各级组织，培养大批僧侣，充实各地佛教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
1976年，南北方各个佛教组织的代表在河内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越南佛教联合会”，会长是释智度。近年来，越南有许多佛教徒和僧侣流亡到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地，他们在这些国家建庙造寺，成立佛教组织，开展各种宗教活动。
柬埔寨是佛教教徒占总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高达99％。从5世纪后，柬埔寨就成为佛教的重镇之一。[33]公元前，婆罗门教和上座部佛教同时传入柬埔寨，婆罗门教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扶南国（今柬埔寨）占统治地位。3世纪左右，随着柬埔寨和中国印度贸易往来，大乘佛教开始传入。到了6世纪，扶南国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
6世纪末扶南国被真腊国取代，这时的佛教和印度教相互融合，受印度教湿婆、毗湿努、梵天三位一体观念的影响，形成印度教、佛陀、莲花生三位一体为崇拜特征的真腊佛教。真腊佛教在12—13世纪达到高潮，这个时候修建的吴哥寺气势雄伟、石刻精美，是印度教与大乘佛教混合的结晶，也是东方艺术的瑰宝。14世纪以后，真腊被称为柬埔寨。这一时期随着泰国的屡次入侵，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传入柬埔寨，使柬成为直至今日的清一色的上座部佛教。
9—13世纪，佛教和印度教同时盛行。14世纪后，泰国入侵，推行上座部佛教，从此上座部佛教便成了柬埔寨的国教。
从泰国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分为大部派和法相应部派。大部派在14世纪传入，与农村基层佛教徒联系较为密切。法相应部派是1864年传入的改革派，创始人是留学泰国的高僧老昆。其戒律森严，得到王族的信仰和布施。人数虽少但势力甚大，集中在金边和各省会。
20世纪初，柬埔寨佛教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较大发展。1909年在吴哥寺创建柬埔寨第一所巴利语学校。1914年，迁校金边，改校名为巴利语高级学校。1929年，成立了一个由40人组成佛教三藏编译委员会，计划出版完整的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1931年出版了第一卷。乔尊法师是柬埔寨现代佛教思想家，著有大量著作，利用佛教教义解答当代社会问题。其中主要著作有《涅槃概念》、《戒律概念》、《来世或再生问题》、《地狱与天堂问题》。
1941—1970年，在西哈努克亲王执政期间，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西哈努克亲王强调佛教和政权建设要同时加强。他利用佛教的中道来解释他的外交中立政策。1950年他规定全国所有寺庙都要开办学校。1954年他创办西哈努克佛教大学，后来又成立金边佛教研究所。1968年，在他的推动下，出版了全部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共110卷。
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后都不敢得罪佛教势力。朗诺在给佛教两派僧长的信中，向他们保证佛教仍然是国教，不会因柬埔寨国体的改变而对佛教产生任何偏见。
1975年4月，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解放金边，1976年1月，颁布新宪法，取消了佛教在柬埔寨的国教地位。
在柬埔寨，佛教的传统已深入到人民的心中。按照柬埔寨的传统，凡是男子，不论地位高低，一生至少出家一次，时间最少3个月，只有体验了宗教生活，修行了宗教实践，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取得人们的尊敬。
现在柬埔寨的佛教僧团主要分为大宗派和法宗派。前者约占全国任奎的90%，寺院占94%。后者多为贵族，受到上层社会的拥护。[34]柬埔寨的佛教组织主要有柬埔寨王国全部佛教联合会、柬埔寨佛教青年会等。柬埔寨王国佛教联合会成立于1952年，是国家最高级佛教徒的组织，在国家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组织由政府直接领导，宣传佛教理论，组织信徒实践禅定，为生灵超度举行节目活动，柬埔寨王国佛教联合会代表柬参加国际佛教活动。西哈努克佛教大学成立于1959年。该校为柬埔寨高等佛教学府，学生主要来自僧界。学业分三类，3年毕业者可获得一般毕业文凭；如再学4年，考试合格的可获学士学位；如想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可获得博士学位。学习课程除传统佛教理论和语言知识外，还有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实践禅修活动，学校培养行解双优的佛教人才。柬埔寨佛教青年会成立于1917年。青年会下设三个委员会——星期佛教学校委员会、星期日佛教广播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章纳联合会成立于1972年，章纳是大部派僧长。由两派僧长任名誉主席，下设风俗习惯、宗教事务、社会事务、公共关系等部门，是一个最有传统的组织机构，其宗旨以慈善事业为己任。此外还有柬埔寨宗教学生联合会（1970年成立）和高级佛学院教友联合会（1949年成立）。
老挝佛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58％，主要的信奉者是佬族和泰族。
公元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曾流行于老挝南部。在14世纪中叶，小乘佛教开始传入老挝。[35]据史书记载，当时老挝国王法昂王随父流亡到高棉，曾受一高僧的教养，在他建立了南掌国后，便将柬埔寨的小乘佛教引进到老挝。从此，建造寺庙、刊印佛经，老挝的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佛教被尊为国教。
16世纪中期，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17世纪中叶，国王苏里亚旺萨在位期间，使老挝佛教达到全盛时期，他创办了老挝的第一所佛教学校，并且第一次任命僧王，制定僧阶，使僧侣组织得到了完善，把佛教组织纳入到王权统一管理之下。
殖民时代，老挝的佛教受到极大削弱。1930年后，佛教开始复兴。在老挝独立前，宪法曾规定“佛教是国教，国王是佛教的最高保护者，而且必须是热心虔诚的佛教徒”。可以说，国王、国家和佛教被视为老挝的三个组成部分。因此，佛教一度曾发展很快。
老挝的佛教组织和佛教教育十分发达。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1946年7月，全国成立了统一的佛教组织“老挝佛教联合会”。1961年成立了“摩诃佛陀大会”及其下属组织“老挝佛教青年会”等。国家建立了200多所佛教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1947年建立的万象佛学院和万象巴利语高级学校，整理出版了老挝文的巴利三藏典籍。
佛教在老挝有着深远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佛教僧侣在老挝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府内阁中还设立一个教育、体育、宗教部。其次，在习俗方面，老挝的每一个男子必须经过剃度，王族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熟人的地位。在老龙族中，普遍存在着当一个时期和尚的习惯。凡是10岁以上的男人，都可以入庙削发修行，但这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老挝佛教界著名人士坎丹曾把佛教在老挝人民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归纳为7条：1.把寺院作为文化学院。2.把寺院作为草药医院，把草药偏方集存在寺院，僧侣用它为群众治病。3.把寺院作为俱乐部、议事所，借庙会之机商讨大小事情，传播新闻，互相倾诉疾苦。4.把寺院作为体育、娱乐场所，尤其是新年节日，男女老少皆到寺院娱乐。5.把寺院作为歇憩场所，不论旅行、经商、出差办事，人们可以像使用自家房舍一样在寺院歇脚、饮食。6.把寺院作为继承和学习手工业技术的地方。7.把寺院作为创作文学作品和保存、传播文学艺术的机关，使许多作品流传至今。
在现代老挝的佛教界，共有四种思想流派：其一，是以万象巴利语高级学校校长披罗望为首的传统派，主张保持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其二，是以佛教居士阿帕耶为首的改革派，提出对佛教、尤其对僧伽进行全面改革，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对社会冷漠态度，主张开展群众性佛教教育，采用佛教教义与当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教科书。其三，是以民族联合党主席苏万纳冯为首的调和派，对无神论和原始拜物教、现代科学与佛教教义进行牵强附会的比附，认为没有神和鬼，天堂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幸福，地狱是不幸和苦难的体现。其四，是以阿难陀为首的复兴派，主张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目前，老挝全国共有各种大小寺庙2193座，共有和尚19000人左右。老挝佛教徒还加入了世佛联、亚洲佛教徒和平会等国际佛教组织。
琅勃拉邦和万象是老挝主要佛教圣地，素有“千寺之城”之称。万象是老挝佛教教育和研究中心。
缅甸联邦有缅族、克钦族、掸族、钦族、克耶族、孟族和勃欧族等50多个民族。缅族占总人口的65%。主要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原始拜物教。缅甸的佛教徒占总人口的80%以上，占缅族人口95%。
最初佛教传播到缅甸是由海路传入的。[36]缅甸的佛教是从斯里兰卡传入的，最初是上座部佛教，后来是密教。据史料记载，佛教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传入缅甸。原因是当时的斯里兰卡国内的僧团派系斗争和外族压迫，一些比丘逃避到缅甸并把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至于密教，是8世纪从孟加拉传入缅甸并同缅甸民间信仰融合为阿利教，并在缅甸盛极一时。但密教对缅甸宗教的影响远没有上座部佛教那样大。
上座部佛教于11世纪成为缅甸的国教。第一位统一缅甸的蒲甘国王阿奴律陀为了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于1056年下诏解散阿利僧，尊阿罗汉长老为国师，大造佛塔寺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于1058年开始创制缅文字母，音译了上座部佛教典籍，为缅甸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缅甸王朝几经变迁，佛教在缅甸深深地扎下根并不断壮大，还使缅甸发展成为弘扬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一个重要国家。先是分化为僧伽罗僧伽派和上缅甸部，后又开展佛教净化运动。12世纪，僧王车婆多都在斯里兰卡受戒留学长达10年之久，回国后，他按僧伽罗上座部大寺派法统建立“僧伽罗僧伽派”，重新为缅甸比丘受戒，而把那些拒绝重新受戒的比丘称为“上缅甸部派”。
15世纪，国王达摩悉提继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佛教净化运动。因为当时全缅甸拥有数十万僧众但戒律不一各行其是。国王为消除以往僧众之间的各种分歧和矛盾以便纯洁佛教，便下令从数十万僧众中精选出长老800人和僧众14265人重新组织僧团，而让其余僧众责其还俗。这是缅甸佛教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佛教净化运动。
佛教的净化运动只是一种理想，并不能阻止佛教的分化，先分化为偏袒派和全缠派，后又进一步分化为善法派、瑞琴派、门派、艺敦派。缅甸僧团在17世纪出现了“全缠”和“偏袒”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形成全缠派和偏袒派的分化。其区别是僧衣披覆两肩还是单肩，“全缠”要求把僧衣披覆两肩，而“偏袒”则要求披覆左肩，袒露右肩。
18世纪末，佛陀波耶国王把全缠派奉为正统派。19世纪，上座部佛教又分化为善法派、瑞琴派、门派、艺敦派等。1871年缅甸国王明顿如集各派长老2400人于曼德勒举行第五次结集，重新校勘巴利文三藏，历时三年多，为使佛经永垂史册，命人将全部经典刻在729块大理石碑上，为佛教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殖民时代，在缅甸人民把佛教作为反对殖民者的文化武器，展开了佛教和基督教的殊死抗争。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打断了缅甸以佛教为国教的历史。英国殖民者于1885年吞并了缅甸，极力推行基督教，强制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不断降低佛教僧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缅甸人把维护佛教的传统与维护缅甸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联系在一起，为振兴佛教，缅甸全国先后出现了许多民间佛教团体，产生了1897年的“缅甸佛教协会”，1898年的“护法会”，1902年的“阿育王协会”，1903年的“外国佛教传教会”，1906年的“佛教青年会”，以及20年代初期成立的“缅甸佛教团体总会”等。这些团体虽然在成立初期大多具有宗教性质，但随着反帝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其政治色彩不断增加。30年代，僧侣萨耶山领导了反英起义；1938年，缅甸爱国僧侣积极参加全国反帝大罢工运动。1906年，缅甸爱国僧侣，为了振兴佛教，维护习俗，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成立缅甸佛教青年会，很快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
现在缅甸的佛教派别主要有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善法派是目前缅甸最大的佛教派别，其僧侣人数约占全国僧侣总数的85%。该派强调善恶业报的教义，其戒律较宽，在背诵佛经时可以扇扇子，平时可以穿丝绸或不是碎布拼成的僧衣，还允许比丘抽烟、嚼槟榔、穿拖鞋、持伞，可以接受信徒布施的钱财，化缘来的食物可以给穷人、狗和鸟吃，而本人只吃自煮食物。该派前身是全缠派，得名于佛陀波耶国王（1782—1819）召开的善法法师会议，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瑞琴派是从善法派分离出来的，得名于瑞琴法师（1822—1893），创立于瑞琴地区，形成于1859年前后。该派反对形式主义，主张尊崇佛陀的精神，反对偶像崇拜，在仪式上不得敲打吹奏法器。该派和善法派不同，不仅戒律严格，而且组织严密。其戒律的严格，要求比丘在行动上和在思想上两方面都不许犯戒，不得参加节日活动和接受钱财，不许穿用化学颜料染的僧衣，不得举行隆重的火葬仪式，过午不得抽烟、嚼槟榔和喝饮料。其组织十分严密，要求每个比丘都有证书，每座寺庙和支部都设有世代相传的名册。
门派是缅甸奥波法师（1817—1905）创立于1855年的兴实塔奥波地区。此派之所以称为门派，是该派主张“目标高于行”，目标即“门”。门派是对佛教的一种发展和升华，在佛教身行、语行、意行这三行教义基础上提出身门、语门、意门的三门教义。大致含义是，目标（“门”）要高于“行”（“业力”）。门派的戒律比瑞琴派更为严格，其严禁本派比丘与异派比丘接触或共餐，禁止穿拖鞋、骑马或乘坐牛车、三轮车、轿子等交通工具，外出时不得持伞，化缘来的食物要自己吃，不得给狗、鸟吃，禁止接触金钱和观看文艺演出，乘船坐车须由信徒代为买票。禁止穿丝绸或不是用碎布拼成的僧衣。该派总部设在沙耶瓦底，后来又分出根门派、西河门派。
缅甸佛教的一个特色是其巴利语佛经考试制度。缅甸历来十分重视巴利语佛教的教育。缅甸的巴利语佛经考试分为初、中、高和法规范集等四级。自从17世纪他隆王（1629—1648）统治以后，缅甸每年都要在曼德勤、毛淡棉、仰光三处举行巴利语佛经考试，考试时间有时长达1个月之久。即便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这项制度沿袭下来，而在独立后的缅甸历届政府，更是加以倡导和普及。政府于1950年颁布了《巴利大学法》规定任何寺庙只要有10名僧侣通过第三级巴利语佛经考试，即可取得巴利大学的资格，对研究佛学成绩卓著者给予各种荣誉称号和俸禄。到1961年全国授予戒龄学德俱尊的大长老“法幢大国师”称号只有3人（摩梭因大长老、善根大长老和拔各固长老）。授予能背诵全部三藏并能透彻解说经义者“三藏大师”的称号（截止到1960年底，全缅受此称号的有70余人）。
缅甸的佛教组织主要有“全缅青年僧侣联合会”、“全缅上座僧侣联合会”、“孟族僧伽联合会”、“全缅僧伽党”和“教义纯法联合会”等。
缅甸素有“佛塔之国”盛誉。缅甸称佛塔为“悉提”，意为“供奉佛陀遗物的神圣之所”。缅甸的佛教圣地有仰光、曼德勒和蒲甘。和尚都以能到曼德勒圣地拜佛念经为荣。蒲甘有5万多座佛塔，是缅甸古老的佛教圣地。缅甸的佛塔大致上分为四类珍藏佛陀舍利的舍利塔；珍藏佛陀神器的佛器塔；珍放佛像的佛像塔；珍存巴利三藏的佛经塔。
首都仰光的“瑞达光”大金塔是最负盛名的佛塔之一。现在该大金塔身高368英尺，塔基方圆1240平方英尺，64座小塔环绕周围，四面还各有1座佛殿。主塔和周围小塔的塔身全部贴满金箔，仅主塔的金箔就有7吨多重。大金塔上下四周悬挂风铃15000枚，其中金铃100多枚，其余全为银铃。塔顶镶嵌着红宝石、翡翠和金刚石。塔顶装饰着一顶金属宝伞，重达12.6吨，伞上珠宝闪烁。塔的四旁耸立着许多高大的雕塑，有狮身人面像雕、龙雕、狮子雕、罗刹雕以及各种神像雕。据记载，瑞达光大金塔是释迦牟尼成道后不久建造的，里面珍藏着释迦牟尼的8根头发，距今大约有2500多年的历史。
每年在缅甸全国各地的著名佛塔都举行一次祭典庙会，庙会期间香客络绎不绝。香客把朝拜著名佛塔圣地视为是一生中最大的心愿。
缅甸的佛教节日主要有泼水节、瓦梭节和德丁卒节等。
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是国教，佛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17％。马来西亚的佛教徒主要集中在滨城。[37]
历史上，马来半岛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居民大部分都信奉佛教和印度教。8世纪，在印尼夏连特拉王朝统治下，马来亚盛行大乘密教，大乘密教又从马来亚传入泰国南部。
15世纪初，马来亚第一个统一大国马六甲王国信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佛教迅速衰落。
19世纪，华人和尚和佛教徒大批来到马来亚，佛教开始有所恢复。20世纪初，福州鼓山妙莲和尚在槟城兴建极乐寺，清帝光绪御赐大雄宝殿匾额和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寺内有相当十三层楼高的观音塑像，在东南亚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50年代后，大乘佛教有了较大发展。1960年，成立了全国性佛教组织“马来亚佛教总会”，总部设在槟城，下属有各州的分会和一百多个佛教团体。第一任主席是竺摩，现任主席金明。
马来西亚的上座部佛教仅次于大乘佛教。主要由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比丘传入。较著名的上座部佛教寺庙有泰国比丘主持的槟城的猜也芒卡拉蓝寺和摩哑陀拉摩寺。在吉隆坡有斯里兰卡比丘创建的吉隆坡佛教会和上座部佛教比丘培养中心。
新加坡的佛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28％。新加坡四分之三的居民是华人，华人主要信仰佛教和道教。马来人、印尼人、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移民并不信奉佛教。
新加坡主要有两派佛教势力。势力最大的是大乘佛教，其信徒主要是华人。少数信徒信奉上座部佛教，主要是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移民和部分华人。
在新加坡，有很大一部分人把佛教看成是融佛、释、道三教及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相混合的一种宗教。这是由于19世纪初大批华人来新加坡做生意的同时，把佛教、道教和儒家学说及中国民间宗教带到新加坡，使后来的各种宗教混合在一起，出现了教徒在拜佛陀的同时，又拜玉皇、关公、妈祖、孔子、老子的人文现象。因此，新加坡到处都有各种寺、庙、庵、堂、宫、神殿、精舍、苑、阁、亭、庐、林、院和讲堂等等，甚至寺庵毗连，错落有致地形成“两巷一庵，一街三寺”的宗教人文景观，堪称世界之最。
在新加坡，寺庙的规模越大，地位就越高，声望也就越高。为此，和尚争着扩大寺院。结果是，往往一个和尚，就拥有好几座寺庙。
新加坡的女信众道场最多，势力最大的是菩提兰若，受新加坡、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一些佛教上层的控制。最大的女道场是自度庵，住众最多，经济最富，由十几间钢筋水泥大殿和佛堂组成。
新加坡的佛教上层同中国台湾佛教界上层的联系密切。他们经常出席台湾地区召开的国际佛教会议。台湾佛教人士常到新加坡活动，招收弟子，拉人到台湾受戒和观光。新加坡女子佛学院创办人林达坚就是台湾重要佛教人士印顺的弟子，她控制了新加坡几十座寺庵。
目前，新加坡的主要佛教组织有“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成立于1966年，会长宏船；“世界佛学社”，成立于1956年，主张恢复比丘手不触金戒律，以此来净化僧团，实现世界佛教各宗派的统一，同世界各地的400多个佛教团体有联系。此外还有新加坡佛教联盟、佛教青年联合会、中华佛教会、佛教居士等。
菲律宾由于基督教势力最大，约占人口的87％，[38]伊斯兰教其次占4％，所以其佛教势力十分弱小，只占全国人口的0.1％。
菲律宾的传统宗教是原始宗教。其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鸟类等。三大世界宗教传入后，原始宗教只在山区少数民族和广大农民中保留着一定的影响。
菲律宾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势力极小，信奉者约有5万多人，且大多数还是华侨和华裔。
相传，在1892年，就有中国僧人自中国的泉州到菲律宾募化，随身带一尊观音像，供奉在私人家中，该僧返回泉州时留下此观音像，于是这一家就成为华人的香火中心。后来，有一批有志之士，聚集观音堂，组成旅菲中华佛学会。
在菲律宾，虽然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但政府对其他宗教并不歧视，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得到自由的发展。然而其发展并不成规模，截至1987年，全菲才只有27所佛寺。
菲律宾的佛教组织有两个。其一，1952年菲律宾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53年建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其二是居士林，其成员参加“世界佛教僧伽大会”、“世界华僧大会”等国际会议。
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目前，全国共有佛寺600多座。印尼佛教徒联合会是全国性佛教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由十几个高僧组成。其次是由60个居士组成的咨询机构。
历史上，印尼受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很大。公元1至2世纪期间，印尼三个古老的国家古载（Kutei）、多罗磨（Taruma）、诃陵（Kaling）都是印度人所建，并以婆罗门教为国教。公元420年左右，印度高僧求那跋摩到印尼的舍婆国宣传佛教，佛教从此取代了婆罗门教并成为该地的国教。佛教主要在印尼的华人中流传。
公元7世纪，印尼成为东南亚重要的佛教中心。在苏门答腊占碑地区建立了末罗游王国，信奉小乘佛教。在巨港建立的室利佛逝王国，起初以小乘佛教占优势，后转为大乘佛教。从海路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首先要到印尼学习梵文和佛学。唐代高僧会宁曾在诃陵居住，于664—665年间和印尼僧人共同翻译佛经《阿笈摩经》。
大约718年，印度大乘密教高僧仅刚智将大乘密教传入印尼，被夏连特拉王朝奉为国教。国王耗费巨大资金，历时10余年，兴建世界闻名的婆罗浮屠佛塔，是印尼佛教鼎盛时期的标志之一。大乘密教由此传入马来西亚和泰国。
13世纪前，佛教曾是印尼的主要宗教，以后被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基本断绝。现代印尼佛教复兴于20世纪初。[39]20世纪50年代以后，上座部佛教在印尼发展较快。1958年，曾在十几个城市里创办佛教中心，在雅加达等城市创办十多所佛教学校，学生达10万之众。
在日本，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和神道教。有相当部分的日本人是两教兼修。因此，各教统计的信徒总人数超过了全国总人数。所以，有说日本的佛教徒达到全国人口的74％，有说44％。说明有约30％是重合的。
日本的佛教是公元6世纪时从中国、朝鲜传入的，佛教对于日本各部落的统一，以及后来日本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佛教是552年传入日本的。[40]奈良时期（710—794）从中国直接传入的佛教是“六宗”（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宗、成实宗、律宗、华严宗）。唐朝高僧鉴真和尚把南山律宗传入日本。在日本平安时代，中国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受到皇室贵族的崇尚和信奉，称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教派，曾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13世纪后，日本兴起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并从中国宋朝传入禅宗。
日本佛教的共同特点是教义和仪式简单，主张不必经过累世修行就可成佛即死后可升往“极乐世界”，所以得到了广大中下层人民和各地武士的信奉。佛教在日本长期居于相当国教的地位。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加强天皇专制，对人民进行“敬神爱国”的教育，定神道教为国教，一度掀起了“废佛毁释”的运动。但不久，统治者又开始对佛教加以扶植、利用。
在传统的佛教宗派中，现在影响较大的是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真言宗等。“二战”后，新兴宗教发展迅速，战前成立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创立了公明党，成为日本众参两院中的第三政党。
“二战”后，日本不少佛教宗派积极向国外传教，尤以净土真宗、大谷派、净土宗、曹洞宗、高野山真宗、日莲宗比较突出。其主要传教的地区是北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创价学会在国外的势力发展最快。1975年1月在关岛举行了第一次日莲正宗国际会议，有51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参加，正式成立“国际佛教徒联盟”，秘书处设在美国。
日本人善于把东西方宗教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运用西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对佛教的起源、教义、典籍、哲学、历史、艺术进行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二战”期间，不少佛教研究机构陷入瘫痪。战后，在日本政府和财政的资助和鼓励下，佛教研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日本的佛教研究以大学为中心，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大都在大学里任教。由佛教宗派设立了12所著名佛教大学有立正、大正、驹泽、龙谷、佛教、东海同朋、种智、大谷、花园、高野山、爱知学院、京都女子等，并设有佛教研究机构，出版佛教研究刊物和著作。此外，在日本的各种佛教学会和研究会多达50多个。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佛教学会、印度学佛教学会、日本宗教学会、佛教史学会、日本佛教研究会、国际宗教研究所等。
现在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有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净土宗、临济宗、黄檗宗、曹洞宗、时宗、真宗、日莲宗。其中净土宗是日本最大的流派之一。真宗和日莲宗是日本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在传统宗派中，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和真言宗占有重要地位。[41]
朝鲜虽然在1972年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宗教影响已经大大削弱。
朝鲜佛教徒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
朝鲜佛教是4世纪后期由中国传入的。[42]当时朝鲜半岛正值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早在372年，前秦苻坚派顺道和尚把佛境、佛像送到高句丽，佛教便正式传入朝鲜半岛。374年，东晋僧人阿道又到高句丽传播佛教。384年，印度僧人摩罗难陀经中国到百济，在双山州创建佛寺。
佛教在新罗统一朝鲜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五教九山”之称。其五教是指涅槃、法性、法相、戒律、华严五宗。九山指禅门九山。这个时期出现了元晓、义湘等著名的佛教理论家。
936年，高句丽王朝再次统一朝鲜，太祖王建笃信佛教，下令颁布《训要十条》，建寺庙，要求全民遵行崇拜天神、名山、诸神等“八关斋”。之后，朝廷设立僧科，授僧阶，并拜高僧为国师，使名门贵族争相出家为僧，把佛教推向一个顶峰。
1022年，高丽王朝雕刻了《大藏经》，共5024卷，1233年被蒙古军队毁灭。1251年前后历经16年进行了修补、重刊，增至6558卷，成为现今通用的《高丽大藏经》。此外，义天编纂并刊登了《续藏经》5048卷。
1392年李朝建立后，统治者崇拜儒家反对佛教，使佛教极大地被削弱。当20世纪初日本吞并朝鲜后，日本的曹洞宗传入，朝鲜的佛教才有所恢复。
1945年朝鲜独立后，在平壤建立了北朝鲜佛教总务院（后改为佛教徒中央委员会），掌管佛教事业。1945年12月成立北朝鲜佛教徒联盟。其宗旨是和平和正义，维护佛教徒的利益。该组织加入了亚洲佛教徒和平会，1986年加入世界佛教联盟。
韩国的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37％，其信徒大都是朝鲜族人。1968年，韩国文化公报设立宗教科，加强对宗教的扶植和控制。和泰国、印度相比较，韩国公开不承认国教，1972年其宪法规定：“一切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承认国教，宗教与政治分离。”
佛教是韩国最大的宗教派别，是由中国传入的，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参见朝鲜的佛教）。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又开始盛行佛教。如今韩国有18个佛教宗派，1527座佛教寺庙。其中曹溪宗势力为最大，代表着韩国78％的佛教徒。该派出版《佛教新闻》周刊和《佛教思想》月刊，在美国、日本、香港设有弘法院。韩国的第二大宗派为太古宗派。
1954年，韩国成立了“曹溪宗全国信徒会”和“朝鲜佛教信徒协会”。1968年在军队里也设立了军人僧侣，成立军人法友会佛教徒组织，并发行《花郎》等刊物。
1976年国家规定佛诞生日为全国节日，国家组织出版了朝文三藏共48卷。
近年来韩国的宗教有扩大的趋势。从1975—1977年的两年内，韩国的寺院和教堂增加了5000多座，神职人员增加了16000多人，达到每四人中就有三个是教徒的比例。仅佛教徒就占全国人口的35.3％。
目前，韩国佛教组织主要有：一是“曹溪宗全国信徒会”，成立于1954年，主办《法轮》刊物。二是“大韩佛教青年会”，成立于1962年9月28日，宗旨是继承佛陀正统法印和崇高的花郎精神，进行自我修养，教化社会，建设佛国净土。三是“国际佛教徒协会”，成立于1977年3月26日，宗旨是国际间实行一元化的佛教传法、布教、法会，实现全世界的佛教福利社会和人类的长期和平共存。四是“国际佛教”，成立于1978年2月23日，主要宗旨是通过佛教教理的研究和布教活动，发展“韩国佛教”，通过国际佛教交流增进国际友谊和协作，实现“韩国佛教”的世界化，实现民族精神和社会净化。
蒙古的佛教徒占全国总人数的90％，主要是藏传佛教派系，俗称喇嘛教。尽管蒙古信徒信仰的宗教还有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但主要是喇嘛教。
目前，蒙古共和国对外开放的寺庙有甘特古勒兰寺院。该寺坐落于乌兰巴托市内西北高地一带，是蒙古最大的寺院。寺内藏有许多蒙古人民历史文化珍宝，图书室拥有5万多册的图书和手抄本。该寺现已成为蒙古广大佛教徒活动的中心。该寺最高负责人嘎登院长称赞，在蒙古国家和宗教已达成“历史的和解”，走上共存共荣的道路。1969年堪布喇嘛萨玛向前往蒙古访问的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佛教徒建议，成立亚洲佛教促进和平委员会，得到了亚洲佛教徒的支持。于是，1970年6月，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苏联和蒙古的佛教徒在乌兰巴托开会，成立了亚洲佛教徒促进和平委员会，堪布喇嘛萨玛任主席，总部设在乌兰巴托。1974年11月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改名为亚洲佛教和平会。以后，泰国、孟加拉、不丹、老挝、柬埔寨、朝鲜加入该会。
佛教对蒙古人发生影响，大约开始13世纪初。[43]13世纪以前，蒙古各部落信奉原始的萨满教。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萨满教成为国教，宗教事务全部由萨满主持。到了1247年以后，藏传佛教才开始对蒙古宗教产生影响。据藏史记载，124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和阔端驻守凉州，派人入藏迎接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至蒙古，萨班曾治愈阔端的病，并创制了最早蒙古文字，由此促使蒙古族贵族改信藏传佛教，并建立了第一座佛寺“幼化寺”。
元朝初期，元世祖封西藏地方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之侄八思巴为国师，总管藏区藏传佛教大权，还将藏传佛教正式定为国教。元成宗铁穆尔时召萨迦派喇嘛绰吉鄂斯尔将萨班所造蒙文加以增补。经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支持，将五部陀罗尼等经文译成蒙文，从西藏运来甘珠尔大藏经。蒙古王公贵族大修寺院。元末，蒙古王被迫退回北方草原，藏传佛教也因此衰落，而萨满教则再度活跃于蒙古。
16世纪末，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首领俺答汗以及北部喀尔喀蒙古首领阿巴岱汗等先后在蒙古族中极力提倡藏传佛教格鲁派。三世达赖锁南嘉措被邀至蒙古传教，废除了许多萨满陋规，从此平民随之信奉佛教。1577年，西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信奉佛教，在1586年于喀尔喀建成蒙古第一座喇嘛庙额尔德尼昭寺，额尔德尼昭寺便成了传播喇嘛教最早的中心。1640年，蒙古族封建主颁布了“卫拉特法规”，确定藏传佛教的法律地位。1641年，喀尔喀大封建主谢图汗兖布多尔济之子扎那巴扎尔被宣布为蒙古活佛，法号哲布尊丹巴。
17世纪清朝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扶植藏传佛教，使各级喇嘛集政教之权于一身，规定每个旗都要建喇嘛庙，每家每户若有男子两人则必须有一人出家当喇嘛。
1911年清朝被推翻后，外蒙古“自治”，成立封建神权君主国，哲布尊丹八世博格多格根成为掌握蒙古政教大权的绝对皇帝。
1921年7月，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废除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其通过的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宣布信仰是每个公民的私事。1925年政府决定制止寺院向群众收取道场费。1926年颁布政教分离的法令。1927年起，禁止寺院发放高利贷。1929年小呼拉尔会议作出了禁止18岁以下少年当喇嘛的决议。1930年通过军事税法，向18—45岁的喇嘛征收军事费。
1934年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喇嘛寺院封建主采取了限制政策，颁布政教分离的新方案，组织喇嘛进行政治学习，并参加生产劳动。1938年召开没收喇嘛寺院封建主财产的运动，查封了有关寺庙。1940年，蒙古颁布新宪法，宣布全国的世俗封建主和喇嘛寺院封建主已全部消灭。新宪法规定：“宗教与国家及学校分离”，“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在古代，佛教对欧洲宗教文化并没有多大影响。可以说，佛教在欧美形成气候则是近代的事情。近代以来，佛教的三大派系组织从无到有，且呈现宗派林立的局面。
佛教在欧美地区的传播至今大约有150年的历史。[44]在当代，尽管佛教对欧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佛教依然不是欧洲人的宗教，不仅欧洲的多数人以基督教反对佛教并与佛教相抵触，而且欧洲人也是从欧洲文化来理解佛教的。
佛教在欧美的流传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第二阶段是了解佛教的全貌，进一步研究佛教的意义；第三阶段才是吸收和信仰，但吸收大于其信仰的成分。
在第二阶段，西方人对佛教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而不是信仰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神话的”。[45]神智学会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人开始把佛教引向深层的精神信仰层面。1875年，美国退伍军人陆军上校奥尔考特创立了神智学会。开始神智学会是半学术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团体。神智学原来指基于某种神秘见证的有关神与世界的思想，神智学会就是专门从事这种思想的运动，目的在于阐发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泛神论和转世论。1880年后，神智学会在欧洲也展开了积极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神智学会的分会。
欧美的神智学会对佛教的理解是西方式的，他们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人类精神深处确实有不朽的灵魂，并能转世，人应该了解和发展这一灵魂转世的精神能力。
神智学会对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尤其是在德国和英国。
“二战”以后，欧美大陆主要流行斯里兰卡和缅甸系的南传佛教。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大陆随着移民的涌入，泰国系佛教、汉语系北传佛教及藏传佛教便纷纷传入。70年代以后，欧洲的佛教开始走向联合，成立了西方佛教徒之友会、欧洲佛教联盟、欧洲禅宗联盟等组织。80年代后，欧美许多地区兴起禅宗热潮，使佛教获得新的发展。近年来，西方的佛教皈依逐渐增多，并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各个宗派的寺庙。
尽管佛教在欧美传播了100多年，但信奉者依然不多，而且多半集中在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
德国的佛教，在20世纪初已经传入，到“二战”后才有较大发展。1903年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成立于莱比锡，先后出版了《佛教徒》、《佛教瞭望》期刊。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但在西方基督教精神的排斥下，当时没能取得成功。在德国弘扬佛法的是奥登堡（1854—1920）。[46]
到了达摩波罗的大普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后，德国重新激起佛教的热情，并组织出版了《大普提论说》的刊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在德国全部停止。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拘留起来，遣送到澳大利亚。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几个佛教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医生保罗达尔克（1865—1928）于1924年在柏林建立“佛教徒之家”。他曾经在报纸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并游历了斯里兰卡。“佛教徒之家”是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但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其所了解的“涅槃”是欲望的消除。
格林（1868—1945）是德国宣传佛教的第二人。他于1921年创建了“德国佛教社团”，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
由于达尔克和格林对佛教无我的学说理解不同，形成了两派。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坚持，以往人们对佛陀的理解是错误的，佛陀本人从不否认永恒的灵魂，故无我说应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任何人们可以用名称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够了解的范围之外。由于格林自认为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故称“老佛教”。
二战后，联邦德国出现了许多佛教团体，其中“雅利安弥勒教团德国分部”尤为著名，其主持人戈文达曾长期在斯里兰卡为僧，后来在尼泊尔喇嘛庙中学习藏传密法。
20世纪50年代，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德国派遣了传法僧，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
由于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传了100余年，但信仰佛教的人数并不多，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佛教徒至多在5万—7万人之间，而且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小的。
佛教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最大的是在哲学。其表现在：第一，最著名的是对叔本华的影响。他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把“涅槃”视为摆脱人生痛苦和无聊的唯一途径。第二，是佛教对康德、黑格尔的影响。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存在某种惊人的相似。第三，德国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人生哲学也掺杂了佛教的成分。
佛教对西方影响的深入是心理学中无意识思想与佛教思想的相通。由于心理学关注到人无意识的活动，并把无意识视为艺术、理性表象和观念的源泉，所以唤起了对佛教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可是，他们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作用，在德国才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设立修禅中心，有许多求医疗病的坐禅者。此外，佛教的禅定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
佛教深入到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层面发生影响，是通过对学者的研究，进而使之成为先前的信徒。有一些研究者，不久才成为佛教的信徒。
在西方，第一个欧洲妇女的出家人也是德国人，她是钢琴家巴克霍尔兹，是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她一直在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里任住持。
英国研究和吸收佛教的出发点是西方基督教中心说。英国对佛教的研究是与其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分不开的。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所以殖民地当局便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81年，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研究，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自1891年鲍尔斯在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后的几十年，西方的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夺文物的高潮。他们在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中，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47]
然而，英国人向西方人传播中国大乘佛教是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上说话的。
到了19世纪末，英国才把佛教引入社会生活实际。其中诗人阿诺尔德的《亚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的《佛陀福音》起了推动作用。
在神智学会的努力下，使英国人对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允许以佛教伦理为一些人的生活准则。阿兰·贝纳在拜读了《亚洲之光》后，开始皈依佛教，他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的僧人求法，又前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后于1902年落发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回伦敦，力图复兴佛教，但成果不大。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黎吉生于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描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后来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在伦敦成立了佛教徒会，建有一座寺庙和一所欧洲一流的佛教图书馆，现已成为欧洲佛教联盟的成员。英国地方性佛教组织虽小，但活动却很积极，具有独立性。
英国佛教徒最初是亚洲移民，后到20世纪70年代大量白人皈依佛教。1970年联合王国共有佛教徒3万人，到1980年增加到12万人以上。[48]1977年英国佛教徒中，约有50％信奉藏传佛教，25％信奉小乘佛教，25％信奉禅宗，全国有25个中心，45个分支机构。
法国对佛学的研究侧重于大乘佛教。首先开辟大乘佛教领域的是伯努夫和赛纳尔特，他们关注佛教的梵语文献，1912年出版了《唯识二十论》的法译本，对瑜伽唯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是一种促进。后来许多佛学者出版《佛学研究及资料》、《佛教教理史论》（1909）、《佛教教理及哲学》（1930），神化了欧洲对佛学的研究过程。
佛教在法国两情相悦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相传是美国出生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1929年在中国到巴黎传法的太虚影响下，建立了佛教友谊会，后来改名为巴黎佛教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本土的越南移民大幅度增加，佛教徒也随之增加。越南僧侣特意成立了“海外越南佛教徒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并建造灵山佛塔，出版《弘法》半月刊。
藏传佛教在法国也很活跃，主力是宁玛派，每年招收法国和欧洲的学员，教授藏传密法。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大批来自中国西藏的喇嘛移居法国，藏传佛教宁玛派传入。他们建有自己的学校、寺庙，以乌金滚桑却林寺最为著名。法国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设有佛教与耆那教哲学中心专门从事佛教研究。1926年成立的巴黎大学中国研究所也研究中国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出版有刊物。
法国的佛教徒约有5万人，一半多是亚裔，主要是来自东南亚的移民，移民中越南人占大多数。另有约12000名法国人皈依了佛教。在弗雷瑞斯建有一座佛寺。据说，欧洲禅协会有缴纳会费的佛教徒会员15000人。法国的佛教组织有越南海外佛教徒联合会、法国佛教联合会。法国佛教联合会成立后，联合了各主要佛教组织，积极传播佛教知识，支持成立了欧洲佛教联盟。
俄罗斯的佛教徒约有50万，多为蒙古人，少为朝鲜人。随着宗教的复兴，欧化的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中有许多青年改信佛教。佛教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和赤塔州阿嘎布里亚特民族地区。在俄国流行的佛教，主要是17世纪由蒙古和中国西藏两个地区传入藏传佛教。
首先，从17世纪的30年代，佛教从蒙古传入卡尔梅克，后来从蒙古、中国西藏传入俄国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这样，佛教便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开来。战后，在1946年的第一次佛教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联佛教僧侣条例》。同年成立了苏联佛教中央宗教管理局。1956年，苏联所有佛教团体举行隆重法会。1969年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同发起组织佛教国际性组织“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以团结世界各国佛教徒为宗旨，为争取世界和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进行了不懈努力。
1970年苏联创办第一所佛学院。1992年5月16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首次举行庆祝佛教诞生活动。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俄罗斯、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佛教界代表。
在独联体的佛教徒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地区，奉行藏传佛教格鲁派。
佛教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却很快。[49]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原来没有佛教。只是在19世纪末，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向夏威夷群岛移民，以及华人向美国的移民，佛教才得以传入美国。1900年时，美国只有几千佛教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后来，佛教从美国传入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
战后，美国的佛教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先以日本佛教为主；20世纪60年代流行藏传佛教和南部上座部佛教；80年代后，随着中国移民的不断增加，汉传大乘佛教有了明显的发展。
迄今为止，对于西方非亚洲血统的人来说，佛教是美国传入各种亚洲宗教中最成功的宗教。而且佛教在美国兴起恰恰是美国青年精神颓废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出现“嬉皮士”、“垮了的一代”的关键时期。那个时期正是美国青年厌倦传统文化，寻求基督教文化以外的文化运动的开始。当时的高潮是青年人追求尼泊尔式的默想，过群体公社生活，渴求在基督教教义中无法找到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生活，从而被佛教所深深吸引。
现在美国的佛教团体有40个以上，佛教徒多达20万—30万人。东方几个主要佛教派在美国都有寺院。美国的佛教分为三个系统，即来自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的佛教系统，以日本佛教系统势力最大。信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藏传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州的凯米尔。
今天美国的佛教研究主要是由各大学的东方学者、印度学者、汉学家和藏学家等来承担。
美国的佛教，无论是在宗教仪式上还是在组织形式上，有两大特点：
第一，和欧洲不同，佛教对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远比在西欧更加显著，当然这种特点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移民文化造成的。佛教是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带来的信仰习惯。佛教明显进入美国社会，开始于19世纪末期的最后25年间，主要是大批华人和日本人移居美国。20世纪初，美国有了佛寺，开始形成佛教社会，但当时仅限于华人范围。
对美国佛教影响较大的另一个势力是日本佛教徒。1899年，西宁愿寺的薗田宗惠在美国大陆的旧金山建造佛寺，开始布教。然而，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不顺利，可以说是屡遭挫折，最后才在西海岸各大城市取得立足点，并向东部各大城市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美的特殊关系，为日本的佛教在美国进一步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日本在美国最成功的佛教学派是临济禅和曹洞禅。其中“不立文字，不起分别”的认识方法，突破了理性的境界，追求与神秘的实在相契合，进而直接影响到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和哲学，并形成欧洲少有的气象，在美国西海岸各大城市兴起了习禅热潮，人们举办了好多习禅中心。
日本的铃木大拙是在推动美国禅法上起到关键和巨大作用的人物。1948年，他在东西方哲学会议上再次向美国介绍了禅法，使禅的研究渗透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美学和哲学等领域。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有关禅法书籍已成气候。其中有亚米斯的《禅与美国思想》、卡普洛的《禅门小柱》、弗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成为美国佛教中的一股强大势力，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被西方世界誉为东方思想的代言人之一，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欧洲也有很大影响。目前，创价学会成为美国最大的佛教教派，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圣莫尼卡，已有10万个家庭信徒。
韩国人的佛教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发展。他们不仅在这里建寺弘法，而且兴办佛教企业，在政界和学术界有相当的势力。夏威夷是其弘扬佛法的一个基地。
在美国佛教的第二个特点是，美国佛教与传统佛教不尽相同，已经融合进美国文化的风格。如宗派和寺院称为教会，信徒则被称为会员。而宗教生活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进行。信徒们在钢琴伴奏下，读诵英译佛经，依此取代了东方晨钟暮鼓、焚香顶礼。
尽管如此，佛教在美国只是多种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的一种，还没有形成美国社会的信仰主流。其原因是美国社会的多民族成分和多元文化性质。
墨西哥在加利福尼亚州及索诺拉州西北部的小聚居区中，有一些亚洲移民信奉亚洲人的宗教，主要有佛教。
拉丁美洲的佛教徒加起来才是其总人数的0.11％。不过，佛教近年来在拉丁美洲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分布在巴西和阿根廷，并成立了南美佛教会，在1978年于圣保罗召开了世界妇女佛教徒会议。巴西的佛教徒主要是由日本移民传入的。在圣保罗省和城市里坐落着各个教派的几座寺庙、宝塔和禅定中心。1968年，在里约热内卢建有一座“上座部佛教中心”。
大洋洲和非洲的佛教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逐渐传入的，并具有人数少、影响小的特点，但其发展却较快。
大洋洲的佛教徒加起来才是其总人数的0.06％。大洋洲的日本侨民信奉国教。泰季、瑙鲁等地的华人也信奉佛教。目前，佛教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宗教。
非洲的佛教徒加起来才是其总人数的0.019％。非洲也建立了一些佛教中心和佛教协会及寺庙。
如果按佛教的出世精神来看，由佛教产生的民族关系是和睦相处的，而且佛教往往受到政治当局的欢迎，在历史上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也有一些特殊例外的情况，那是由于某些政治家出于政治的考虑、政治的野心和政治的手段，往往借用或利用佛教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斯里兰卡所造成的泰米尔人问题，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50]
在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民族冲突（以下简称为“僧—泰民族冲突”），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可是一次次的和解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而矛盾和冲突却一步步得以升级，给斯里兰卡各族人民带来了难以诉说的痛苦和灾难，给南亚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不安和骚乱。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斯里兰卡为什么不能像东南亚各国那样走上迅速发展经济腾飞之路，却步入越燃越烈的僧泰两族冲突的熊熊大火？何时南亚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僧泰两族人民何时才能从这种灾难中解救出来？
斯里兰卡位于南亚次大陆南端，是印度洋上与印度隔海相望的一个岛国，土地面积有6.56万余平方公里。斯里兰卡已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斯里兰卡岛上的土著居民是维达人。维达人的人种类型极为独特，属澳大利亚人种。达罗毗荼人和印度雅利安人于公元前1000年开始出现于岛上。他们把当地居民大部分消灭，剩下的同化。现代僧伽罗人的祖先，一般认为，原来是居住在印度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分好几批迁移到斯里兰卡岛上。通过印度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维达人的相互混合而形成了僧伽罗人。公元前3世纪，斯里兰卡岛上开始有佛教传入。早自古代就有一部分属于达罗毗荼族的泰米尔人进入斯里兰卡岛。自公元8世纪，特别是在10世纪初，泰米尔人移民开始大规模迁入。于是，就在贾夫纳半岛和东北部沿海地区形成一个较大的泰米尔人居住地。
复杂的历史发展，使得岛上的民族成分变得十分复杂，几乎每一种民族内部又都出现一些相互差别很大的支系，人口调查时都不得不作分别登记。
斯里兰卡虽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其民族主干构成并不复杂，简单可概括为“三族鼎立和两族对峙的格局”：一极是僧伽罗人，据1990年统计，僧加罗人有1180多万人，约占全国1600人口的74％，为国内的绝对主体民族。另一极是泰米尔人，有29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8％，为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第三极是摩尔人，有110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是国内第二大少数民族。可见，斯里兰卡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所以斯里兰卡的民族状况，主要呈现两极对峙的局面——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对峙的主体格局。
在宗教的民族构成上，斯里兰卡主要表现为僧泰两极化的对峙格局。斯里兰卡的佛教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69.3％，都是僧伽罗人。印度教教徒占15.5％，都是泰米尔人。其他的宗教比例只是占少数。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矛盾问题。僧伽罗人和摩尔人，摩尔人和泰米尔人之间，虽然也都发生过一些摩擦和冲突，但规模不大，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族冲突发生在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
斯里兰卡僧泰两族的矛盾冲突十分尖锐，近年来经常发生民族骚乱。
僧伽罗人虽是国内的主体民族，但与泰米尔人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并不占优势，而怀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被泰米尔人所压倒。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虽是少数民族，但因有印度的同族人作为强大的后盾，而不甘心失去他们历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地位。
宗教的冲突是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中国不同，斯里兰卡是个全民信教的国家，每个国民都信奉一种特定的宗教。斯里兰卡居民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属性有关。在这里，宗教成为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因为这种情况，宗教信仰便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界限。当地人认为，对待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什么态度、执行什么政策，往往被视为对待这个民族本身的态度和政策，直接牵动着这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准则。
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矛盾在历史上是由来已久的事，可以追溯到5世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矛盾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僧伽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斯里兰卡最早的当然主人。他们称斯里兰卡为“佛教岛”或“僧伽罗人岛”。他们不仅用“僧伽罗”一词表示斯里兰卡的居民，也用来表示这个岛国。13世纪以前，僧伽罗人一直集中居住在斯里兰卡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段——北部中区和东南部的干燥地带。后来僧伽罗人的文明中心逐渐向南迁移，把干燥地带让给了泰米尔人。对僧伽罗人南迁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气候的缘故；有说是疾病的流行；而多数僧伽罗人认为是泰米尔人的入侵，所以后来的僧伽罗人把泰米尔人看成是他们的侵略者。泰米尔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侵略者。泰米尔人极力证明，当僧伽罗人到达斯里兰卡时，他们的祖先达罗毗荼人已经在那里定居。所以，泰米尔人非但不是侵略者，而且是斯里兰卡的最早居民。并说明，自从13世纪以来，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北部建立了独立的贾夫纳王国。这足以证明北部地区是泰米尔人的传统家园。
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冲突的另一个历史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
殖民者入侵前，斯里兰卡处于三国鼎立的格局：北部是泰米尔人的贾夫纳王国，南部高地是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南部低地是僧伽罗人的克特王国。由于南北有一个难以通行的天然屏障，泰米尔人王国和僧伽罗人王国之间很少联系。甚至在葡萄牙和荷兰人统治期间也未能打破这种隔绝状态。18世纪英国占领了全岛并建立了中央集权之后，斯里兰卡才最终纳入统一政治体系之中。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关系起到了两种相反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促进了两族的融合，中央集权促进了两方的交往，为泰米尔人移居其他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民族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消极的作用是两族由于土地纷争加深了两族的矛盾。在殖民时代，泰米尔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这是因为，贾夫纳地区较早建立了教会学校，因此许多泰米尔人能讲英语，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从而使泰米尔人更多地具有了在殖民政府中任职和其他寻求自由职业的机会。
造成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民族冲突的第三个历史原因是印度泰米尔人的移入增加了僧伽罗人对泰米尔人的仇恨。国家独立高于民族矛盾。殖民统治的后期，两族联手来争取了国家独立。但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国家独立并不能掩盖民族纠纷的隐患。甚至可以说，斯里兰卡在独立之时就已埋藏了两族纠纷的极大隐患。
僧泰民族宗教冲突的第四个原因，即历史原因是来源于佛教反殖统治的一种变形或演变。起初，对于僧伽罗人来讲，确立佛教的优先地位，是为了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佛教在斯里兰卡一直处于国教地位，国王必须信奉佛教，并以佛牙作为王权的标志，使佛教和王权紧密结合。各地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和资源，佛教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垄断教育与文化，完全是个佛教的王国。但在16世纪以后，由于殖民主义者强行传播基督教，一些佛教上层人士改信基督教，才使佛教的地位一落千丈，佛教教徒受到歧视和排挤。因此，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时，在斯里兰卡首先掀起佛教复兴运动。一些民族运动领袖必然利用佛教来唤醒民族意识，开展反英斗争。斯里兰卡独立后，各党派执政期间，都为复兴佛教做了许多工作，不仅使国内的佛教得以迅速发展，而且对国外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当时在泰米尔人中并未引起太大不满”。可是，在1972年新宪法明确给予佛教以“最优先的地位”以后，就引起了泰米尔人公开反对。泰米尔大会党、联邦党和锡兰工人大会联合起来，组成“泰米尔联合阵线”，公开提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的口号，成立“影子内阁”，公然宣布通过《共和国宪法》的5月22日这天为“国丧日”。
僧泰两族冲突的历史表象背后隐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民族政策导致的，确切说是政治家们为了自己的权力造成的民族局面。主要是各党派出于自身利益，政治上拉选票，竞相顺应狭隘的民族主义潮流，制定并实施了错误民族政策的结果。[51]
由于斯里兰卡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因而选票成为决定一切的问题。为了能与统一国民党争夺选票，顺应民心，斯里兰卡自由党打出了民族主义旗号。在1952年的选举中，班达拉奈克以斯里兰卡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提出以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代替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一立场因未能得到僧伽罗农民的支持而导致失败。到1956年的大选时，自由党领袖班达拉奈克为了争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僧伽罗人的选票，又走向僧伽罗民族主义，提出“只要僧伽罗”的口号，结果自由党与其他一些政党组成的统一阵线竞选获胜，斯里兰卡便开始推行“只要僧伽罗法案”的政策。
“只要僧伽罗法案”政策产生了双重的民族后果：一方面，煽动了僧伽罗人的民族烈火，为以后的民族妥协、让步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伤害泰米尔人的民族感情，使泰米尔人面临社会生活的重重困难。总的结果是，僧伽罗民族主义和泰米尔人民族主义渐渐走向狂热，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斯里兰卡的民族国家主义逐渐消亡，成为导致僧泰冲突的最初也是最持久的原因。
泰米尔人的反抗危及斯里兰卡国家的统一，为此政府的民族政策才开始考虑消弭泰米尔人的反抗情绪，和代表泰米尔人利益的联邦党于1957年和1965年先后达成两个协议（《班达拉奈克—契尔文那亚甘协定》和《森纳那亚克—契尔文那亚甘协定》），试图以承认泰米尔语为少数民族语言可在北方省和东方省使用、下放一些行政权力为条件，以此来挽回危及国家的民族冲突。这本来是斯里兰卡解决民族纠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遭到了双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对，两项协定均未能得以实施，错过了民族融合的大好时机。
其次，教育问题及其引起的就业问题成了僧泰冲突的又一个关键。
泰米尔人聚居的北部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和土地贫瘠，没有多大发展农业的潜力，泰米尔人从发展教育中另谋出路，提出“教育就是出路”的口号。“只要僧伽罗法案”出笼后，许多担任公职的泰米尔人不得不提前退休，没有退休的泰米尔人也难以得到提升。从1956—1975年，政府官员中泰米尔人所占比例从30％降到6％。而高等教育机会的减少限制了青年泰米尔人的就业出路。有的学者提出，大学入学问题迫使许多受过教育的泰米尔失业青年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泰米尔人国家的要求。为此切尔瓦杜莱-马诺加兰得出结论道：“一个民族过去用于报偿甚少的土地的辛勤，现在转用于教育和教育带来的政府公职。教育就是土地。”[52]
教育问题必然导致就业问题。“只要僧伽罗法案”使在高等教育中减少了泰米尔人受教育的机会，限制了泰米尔人的就业门路，使得泰米尔人在担任公职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失业涉及生计的问题，泰米尔人的失业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反抗道路。不少高考落选而又遭到就业困扰的泰米尔知识青年，越来越同情极端分子，有的甚至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恐怖活动和武装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讲，恐怖组织泰米尔伊拉牧猛虎运动的形成和发展，都同泰米尔青年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有关，也正是在这些青年中，民族情绪最强烈，反抗意识最坚决。
再次，是僧伽罗人向泰米尔人聚居地的移民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缓和人口矛盾和开发落后地区，政府有计划地向人烟稀少的地区移民，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斯里兰卡，这个问题却成了加剧僧泰矛盾的重要因素。僧泰两族分布的格局恰巧与其地理差异大体相吻合——北部主要是泰米尔人聚居地，南部主要是僧伽罗人聚居区。所以，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自然也就成了由僧伽罗聚居区向泰米尔人聚居区的移民。
独立前，在这两族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这种移民并未引起多大的骚乱，但到了50年代后期，当僧泰矛盾日趋紧张的时候，这种移民便成了引起两族矛盾冲突的问题。这种移民活动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此后，历届政府都列有移民计划，并拨出专门资金，在北部地区安排一些土地开发工程。据官方声称，这种移民既可提供就业机会，又能增加粮食生产以减少粮食进口并节约外汇开支；既可缓解南方的土地矛盾，又可开发和利用北方的荒芜土地。这从全国整体利益来讲，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对此的看法却相当偏激：僧伽罗人认为这是光复祖业夺回被侵占的土地，泰米尔人则认为这是僧伽罗人对泰米尔人“传统家园”的侵略。泰米尔人担心，大批僧伽罗人的涌入会改变当地人口的民族格局和构成，使他们在自己占多数的地区变成少数，最终会受到僧伽罗人的同化和制约。而僧伽罗人则认为，泰米尔人反对向北移民是毫无道理的。他们认为，斯里兰卡的土地在历史上全部是属于僧伽罗人的，只是由于后来泰米尔人的步步入侵，僧伽罗人才被迫南迁的。其实，这种看法是偏激的：“入侵”并不是泰米尔人进入斯里兰卡的唯一方式，此外，像寻找工作、通商、联姻、传教、军援以及充当雇用军等也是泰米尔人进入到斯里兰卡的几种途径。因此，很早以来，在僧泰两族之间就已经形成了混血过程。僧伽罗王室成员早已不是纯粹的北印度雅利安血统，在僧泰两族人的血管里或多或少地流淌着对方的血液。2000多年的历史早已把僧泰两族结合成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对于两族的分歧，政府明显偏袒僧伽罗人一方，从而使泰米尔人的担心由本来是不应有的根据变成了合理的根据——某些僧伽罗族领导人也毫不隐讳地提出，政府向北方大规模移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加速融合”，为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破坏泰米尔人的地位”。当然，在选票政治的影响下，要想让他们完全出于公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果然不出泰米尔人所料，统治者实施移民计划的后果确实改变了移民区的民族人口构成。仅在1946—1958年期间，泰米尔人就从46.5％下降到40％，而僧伽罗人在东方省的比例就从7.8％上升到11.6％。
不当的移民政策多次导致了全国性大规模民族骚乱，可是并没改变政府原有的移民计划。政府不仅从经济上发给僧伽罗移民安家费，而且为了安全起见，还给每个僧伽罗居民配备机枪和步枪。这对业已紧张的僧泰关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外，如果从斯里兰卡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来分析，斯里兰卡僧泰民族冲突的根本政治原因是由斯里兰卡的特殊政治国情决定的：如果在建国初期，把民族冲突之火控制于初燃阶段，使之难以形成燎原之势，必须要有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胸怀。但历史上斯里兰卡的一些政治家们，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以个人利益为重，一方面为了拉选票上台执政，利用僧伽罗人的多数选票。另一方面他们错误地认为，泰米尔人是殖民主义的宠儿，感觉到泰米尔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优势地位，是因为殖民统治者扶植的结果。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执政者极力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使得新闻导向走偏，社会舆论失控，让破坏民族关系和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论自由泛滥，在僧伽罗人中造成一种“恐泰心理”和“仇泰情绪”，恨不得把国内的所有泰米尔人统统赶到南印度去，终使僧泰两族冲突燃烧成弥天大火。这种国情事实也就酿成了斯里兰卡因民族政策的失误导致的僧泰民族矛盾冲突的一幕幕悲剧。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僧泰斗争呈现两个阶段：1948—1976年是和平辩论时期；1979年至今是暴力冲突阶段。
泰米尔人联合统一阵线于1979年正式提出建立泰米尔人独立国家的主张后，开始使用暴力手段。1983年7月，13名僧伽罗人军人被泰米尔人炸死成为把民族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的导火索。发展到1987年上半年，政府准备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由于泰米尔人是个跨界民族，印度出面干涉，并同年8月派遣维持和平部队进驻斯里兰卡。印度处理的方式表面上并不是帮助泰米尔人打僧伽罗人，而是帮助斯里兰卡政府平息少数泰米尔人的极端分子，之后印度从斯里兰卡撤军。这样基本上才平息了这场冲突。
斯里兰卡在解决泰米尔人中的民族政策为后人留下的启发是：如果不是用经济一体化加强本国内不同民族的凝聚力，而对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等级对待的民族政策，就可能导致国家的离心力，从而加深民族纠纷和民族隔阂，并错过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距离的大好时机。
泰米尔人对于僧伽罗人来讲，是个驱逐不掉但又消化不了的大难题。解决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冲突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主要因为：
第一，独立的要求都是不现实的。尽管越来越多的泰米尔人支持独立主张，但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看，独立的要求都是不现实的。独立也不能给泰米尔人带来多少好处。而且，即使北方获得独立，仍有四分之一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居住在僧伽罗人地区，而东方省还有相当数量的僧伽罗人和穆斯林，民族问题有可能继续存在。泰米尔人的独立与自治很难马上实现，政府的和与打亦不能立即生效。
第二，武装镇压也行不通。首先因为泰米尔人毕竟有印度做后盾，尽管印度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之间由于甘地的被害而产生了隔阂，但作为同“族”人，印度人不会袖手旁观的。其次，镇压必定会加剧业已存在的民族裂痕，把更多的泰米尔人推向极端组织一边。再次，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虽是少数民族，但在南印度却有数千万同胞，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的心理优势，也为他们提供了武器，训练基地和避难所等物质帮助。同时，正是由于这部分泰米尔人存在，印度政府对于斯里兰卡政府的镇压行动也不能无动于衷，虽然印度政府出于自身的目的，并不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独立主张。此外，僧伽罗人内部极左派政党人民解放阵线的活动也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力。这个反政府组织与泰米尔人极端组织有某些共同目标，他们相互之间事实上已有联系。这些因素使政府实际上无法运用武力彻底肃清泰米尔武装分子。况且，即使一时镇压成功，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局面便不会根本好转。
第三，目前最可能的局面是和和打打的局面。和平与发展乃是如今世界两大主题，这将长期是主宰着今后世界发展的主要格调。但世界发展的主流大势中，往往存在某些历史的逆流。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就是如此。独立初期，斯里兰卡曾经度过了一段经济繁荣的美好时光，被人们视为“一块稳定、安静和井井有条的绿澈”。然而，好景不长。1956年以来，历届政府曾多次试图以让步换取和平，在语言和自治权问题上均作过妥协。但这类妥协常常只是一纸空文，甚至签署不久就被取消，原因就在于激进的僧伽罗人实力阶层的态度。斯里兰卡的议会民主制使得激进派可以通过选票长期左右政府的政策。政府很难与泰米尔人达成妥协而又不招致大多数僧伽罗人的反对。独立以来，斯里兰卡一直由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两党的民族政策虽有所不同，但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到目前为止，僧伽罗人实力阶层并未表现出退让，大僧伽罗主义依然故我。因此，通过政府的实质性让步，以和平方式根本解决僧泰冲突的条件尚未成熟。
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政治引起国际政治的问题。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大僧伽罗主义的民族政策。从整个过程来看，僧伽罗人及政府一直处于进攻态势，而泰米尔人则一直处于防卫地位。从昔日的占优势到今天的被剥夺，泰米尔人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因此，和解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愿意和能够做出实质性让步，以保证泰米尔人的平等权利和平息泰米尔人不满情绪。
然而，也并不是不存在和平发展的可能性。[53]因为，僧泰两族之间的民族斗争并非是全民性的，而是少数执政者利用的某种政治手段。对斯里兰卡文明破坏的不是僧泰两族的广大人民，而是少数反动贵族。在斯里兰卡历经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僧泰两族人民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两千多年，两族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时间长而发生矛盾冲突的时间少。此外，在长达约四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受殖民主义者重用的只是僧泰两族中的个别成员，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是多数僧泰两族人。况且，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两族人民始终并肩作战，团结一致，同呼吸共命运，两族领导人也是同仇敌忾，共商大计。问题的关键是，僧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两族的上层之间，是他们在为了争夺执政地位（或为争夺王位或为争夺议会席位）而相互征战、相互厮杀。
虽然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但并没有为西方人广为接受，主要是亚洲民族而且是部分亚洲民族的宗教信仰（西亚民族多数不信佛教而信伊斯兰教）。全球的佛教徒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亚洲的佛教徒总数约占世界佛教徒的95％以上，东亚为1.54亿，南亚为1.56亿。佛教徒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西欧等国家的佛教徒虽有数十万（集中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但主要是亚洲民族的移民及其后裔。信仰佛教比例最大的国家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在柬埔寨，佛教徒占总人口高达99％。泰国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4％。蒙古的佛教徒占90％。日本的佛教徒达到全国人口的74％。老挝佛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58％。越南佛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51％。韩国的佛教徒占37％。
虽然佛教并没有被世界一切民族所接受，但其毕竟成为为世界许多民族所接受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为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就佛教的基本精神而言，佛教徒应该和其他民族产生一种和睦的关系（但政治家处于某种政治考虑利用佛教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则应另当别论）。历史上的大量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个规律。而现代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你死我活的纷争，应属于政治家对佛教进行利用的政治范畴。
自从佛教产生后，就有了佛教与世界各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各族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中，产生了接受佛教的民族文化的演变。这种历史演变是各族之间进行和睦交往的过程。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列举出其中的过程，但却可以选出重要的环节，来展示佛教与各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
尼泊尔历来和中国的佛教交往密切。408年尼泊尔高僧陀跋陀罗到长安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祗律》40卷，还在中国各地译经13部125卷。633年，唐朝著名的玄奘法师来到洛明达、迦毗罗卫城，及瞻礼佛陀出生地。与此同时，尼泊尔僧人也来到中国进行弘法事业。1260年尼泊尔艺匠80人到西藏为元朝国师八思巴建黄金塔。1384年，明太祖派遣智光法师出使尼泊尔，尼泊尔王马达纳罗摩也遣使来中国致送金塔佛经。明成祖时，智光又一次出使尼泊尔。在当代，1956年，中尼两国政府签订协议，给予两国人民来往和朝圣种种方便。同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了在尼举行的第4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尼国王马亨德拉暨王后向我国赠送了文殊师利菩萨像。1959年，甘露喜法师率团来我国访问。1961年，由中国佛教协会赠款兴建的“马亨德拉大厦”落成，而另一座“科学大厦”在加德满都举行了奠基仪式。1984年李先念主席向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赠送梵文《法华经》复印本，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稀世珍本。1986年11月，班禅大师率团访尼，参加了“世佛联”第15届大会开幕式，并将中国佛教协会拟在蓝毗尼兴建佛寺的蓝图赠送给比兰德拉国王，中尼两国传统友谊得以进一步发展。
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佛教徒有着友好往来的历史。据《梁书》记载，中斯两国佛教关系最先始于公元397年，当时斯里兰卡国王派遣沙门昙摩比丘历时10年，航海送来一尊高1.4米的玉质佛像。410年，我国高僧法显经印度到达斯里兰卡，在斯访问两年，带回了《弥沙塞律》长、杂阿含等杂藏，并在他的《佛国记》中记载了斯国的佛教情况。488年，斯里兰卡比丘僧伽跋陀罗到达广州，同中国和尚一起将他携带的《善见律毗婆沙》译成汉文，并从其中的“众僧点记”中推算出佛陀卒于485年。638年，唐玄奘法师到斯里兰卡对岸的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在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他所闻知的斯国佛教情况。743年金刚智的弟子不空三藏到斯里兰卡、印度学习大乘密教，746年返国，共译经122卷，是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在9—10世纪，斯里兰卡僧人曾三次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梵经和佛舍利、菩提树、画像等。中国和尚也多次到斯里兰卡瞻礼佛牙。新中国成立后，中斯两国佛教徒间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斯里兰卡达马拉塔纳等长老到达北京参加会议，向我国赠送了佛舍利、菩提树苗。1956年，斯国总理科特拉瓦拉致函周总理，委托我国协助编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1961年5月，斯佛教界派遣代表团到中国迎接佛牙舍利巡游了斯里兰卡8省15行政区，使300万人瞻礼佛牙。1979年8月14日，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访问我国期间，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了一尊仿制的古代佛像。1986年中国佛学院应斯里兰卡法师罗罗、维普拉萨拉的邀请，派出5名学僧赴斯学习巴利语，这一举动推动了中斯佛教友谊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8月，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访华，向北京广济寺住持赠送了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根据1000多年前斯里兰卡的一尊古佛像仿制的。
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在历史上加深了两国民族的友好往来。如古天王继位、圣德太子摄政时，圣德太子曾旨定17条法，主要内容是建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会秩序，但也旁采佛法。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创始人最澄、空海都曾留学中国，在中国习佛多年。唐代高僧鉴真的事迹为佛教从中国向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朝鲜和中国的佛教往来也十分密切。朝鲜佛教是4世纪后期由中国传入的。当时朝鲜半岛正值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国三足鼎立时代。早在372年，前秦苻坚派顺道和尚把佛学、佛像送到高句丽，佛教便正式传入朝鲜半岛。374年，东晋僧人阿道又到高句丽传播佛教。384年，印度僧人摩罗难陀经中国到百济，在双山州创建佛寺。527年，佛教正式在新罗传播。新罗也常有僧人到中国学习，549年梁帝派遣使者同新罗僧人觉德共同送佛舍利到新罗。565年，陈文帝派人赠送经论给新罗1700多卷。7世纪后期，在新罗统一时与唐朝友好往来更为密切，许多新罗沙门同唐僧一道西行求法。在唐代佛教各宗形成后，诸宗和朝鲜僧人都建立了良好关系，从中相互切磋，共同研习佛法。在禅宗方面，新罗沙门法师于贞观年间入唐从四祖道信受传心法。此时，有众多新罗僧人学习禅法，大都学成回国，弘扬佛法。在华严宗方面，新罗僧人义湘于661年到长安，从智俨习得《华严》，671年回国后，在太白山创建浮石寺，僧徒云集，门庭若市，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在宋朝，1085年高丽僧义天携带弟子到中国求得佛法，赠送佛经佛像给宋哲宗。1086年携带1000多卷经书回国，弘扬天台、贤首教法。后来又赠书《华严经》180卷给钱塘慧因寺。慧因寺为此而建阁珍藏，故该寺又俗称“高丽寺”。在元代也有许多高丽僧人来华学习。到了明清时代，朝鲜佛教界呈现禅净兼修、儒释会通、教禅一致的局面。
蒙古的喇嘛教和印度的关系密切，几乎每年都派出喇嘛代表访问印度，并派不少喇嘛到印度受训，学习佛教。
佛教普度众生的博大精深的领悟给世人开启了拯救灵魂的道路，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欢迎，但佛教的反种族主义的一面却鲜为人知。佛教的反种族主义精神意味着什么呢？
从处理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的角度上看，佛教是人类对种族主义的较早反应，是对民族平等、种族平等的较早提倡者。佛教是对雅利安人种族主义的反抗，雅利安人的种族主义主要表现在种姓社会制度上。而佛教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雅利安人提倡的种姓制度。
佛教创始人之所以不满意于种姓制度，是因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获得经济、政治特权的一种社会制度。由于印度经济上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富裕的商人特权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雅利安人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度怨恨，造成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关系上的紧张。非雅利安人对祭士占据支配地位极为不满。
佛教的产生一方面是属于蒙古种族的释迦族部落对雅利安人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印度教某些信条不足的一种扬弃。印度教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教义往往是比较死板的，不能提供对自由的追求。所以一部分富有才智的人开始与当时的印度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和沉思。因此，在印度发展起宗教改革运动，于是诞生了两个宗教改革运动，佛教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耆那教。
佛陀在开始并没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更没打算创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由于佛陀死后，其弟子的布道和传播，从精神上震撼了许多信奉者。佛教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遵从“尚武精神”（指认为唯自己的信仰为最佳，希望异族也应信仰之），而是靠文力即博大精深的信仰魅力吸引信仰者，绝没有强加于人的作为而全靠信仰者的自愿。可以说，佛教的传播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信仰者内心需要的结果。
佛教这种信仰的精神需要根本不适合于后来印度发展的种姓制度的社会，往往适合于其他国度。所以，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可是在印度本土非但未能得到发展，却受到一定的抑制，结果使佛教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和开枝散叶的却是其他民族和国家，从而使佛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反对种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民族主义，还可演变为普济主义。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普济主义。所以，我们说，扬弃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和普济主义两种文化。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反对种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一种。
普济主义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共性。但佛教的普济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和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不同，佛教主要体现在主张通过“崇文”的方式实现普济主义的社会目标，而早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主张“扩张”精神来实现。有趣的是，佛教的这种“崇文”精神竟然能够在中国北京城的“崇文门”得到了物化或对象化。佛教与其他两大世界宗教的不同点在于，佛教通过人类个体得到灵魂上的精华，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人的灵魂上的拯救。所以就培育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好战精神和征服精神，以及后来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虽然在印度如今的佛教教徒人数极少，但佛教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佛教主张非暴力主义（即杀戒）。这一教义为现代印度教（不是古典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据说，圣雄·甘地虽然不是佛教的成员，但他受到戒杀教义的影响很深。
宗教有出世和入世两种。印度教是积极入世的抱有很大政治理想的一种宗教，目标就是确立社会的等级种姓的合法化。正是由于这种入世和出世的区别，使印度的佛教、耆那教、锡克教首先起来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分立和种姓制度。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所以反种姓制度和种族平等的思想必然是佛教创始人的一个基本精神。
“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或“普济主义”是佛教创始人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一开始就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背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佛教本身就是作为种姓制度的对立面和反对者问世的。正是因为佛教的这种“普度众生”，才使得佛教不像耆那教那样，主要在印度求得发展，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除了反种族主义之外，佛教给予人类的巨大贡献是：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佛教主张民族或种族平等、众生平等、正义和公正原则；在政治上，主张通过人民选举最高管理机构，经过磋商做出决策的民主管理体制诸形式；在科学领悟中，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对科学进步有巨大的启发；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印度学者克里尚·马瑟把佛教给人类的贡献概括为：“佛教在印度延续了上千年，它集中体现在平等、公正和正义原则基础上。它开创了科学研究的新纪元，并建立了由人民选举最高管理机构、经过磋商做出决策的民主管理体制诸形式。”[54]关于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人生领悟的思想，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侧重介绍佛教弘扬科学和政治民主的方面。
佛陀运用科学领悟的方法，揭示了人生、社会与宇宙的本质：宇宙是由无数个看不见和看得见的物体组成，有太阳、月亮、行星、尘埃，还有无数个在不停运动并相互作用的微粒。佛陀并没有提出“不可分割”最小单位那种有局限的理论，而认为，无物常在，万物常新，无论是较大的粒子，还是较小或更小的物质微粒，都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这就是说，原子也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而且不是最小的，是可以再分割的。这远比古希腊的原子学说要高明得多。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德谟克利特都认为原子是宇宙间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后来科学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才克服了原子不可分割的局限。
佛教对科学的影响不单纯在某一个理论观点的具体提法上，更重要的是其宣扬一种公开讨论的方法，绝不盲从任何一种权威。佛陀宣称，自己的思想可以公开讨论，可以公开接受批评考验，不要盲从任何哲学和宗教的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佛教不仅充分说服了民众，克服了婆罗门教的弱点，而且在古代印度的近千年之中，促进了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历史上，摩揭陀国的频鞞娑罗王成为佛教的信徒，并建立培养了专业人才的学校和医院，还建立了一些高等学府。在这些学府里，既讲授宗教课程，还讲授数学、天文、建筑和音乐等科学知识。由于佛教倡导弘扬学术和科学，才引起了印度的技术进步，才会出现精妙绝伦的佛塔、佛像等佛学艺术品。2世纪，人们已经精通外科医学的技术。从5—13世纪的那烂陀学府，医学研究已经包括了血液循环系统、呼吸器官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等分支。公元5世纪时在德里树立的熟铁，被认为是处理耐熔金属技术的成就。
佛教的政治贡献就是批判专制，弘扬和鼓励思想自由和民主制度。佛陀通过在寺院中建立民主共和形式的管理体制，弘扬人人平等或众生平等的观念。那烂陀高等学府的管理体制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其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发言人，还有选举产生的类似现代议会的组织秘书。佛陀告诫君主要重视选举产生的最高管理机构的建议，任命有能力的人担任行政官员。虽然政治统治者并不可能总是接受佛陀的建议，但历史表明，“只要统治者能接受佛陀的某些教诲，他的附近便能保持相对的和平与发展”。
佛教在历史上是亚洲文明统一的标准。“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传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55]
[1] 参阅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630页。
[2] 参阅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486页。
[3]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5] 田真：《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6] 田真：《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8]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9] 转引自张英《东南亚佛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10]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1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2] 同上书，第196页。
[1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14]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15]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16]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17] 同上书，第113页。
[18]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19] 田真：《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0]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21] 田真：《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2]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3]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24]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342页。
[25]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26] 同上。
[27] 佛教进入斯里兰卡，不仅成为僧迦罗人的民族纽带，而且成为僧迦罗民族形成的根本性要素。参见曹兴《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一书，第12页。
[28]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29]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30]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31] 同上书，第119页。
[32]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33]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34]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35]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6]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37]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38]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39]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40]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41]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42] 同上书，第118页。
[43]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44]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45]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46]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47]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48]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49]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50] 参见曹兴《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51] 曹兴：《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52] 切尔瓦杜莱-马诺加兰：《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与和解》，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53] 曹兴：《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54] 〔印〕克里尚·马瑟：《佛教对印度科学与政治的影响》，《民族译丛》1992年第2期，第73页。
[55] 〔印〕克里尚·马瑟：《佛教对印度科学与政治的影响》，《民族译丛》1992年第2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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